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書信息
叢書名: 心理傳記學譯叢
平裝:402頁
開本:16
ISBN:9787511703149, 7511703143
條形碼:9787511703149
內容簡介
《甘地的真理:好戰的非暴力起源》描述的是一位西方人同時也是一位精神分析學家對於聖雄甘地的歷史出現和他所謂的真理涵義的探索。在這部備受讚譽的關於甘地的研究著作中，著名的精神分析學家埃里克·埃里克森探尋了當甘地成為非暴力不合作運動和印度大規模的平民不合作運動的革命領袖時，他是如何成功地從精神上和政治上動員印度人民的。
編輯推薦
1．《甘地的真理:好戰的非暴力起源》20世紀美國最偉大的心理學家埃里克·埃里克森作品
2．美國國家圖書獎及普利茲獎獲獎作品
3．心理傳記的經典之作
媒體推薦
對本書的讚譽：
這是埃里克森揭示甘地力量的內在源泉的成功之作，它沒有淡化他內心的道德兩難，而且將其深化……這部具有穿透力的著作……不僅僅加深了我們對於偉大人物的內在源泉的理解，而且讓我們理解到個人自我挫敗感的根源。
——克利福德·吉爾茨，《紐約書評》
《甘地的真理》，比之前的《青年路德》更為傑出，它顯示了在一位既博學又智慧的闡釋者手中，精神分析理論能夠極大地豐富對於“偉人生平“和其他別的許多事物的研究……[這本書]的精湛和幾乎沒有窮盡的深長意味……簡直無法概括地傳達。
——克里斯多福·拉什，《紐約書評》
深刻而又富有洞見……拓展了我們對我們這個時代終極問題的把握。
——羅伯特·利夫頓，《美國學者》
作者簡介
作者:（美國）埃里克·埃里克森(Erik H.Erikson) 譯者：吳文江 田嵩燕
埃里克·埃里克森 (Erik H．Erikson，1902—1994)，美國神經病學家，著名的發展心理學家和精神分析學家。1902年生於德國法蘭克福。1939年入美國籍。他提出人格的社會心理發展理論，把心理的發展劃分為八個階段，指出每一階段的特殊社會心理任務；並認為每一階段都有一個矛盾，矛盾的順利解決是人格健康發展的前提。
埃里克森1933—1939年先在波士頓開業，對兒童進行精神分析，並在哈佛、耶魯等醫學院和人類關係學院任職，又曾與人類學家一同去印第安人居留地對蘇人和尤洛克人進行文化人類學調查。1939—1944年參加加利福尼亞大學兒童福利學院“縱向兒童指導研究”，涉及人的生命周期各階段中衝突的解決及兒童遊戲的性別差異等。後去加利福尼亞、堪薩斯等處任教，逐漸形成人格發展漸成說。
1950年,埃里克森出版重要著作《兒童期與社會》一書。該書包括精神分析(特別自我心理學)和文化人類學兩方面的材，對同一性、同一性危機、心理社會延緩期等概念都有初步探討。在該書及後來一些著作中，他制定了一個有關兒童發展的新學說。1961年後任哈佛大學人類發展學和精神病學教授。這時期的研究和著作主要以他所發展的新學說為基礎並著重研究自我同一性問題。他的自我心理學理論已超出精神分析的臨床範圍，廣泛滲透到社會科學諸領域，其聲譽也超出了美國國界。
埃里克森的主要著作：《童年與社會》、《青年路德：精神分析與歷史的研究》、《同一性：少年和危機》、《甘地的真理：好戰的非暴力起源》、《新同一性的因次》、《傑斐遜講演集》、《生活史和歷史的瞬間》等。
目錄
前言
序曲：事件的回聲
第一章 印度：初次相逢
第二章 阿赫梅達巴的研討會
第三章 難以捉摸的事件
第一部分 調查
第一章 見證人
第二章 對立者
第三章 四位印度老人
第二部分 往昔
第一章 童年與青年時代
第二章 從誓言到天職
第三章 在南非做家長
第三部分 事件
第一章 個人言辭
第二章 本國的先知
第三章 同伴和對手
第四章 事件重述
第五章 尾聲
第四部分 真理的槓桿作用
第一章 虔敬之人
第二章 器具
尾聲：向大海進軍
譯後記
序言
序：在明澈“冰山”之下的幽暗底層
---- 寫在《心理傳記學譯叢》即將出版的時候
蕭延中
生命的河流可以因一個人的性格而改道。如果米提亞底斯在馬拉松逃跑，查理·馬特在普瓦提埃逃跑，西方文明可能會與今不同。而如果基督在彼拉多面前否定了自己的教理，一切也可能是另外一副模樣了。
---- S.弗洛伊德
歷史之謎----不在理智之中，而在願望之中；不在勞動之中，而在愛情之內。
---- N.布朗
一、緣何想起要編譯這樣一套叢書？
如果說到這一“譯叢”的緣起，那么，就難免回憶起上個世紀80年代的往事。當時我在中國社會科學院編輯的《未刊稿》中，讀到用精神分析理論研究魯迅心理結構的文章，瞬間被大大地震驚了。“偉大的魯迅”居然還存在著鮮為人知的另一面！自此以後，在泛泛的閱讀中發現，中國“新文化運動”的領袖人物，如陳獨秀、李大釗、魯迅、胡適等均有其“童年喪父”的相似經歷。後來又接觸到梁漱溟因其父梁巨川自殺而致使其人生發生重大轉折，以及洪秀全、康有為分別“大病生幻”造就其思想、事業的案例。這引發了我的好奇心。“這是一種什麼現象？‘偶然性’這樣的說辭能夠給出具有說服力的解釋嗎？”於是，在“好奇心”引領下，一方面，我對弗洛伊德的學說越來越感興趣，另一方面，也經常性地觀察那些著名人物的童年時期。後來才知道，其實諸如孔子、孟子、秦始皇、漢武帝、曹操、諸葛亮、成吉思汗、范仲淹、歐陽修、岳飛、康有為、孫中山、冼星海、茅盾、傅雷、亞里士多德、但丁、哥白尼、達·芬奇、彼得大帝、牛頓、門捷列夫、巴赫、馬丁·路德、華盛頓、亞當·斯密、喬治·桑、拜倫、毛姆、尼采、安徒生、托爾斯泰、馬克·吐溫、列寧、史達林、高爾基、甘地、卓別林、松下幸之助、川端康成、曼德拉、希特勒等等中外著名人物，其早年經歷也都呈現相同的軌跡。
後來在“西方史學理論”的課程中，我知道了“心理史學”（psychohistory） 這一流派。在讀書的過程中按圖索驥，在著述的注釋中發現了不少關於著名人物心理傳記的著述目錄，不是一兩本、幾十篇，而是很多很多。為了更全面和更準確地掌握有關知識，我又托朋友找到了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史所的羅鳳禮研究員，他畢業於北大西語系，是中國大陸“心理史學”研究領域裡的資深專家，那時已發表和翻譯了大量的專業論文和系統著作。羅鳳禮研究員對我這個門外漢不嫌不棄，不僅耐性講解，還借給我他私人藏書中的英文原著，有的還是他出國訪問時帶回來的複印件。羅老當時感嘆，雖然關於“心理史學”介紹性的著述不算少，但系統的譯介工作則並未展開，這必然會誘導學人“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為了避免這樣的一種可能性危險，在羅老的指點和支持下，我們就開始準備引進並翻譯這套《心理傳記學譯叢》。
開始，譯稿質量並不令人滿意，其中書籍有改譯的，有重譯的，甚至還有更換譯者的，其他麻煩也曾發生；後來又因為忙別的教研項目，疏忽了這一選題。總之，由於各種各樣的原因，事拖多年。最後，在中央編譯出版社的極力支持下，《譯叢》終得問世。這套《譯叢》具體包括：埃里克斯：《甘地的真理：好戰的非暴力起源》；羅伯特·塔克:《作為革命者的史達林（1879－1929）：一項歷史與人格的研究》；埃里克森：《青年路德：一項心理與歷史的研究》；沃爾特·蘭格：《希特勒的心態：美國戰時秘密報告》；布蘭察德：《盧梭與反叛精神》；費德·懷特：《心理變態的“上帝”：阿道夫·希特勒》；斯查茲、奧夫爾：《心理史學視野下的領袖們》；托馬斯·庫特：《威廉二世與德國人》；格德溫：《詹森與美國夢》等。
面對這一系列譯著，主編、譯者和責任編輯之多年的“心智勵煉”，似乎也可以隨之逐漸冰釋了。
二、“心理傳記學”是什麼？
對於中國讀者來說，“心理傳記學”（psychobiography）雖然談不上十分陌生，但也只能說它處於人們認知視域的邊緣之上。上個世紀80年代，隨著弗洛伊德眾多著作的熱傳，以這一學說為其基礎理論的“心理傳記學”，也開始逐漸被介紹到中國，但其範圍似乎更多地被限定在史學理論的專門領域內，以至於對於其他學科乃至一般讀者來說，“心理傳記學”究竟具有怎樣的性質，它與“一般人物傳記”有何性質上的區別，這一研究方式的優勢和困難又都是些什麼，這些問題並非十分清晰。
事實上，我們的確很難把“心理傳記學”歸類於某個具體學科，甚至可以說，它本身從來就不是一個學科，而是同時涉及多個研究領域，至少包括心理學、歷史學、政治學、文學，甚至也在一定程度上搭上了哲學的邊緣。例如，在歷史學中，學者們把它看成“歷史學”旗下的一個偏門“心理史學”中的“人物分析”；在政治學中，學者們把它看成是“政治學”的二級學科“政治心理學”（political psychology）中涉及“政治家”的相關部分；而在文學的角度上，“心理傳記學”的含義更加模糊，因為文學作品中隨處可見的大量人物心理描寫，不能算是“心理傳記學”。總之，這一研究領域是一個典型的學科交匯點，處於由於沒有中心而又層疊邊緣的“幾不是又都要管”的“獨特”地帶，因此，無論它多么地想“獨立”發展，但卻始終也構不成一個學科。當然，我們說“心理傳記學”不是一個學科，並不意味著它自身沒有嚴格的研究規範，反之，相對於其他較成熟的學科來說，人們對“心理傳記學”研究規範的關注和要求不是更少了而是更多了，不是更加寬容而是相當苛刻。面對人們已習以為常的知識分類系統，“心理傳記學”的位置的確顯得很是尷尬。就像先前猶太民族是一個世界上罕見的沒有自己獨立領土的共同體，這種獨特的“存在”必然地與獨特的“精神”聯繫在一起一樣，如果不是如此地堅守由猶太人弗洛伊德所創立以及由此引申出來的各種“精神分析”學說的指導，那么，“心理傳記學”不就早就“應當”被其他學科所同化了嗎？在這裡，我們想要說和所能說的只是：正是“精神分析”學說透視的深刻性，造就和成全了“心理傳記學”無可替代的重要位置；或許也正是在這種“不倫不類”的擠壓窘境中，孕育和隱藏著“心理傳記學”不容忽視的內在魅力。
按美國學界的分類慣例，“心理傳記學”被歸類於“心理史學”兩個脈絡中的一支。其中一支，是側重於個體人物精神分析的“心理傳記學”；而另一支，則是側重於族群整體精神風貌研究的“心態史學”（history of mentalities）。 在學理構成和理論淵源方面，這兩個分支有著不同的“基因”和“血緣”。前者主要發源於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論並以此作為主導性的分析工具，並由於二戰大量歐洲學者到美國尋求避難而在美國形成了廣泛影響；後者則主要繼承法國悠久的史學傳統，“研究的是歷史上社會民眾（或其中的一個部分或集團）所共有的觀念和意識，這種觀念和意識在民間世代相沿，一般不因政權更迭而發生變化，因此不同於官方意識形態，是人類社會精神文化乃至整個人類歷史中最具相對穩定性的部分。” 中國大陸學界似乎也跟隨這一分類。我們雖然認為不應當把“心理傳記學”僅僅限制在歷史學科，它在政治學和文學等領域的研究中也占有相當重要的位置，但總體而言，學界的一般性判斷慣例也大體上是可接受的。在這裡，理解“心理傳記學”的透視視角和邏輯理路，應當說比定義它的學科屬性顯得更為關鍵。
“心理傳記學”不同於一般文學作品中的心理描寫，它不是靠人們的常識中所固有的感覺去對撰主的故事進行描述，而是通過運用心理學的理論和研究，對具有歷史意義的生命過程展開分析。其目的是理解人，並揭示其公共行為背後的個人動機，無論這些行為涉及的是藝術作品的旨趣，科學理論的創造，還是政治決定的採納。如果要更加直白地區分上述兩種人物傳記的根本差異，那么，我們會說，一般傳記描述“意識”（conscious），而心理傳記則分析“潛意識”（the unconscious）。“潛意識”不僅是指當事人並未感知的心理實在，而且是指當事人“不願承認”的心理實在，最為關鍵的恰恰就是這種當事人並“不願承認”的心理實在，其實成為此人行為的真實動力或深層理由。比如，某位領袖人物叱吒風雲，運籌帷幄，他嘴裡吐出來的口號，即意識層面上的表達，可能是“為民族”、“為國家”、“為人民”等等，甚至他本人可能也真心在那樣想，但其潛意識層面則很可能被一種“怕被別人瞧不起的恐懼”所支配，因此要處處逞強，不容批評，充分地表現自我角色的獨一無二性。這樣，在精神分析的透視鏡下，在如此雄偉的人物之“自負”行為的表層下，實際上真正起支配作用的恰恰是與其完全相反的“自卑”，但是，我們在這位英雄人物的著述和言談中，卻絕不會找到明顯的“自卑”陳述。所以，對“潛意識”的剖析不能從撰主自身的意識中產生，需要用精神分析這面透視鏡去探查和掃描。正因如此，弗洛伊德主義的繼承者弗羅姆（Erich Fromm）才說：“我們本身內在大部分真實的東西是沒有被意識到的，而許多被意識到的卻是不真實的。…… 一個並不懂得無意識現象的人會深信，他能說出他所知道的一切，這就意味著道出了真理。弗洛伊德則認為，我們在或大或小的程度上都錯誤地看待了真理。即使我們真誠地相信我們意識到的一切，我們也可能是在說謊，因為我們的意識是‘虛假的’。” 這些淺顯的論述，道出了精神分析學說以及“心理傳記學”獨特的精髓與奧秘。
在更規範的學術意義上，學者早已對這一研究領域給出過不少精雕細琢的定義。“心理傳記學”開拓者之一的埃里克森（Erik Erikson）把整體的“心理史學”簡要地定義為“用精神分析學和歷史學相結合的方法來研究個體和群體的生活”。 著名的史達林精神分析專家、美國耶魯大學的塔克（R. C. Tucker）則把“心理傳記學”的特點概括為“可視為一種學術研究，是傳記家嘗試去理解被研究對象的生命歷程或重要階段，而這些生命歷程或階段是對撰主人格有意識地運用心理學的解釋……它意味著所有的心理學傳記家都會運用某種人格理論，無論是一種特殊的理論（例如弗羅伊德理論、後弗羅伊德理論以及非弗羅伊德理論），或者是以折中組合的方式提出解釋的理論取向”。 而《心理傳記手冊》的主編威廉·托德·舒爾茨（William Todd Schultz）則認為：“心理傳記不是一般的傳記，雖然所有心理傳記作者都使用傳記資料。對於一般傳記而言，其目的是儘可能全面地講述了一個生命的故事。相反，對於大多數心理傳記作者來說，他們將目光聚焦於一個生命的側面，一個獨特而神秘的問題…… 心理傳記首要方法是通過心理學的方法和視角，去集中透視某些單一的事件和單一的生命歷程。一般傳記作者的目的不是運用心理學方法，至少這種方法不是主要的。相反，他們期望確定生活的記錄。因此，一般傳記作者的首要任務是描述；而心理傳記作者需要做更多的說明和解釋。一般傳記作者關注的是‘是什麼’的問題，而心理傳記作者關注的則是‘為什麼’的問題，是有關動機的問題。”
讀者眼前的這套“譯叢”，就是以譯介“心理傳記學”這一領域的重要研究成果為其學術要旨，“心態史”的作品不包括在此一系列之內。
三、探險，退縮，還是滲透？
早在20世紀第一個十年，德國心理學家閔斯特伯格（Münsterberg）就提出了運用心理學解釋歷史生活事件，建議歷史學家運用心理學的研究成果去解釋和理解歷史人物和歷史事件，倡導建立“心理歷史學”（psychohistory）這一門全新的獨立學科。 而真正把心理分析引向歷史人物研究的，正是精神分析學派的創始人弗洛伊德本人。1910年弗洛伊德出版了著名的《列昂納多·達·芬奇及其對童年的一個記憶》一書，開“心理傳記學”之先河。在該書中，弗洛伊德首次提出了撰寫“心理傳記”的兩條原則：一是，要真正理解撰主的精神生活，必須顧及他在“性生活方面的活動和特點”；二是，如果人物具有某方面突出的天性特質，那么，它可能源於其“童年早期”，並從原是性本能的動力中由性慾的升華而取得了增援能量，致使這種天性特質的活動能夠取代一部分性生活。 雖然在很大程度上，弗洛伊德此項研究是其“精神分析”之天才學說的自覺推演，本身存在著諸多問題，並由此引發了後人們的激烈批判，但作為一種重要的嘗試和探索，我們不僅不能對這一研究以“敗筆”論處，而且應該看到，弗洛伊德的透視視角和具體方法都給“心理傳記學”留下了豐厚的遺產，產生了決定性的影響。
進入20世紀50年代後期，時任美國歷史學會主席的W. 蘭格在就職演說中認為“現代心理學注定要在歷史闡述中發揮越來越大的作用，”因此，心理分析方法應當成為所有歷史學家的“下一個任務”。在蘭格的號召下，50年代末以至整個60年代，美國心理史學迅速成長。作為弗洛伊德之女安娜·弗洛伊德的學生，埃里克森（Erik Erikson）於1958年出版了《青年路德》。該書把個體生命劃分為8個階段，在這其中，每個人在每個階段都可能遭遇到特殊的“社會心理危機”（psychosocial crisis），而處於青春期和青年期中的人們，則會出現“自我認同危機”（identity crisis）。埃里克森以德國宗教改革領袖馬丁·路德為案例，分析了他如何在解決“自我認同危機”的同時，也找到了解決社會及其信仰問題的途徑。儘管《青年路德》一書中還留有化約論的痕跡，但比起弗洛伊德的初始研究來看，則在擺脫“泛性論”的路徑上前進了一大步。
自埃里克森以後，美國的“心理史學”如火如荼，其中“心理傳記學”也有了長足的發展。其中固然不乏傑作，但在一定程度上也有些“泛濫成災”。在“心理傳記學”的早期著述中，存在大量硬搬生理病理學術語的現象，如“自大狂”（egomania）、“偏執狂”（paranoia）、“虐待狂”（sadism）、“迫害狂”（Mad persecution）、“臆想症”（hypochondriasis）、“抑鬱症”（melancholia）、“焦慮症”（anxiety neurosis）、“狂躁症”（manic psychosis）、“精神分裂症”（schizophrenia）、“神經官能症”（neurosis）、“強迫型人格障礙”（Obsessive-Compulsive PD）等等不一而足，其中幾乎每一個詞組在《醫學辭典》中都涉及一大篇具體的解釋和說明。自從“心理傳記學”誕生的那一刻起，來自各方面的批判就未中斷過。“臆想”、“武斷”、“拼湊”、“牽強附會”、“生搬硬套”等等指責，不絕如縷。其中最重要的批評直指“心理傳記學”的始作俑者弗洛伊德。如1975年發表在《紐約書評》上的文章甚至激憤到有失雅量：“精神分析學是20世紀最驚人的智力欺詐，是思想史上近乎於恐龍那樣的絕代怪物，一個設計上根本不健全的、斷子絕孫的龐然怪物。” 澳大利亞學者大衛·斯坦納德（D. E. Stannard）對“心理史學”的批判最為系統。他從“證據”、“邏輯”、“理論”和“文化”四個方面展開。認為“從最初力圖創作心理史學的著作開始直至當今，那些自詡為心理史學家之人的著作中都一致地表現出對事實的傲慢態度、對邏輯的肆意扭曲、對理論驗證的不負責任，以及對文化與時代差異的短見。” 並以弗洛伊德《利奧納多·達·芬奇和他的童年的一個記憶》為例，展開批駁，其中不乏貶低譏諷的明顯態度。應當說，這些尖銳的評判並不是無的放矢。例如，弗洛伊德在他自己的核心著作中就曾說：“精神分析的第一個令人不快的命題是：心理過程主要是潛意識的，至於意識的心理過程則僅僅是整個心靈的分離的部分和動作。” 在他的腦際中，撰主就是“患者”，精神分析學說預設，任何一種看上去是不可思議，甚至是不可理喻的非理性、反常規的舉動，其實都具有潛意識意義上的“邏輯”基礎，而且這一人們不願正視和極力否認的“邏輯”，實際上恰是行為動機的真正源泉。只是一般人沒有理解那種“邏輯”，拒絕進入“患者”的精神世界罷了。這樣，精神分析學說的基礎預設十分清楚：其一，重要人物都是“病人”而非“常人”；其二，“偶然性”在行為取向和思維動因中占有一個極其重要的位置。這樣的思想在一部對美國總統威爾遜的分析作品中表現得更加直接，作者直言不諱地認為：“在人類歷史上的某些時候，瘋子、能見到幻象的人、預言者、神經官能症患者和精神錯亂者，曾經起過重大作用，而且不僅僅是在偶然的機會使他們生而為王的時候。通常，他們都造成了極大的破壞，然而並非總是如此。某些人對他們的以及後來的時代產生過無法估量的影響，他們發動過重要的文化運動，作出了巨大的發現，也就是說，他們克服了他們的反常；但另一方面，往往恰恰是因為他們性格中的病態的特點，他們發展的不平衡，某些欲望不正常地強烈，無保留、無分別地獻身於一種唯一的目標，使他們具有力量，拖著其他人跟在他們後面，並戰勝世界的抵抗。”
但我們也要同時看到，雖然弗洛伊德這部開創性的研究中存在著明顯的假想和推論成分，但時過境遷，其影響力不僅沒有消失，其思想傳播的範圍反而越來越大，學術界對這位天才心理學家的讚嘆和寬容似乎遠遠超過了對他的鄙視和批評。人們更傾向於認為，《利奧納多·達·芬奇和他的童年的一個記憶》的意義不在於支持其結論的證據是否可靠，而在於它所透視的角度是否深刻，以及其初步運用的方法是否可行。換言之，弗洛伊德的貢獻是他深信歷史人物的無意識內容總會通過各種零亂散見的歷史痕跡泄露出來，因而分析家就像考古學家那樣把各種碎片收集起來，按照一種可能性規則拼湊出一個原本的面貌。這個面貌恐怕連被研究對象自己也不會承認，但這一現象正體現出了精神分析學說的精髓，因為任何人都不可能意識到自己的“潛意識”，也就是說，一旦“潛意識”獲得了自身的確認，那么，此時它就已經變成了浮出水面的“意識”了。
心理歷史學家面對批評也不斷地進行自我規範的調整，但這一研究流派並未消失。20世紀70年代，美國學者德莫斯（Lloyd. DeMause）提出了心理歷史學作為獨立學科的主張，其理由是“決定歷史進程、並以某種形式影響決策者精神世界的關鍵，不是物質進步，而是人的心理”，由是，“心理史學作為一門研究歷史動機的科學，它所關心的可以是成文歷史所記載的相同事件，但它的目的絕不是記流水賬。……心理史學將永遠是一門以問題為中心的學科，而歷史學則始終以時期為中心，兩者的任務迥然相異”。 他同時創辦了《心理歷史學評論》（Psychohistory Review）和《心理歷史學雜誌》（Journal of Psychohistory）兩種刊物，在美國史學界產生了很大的影響。特別應當提及的是，1982年威廉·麥金利·魯尼恩（William McKinley Runyan）所著《生活史及心理傳記：理論與方法的探索》（Life Histories and Psychobiography, Explorations in Theory and Method）；1994年艾倫·C．埃爾姆斯（Alan C. Elms）所著《揭開生命：傳記與心理學的不安聯盟》（Uncovering lives, The Uneasy Alliance of Biography and Psychology）；2005年由威廉·托德·舒爾茨（William Todd Schultz）主編的《心理傳記手冊》（Handbook of Psychobiography）這三部“心理傳記學”理論方法著作相繼由牛津大學出版社出版，由此使這一領域的研究得到進一步規範化。以下是哈里森（K Harrison）2003年總結出的關於衡量“心理傳記學”之優劣的幾項指標 ：
可信心理傳記的標記
說服力 基本的詮釋的說服力，例如，對陪審團的說服模型。最好的心理傳記給讀者留下了難以言狀的“獲勝”感。
敘事結構 讓結論從一系列資料中自然地導出。
綜合性 與缺乏若干核心細節相比，詮釋的問題所關照到的一個行為的多個側面越多，就越令人信服。這對於澄清任何種類一貫“多因素決定”（“overdetermined”）之行為的事實，尤其如此。
資料融合 越多的資料支持一個事實或一種解釋就越好，其資料來源的渠道也是越多樣化越好。
意外的一致性 最好的解釋是使原初混亂無序的資料呈現連貫性。澄清難以理解之現象（Mystery's elucidation）是心理傳記最為有益的目的。
邏輯合理性 不受邏輯不一致或自相矛盾的限制。
連貫性 與所有的已有證據相吻合，並與有關人類功能的一般常識相吻合。
可行性 抵擋造假企圖的能力。
拙劣心理傳記的標識
病理翻譯機 以“診斷”（diaGnosis）為視角的心理傳記學，以靜止的心理病理範疇和症狀看待撰主，降低整體人格的複雜性。
孤立案例 過分依賴一組資料所提供的解釋。把最深刻的洞見堆積在一塊，以此替代各種證據、由履曆紀錄支持的事實之間的聯繫。
人為建構 虛構心理事實，常常訴諸缺乏可驗證資料的童年史，據此推論出沒有直接證據的存在。
化約主義 完全依據早期童年經驗解釋成人的性格和行為，而忽略後天形成的過程和影響。但對於人格來說，童年經歷無疑非常關鍵，但卻不是永遠的唯一關鍵。
不恰當理論 在該領域內選擇使用完全缺乏實驗支持或完全缺乏信譽的理論。
蹩腳的敘事 提交粗糙拙劣的結構分析，結論比仔細地引入證據占有更加優先的位置。
簡而言之，由於“心理傳記學”自身的性質，批評和爭論必然仍會持續不斷，但它的廣泛影響力則是無法否認的。正如學者指出的那樣，自弗洛伊德（Freud，1910）以來，特曼（Terman，1917）、艾利斯（Ellis，1926）、桑代克（Thorndike，1936，1950）、斯金納（Skinner，1939，1942）、霍夫蘭（Hovland，1940）、卡特爾（Cattell，1953，1963）、埃里克森（Erikson，1958，1969）、麥克萊蘭（McClelland，1961）、馬斯洛（Maslow，1970）、麥圭爾（McGuire，1976）、默里（Murray，1981）、奈瑟（Neisser，1981）、西蒙（Simon，1988）、塞利格曼（Seligman，1994）等人的研究 ， 都推動了這一領域研究的發展，也吸引了越來越多心理學家對該領域的持續關注。
四、哪種價值上的“意義”？
涉及“心理傳記學”的意義，似乎有很多辯護性的話要說。對一個研究領域之所以還需要進行辯護，其原因可能就隱藏在對現代學術認知構成的整體評估之中。正如學者們業已指出的那樣，在以“唯科學主義”為精神支柱的現代性認知框架中，“可見性實在”（visible reality）已成為接近“真知”的最佳途徑。除意識形態研究之外，實驗、數據、田野調查等與自然科學更加貼近的研究路徑，似乎比苦思冥想的傳統“哲學沉思”占有更加優越和實在的位置，而非物質主義的“精神生命”（Geistesge）領域，則被安排到“人文—社會生活”整體視域的邊緣。“驚奇”被“複製”所替代，作為“發現”之基礎和動力的“好奇心”也被打磨得光滑圓潤，甚至已被列為“知識貴族之奢侈品”而連欣賞的興致和價值都已蕩然無存。這樣，豐滿複雜的“人”，不是變成了一大群全身心圍繞著物質消費而蠢蠢欲動的“聰明物種”，就是被視為基本上與動物相差無幾的“有序的、特殊的蛋白質堆積物”，生物本能似乎就是冥冥眾生唯一的“本質規定性”。在物質分配不平等的嚴重壓抑下，人們已被押進“精神貧困”的牢籠之中。“知識”已成為就業的砝碼，欣賞、品味、沉思、反省都顯得那樣的愚不可及，至少也是無暇顧念的不合時宜，以至於滿眼都是“精神生命”萎縮的“單向度人”。當然，在此情此景之中，決不能說弗洛伊德已再無“用處”了，因為他實實在在地曾經是一位“診斷”精神錯亂疾病的臨床心理醫生。質而言之，韋伯在《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最後部分所預料到的“專家沒有靈魂，縱慾者沒有心肝：這個廢物幻想著它自己已達到了前所未有的文明程度” 這一情境，在當今的世界卻不幸地“實現”了。
置身於如此的時代語境下，精神分析除了“診斷”（diagnosis）的實用功能外，還能給我們每一個人帶來稍許的暗示和啟示嗎？這是第一個問題。
如前所述，就“心理傳記學”的性質而言，它畢竟是一部精英史，但在我們看來並不是所有的精英人物都適合採用此一研究形式和探討路徑。有史以來，精英人物林林總總，各色人等，但在少數值得進行精神分析的人物背後則似乎存在著一條一致性的線索，那就是：隨著他們的出現，人們看待世界的認知方式被改變了！這裡需要強調的是，這裡所謂的認知方式，所指不僅僅是人類“知識”在深度和廣度方面的進展，更主要的是指這些人物以其獨特的思想洞察力，觸及到了人類“精神”狀態的某些“奧秘”（Mystery）。這些所謂“奧秘”對人們日常性凡俗生活的影響可大可小，但其深遠的內在趨向的結構性意義則無可替代。因此，那些有意或無意地去謀求改變人類精神構成的人，其個人的精神遺產對後來的世界產生了不可磨滅之影響，這種影響已深深滲入進人們的思想和認知的內部組織中，以至於達到根本覺察不到的程度的那些人，才有資格，也有必要成為“心理傳記學”的研究對象。原則上，這些具有強烈開拓性的人物都是“異端”（deviationism），都是偏離了傳統常識軌跡的“離經叛道者”。或許正是這種“離經叛道”，在精神承受力方面要經受過於超常的刺激，以至於來自傳統的輿論壓力甚至可能把人撕裂成精神碎片，因此這種創始意義上的人往往會表現出非同一般的勇氣、毅力和執著。相對於傳統而言，在精神上或在政治上，他們都脫不掉“破壞者”的罪名。在一定意義上，這是一種自然和必然。這裡，我們遇到了一個十分重要但又難以確解的辭彙Gnosis，它的一個釋義是“intuitive knowledge of spiritual truths”，中文強譯可稱之為“靈知”、“感悟”、“直覺”等。實際上就相當於中國人常說的內心之深層體驗的“頓悟”、“猛醒”和“自覺”，亦即某人經長期困惑和焦慮，突然間進入了某種難以言傳的精神狀態，其觀點、態度、信念乃至行為，由渾濁到清澄，瞬間發生了顛覆性的異變。這樣，似乎越是在常規分析中分歧極大的人物，就越適合於“心理傳記學”的分析，因為在很大的程度上，他們均屬於廣義的克里斯瑪（Charisma）式人物，摩西、蘇格拉底、耶穌、老子、孔子、佛陀，以至於哥白尼、路德、笛卡爾、盧梭、馬克思、尼采、牛頓、陀思妥耶夫斯基、史達林、甘地、弗洛伊德、愛因斯坦、魯迅、毛澤東、梁漱溟等等，均屬此列。不能激起社會情勢之普遍信仰激情的人，換句話說，那些無意於謀求改變人類精神構成的人，不適於採用“心理傳記學”的分析方式，儘管他們透視“人性”的角度千差萬別。所以，“心理傳記學”把“難以理解之現象”（Mystery's elucidation），視為自己“最為有益的目的”之一。這樣說來，這些人物均可視為“一次性造物”，空前絕後，不可複製。
既然“心理傳記學”只適用於特殊人物的研究，那么，對於一般讀者又有何意義呢？這是第二個問題。
論述至此，讀者將會發現，當我們把上述兩個問題連線在一起時，亦即當我們把作為個體的自身融入世代的大背景之中的時候，立即就會出現一個“分裂的人”。在很大的程度上，我們已被時尚的潮流所裹脅，已身不由己。我們的確一方面聲稱要做一個具有獨立思考的“精神自由人”，另一方面又不得不在為物質消費的欲望而拚死競爭。說實話，我們似乎什麼都不缺乏，只是再沒有了“慎獨”的餘暇，失去了反思自我生命及其內在價值的動力。我們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時代困境和心靈困境。如果一個人不滿足成為一個“無心之人”的形體軀殼，那么，讀一讀這些充滿靈智的“特殊之人”的心理鏡像，難道真的對你的深層感知就沒有一點精神生命的觸動嗎？人們在分析別人的心理狀態時，其實也在透視自己。在一定程度上，稍微從尋求“確定性”知識的框架中抽身歇息，那么，“啟示性”智慧的光輝即會溫暖你的心田。正如威廉·布萊克（William Blake）所說：“普遍化只不過是痴人的夢語。”（To generalize is to be an idiot.） 一萬雙眼睛閱讀同一本書將會留下一萬種不同的感悟。但當我們站在類似“恐懼是情感上的動力，而結果則是道德上的排斥” 這樣的心理鏡像之前的時候，將會多少被折射出我們自身的潛意識圖景。在與特殊人物進行心理對話的過程中，刻意的模仿不僅適得其反，而且貽害無窮。而由此激活自我關顧、自我反思的意識，逐漸由此路徑去探尋自己的潛意識空間，才是宏圖正路。所以，“心理傳記學”研究者威廉·托德·舒爾茨（William Todd Schultz）說：“從傑出人物的生命經驗中加以學習，所能獲得的喜悅與視野的擴展，世界上沒有幾件事可以與之相比。理解這些人的生命，對我們自身有著很深的影響，可以幫助我們想像生活在不同的社會及歷史情境下，生命是何種模樣；也可以讓我們對於生命的運轉產生新的領悟；並且或許可以提供我們一個參考架構，讓我們重新評估自身的經驗、命運以及存在的各種可能”。
因此，在原則上，“寫”心理傳記和“讀”心理傳記是兩種不同的語境。在前者，我們想起了牛津大學校長H.R.特雷弗-羅珀在1957年11月12日一次演講中說過的話：“在人文學科的研究上，一個新的錯誤往往比一個古老的真理要來得更有生命力，而拿一個有成果的錯誤去和一個沒有成果的準確性相比也是如此。” 而在後者，歌德《浮士德》中的名句則響在耳邊：“理論是灰色的，生命之樹常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