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花小說

源頭當有二:“一是漢初司馬遷的《史記》中的遊俠、刺客列傳;二是魏晉、六朝間盛行的‘雜記體’神異、志怪小說。

百花文學的源頭當有二:“一是漢初司馬遷的《史記》中的遊俠、刺客列傳;二是魏晉、六朝間盛行的‘雜記體’神異、志怪小說。”如果說先秦兩漢乃至魏晉志怪,為武俠小說的產生構築了堅實的基礎,為之前奏;那么唐傳奇在文學史上一領風騷時,武俠小說即真正開始萌芽。
火藥沒有發明之前,刀槍劍戟都被稱為冷兵器,在冷兵器時代,個人的武術技巧就顯得十分重要,它既可保家衛國,又可以用它求取功名富貴,尤其是統治者,更是十分看重,在中國古代教學,是文武並重的,《周禮》中記:養國子以道,乃教之六藝。六藝中的射與御,就是射箭、駕戰車揮刀槍作戰的。《漢書.藝文志》亦載“劍道三十八篇”“和手搏六篇”,被稱為“兵技巧”,它以手足、器械的使用為基本技能,據今已有二千多年,至南朝劉宋時,已有武術之稱。會武術的人,一方面進入朝廷的軍隊,成為職業軍人,這類人為朝廷所用,自然也就會在浴血沙場的同時,求得功名富貴。
但總有一類人,就象現在的執政黨與在野黨一樣,對朝廷政治以及當權者有不同看法,在武術上的在野黨就是那些號稱俠客的人。他們因各種各樣的原因流落民間,又自恃一身好功夫,挑戰權貴、邪惡,扶危濟困,這也原本沒有錯,但也有因所謂重感情、講義氣而犯糊塗的時候,只為報恩或復仇,可以置國家法律與他人利益於不顧,這就是韓非子說的:“俠以武犯禁”。但如果在一個政治黑暗民不聊生的朝代,當俠客們嘯聚山林,當起“綠林好漢”來“替天行道”,公然與當權者叫板時。這種行為,卻得到老百姓的擁戴,這同時也是俠植根人們心中,得到人們喜愛的重要原因,如瓦崗寨的程咬金、秦叔寶等與水滸傳中的魯智深、武松等。
[編輯本段]【武俠與俠客】
一部《水滸傳》,能流傳千古,恐怕還與它宣揚的俠義精神密切相關。而這種大規模的俠士聚集於綠林,並自稱綠林好漢,這也大概是後來武林的出處,不僅取其山野之間自由自在,大概也有“在野”的意思,而且似乎“民主”程度也很高,他們以“會盟”的形式推選盟主,而推選的標準則只有兩個,那就是武功和武德,否則,一律免談。它們既顯示出一種民間社團的性質,又是一種鬆散的聯合。只有到了諸如水滸的規模,才顯示出其政治和軍事組織的特性來,但有一點仍是肯定的,那就是無論是晁蓋還是宋江,都是俠士們自己推舉出來的。
但最初的俠客多是獨立的,個人的行為,如《史記》中記載聶政以及著名的荊柯剌秦王的故事。這樣的人和事,在春秋戰國時期還不少,當時由於七國之間爭霸稱雄,恩恩怨怨很多,各國權貴們都爭相征賢納士,這裡的士,就是指武士,如當時的信陵君、平原君都養了好幾百甚至上千的這類“食客”,這也就給這類武士俠客們創造了生存條件,他們大多以俠義著稱,或為國,或為報主人之恩,充當刺客,甚至不惜捨生取義。這是封建時期的一大社會特點,歐洲中世紀時期的騎士,以及日本的武士,都與其類似。
這些俠義武士,歷朝歷代都有,他們那種大義凜然,扶危濟困,路見不平杖刀相助,不畏強權,不畏殘暴的武俠精神,十分為人們所敬仰。這些武術人士大多是真人真事,瓦崗寨、水滸中的俠客們不提了,如少林武功,武當派武功都是實實在在的武術流派,也有不少名家出自這些派別,宏揚了武術精神,就是近代,如清光緒年間的大刀王五,以保鏢為業,被人稱為大俠,他與譚嗣同交厚,戊戌變法時,還主動要求保護他出走。再有就是霍元甲,就曾擊敗不可一世的洋武師,大長了國術威風。而這些發生在現實生活中的武俠與武俠故事,則為武俠小說的創作,提供了豐富的源泉與土壤。
不過,另一類俠客就與我們現在的許多武俠小說有些類似了,他們似乎總存在於事實與虛構之間,這也似乎很深地影響了後世武俠小說的產生與發展,他們總是帶有神奇性和神秘性,有的甚至過分誇大了武術本身的功能及作用,但這種以超人形象出現,除暴安良的武俠,又恰好反映了人們的希冀和願望,這當中對後世武俠小說影響最深的有三個人物形象,那就是越處女、紅線和崑崙奴。越處女源自《吳越春秋》,紅線出自唐.袁郊撰《甘澤謠》,崑崙奴則出自唐《傳奇》,歷史上,許多身懷絕技的武俠們常常願意退隱江湖,這是因為人心難測,即便是恩重如山的主人們也是如此,這種思想也影響了後世許多武俠的為人和武俠小說的創作。而從另一個角度講,官場的腐敗與黑暗,也使他們更願意潔身自好,不願意同流合污,這也是武俠們得到人們尊敬的重要原因,同時也是文人們一種理想的人文精神,所以歷朝歷代有那么多的文人願意記錄書寫創作這些武俠故事,也是一個重要原因.
“百花小說”就是毛澤東1956年“雙百方針”提出以後,在短時間內發表的一些不同於以往的傾向的小說。1956年,毛澤東提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文學界在理論上和創作實踐上,都出現了一些不同於以往傾向的作品。比較重要的小說有:王蒙的《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短篇小說《辦公廳主任》(李易),《田野落霞》、《西苑草》(劉紹棠),《蘆花放白的時候》、《灰色的篷帆》(李準),《沉默》(何又化,即秦兆陽),《入黨》、《明鏡台》(耿龍祥),《美麗》(豐村),《紅豆》(宗璞),《改選》(李國文),《小巷深處》(陸文夫);特寫《被圍困的農莊主席》(白危),《爬在旗桿上的人》(耿簡,即柳溪),《馬端的墮落》(荔青)。這些作品,在反右派的運動中,全部被打成“毒草”。文革結束以後,右派被平反,這些作品,也變成了“鮮花”。當時,出版了一部小說集,把這些作品收集起來,叫《重放的鮮花》。
這些作品可以大體上分為兩大類型:一類是批判現實的,一類表現人性的。
批判現實的。
王蒙(1934~),河北南皮人,曾任文化部長。代表作有長篇小說《青春萬歲》、《活動變人形》、《季節三部曲》,中篇小說《布禮》、《蝴蝶》、《春之聲》等。王蒙是一位多產作家,除小說創作外,還發表了大量的散文隨筆,評論文章等。
《組織部來了個年輕人》過主人公林震的觀察和思考,反映了新中國現代化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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