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淵關尹考
關於關尹，在郭沫若考證追記里，又加舉兩點例證，以為范蜎即環淵、關尹乃至其年代的依據：“今案范環之名又見《戰國策•楚策》，楚懷王欲相甘茂於秦，以問范環，范環以為不可。《史記•甘茂傳》亦載其事，則作范蜎（另：郭老推定荀子《非十二子篇》它囂形誤之根，即為范蜎，分別誤於這兩個字的一半。第764頁）徐廣雲，‘一作蠉。’此乃楚懷王二年事”（同上，上冊第523-524頁），以此推定後於宋鈃，“宋鈃年事為較長”（同上，下冊第748頁）。
新材料運用成就顯學態勢又上一個新台階
今天，隨著郭店楚簡研究內容的深入，關於《道德經》作者的考證，已經大異於郭老了。梁濤《郭店楚簡與思孟學派》最新出版，表明1998年《郭店楚墓竹簡》面世以來，新材料運用成就顯學態勢又上一個新台階，大有不言楚簡不算國學新成果架勢。
郭店楚簡自身的形制差別
郭店楚簡老子文本，簡的長短不一，大體包括三種，最長的32.3厘米，中間態30.6厘米，最短的26.5厘米；不僅如此，長的簡兩端修飾為梯形，較美觀；余兩者皆平截，樸實。如是形制，具體形象地體現了龐朴所謂古代文獻里“經與說”文體差別，乃至東漢王充關於簡的形制與內容相區別的描述：大者為經，小者為傳、記；以史料實物驗證了顧頡剛關於中國古籍“層累史觀”假說，更其表明：郭店楚簡老子甲乙丙三篇間的經說關係與思想上的差異都指向三篇各有作者這樣一個事實。（此節文字內容引述程一凡文章《誰是楊朱？——聽史華慈的》，文見《史華慈與中國》第214-241頁）
史學界這類材料浩瀚，與我們關於秦製得以設計的思想意識前提演變，並不增加更多新知；為此，我們關於中國學術演變細節描述，到此為止，不再展開並就最新成果轉述。
按照郭沫若區分
宋尹一派發展了老子道的本體論觀念，調和儒墨，“救攻寢兵，與墨子的非攻接近；情慾寡淺，食無求飽，與節用接近”（同上，第755頁）；但是，《心術》、《內業》（據郭沫若考證：《管子》書里《心術》、《內業》、《白心》、《樞言》等是宋鈃、尹文的遺書，見上冊第530-551頁，所論從略。）諸篇“注重仁義禮樂，這是和儒家通聲息的地方”（同上）。
慎到、田駢一派，把道家的理論推向法理方面。“嚴格地說，只有這一派或慎到一人才真正是法家。韓非子的思想雖然主要是由慎到學說的再發展，但它是發展向壞的方面，摻雜進了申子或關尹、老子的術，使慎到的法理完全變了質。”（同上，第756頁）
“《天下篇》把關尹、老聃列為一類，對於他們備極讚美而毫無微辭”（同上，第763頁），學說內容有二：一是，“關尹貴清”，“和慎子的‘尚法’不同”，“而求之於內心”（同上，第766頁）。二是權術。“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露骨的愚民政策，“故老聃的理論一轉而為申、韓，那真是邏輯的必然，絲毫也不足怪的”（同上，第772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