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平事跡
石覺,民國13年(1924年)冬考入黃埔軍校第三期。15年1月畢業後,歷任國民革命軍排長、副中隊長、營長等職。19年4月參加蔣、馮、閻中原大戰,後任第4師第1旅營、團長。同年冬,參加“圍剿”方誌敏領導的贛東北紅軍。22年,參加對中央蘇區的第五次“圍剿”。
24年冬,在陝北參加“圍剿”紅軍。
民國26年(1937年)7月抗日戰爭爆發後,石覺任第4師第10旅少將旅長,率部開赴華北對日作戰。8月,參加南口戰役。1937年3月率部參加台兒莊戰役及武漢會戰。1938年5月,參加隨棗會戰。1939年初,升任第4師師長。5月,參加棗宜會戰。1940年,升任13軍副軍長兼第31集團軍訓練處處長。41年3月任85軍副軍長。7月,代理13軍軍長。43年,先後參加豫中、長衡會戰。1944年5月至8月,參加對入侵廣西日軍的反攻作戰。
1945年10月,石覺率第13軍從廣州海運秦皇島,開赴東北對日軍受降,併兼任東北第1綏靖區司令官。11月,率部攻占山海關、錦州等地。
國共內戰時期,石覺先後在遼東、熱河參加反共內戰。駐紮熱河時,兼任第2綏靖區司令官及熱河省保全司令。民國37年(1948年)任華北“剿總”第9兵團中將司令官,率部參加平津戰役。49年1月21日,中國國民黨華北“剿總”總司令傅作義接受和平改編,石覺、李文等蔣介石嫡系將領乘飛機離開北平。石覺到南京後,任京滬杭警備總司令部副總司令兼淞滬防衛司令部司令官。4月,任上海防守司令。5月24日,在人民解放下攻進市區後,石覺率殘部撤至舟山群島。此後,擔任舟山群島防衛司令兼浙江省主席。1950年5月,率部12萬餘人撤退台灣。
到台灣後,先後任台灣防衛總部副總司令兼北部防守區司令、南部防守區司令、第2軍團司令、金門防衛司令官、參謀本部副參謀總長兼聯合作戰計畫委員會副主任委員,並晉級為陸軍二級上將。1959年7月,任聯合勤務總司令部總司令。1963年7月,任考試院銓敘部部長。1969年以後,任國民黨中央評議委員會委員、總統府國策顧問,還任中國國民黨第七、八、九屆中央委員,中國國民黨第十、十一、十二屆中央評議委員。此外還擔任過台北廣西同鄉會理事長、香港廣西同鄉會名譽會長、世界廣西同鄉聯誼會名譽會長等職。晚年主持中華民國太極拳協會工作,出錢出力,積極在民間推廣太極拳運動。
1986年9月23日病逝於台灣。
生平年表
1908年1月14日生於廣西省桂林臨桂縣宛田鄉瓮潭村人,原名世偉,字為開(一作維開)。
1924年考入黃埔軍校第三期入伍生總隊。
1925年6月參加平定劉楊叛亂。7月升入黃埔軍校第三期學生隊步兵科。
1926年1月畢業後任黃埔軍校第5期入伍生排長。
1928年黃埔軍校遷至南京後任第6期學生總隊第2大隊副中隊長(大隊長為湯恩伯)。
1929年春任教導二師第一旅第三團第三營營長。
1929年5月參加中原大戰,任第4師第10旅第9團第3營營長,赴江西圍剿紅軍。
1930年2月調任教導第2師(師長張治中)第1旅(旅長湯恩伯)第3團第3營少校營長。11月11月所部改稱第4師(師長徐庭瑤)第10旅(旅長湯恩伯)第9團第3營,仍任營長。
1932年6月升任第4師(師長徐庭瑤)第10旅(旅長湯恩伯)第9團副團長兼第3營營長。12月升任第17軍(軍長徐庭瑤)第4師(師長徐庭瑤)第12旅第24團上校團長。
1936年4月升任第4師(師長王萬齡)第12旅(轄兩團)旅長。36年冬兼任集寧警備司令。
1938年2月12日升任第13軍(軍長湯恩伯)第4師(師長陳大慶)副師長。後兼任第31集團軍乾訓班教育長。
1939年1月5日升任第13軍(軍長張雪中)第4師(轄三團)師長。6月17日晉任陸軍少將。
1942年3月28日升任第85軍副軍長兼第31集團軍突擊總隊司令。7月30日升任第13軍代理軍長(副軍長吳紹周、參謀長呂公良,轄蔡劍鳴第4師、舒榮第89師、廖運周第110師)。
1943年5月17日實任第13軍軍長。
1944年7月獲四等雲麾勳章。
1945年獲勝利勳章、忠勤勳章。10月升任東北第2綏靖區(轄第13軍、東北保全第3支隊、第4支隊、熱北第1支隊)中將司令官兼第13軍軍長。
1948年1月獲二等寶鼎勳章。3月獲三等雲麾勳章。9月22日晉任陸軍中將。10月兼任熱河省政府委員。11月10日升任華北“剿總”第九兵團中將司令官(副司令蔡劍鳴、參謀長全英,轄駱振韶第13軍、廖慷第31軍)。
1949年1月任京滬杭警備總司令部(總司令湯恩伯)副總司令兼凇滬防衛司令部司令官。4月兼任上海防守司令。6月調任舟山群島防衛司令部(轄吳仲直第75軍、段沄第87軍、董繼陶暫編第1軍)司令官兼浙江省政府主席、浙江省綏靖總司令。
1950年5月調任台灣防衛總部副總司令兼北部防守區司令。獲忠勇勳章、一等寶鼎勳章。
1951年2月改兼南部防守區司令。
1954年調任陸軍第2軍團司令。
1956年12月調任金門防衛司令官。
1957年7月1日升任參謀總部(參謀總長王叔銘)參謀次長兼聯合作戰計畫委員會主任委員,晉任陸軍二級上將。
1958年7月1日改任參謀本部(參謀總長王叔銘)副參謀總長兼作戰次長。
1959年7月調任聯合勤務總司令部總司令。
1963年7月改任考試院銓敘部部長。12月當選為國民黨九屆中央委員。
1969年4月當選為中國國民黨十屆中央評議委員。
1975年被聘為總統府國策顧問。
1986年9月23日因中風逝世於台北榮民醫院,享年78歲。
人物訪問
一、河南紅槍會攻擊零星國軍搶奪槍械,請問貴軍曾否與其發生衝突?
答:我的部隊沒有和紅槍會衝突,中原會戰中在嵩縣東方遭遇敵飛機空襲,之後我的參謀長張純璽(東北軍過來的)行李遭暴民搶走,他要派隊奪回,我告訴他為了行李派兵打他們,不大好,你沒有行李就用我的好了。後來攀登伏牛山時,他一路發火,因為眼鏡掉了,走山路很艱難,就拉著我的腰皮帶爬山走路。
我看到一份雜誌說:“三十三年春日軍進犯中原時,湯部兩個集團軍撤退之際,屢遭豫西民眾攔截……”這是荒唐不過的話,慢說是兩個集團軍,即使是一個戰鬥的班,也根本吃不動,攔不住。我曾見在遠方擔任警戒的班,暴民四五十人逼近,意圖奪械,班長警告之後,發射兩枚槍榴彈,該等暴民即行鳥獸散;附近村民連忙送茶送水前來,連連好話,表示親熱。只是對離散的官兵有殺人奪械的不少報導,尤其敵軍猛攻之下或空襲之時,暴民對離散人馬趁火打擊的行為,層出不窮而已。該雜誌又說:“對失散官兵,被民眾繳械資遣。”民眾有資格資遣國軍官兵嗎?這是黑心瞎說,所謂資遣雲者,乃為遣至地府之飾詞耳。又說:“民團全是自衛,決無為非作歹者。”請問對抗日國軍,敢於殺人劫械,此非為非作歹而何?而對敵軍縱橫竄擾,奸淫擄掠,無所不為,反無任何阻礙,“自衛”云乎哉?該雜誌既吹噓了民團能攔截兩個集團軍(在豫西作戰是五個集團軍及若干獨立師旅,是日寇動員了大量兵力擊退的,你們只會剪徑的小毛賊,沒有這能力),同時一口咬定戰場地區沒有共匪活動(單是交付感化的潛匪就有兩千多,南召以北山地幾成匪化區),這真是天真到了家,糊塗透了頂。
二、中原會戰中,其他部隊作戰情形如何?又軍隊補給是否不足?
答:胡宗南將軍所屬的劉戡集團,曾出潼關策應作戰,駐豫西的三十六集團軍總司令李家鈺陣亡。我方補給初期還不錯,中期之後等於沒有補給。飛越駝峰的補給品,杯水車薪,補給西南區部隊,猶嫌不足,北戰場國軍當然尚未分到。
三、據說湯恩伯將軍在河南曾繳別庭芳的械,請道其詳。
答:湯先生收繳別庭芳槍械之說,決無此事。別廷芳在豫西八縣很有力量,他握有暗面政權,省府派出的縣長都得聽他的,不過豫西八縣治理得很好。他的方法極為特別,聞他要求每個鄉挑三至五個壞人來殺,不經任何司法程式,以後竟然夜不閉戶,道不拾遺。他對湯先生極好,他手下兩個團長和我很熟悉,常有來往。抗戰時國家需要這種地方力量,一方面用以對付敵人,一方面用以應付匪黨,不可能繳他的械。十三軍是湯兵團最初發展的核心部隊,湯先生就是第一位軍長,因此有人要破壞湯先生形象,就先破壞十三軍。
我抓閻姓土豪也是奉命,他與我不相識,我只知臨汝有個閻家,後來戰區執法總監金漢鼎將軍給我命令,並說有五、六位七八十歲老人向他哭訴,控告閻家強占別人土地,並藏有很多槍,胡作非為,要我派隊搜查拘捕送辦;我奉命行事,這樣當然會得罪土豪劣紳,對我造謠中傷。主要還是匪黨在其中煽火。
四、問:日軍向以步炮配合空軍攻擊我軍,這種情形在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有無改變?我空軍的反擊力又是如何?
答:並無改變,因美軍主力在南洋一帶,相距遙遠,對在華日本空軍威脅不大;而我空軍數量有限,空中支援極為難得。
抗戰中我首次看到我方軍機,是在安陽附近行軍,看到六架飛機南飛。中原會戰時,雖有飛機支援的命令,但我只看到一架軍機迫降在我的陣前,我援救了該機飛行員後,將他送回重慶。唯一見識到我方空中威力,還是在防守貴陽時,中美混合聯隊的P51飛機,將一個日軍騎兵聯隊消滅於獨山西南方的隘路中。只這一炸,將日軍受我空軍威脅的實況顯示出來,可能影響了他們的進攻企圖。我後來率部反攻,路徑該隘路,還看過轟炸後的痕跡,人馬枯骨滿地,臭氣熏天。這次中美聯隊的轟炸極為重要,而不少空軍人士卻認為並不重要,真是奇怪。
五、問:為公對三次長沙大捷的看法如何?
答:我認為日軍未集結強大兵力進攻,三次長沙會戰,日軍雖告敗退,但不能視為潰敗。第四次日軍全力進攻,長沙即告不守,最後衡陽經第十軍堅守,並有幾個集團軍在旁反擊,結果也告失陷。
六、問:機動作戰部隊如何與戰區配合?
答:以湯集團為例,雖為中央直轄,但因配合作戰需要,仍要劃歸戰區司令長官指揮。
七、胡宗南部隊駐防陝西,被誣專用於對付共產黨?
答:胡宗南將軍最多時轄有十三個軍,防區在陝甘,正好與中共為鄰,故中共渲染稱胡部專用以對付共產黨;其時胡宗南將軍部隊也曾出陝與日軍作戰。戡亂時胡部調華北者有李文之三十四集團軍,袁朴之十六軍,羅歷戎之第三軍。
-- 資料來源:《石覺先生訪問紀錄》(台北: 中研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