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民四十集
《石民四十集》是明代文人茅元儀所撰寫。茅元儀字止生，號石民。明末崇禎在位時，輔佐薊遼孫承宗軍務，主要任務是防禦北部邊陲少數民族虜夷的南下入侵，確保中原安全。茅元儀曾歷任副總兵之職，掌有軍權，駐寧覺華島，後來由於兵營內部譁變被派遣到漳浦戎守。遼東戰事危機，他極力主張抗敵禦侮，以保衛大明萬里江山社稷為大義，屬於主戰派人物然而生不逢時，雖有偉世之才卻壯志難酬，可謂盈恢宏之氣而為世俗所羈，滿腔的愛國熱情不為君王所識，徒對空山明月舉眉長嘆而已矣，最後因為奸佞小人的忌恨讒言所逼，悲憤縱酒而卒。茅元儀自小聰慧好學，博藝多才。所著書籍文章甚多，《石民四十集》實屬鴻編巨製，匯集詩文論稿各種體裁的文章於一爐，共九十八卷，他曾經這樣講“詩與人合”。意思是說文如其人。在《石民四十集自敘》中茅元儀這樣寫道：“少年氣蓬勃。惡人抑其銳也，好為沉鷙之言；今其氣沉矣，又惡人之抑其鈍也，好為剽悍之言。如設境以參之，猶昔銳而今鈍。文境亦約略如是。”一方面說明了他的文章的挺拔沉鬱為風格自成一體，同時也在另一方面表現出他凜然獨立，蒼勁雄健的個人風範，茅元儀一直喜歡閱讀史書。三十八時就已經通曉二十一史，乃至於朱黃版本點竄達七遍之多，這種披覽古今，融貫歷史的作風成就了他廣博淵富的學識，也使得他能夠在面對那些偉異奇卓的文士，經歷不幸命運而掩卷沾襟，悲已憂懷的時候，更進一步強化自身承載與肩負的慷慨懷抱，任天下之安危於已身的內在意識。為此，他全身心投入到抗夷滅虜，匡濟天下的事業中去，在廣闊的天地中展露自己的政治、經濟和軍事等多方面的卓越才能和過人的膽識。
《石民四十集》作為他生活歷程的一種客觀記錄，集中展現了茅元義內在的胸襟和偉大的人生理想，作為一名遼地的邊關將領，他肩負的是國家危亡的重託，舉目四望，眼前的敵人不僅有狂悍的蒙古後裔，而且有率女真部落直滅遼蹙宋之雄風的努爾哈赤，剿滅奴酋是他一生不曾放棄的追求。他曾經這樣講：士之所以自立者，以不愧其初心也。天下日夕所患苦者奴虜，元儀日夕所誅夷者奴虜。”（《上孫高陽相公書四》）深切表達了他的一腔愛國之情。茅元儀從軍抵禦外侮，並不是侈求高官厚祿，榮華富貴，也不是為了光宗耀祖，抬高門楣，只是為了濟天下百姓。並且在言談中不止一次地表白自己在明軍掃平東奴之後，獻俘凱鏇之日，半歸隱潛居，和山水同娛的志向，正是“我欲將銳師窮長白，擊遼東西數千之地，以還天子，遂長嘯故山不受斗大之印，以快其餘年。”（《七快堂集》）
他一直以“進未能東＜酋或＞奴，西＜酋或＞夷，退未能任巢許，傲夷齊”（《與王子書》）為恥辱，而熱切渴望在“奴警■突，荷戈投芟之時”能被君王重視，為國家重用，挽救國家江山壯稷於危若壘卵之際，拯溺救焚於平虜盪奴之時，即使肝腦塗地獻身殺場也在所不惜，他喜歡談論用兵之道，樂於關心天下之事，熟悉騎射武兵之用，精道於安邦定國之策，所以，對於遼國疆界邊防警務的形式有獨到而理性的認識，在《海島情形疏》中，茅元儀詳細分析了遼東地理狀況以及遼兵與明朝軍隊的各自優勢，提出了先守關以為基，後恢遼以圖進，有信地而後可審機（《督理軍務事宜》）的軍事戰略思想以為改掩襲為大舉，改牽制為搗滅，而望此一路可成大功者，終夢語也”。
著力強調把持制海權的重要性，認為只有這樣才是消滅敵人的根本途徑。而最佳途徑是“我欲全以遏奴之渡河，不如出奇以濟我之渡遼”（《寄陶玄暈中丞書》）。因此，他對那些率意用兵，屢履敗轍的作法提出了嚴厲批評有一語中的妙。茅元儀對自己的一整套兵略謀劃充滿強烈自信，在給皇帝上奏的疏、議中為次加以論述，同時，在給新朋舊友，同門僚屬的書信中也竭力暢述。
茅氏一方面對平滅奴酋保持著樂觀的態度，認為奴酋儘管凶悍狡詐，野蠻獸斗，但終究不敵完顏阿骨打或者忽必烈的經天緯地之才，用他的話講是“奴酋一狡夷耳。觀其用兵制勝，剽悍有之，若其疏漏可乘，不可枚舉”，所以奴酋可滅，只不過是時間的早晚問題而已。他指出只要知已知彼把握時機，軍餉錢糧充足，士卒軍力旺盛，就一定能夠擊敗消滅他們，對於這一點，茅元儀深信不疑。在給友人的信中他發誓說：“奴酋不蕩平者，則請愚儀之頭以謝。”
另一方面，他又深刻地意識到國運日衰的現實，對奴酋南下的危險性表現出強烈的憂患意識，“既慮奴今日之南下，又慮奴將的心協為家，即暫去又復來”（《清躬往調集的圖大計疏》）以為“然欲得志於奴而特區區一關，此必不可得之數也。”（《報歐陽ㄍ谷南垣書一》）特別是國家正處於“徵調不已，天下物力漸竭，褒血阝不行，天下之心漸去，罰典廢馳，天下之紀綱漸滅”的危險境地之中，“奴何憂不得志乎！”（《與唐存憶侍御書》）表明了茅元儀對奴酋實力和雄心的高度重視。為此，他不斷告誡人們要拋棄幻想，而避免坐以待斃。在《撫夷志序；女真考》和《近女真考》等文章中，他對奴酋發展的歷史作了窮根溯源的說明，想使人們看到“夫女真之興微矣，竟以一旅之師，亡遼蹙宋。”“女真一小夷耳，授官制貢，奴而使之今頡頑一隅，騷動天下”的事實憤然振起，在《志引·四夷》中把女真與北虜均列為天下大患之首，其用的也在於喚醒朝廷上下將官士吏的警覺和抗敵之心。
在《石民四十集》中，茅元儀不僅記載了“適以建夷匪茹服開元，應奎一門屠戮盡”（《御者開元衛指揮同知應襲何應奎墓碣銘》）的及“邊氓以掘參闌也塞，為奴酋所殺，凡三千餘人”（《近女真考》）等奴酋的不義之行和殘暴之舉，而且熱情歌頌了奮勇擊奴，抗侮御酋，忠貞威武的將士功勳：”高陽公當潰敗之餘，驅東西孽虜，整頓毆脫四百餘里，駐師右屯，游騎出入三岔，奴一夕幾驚，自遼陽從瀋陽，夏營塞外，几几遁匿矣。”（《督師紀略序》）以為高陽公功高不可磨滅，偉志未可剝奪。
茅元儀《石民四十集》所反映的內容和他的人生軌跡相吻合，縱覽全集，抗虜滅奴，保全江山，重振雄風始終是其文集的重要主題。在其書信當中，涉及邊關遼邊戰事的內容歷歷在目，更不用說疏，議三文了，所以，《石民四十集》與其他同類書籍一樣，遭到清庭禁毀的厄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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