正文
中國歷代王朝關於金、銀、銅、鐵、鉛、錫等礦藏的開採、冶煉及其產品流通的法令。
根據古文獻的記載和地下文物的發掘，中國人民早在夏、商時期，就掌握了青銅的冶煉和鑄造技術。但是關於礦冶法的記載，始見於《周禮·地官》：“卝人掌金玉錫石之地，而為之厲禁以守之，若以時取之，則物其地圖而授之，巡其禁令”。“卝”即礦；“卝人”，即國家管理礦冶業事務的職官。這一記載表明，中國西周時期已有關於礦冶的禁令，並設有專門官吏職掌其事。春秋時期，中國已進入鐵器時代。《國語·齊語》記載：“惡金以鑄鉬夷斤,試諸壤土”。“惡金”指鐵。《管子》記齊設有“鐵官”，並說齊“官山海”，即對礦冶、製鹽實行官營政策。戰國時期，秦國也曾實行鹽鐵官營。西漢初年，採取“休養生息”的政策，放鬆冶禁，許民開採,由國家徵稅。武帝(公元前141～前87在位)時，由於連年征戰，財政匱乏，又將冶鐵、製鹽收歸國營，在中央設鹽鐵丞，總管全國鹽鐵事務；在郡（國）、縣設鹽、鐵官，經營鹽、鐵的生產和銷售。不產鐵的地區也設“小鐵官”，負責收集廢鐵，改鑄農具。嚴禁私人冶鐵、鑄鐵器，規定：“私鑄鐵者，左趾。博士使郡國矯詔令民鑄農器者,罪至死”(《漢書·食貨志》、《文獻通考·征榷考》)。東漢時,官府在許多重要銅、鐵礦區設定冶煉場或鑄造作坊;對私營礦冶業則旋禁旋開,時有變化。東晉、南朝時期，礦冶業以官營為主，中央和地方都設官吏主持。北魏時“罷山澤之禁”，允許百姓采冶(《九朝律考·後魏律考下》)。唐代初，除西北地區外，實行聽民私采、國家收稅的政策。唐德宗(779～804在位)時,戶部侍郎韓泗建議:“山澤之利宜歸王者”，自是設鹽鐵使等官吏，經營官礦冶業，而對民間采冶嚴加禁止，如規定：“禁采銀，一兩以上者，笞二十，遞出本界，州縣官吏節級科罪”(《文獻通考·征榷志》)。上述礦禁政策基本上一直實行到唐代末年。至宋代，礦冶法更趨嚴密。宋神宗熙寧（1068～1077）年間下詔：“坑冶坊郭鄉村並淘采烹煉人並相為保，保內及於坑冶有犯，知而不糾或停盜不覺者，論如保甲法。”宋徽宗大觀二年(1108)下詔：“金銀坑發雖告言或方檢視而私開淘取，以盜論”（《文獻通考·征榷考》）。為了控制鑄錢的原料，官府對銅礦業控制很嚴，嚴禁私采私鑄；允許民間開採鐵、鉛、錫等礦，其產品由政府收買大部分，余聽民出售。但宋徽宗大觀年間又禁止鐵私相貿易，“而農具器用勿禁”，於是官自賣鐵，唯許鑄俰戶市之；政和年間，又仿茶鹽法，“置爐冶，收鐵給引，召人通市”。南宋內外交困，財力不濟，寬弛礦禁，“以金銀坑冶召百姓採取，自備物料烹煉，十分為率，官收二分，其八分許坑戶自便貨賣”(《文獻通考·征榷考》)。與南宋對峙的金，礦冶法令也較寬容，“金銀坑冶許民開採”,1%為稅，甚至不收稅。元代統治者為了維持其民族統治，防止人民反抗，對可以製作武器的鐵及鐵器控制得非常嚴格，鐵制農具由政府設局專賣，對製造鐵器的工匠，也嚴加管理，嚴禁民間煉鐵鑄器，規定“諸鐵法無引私販者，比私鹽減一等，杖六十，鐵沒官，內一半折價付告人充賞；偽造鐵引者，同偽造省部印信論罪，官給賞鈔二錠付告人；監臨正官禁治私鐵不嚴，致有私鐵生髮者，初犯笞三十，再犯加一等，三犯別議黜降”（《元史·刑法志》）。元代也禁私銅，“敢私煉者禁之”，並禁私造銅器；對於錫冶，仿茶鹽法，規定“印造錫引，每引計錫一百斤，官收鈔三百文,客商買引,赴各冶支錫販賣。無引者，比私鹽減等，杖六十，其錫沒官”。元對金礦管制較松，允許民間采冶（《元史·刑法志》）。明代對礦冶業管禁極嚴，限定金銀等貴金屬礦基本上只能由官府經營；一些與國計民生關係較大的鐵、銅、鉛、錫等礦，也由官府設局采冶；民間一般只許開採其他礦藏，並須取得官府的批准，交納一定的課稅。未經官方許可，私人不得開礦，否則處以重刑。明律規定：“凡盜掘金銀銅錫水銀等項礦砂，每金砂一斤折鈔二十貫，銀砂一斤折鈔四貫，銅錫水銀等砂一斤折鈔一貫，俱比照盜無人看守物準竊盜論。”明英宗正統(1436～1449)年間定私煎銀礦罪：“凡福建、浙江等處軍民私煎銀礦者，處以極刑，家口遷化外，其遁逃不服追問者，調官軍剿捕。”明憲宗成化(1465～1487)年間又定私販銅貨罪：成化五年定四川軍民偷來白銅者，為首枷號，依律治罪；至是因封閉雲南路南州銅場，免徵銅課，乃定路南凡私販銅貨出境，本身處死，全家發煙瘴充軍；成化二十年又定，雲南寧州等處軍民客商有偷采銅礦、私煎及潛販出境者，照路南州例追究。明孝宗弘治十三年(1500)又申定盜掘礦砂罪著為例：“凡盜掘銀、銅、錫、水銀等礦砂，但系山洞捉獲，曾經持杖拒捕者,不論人之多寡，礦之輕重及聚眾至三十人以上,分礦至三十斤以上者，俱不分初、再犯，發邊衛充軍。若不及數，又不拒捕，初犯枷號發落；再犯免枷號，亦發邊充軍”（《續文獻通考·征榷考》）。清代統治者由於自身是滿族貴族，較之明代統治者更加擔心人民聚集於深山,以採礦為名進行反抗活動,因此對冶礦嚴加限制，特別在清初基本上是停開停冶。如雍正(1723～1735)年間多次詔諭：“開採一事……人聚眾多，為害甚巨。從來礦徒，率皆五方匪類”(《清朝文獻通考》)；“今若舉行開採一事,不免聚集多人,其中良頑不一，恐為閭閻之憂累”(《東華錄·雍正朝》)。然而，由於社會經濟的發展,迫切需要越來越多的各種礦物,清政府後來不得不有限度地放鬆礦禁。概括而言，清政府對銅礦冶基本上實行聽民開採、官府收銅的政策。康熙（1662～1722在位）時定“開採銅鉛之例”“凡各省產銅及黑白鉛處如有本地人民具呈願采,該督撫即委官監管採取”,“採得銅鉛以十分內二分納官，八分聽民發賣”（《清朝文獻通考·征榷考》）；後來又實行“放本收銅”的政策，即預借給各廠銅本,而各廠所產之銅都必須賣給官府;如果私相買賣，一旦查獲，銅均沒收，人皆治罪。礦民預借銅本以後，因官定銅價過低，出賣產銅不夠償還借本，礦民瀕於破產，清政府不得不提高銅價，並允許銅廠將小部分產品作為“通商銅”自由買賣。對於鐵冶業，清政府的政策又有所不同。清政府一方面不能不在一定程度上允許鐵的采冶和流通,以利生產,另一方面又非常害怕鐵的廣泛使用和自由流通，將使被壓迫的人民得到鬥爭的武器，因此將鐵的采冶、運銷置於嚴密的監視、控制之下，規定：除徵收鐵稅20%以外，凡採鐵冶鐵地方，爐座的數目、產量，工場主以至礦工、鐵工的姓名、履歷均須詳細報官，發給執照。某商在某處向某戶買鐵若干，運往何店，也要呈報給單，過關驗單，嚴禁無照私販。如道光十一年(1831)續修的《欽定戶部則例》（見清代法規）規定：“陝西南山鐵廠令商民自出資本募工開挖，由地方官查明該商人姓名籍貫，取具甘結，加具印結詳明，藩司發給執照，方準開採……倘有私挖，即行封禁，照例治罪……所出鐵斤只準鑄造鐵鍋、鐵盆、農具,倘有賣給匪類,私制軍器等弊，立即嚴拿治罪。”清政府這種控制、干預礦冶業發展的政策，一直延續到鴉片戰爭以後。 從戰國至清末，在長達2000餘年的封建社會中，除極少數短暫時期和個別統治者外，歷代封建王朝幾乎總是推行礦冶官營、禁止或限制私營的政策。封建統治者採取這種政策，在一定條件下對抑制地方割據勢力、鞏固封建國家政權，起了一定的作用。但對於商品生產和商品流通，對於生產力的發展，則起了阻礙和破壞作用。特別是到了明、清時期，由於商品經濟日漸發達，資本主義經濟已經萌芽，社會生產迫切要求衝破自然經濟的藩籬，向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發展，這種政策的反動性和危害性就愈益嚴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