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念
凡是認為支配有機界發展的一般規律也適用於社會的社會學，稱為生物社會學。它有兩個派別，一派是有機主義的，另一派是社會達爾文主義的。
發展歷史
生物學是研究生物各個層次的種類、結構、功能、行為、發育和起源進化以及生物與周圍環境的關係等的科學。
特別是20世紀40年代以來，生物學吸收了數學、物理學和化學等的成就，逐漸發展成一門精確的、定量的、深入到分子層次的科學。人們已經認識到生命是物質的一種運動形態。生命的基本單位是細胞，它是由生物生物學蛋白質核酸蛋白質、核酸、脂質等生物大分子組成的物質系統。生命現象就是這一複雜系統中物質、能和信息三個量綜合運動與傳遞的表現。生命有許多為無生命物質所不具備的特性。例如,生命能夠在常溫、常壓下合成多種有機化合物,包括複雜的生物大分子；能夠以遠遠超出機器的生產效率來利用環境中的物質和能製造體內的各種物質，而不排放污染環境的有害物質；能以極高的效率儲存信息和傳遞信息；具有自我調節功能和自我複製能力；以不可逆的方式進行著個體發育和物種的演化等等。揭露生命過程中的機制具有巨大的理論和實踐意義。
生物社會學家(sociobiologist)研究昆蟲、動物和人類的社會行為，探索這些行為的基因根源，希望以此能夠把個人遺傳基因和社會的發展進程及社會組織活動聯繫起來。哈佛大學科學教授愛德華·威爾遜是研究昆蟲社會的專家，也是生物社會學的創始人和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他假定，自然界不存在普遍一致的攻擊本能，與此相反，不同生物有著各自不同的攻擊行為方式，以確保自己能在達爾文式的進化過程中生存下去。威爾遜分析了人類的社會進化過程和攻擊行為，認為它們主要取決於人的天性，而不是文化發展的結果。這個新領域似乎有些自命不凡，力圖把社會學和動物行為學(ethology)(研究動物行為的學科)結合起來，並不加區別地斷言行為具有遺傳根據。
所有活的有機物都有其基本的和物種特有的生物需求。科寧指出：“這些需求包括較為純淨的空氣、多種營養物、淡水、睡眠……棲身地和遮蔽物(或更概括地說，是保持體溫的需要)，以及健康護理，其中包括對衛生設施、身體安全、繁衍後代以及養育和訓練後代的需要。”從全世界範圍來看，大部分人類經濟活動都用於滿足這些基本的生物需求。對人類來說，生物需求很快就被更高級的，也常常是更難以滿足的心理需求所取代，如歸屬感、自尊和榮譽感、自我實現，等等。人類社會在政治和經濟領域裡的競爭和衝突，大都是因為人類的生理和心理需求通常超過供給。但這並不必然使我們得出結論，認為自然界就是“血腥殺戮”，人類社會中的暴力侵犯和戰爭不可避免。一些生物學家堅持認為，在自然界和人類社會中，適者生存所帶來的互助和合作行為，至少和衝突行為一樣常見。
理論基礎
生物社會學有兩個派別，一派是有機主義的，另一派是社會達爾文主義的。其中，在國際上，有機主義的理論代表是斯賓塞的生物社會學，社會達爾文主義的理論代表是社會進化論，而在中國，關於生物社會學較為權威的是有關於社會達爾文主義的嚴復譯赫胥黎《進化論與倫理學》——《天演論》。
①斯賓塞的生物社會學
赫伯特·斯賓塞——“適者生存”(survixral of the fittest)的發明者，英國實證主義哲學家和社會學家，社會達爾文主義的鼻祖，生物社會學和社會有機體論的主要代表人物。他在達爾文《物種起源》出版前便提倡一種普遍進化的觀念。
在達爾文的進化論問世之後，斯賓塞提出了“社會達爾文主義”，認為社會可以和生物有機體相比擬，社會與其成員的關係有如生物個體與其細胞的關係。他所看到的社會是有如一個生物有機體，是按照生物進化的規律向前發展的，於是他便用生物進化規律來取代人類社會的發展規律，創立了所謂生物社會學。生物社會學包括兩個部分，即社會有機體論和社會進化論。
②社會達爾文主義
社會達爾文主義又稱社會進化論，是套用達爾文的生物進化規律來解釋社會發展的一種理論。根據達爾文的觀點，進化論的核心是自然選擇，也就是為生存而展開的鬥爭。生物進化的規律是生存競爭，優勝劣汰、自然淘汰、適者生存。社會達爾文主義是由達爾文的進化論演繹而來的，斯賓塞企圖套用達爾文的這一規律來說明社會歷史的發展，用它來解釋人與人之間、國家與民族之間、國家與國家之間的關係，認為社會亦如生物界一樣，是一個生存競爭的世界，而人類社會的發展史就是一部優勝劣汰，自然淘汰，適者生存的歷史。
③嚴復譯赫胥黎《進化論與倫理學》——《天演論》
《天演論》翻譯於戊戌變法之前。嚴復根據現實的需要，對此書有選擇、有取捨、有評論、有改造。赫胥黎的原書名為《進化論與倫理學》，而嚴復在翻譯時只用了原名的一半。在嚴復看來，進化論的原則是普遍適用的，不僅自然界，就是人類社會也是按照這個原則發展的。“天演”就包含著宇宙整體之意。赫胥黎是堅定的達爾文主義者，但是他堅決反對將進化論原則運用到人類社會。嚴復不同意赫胥黎的觀點。在譯述赫胥黎“人心常德，皆本之能相感通而後有，於是是心之中常有物焉以為之宰，字日無良。天良者，保群之主……”(《天演論》卷上導言十三制私)這段話後，就在“按”中表示，人類雖然具有“善感相通”的同情心、 “天良”而相愛互助，團結“保群”，但這不是先驗的，只是“天演”的結果和產物，它不是原因，是“末”而非“本”。在嚴復看來，人原本與禽獸一樣，之所以“由散人群”，形成社會，完全由於自己的安全利益的需要，並不是由於一開始人就有與動物不同的同情心、“無良”、“善感相通”。因此，生物競爭，優勝劣敗，適者生存的自然進化規律，同樣適用於人類種族和社會。
研究內容
現代社會學中注重人類社會的生物因素者為生物社會學。生物社會學的研究內容大概概括為兩方面：一方面研究人類特質與社會現象的關係，另一方面研究人口的出生、死亡、生存等與社會現象的關係。前者為人口品質論，後者為人口數量論。
人口品質論向來有兩種不同的見解：一種重視先天遺傳的影響，以為人口品質只是人類先天遺傳特質的表現；一種重視後天環境的影響，以為人口品質只是社會環境陶冶的結果。二者似各有所偏。從現在的研究趨勢和實驗研究所得的結論來看，可以知道很難確定先天遺傳的影響程度，而後天環境所生的影響，卻有明顯的徵兆。
人口數量問題，向來有兩派不同的研究。一派注重人口的問題，尤其重視人口發展與經濟的關係。如人口增加與食物的調整，人口分布與土地的利用，移民增減與生活程度的升降等。更由此等問題延伸到貧窮、失業、戰爭、犯罪、制育等社會問題。自馬爾薩斯以後，直至如今，其研究人口問題者，大率屬於此派。如伊世德的《人類歧路》(Mankind at the Crossroads，1923)，勞史的《僅有立足地么?》(Standing Room Only?1925)，湯卜遜的《世界人口的危險地點》、《人口問題》(Population Problems，1929)，葛遜德的《人口問題》，藍迪士的《人口問題》(PopulationProblems，1944)等，均為現時人口問題的名著，其所討論的問題，不外數量、品質、分布三類，而且尤其注重數量的探討。這一類人口數量問題的研究，亦為現代社會學中一種重要發展，上述湯卜遜、勞史、葛遜德等均為著名社會學者。
另一派注重人口的統計研究，尤其重視人口的出生、死亡、移民等數量方面問題的分析。自葛德烈倡用統計法研究人口問題後，生命統計逐漸發展。著名人口統計學者如牛曉露、韋柏爾的《生命統計學》，顧靜斯基的《生死平衡論》及韋珂客的《國際移民》等，全用統計法分析人口現象，實此派的巨著。上述兩派，原只是注重點不同。就一般趨勢論，凡研究人口問題者無不重視統計分析，如倪布士、湯卜遜、范智兒、杜伯林等都是著名的社會學者。總之，人口數量的研究，漸漸注重於統計材料的分析，因注重統計，乃漸漸有擴張其研究領域而及於一般都市、農村經濟社會諸問題的趨向了。
生物社會學亦稱社會生物學，以注重研究社會現象的生物因素為宗旨，所謂人口學者應屬於此範疇。
影響與意義
人類社會漫長的發展過程是一個不斷前進的進程。無論以什麼理論或手段去徹底否定“生物社會學”都是片面的。不可否認，生物社會學在一定程度上客觀存在著。分析和研究它，並不是要鼓吹所謂的“精英政治”，而是要從中汲取可用之處，推動社會不斷向前。
社會達爾文主義理論核心就是“弱肉強食，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觀點，用這種觀點解釋社會現象即在人類社會中，與自然界一樣存在著弱肉強食、適者生存的規則。提倡為了自己的社會生存而激烈競爭，用競爭贏取一切生活所需的物質資料，競爭中的優勝者就理所當然地獲得生存權、發展權，而競爭失利的人只好被社會淘汰，這就是物競天擇的實質內容。把這種理論放大到一個國家、一個民族身上，就是國際社會間各個國家和民族的弱肉強食，彼此為爭得對自己本國家、本民族有利的生存和發展條件而相互競爭。這種競爭在人類社會發展的初期就是部落間的鬥爭，隨著人類社會的發展，逐漸演變成國家民族間的戰爭。現代文明的發展使人類擺脫了以前的野蠻狀態，也懂得用和平的方式解決爭端，這樣一來，全球化和和平發展的主題就使得國家民族間的競爭主要放在經濟領域。雖然地區爭端不斷，但國際趨勢總的來說是向和平合作發展的。這使社會達爾文主義在今天有了新的內涵和意義。
在人口激增的今天，對於生存空間、發展條件的競爭，在某種程度上不是減弱而是加強了。有競爭的存在，社會達爾文主義就不會完全失去市場。這對於人類社會的進步有利弊兩方面的實際意義，在社會中是具有一定的現實意義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