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簡介
本書以發人深思的嶄新視角論述了現代性與後現代性爭論中提出的各種問題。作者認為，現代性許諾為人類生活帶來只有理性才能夠提供的那種清晰性和透明性。但並沒有出現這種情況。而且我們現在也不再相信會出現這種情況。我們愈來變的偶然性。以及各種選擇、身份和生活籌劃的無可挽救的矛盾性。現代性的許諾為何沒實現?作者認為。答案在於許諾本身。在於所有試圖履行這一許諾的嘗試所表現出來的自我損毀性。正是在後現代時代。現代性籌劃的自我損毀性充分展現在世人面前。後現代時代就是與矛盾性和解的時代。就是學會如何在不可救藥地充滿矛盾的世界上生活的時代。
作者簡介
齊格蒙特·鮑曼，英國利茲大學和波蘭華沙大學社會學教授。著有《現代性與大屠殺》、《立法者與闡釋者》。
序
中國古代思想中歷來有“變”的智慧。《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斗轉星移，王朝更迭，上下幾千年，“故夫變者，古今之公理也。”(梁啓超)
照史家說法，“變”有三個級度：一日十年期的時尚之變；二曰百年期的緩慢漸變；第三種變化並不基於時間維度，通稱“激變”或“劇烈脫節”。這種變化實為根本性的搖撼和震動，它動搖乃至顛覆了我們最堅實、最核心的信念和規範，懷疑或告別過去，以無可遏止的創新衝動奔向未來。倘使以此來透視中國歷史之變，近代以來的社會文化變革也許正是這第三種。
鴉片戰爭以降，隨著西方列強船堅炮利叩開國門，現代性始遭遇中國。外患和內憂相交織，啟蒙與救亡相糾結，災難深重的中華民族在朝向現代的道路上艱難探索，現代化既是一種激勵人建構的想像，又是一個迂迴反覆漫長的過程。無疑，在中國，現代性仍是一個問題。
其實，現代性不只是現代中國的一個問題，在率先遭遇它的西方世界，它同樣是一個難題。鴉片戰爭爆發後不久，法國詩人波德萊爾以預言家的口吻對現代性做了一個天才的描述：“現代性就是短暫、瞬間即逝、偶然”，是“從短暫中抽取出永恆”。同時代的另一位法國詩人韓波，則鏗鏘有力地呼籲：“必須絕對地現代!”如果說波德萊爾是對現代性變動不居特性的說明的話，那么，韓波的籲請顯然是一種立場和態度。成為現代的，就是指進入現代，不但是形形色色的民族國家和社會，而且是千千萬萬男女個體。於是，現代性便成為現代這個歷史概念和現代化這個社會歷史過程的總體性特徵。
現代性問題雖然發軔於西方，但隨著全球化進程的步履加快，它已跨越了民族國家的界限而成為一種世界現象。在中國思考現代性問題，有必要強調兩點：一方面是保持清醒的“中國現代性問題意識”，另一方面又必須確立一個廣闊的跨文化視界。“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本著這種精神，我們從汗牛充棟的西方現代性研究的著述中，遴選一些重要篇什，編輯成系列叢書，意在為當前中國的現代性問題思考提供更為廣闊的參照系，提供一個言說現代性問題更加深厚的語境。所選書目，大多涉及現代性的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諸層面，尤以20世紀80年代以來的代表性學者和論著為主，同時兼顧到西方學術界傳統的歐陸和英美的地域性劃分。
作為一個歷史分期的概念，現代性標誌了一種斷裂或一個時期的當前性或現在性。它既是一個量的時間範疇，一個可以界劃的時段，又是一個質的概念，亦即根據某種變化的特質來標識這一時段。由於時間總是延綿不斷的，激變總是與漸變錯綜糾結，因而關於現代性起於何時或終於(如果有的話)何時，以及現代性的特質究竟是什麼，這些都是懸而未決的難題。更由於後現代問題的出現，現代性與後現代性便不可避免地纏結在一起，顯得尤為複雜。有人力主後現代是現代的初期階段，有人堅信現代性是一個尚未完成的規劃。
……
目錄
致謝
導引：對秩序的追求
第一章 矛盾性的醜聞
對立法理性的夢想，造園國的實踐，造園抱負與現代性精神，科學、合理秩序、種族大屠殺，對非人性的敘述
第二章 矛盾性的社會建構
對不確定性的恐懼，與不確定性鬥爭，與不確定性共存，轉嫁包袱
第三章 矛盾性的自身建構
排斥到客觀性之內。補論：弗蘭茨。卡夫卡，或普遍性的無根性，知識分子的新石器時代革命，無根性的普遍性，威脅與機遇
第四章 同化社會學中的個案分析(一)：
囚於矛盾性的陷阱
德國猶太人的案例
猶太人同化的現代化邏輯
孤獨的維度。想像真實的德國
羞恥和尷尬
同化的內魔
沒有了結的舊賬
同化籌劃和反應策略
同化的終極
2 現代性與矛盾性
邊疆
同化的二律背反和現代文化的誕生
第五章 同化社會學中的個案分析(二)：
矛盾性的報復
矛盾性的反擊
弗洛伊德，或者作為權力的矛盾性
卡夫卡，或命名的困難
齊美爾，或現代性的另一端，同化的另一面
第六章 矛盾性的私化
對愛的追求，或專家知識的存在基礎、技能的調換、專家知識的自身繁殖、推銷專家知識、躲避矛盾性。專家設計的世界的傾向和局限
第七章 後現代性，或對矛盾性的寬容
從寬容到協同，《驅魔者)和《兆頭》，或知識的現代和後現代局限，新部落主義，或尋求庇護，後現代性的二律背反，協同性的種種未來，社會主義：現代性的最後立場，社會工程有前途嗎?後現代政治的議事
日程
索引
譯後記
文摘
書摘
人們幾乎可以這樣說，正是這種事後聰明，使得啟蒙的幻象與東歐政治空想家們(知識分子，或更寬泛些，“有知識的階層”)的夢想和渴望彼此呼應。沒有其他的社會定位(10cat，ion)，能如此完美地體現在，超前於社會現實並帶領它向前的社會理想的意象(im—agery)之中；體現在，社會是一可塑的原材料，可以由建築師根據恰當的設計塑造恰當的形狀這樣一種幻象之中；體現在，如果隨其自然，社會就不能改良自身，甚至不能理解什麼是改良這一意象之中；體現在，知識是力量，理性是現實之法官，是裁定併力促應然(ought)高於是然(is)的權威這一概念之中。
正如尼科拉斯·盧曼(Niklas Luhmann)令人信服地指出那樣，“由於接受了功能性分化，個體的人已不再可能牢固地定位於社會的某個單一的子系統中，而是必須被先驗地視作具有被社會所替 代的性質”。這就是說，個體可定義為一個“被替代的人”。因為， 他事實上根本不可能被完全歸類於眾多功能性子系統中的任何一個。這些系統只有組合起來，才能構成他生命過程的完整性(換言之,他其實並非完全屬於任何一個子系統，同時也沒有一個子系統 能夠得到他的不二效忠)，正是這一完整性史它成為一個個體。
心靈感應和預先規定的和諧都不是可行的主張。因此，心靈切交流都注定要涉及到曲折的編碼和解碼過程，尤其是翻。考慮到這一過程的複雜性，可以肯定，交流將無法達到的目的。因為，會存在著沒有被覆蓋到的意義殘餘。對進釋的渴望也就永遠不會結束。“因此，現代人典型的問題現了：他的存在感被難以估量的文化元素包圍著。這些文對他而言既不是毫無意義的，從最終的分析看來，也不是的。”②齊美爾發現，這就是被拋人現代狀況的人的最終命美爾比他的同時代人提前到達了那裡(抑或他是被推到那裡的？)。……
書摘1
對區分的持久性(以及對支持這一區分的、原則上彼此協調的行動的多元性)的接受，與社會工程(social engineering)的宏大設計的壽終正寢有著密切的關係。後者等於是對造園或外科姿態(surgical stance)的腐蝕。在整個現代時期，造園或外科姿態均成為制度化了的權勢們——尤其是民族國家的權勢們——所具有的那些態度和政策的特徵。現代性表明了社會秩序所具有的本質的人為性，表明了社會在獨立獲得其有序存在時的無能為力。現代性還表明，社會秩序的建立有賴於能動性(agency)的非對稱分布，即將社會區分為行動者及其行動的對象。對能夠明確秩序狀態有別於混亂這一所選定的能動性的惟一主張，已在理智優越於情感、理性行為優越於非理性驅力以及知識優越於無知或迷信這一意識形態中得到表明。這類抽象價值間的對立，既產生又反映了實際的社會分工。最為重要的是，這種對立成了社會分工的自主和選擇的一端與另一端上的自主意志的去合法化之間的長期凝縮。同樣，一旦內在的主宰衝動消散於共存和(自願或強迫的)寬容的氣氛之中，這一對立就會喪失其絕大部分的區分力。社會工程抱負被淡忘之後，它可能(僅只可能而已)也就長不了了，因為前者正是後者的意義和理由。它從那些使命般的籌劃和聖戰般的改革運動中，獲得了自身的意義；它不可能比後者更為經久。
然而，對這一對立的記憶，促使著人們去想像它已墮落為非理性的復興和理性的投降。但是，每當計畫和設計好的、人為的命運(man-made fate)不再在那些被選定要發揮支配作用的生活形態與那些被標定為移植或消滅的生活形態之間作出區分時，以此方式所感受到的那一切，僅僅是差別所具有的那種突然的、尚無完全被掌握的無意義性。非理性是理性產業的廢棄物。混亂是秩序之生產中積聚而成的廢棄物。異鄉人所具有的令人可怕的不一致性，是那個已經被明確分割成稱作“我們”的這一塊和標定為“他們”的另一塊的世界所丟棄的垃圾。矛盾性是符號清晰性(semiotictransparency)生產中的有毒副產品。非理性、混亂、異鄉人特性、矛盾性，這一切都是那種無名“超越”(beyond)的名稱。對於這一超越，那些自稱為是理性、是秩序的主力、是本地人、是意義的占統治地位的權勢們很不喜歡的。它們是設計抱負的副產品，正像雜草是園林設計的副產品一樣。除了讓特定的人(someone)拒絕對之寬容之外，它們沒有任何意義。抑或確切地說，一旦經驗的溶劑被脫水之後，惟有價值的硬質結晶留下。它們的那些多重意義，結果都成了特定的人在特定的地點拒絕與之共存的那種差異。
正如迪克·希金斯(Dick Higgins)10年前所指出的那樣，存在著認識問題和後認識(postcognitive)問題。前者已失去很多自身的吸引力，而後者被提到的頻率卻越來越高。認識問題植根於世界當前或未來的整一性(oncness)這一自明之理之中。在這個獨一無二的世界——一個遭受無選擇之苦的世界之中，要做的事情是，要徹底搞清這個世界對那些希望在世界之中找到自己位置的人們到底有什麼要求。因此，所提的問題也就是：“我該如何詮釋我是其中一部分的這個世界?”後認識問題享受不到傳統自明之理所能給予的奢華。其實，它們沒有任何自明之理可以用來作為一個靠得住的起點。它們也沒有一個明確的地址。在它們著手探究世界之前，它們必須搞清楚有(些)什麼樣的世界要探究。因此，可按下述順序進行追問：“這是哪個世界?在這個世界中可以做什麼?我的哪個自身將去做?”
後來，布萊恩·麥克黑爾(Brian McHale)將慣用的話語方式拋在一邊，並將希金斯的問題重新命名為現代主義問題和後現代主義問題。)他還指出，根據正統哲學的劃分，認識問題屬於認識論，後認識問題則主要具有本體論性質；因此，“後認識”問題則根本(至少在嚴格的意義上)不具有認識性。這些問題已超越了認識論。抑或確切地說，它們已回歸到那個具有根本性的存在問題。而這個問題，則必須在認識論認真著手於本職工作之前得到解決。它也是在現代時期假定自身已經確定的那個期間，絕大部分認識論問題曾追問過的問題。因此，典型現代的問題是，如：“什麼可以被認識?誰認識這個問題?他們如何認識這個問題，並有多大程度的確定性?”典型後現代的問題走得沒那么遠。它們試圖要找出知者本人，而非知者的任務。“世界是什麼?存在著什麼種類的世界，它們是如何構成的，彼此又是如何區分的?”即便是在對知識有著共同關注的時候，這兩種類型的追問也是以不同的方式提出自己的問題：“知識是如何從一個知者傳到另一個知者的，有多大程度的可靠性?”與之相對的問題是：“當不同的世界處在對抗的位置時鹹者當這些世界的邊界受到侵犯時，會發生什麼?”請注意，後現代問題不喜歡“確定性”，甚至不喜歡“可靠性”。在後現代本體追問首先安命其中，後來又專事於此的多元主義實在中，現代主義認識論的那個勝人一籌之處看來是絕對沒有市場。那種對終極性的尋求有著激勵作用的壓倒性權力欲(僅這一權力欲就能激勵這種對終極性的尋求)，在此喚不起任何激情。只有雙眉因自信而上揚。正是這種自信，曾使得對絕對性的追求看似一項貌似合理的籌劃。
在具有異鄉人特性的普遍矛盾性的世界中，異鄉人再也不一門心思於是然的矛盾性和應然的絕對性。這是異鄉人的一種新經驗。而既然異鄉人的經驗是我們絕大部分人現在共有的一種經驗，那么這便是世界的一種新境況。由於這一新經驗的存在，異鄉人以及他的那個世界都不可能一成不變。但是，會有什麼結果呢?
理察·羅蒂最近以下述方式對普魯斯特(Proust)的成就作了總結：
像尼采那樣，他也曾使自己擺脫這樣一種恐懼，即在他身邊有著某種先行的真理，一種他人一定早已發現的真實本質。但是，普魯斯特卻能夠做到這一點，同時又不需主張一定要從其早年的權威人物那裡了解那種藏匿的真理。他能夠拆穿權威的假面具，而又不自命為權威，能夠拆穿權勢者的抱負的假面具，而又不擁有這些抱負。
後現代性的巨大機遇，是大規模地複製普魯斯特的個人成就。後現代性的可怕危險，則是(如果喪失了那個機遇)它可能會使青春期的現代性所具有的那些已死的(抑或僅僅是冬眠中的)抱負得以復甦，並使自己的同時代者充滿著再次身體力行(re-livc)這些抱負的欲望。馬克思說，歷史總會再次發生。第一次是悲劇，第二次則是鬧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