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作
短篇小說《明鏡台》，中篇小說《楊柳依依》、《月華皎皎》等。
逸聞與悼文
從《明鏡台》到《反腐敗紀實》
——小記作家耿龍祥
去年在《傳記文學》雜誌第5、6期合刊上讀到耿龍祥的《反腐敗紀實》，感覺是一篇極合時宜的紀實文學佳作。文章出手不凡，一開頭從有人去安慶中國共產黨的創始人陳獨秀墓地憑弔寫起，提出了人民民眾極為關心的尖銳問題即執政的中國共產黨人能不能戰勝自己隊伍中的腐敗分子？緊接著筆鋒一轉，正面描寫安慶萬人大廠石化廠在廠長徐士華、黨委書記喻道成這些共產黨人領導下展開的曠日持久的反腐敗鬥爭及其實績，是一篇寓理於事、實事求是、飽含激情、有分析有說服力，反映當前人民民眾關切的主題的力作，更不用說行文的委婉曲折、跌宕多姿，使文章富有藝術魅力，雖逾萬字而不嫌其長。遺憾的是這篇有分量的佳作似乎沒有受到讀書界、評論家應有的重視。最近聽說上海《文學報》評選該作為報告文學二等獎，這是做了一件符合讀者心愿的好事，對於熱心寫作紀實文學、報告文學的作家，也是必要的鼓勵。
從作品我想到作家耿龍祥其人，想到他步入文學界的那一段坎坷歷程。
1956年初冬，《人民文學》常務副主編秦兆陽從安徽省一家刊物讀到一個中篇小說新作《秋清湖邊》，作者的名字是陌生的，叫耿龍祥。但小說描寫農村人物很鮮活，文筆清麗可喜，看出作者熟悉農村生活的形形色色，可算一個行家裡手。找到他的地址、聯繫單位，秦兆陽決定把他請來編輯部改稿。不久，一位中等個兒、穿著樸素的瘦削青年來到編輯部，他就是耿龍祥。說起來這才知道他是江蘇人，很小就參加游擊戰爭，如今是安徽農村的一位區委書記，寫作只是他的業餘愛好，《秋清湖邊》是忙裡偷閒寫下的。耿龍祥就住在編輯部院中一間小平房裡。稿件修改了一個多月，作者、編者都不甚滿意。耿龍祥因不願離開崗位太久，打算收拾行裝返回去。這時秦兆陽對他說，你生活閱歷那樣豐富，是不是留下個短篇再走？老耿關在屋內冥思苦想，忽地一天夜晚走進秦兆陽房裡放下一篇稿子說：“剛才‘靈感’來了，隨便草寫了一篇小東西，我也拿不準，請你看看吧。”即轉身離去。第二天早晨，老秦興沖沖地到編輯部說：“耿龍祥寫了篇好小說，明年1月號的短篇小說特輯有指望了！小說寫得很精短，你們再看看。”這就是1957年1月號《人民文學》以顯著地位發表，隨後引起熱烈反響，可說是“一鳴驚人”的耿龍祥的《明鏡台》。小說不過二千來字，作者從參加過戰爭的一位幹部極為平常的家庭瑣事（對待一位小保姆的態度）出發，卻提出了一個極為嚴肅、深刻的問題：人民在戰爭中以血汗、生命支持了我們，我們今天對他們的態度（家裡所雇小保姆亦是人民一分子）怎樣？不能不引起善良的人們的揪心似的共鳴（至少我閱稿後感受是這樣的！）和深思。《文藝報》等報刊當時都發表了評論，對小說給予較高的評價。
誰也想不到，幾個月後，耿龍祥卻因這篇短短兩千多字的小說，而被劃為右派！人說“良藥苦口利於病，忠言逆耳利於行”，耿龍祥這篇小說，頂多是講了點“逆耳”的忠言。但1957年，文藝界確有不少忠心耿介之士因在小說、報告文學中進了逆耳忠言而遭重罰，發表唯一一篇小說《改選》的李國文是這樣。而小鬼出身、寫了唯一一個短篇的區委書記耿龍祥也是這樣。小說才二千多字，有人曾跟耿龍祥開玩笑，你挨了二十多年苦役，平均一百個字罰你一年苦役，你進忠言付出的代價太高了！我曾冷靜客觀地為耿龍祥構想一番：假如當初《人民文學》不請他進京改稿、寫稿，他不沾文藝界的邊呢？耿龍祥這位精明、能幹的區委書記，說不定不僅不會被劃為右派，且仕途“看好”呢！不過話又說回來，像耿龍祥這類“窮年憂黎元，嘆息腸內熱”的人，不管處在什麼崗位，他這種“憂”和“熱”總要表現出來的，他展露的忠言總是有點“逆耳”的，這就難討所有人喜歡，說不定躲過了反右擴大化，也難躲其他一個接著一個的運動呢！
像曇花一現似的，1957年後，耿龍祥自然是從文學界消失了。不過1963年我曾奇蹟般地見過他一次。那時安徽作家陳登科到北京來修改長篇小說《風雷》，住在中國青年出版社，我去看他，遇見在他身邊的耿龍祥。這時，耿正應陳之約幫他當“寫作參謀”。陳登科是個仗義的人，他同耿是要好的朋友，他待老耿一如既往。而老耿雖說幫陳改稿，也只是做點默默無聞的工作。
一晃又是十年。1973年，我在體委工作去安慶市出差，這時打聽到老耿在一家肉類聯合加工廠當頭兒，遂去訪他。十年不見，老耿額上添了皺紋，但精神不減當年，談吐亦如往昔。交談中他對“四人幫”的倒行逆施和他們的“文藝政策”表現出強烈的不滿。我問他，你還寫不寫東西？他連連搖頭，說，我的圍棋下得不錯，假如你愛下圍棋，我可以陪伴你……
從此我跟這位作家重又恢復了聯繫。粉碎“四人幫”後，老耿長期擔任安慶市委宣傳部長，在撥亂反正、落實黨的宣傳文化政策等等方面不乏善政。聽說近年他已將較多的精力集中於文藝創作，繼續深入生活訪察民情。《反腐敗紀實》一文正是他深入工廠採訪數月後結出的碩果。
天國里依然有你明鏡般的笑容——悼念老作家耿龍祥
作者：黃復彩
始終不忘記那一年耿老龍祥突然造訪我在貴池的家，一上午就躺在我家的沙發上同我談心的情形。那是一個春日的上午，陽光燦爛，一如耿老明鏡般的笑容。那時候他不過五十多歲吧，我稱他“耿部長”。那是一個文學的復興時期，全中國的人都在談著文學，談《班主任》，談《月亮灣的笑聲》，談復出後的一批老作家們。我們當然也在熱衷地談著。剛剛完成了《楊柳依依》和《月華皎皎》的創作，他同我談他的下一個寫作，並詢問我的寫作計畫。美好的交談讓時光短暫，一上午就這樣過去了。那天我鄉下的親戚送來新鮮的河蝦和時新的菜蔬，我母親為我們做了幾樣小菜。耿老當知道我母親已經七十多歲時，竟然發出一聲驚嘆：“是嗎，老人家是怎樣讓身體這樣好的呢？”
中午，我們就著這幾樣時令菜蔬，不緊不慢地喝著酒。飯後，他就在那張硬幫幫的沙發上睡了一覺，輕輕地打著呼嚕，直到他的司機前來接他，已是天將傍晚了。
現在，我在寫這篇悼念他的文章時，當年的情景如同昨日，耿老親切的笑容栩栩如生。然而，再也看不到他的笑容，再也不能聽到他對我母親的高齡康健及我與和尚的交往所發出的孩子般的天真驚嘆了。此刻他正走在天國的路上，我祝他一路走好，我要對他說，我想念您，想念那段美好的時光！
耿老有恩於我，有大恩於我。
1983年，我的中篇處女作《月缺月圓》在浙江《江南》雜誌上發出，第二年五月，這篇在藝術上並不成熟的小說受到浙江日報激烈的批評，批評者甚至上綱上線，其語言同文革初期文痞姚文元的腔調如出一轍。雖然我當時身居池州小城，但安慶卻有人想藉機造勢，擬對我的小說組織批判。身為安慶市委宣傳部副部長的耿老在一次會議上直著嗓子說：“誰敢動黃復彩一根毫毛，我老耿跟他沒完。”正是耿部長的凜然正氣震懾了那些人，一個剛剛走上文學之路的青年得以安全度過那段人生的艱難期。1985年春，中國文藝的又一輪春日到來，安慶地市聯合召開近一百人的文藝創作會議，那次會議上，耿部長几次以我為例，提出各級文藝領導一定要當青年作家的保護傘，鼓勵青年作家的文學創作，從而為繁榮安慶地區的文學創作推波助瀾。那次會議被很多人認為是耿龍祥為黃復彩及其小說“平反”的會議。
也就是從那時起，我開始對這個老人有著一種特別的情感。每次我來安慶，必去拜訪他。在他的辦公室里，他脫著鞋，微笑地看著我，盤起雙腿坐在沙發上，完全沒有部長的作派。有人進來匯報工作，他不耐煩地揮揮手說：“你等一會兒再來好不好？”或者：“你放在我桌子上，我過一會兒處理。”
耿龍祥年輕時因在人民文學上發表《明鏡台》等小說而與王蒙、劉賓雁等齊名，並與他們成為最好的朋友，他也因為這篇著名的小說而被打上右派。直到“文革”的結束。粉碎“四人幫”後，中國文學的春風撲面而來，耿老一氣寫下《楊柳依依》《月華皎皎》等多部中篇小說，其中《楊柳依依》被評為當年安徽文學一等獎，繼又被《小說月報》轉載。王蒙做《人民文學》主編時，將他寫於五十年代末的短篇小說《明鏡台》重發，雖然時光過去三十多年，但小說魅力依然。
到安慶工作後，有時候，我會去他家裡看他，常常已經半上午了，他仍一邊偎在床上啃著大餅油條，一邊同我聊天。吃完了，撲撲灑落在被子上的芝麻和餅屑，繼續半躺在那裡與我談著文學。他同我談契訶夫《跳來跳去的女人》，談肖洛霍夫的《靜靜的頓河》，直到臨近中午，他夫人再三的催他起床。
他從文聯退休後，我很少再見到他。有一年大年初一，我忽然想去給他拜年，然而在天后宮一帶找了一上午，也沒摸到他的家門。後來知道他搬遷到另一個小區了。
去年12月，我得到我的長篇小說《紅兜肚》即將出廠的訊息，我想把這訊息第一個向他報告，也希望看到他讚許的目光。我從紀念那裡要到他家的電話號碼，然而幾次電話，卻無人接聽。我後來知道，他因病而住進了醫院，可沒有任何人告訴我他住院的訊息，這使我失去與他最後親近的機會，他也永遠不能得到我小說出版的訊息，這不能不是我的永久的遺憾。
天國的路不是很長，他的兒子樂成告訴我說，父親對死亡一向持達觀。是的，我似乎看到他在天國的笑容，看到他盤著腿，坐在那裡，聽我們述說著文學的興興衰衰。我也相信，他永遠都是快樂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