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王道主義是孟子十分推崇的政治理想，他認為只有推行王道，實行王政，才是實現社會和諧的正義途徑。
王道是孟子整個王道主義政治的核心政治理念，理清王道的基本綱要，才能深入把握孟子的政治構想。通過總結孟子散見於各種場合、各個時期對具體事情的論述 ，孟子的王道大體可歸結為：為君之道、君臣之道、君民之道。
為君之道
王道，簡言之就是聖王之道．其核心是聖王。要想以王道主義統一天下，為君之人必須以聖王作為行為的楷模。因此，孟子對國君有很高的要求，而這些要求說起來也很簡單，這就是：國君必須是仁者。
在孟子看來，成為仁者並不難，因為當時的國君都有成為聖王的潛質潛能。以齊宣王為例，一頭牛將被祭鍾，齊宣王因為不忍心看到它戰慄發抖的樣子，命人以羊代替，百姓不明其故，以為齊宣王吝嗇，孟子卻從中看到了齊宣王有不忍人之心，“百姓皆以王為愛也，臣固知王之不忍也。”(《梁惠王上》第七章)既然有不忍心看到牛發抖的同情之心，對於自己的百姓，應該更同情才是。這種同情之心，便是不忍人之心。而聖王與普通人的區別就在於，聖王內心保存了這種不忍人之心，並將其擴充發展下去。由是可見，國君之道的基始，也是最關鍵的一環，就在於發現、保持、並擴充這種不忍人之心。將這種不忍人之心發施於政事，就成為不忍人之政。“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之掌上。”(《公孫丑上》第六章)人人都有類似的不忍人心，君王認識到這一點，以自足的不忍人之心為執政的基礎，在處理具體事務時，便會考慮多數百姓的生活，百姓亦會感激君王的仁愛之心，君王受到百姓的擁護，天下大治便易如反掌了。
對於能否真正“王天下”，孟子認為，國君有不忍人之心，“是心足以王矣”，君王只需推己所為，由己及人，擴充普端而已，盂子稱這種過程為“推恩”。他說：“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無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為而已矣。”(《梁惠王上》第七章)古代的聖人沒有什麼玄妙之處，只是善於把自己的作為推及到他人而已。“故王之不王，不為也，非不能也。”(《粱惠王上》第七章)現在的國君只要肯推恩，也完全可以成為仁君，王天下。被孟子推崇的王道主義竟然如此的簡單易行，親切隨和，當時的諸侯國君們才開始對他的政治主張感興趣，才會對他的理論做進一步了解。
國君行聖王之道，不僅要具足不忍人之心，事實上除了具有這種善心以外，還必須有相應的制度才行。孟子說：“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離婁卜》第一章)僅有善心不足以治理國家，善心只是一種道德意識，是執政的意識層面的東西，而平治天下，不僅需要政治意識，還必須有相應的一套政治制度。孟子認為，這套制度是現成的，只要認真效法就可以了。這就是“先王之道”或“先王之法”。先王的各種標準尺度，都是聖人竭盡心思制定的，而且“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離婁上》第一章)所以，行先王之道是為政最明智的選擇，也是對國君最基本的要求。
君臣之道
推行王道，僅靠君主一人的力量顯然是不夠的。臣作為君的輔弼，在推行王道的過程中，有著重要的作用。因此，在君臣之問，也有確定的相處之道。“欲為君，盡君道；欲為臣，盡臣道。”(《媵文公上》第二二章)
孟子認為，為人臣者首先必須是個好善之人。因為“好善優於天下”．“夫萄好善，則四海之內皆將輕千里而來告之以善。夫苟不好善，則人將日：‘她匏，予既己知之矣。’弛匏之聲音顏色距人於千里之外。士止於千里之外，則讒諂西諛之人至矣。與讒諂面諛之人居，國欲治。可得乎?”(《滕文公下》第三章)喜歡聽取善言，就可以治理天下，假如喜歡聽取善言，那四處的人都會從千里之外趕來把善言告訴他；假如不喜歡聽取善言，那別人會模仿他說：“呵呵!我知道了。”呵呵的聲音會把士人拒之千里之外，士人在千里之外，則諂媚之人就會圍上來，同進讒言而當面奉承的人在一起，怎么能治理好國家?
好普是為臣的基本要求，但僅僅是好善還不行，為臣還必須“敬其君”，“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君，不敬其君也，”(‘滕文公上》第二章)大舜是聖人，是做人的榜樣，也是為臣的榜樣，所以賢臣盡臣道，當以大舜為法，否則就是不敬其君。除了敬君之外，為人臣者還要正其君，“格君心之非”，糾正國君內心的錯誤，使國君做到仁，行為符合正義，這樣別人也能做到仁義，國家也就安定了。
在孔子那裡，君是臣服務的對象，臣是君的下屬，主次上下的關係是很明確的。但是到了孟子，君臣關係卻增加了一層平等的色彩，君要臣為其服務，首先必須對臣尊重愛護。“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離婁下》第三章)臣如何待君，要由君如何待臣而定，君待臣好，臣也待君好：君待臣不好，臣也待君不好。因此，國君對臣應當符合禮義：“諫行言聽，膏澤下於民；有故而去，則使人導之出疆，又先於其所往；去三年不反，然後收其田裡。此之謂三有禮焉。”(《離婁下》第三章)如果這三條沒有一條可以做到，君與臣便是仇敵，更不可能為其服喪了。
孟子認為，君主應當以臣下為老師，努力向臣下學習，“將大有為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謀焉，則就之。其尊德樂道，不如是，不足以有為也。”(《公孫丑下》第二章)大有作為的君主必然有他不能召喚的臣子，如果有事情商量。就應當親自到臣子那裡去，向他們學習求教。若只喜歡以聽從自己的話的人為臣，不喜歡以能教導他的人為臣，那是絕不能有大作為的，更談不上推行王道，平治天下了。更有甚者，孟子認為臣下對君有“易位”的權力。孟子將臣分為“異姓之卿”和“貴戚之卿”，對於國君犯的錯誤，異姓之卿的做法是“君有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去。”(《萬章下》第九章)反覆勸諫，如果君主執迷不悟，便離去。而貴戚之卿因為與國君有血緣關係，國君的祖先是他們的祖先，不能坐視國君犯有大的過錯，使政權滅亡，因此，他們“君有過則諫，反覆之兩不聽，則易位。”(《萬章下》第九章)在不得已的情況下，只能另立新君。雖然這裡“易位”的權力j{屬於貴戚之卿，但君的權力的至上性和唯一性，已經大打折扣了，君臣關係也有了新的內容。
在孟子看束，君臣之聞的關係是楣叵的。為人臣者要好善，敬君正君，同時，國君也應以禮義待賢臣，認真聽取臣者的意見。聖王之道，也在於此。
君民之道
在國家結構中，民眾在政治經濟上處於弱勢，但在數量上占有絕對優勢，一國之君若失其民，便失去了整個國家。而民心之向背，是得失其民的決定性因素。因此，君民之道，關鍵在於“得民心”。推行王道，其目的就是要使天下大治，百姓安定。以民為重，以民心為重，既是實施王政的手段，也是推行王道的目的。
孟子認為，只有得到民眾的支持，天子才能獲得其合法地位。他說：“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是故得乎丘民而為天子，得乎天子為諸侯，得乎諸侯為大夫。諸侯危社稷，則變置。犧牲既成，粢盛既潔，祭祀以時，然而旱乾水溢，則變置社稷。”(《盡心下》第十四章)趙歧《注》說：“君輕於社稷，社稷輕於民。丘，十六井也。天下丘民皆樂其政，則為天子，殷湯周文是也。”①丘民，就是民眾百姓。在《孟子》中，民又分為兩部分，一是“國人”，指居住在城郭里的“民”；一是“野人”，指居住在鄉野之中從事農業生產的“民”。在孟子看來，得到諸侯的歡心，便可作大夫，得到天子歡心，便可作諸侯，得到丘民歡心，便可作天子。如果諸侯如果危及國家的生存，就可以改立；如果祭祀各方面做得很好，卻還是鬧災荒，就改立土神穀神。孟子的思想十分明確：在君主、社稷和國家事務中，人民是第一位的。
君主“得乎丘民”的主要方法是“得乎民心”。歷史的經驗證明了這一道理。“桀紂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離婁上》第九章)夏桀、商紂以強大的國家而身死國亡，在於他們失去了人民，失去了民心；商湯、周武以小邦推翻了大國從而君臨天下，在於他們得到了民心。那么如何得民心?“得其心有道：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爾也。”(《離婁上》第九章)把百姓想要的給他們積蓄起來，不把百姓憎惡的強加在他們身上，這種仁愛百姓之心，定會得到百姓的擁護，使“民之歸仁也，猶水之就下、獸之走壙也。”(《離婁上》第九章)雖然這個效應並不能立即得到，有待不斷地積累，好比醫治陳年老病需要三年陳艾，如果平常不積蓄，終身得不到，如果不立志行王道仁政，必將終身憂患受辱，以至於陷入死地。
在孟子那裡，民是作為一個集體存在的，這個集體在國家中的數量是最多的，也是最重要的。因此，在關係到國家百姓利益的政事上，國君應當聽取百姓的意見。例如選拔賢人、罷免不才的問題“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聽；諸大犬皆曰不可，勿聽；國人皆月不可，然後察之。見不可焉，然後去之。左右皆曰可殺，勿聽；諸大夫皆曰可殺，勿聽；國人皆月可殺，然後察之。見可殺焉，然後殺之。”(《梁惠王下》第七章)
合理是對不合理現象的否定性反映，正義是對非正義現象的否定性反映。孟子的王道主義，就是針對霸道中的非正義現象而提出的。當時是，各諸侯國君主專權，為圖謀霸業，置百姓存亡於不顧。而孟子的王道綱要，以行聖王之道的君道為主，君臣之道為輔，君民之道為基礎，從多方面對“君”做了限制，突出了百姓的地位和作用，糾正了霸道中的不正義現象，因而其理論體現了正義的精神。
“王道”外交
2013年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研究員孫茹在《環球時報》撰文認為 ：新國際主義意味著中國要承擔更大的國際責任，對開發中國家提供更多力所能及的幫助，更多地維護國際體系的穩定，履行更多責任，推動國際秩序向公正合理的方向發展。新國際主義也意味著中國在增進人類共同利益的過程中，可能要付出一定的民族犧牲。新國際主義外交也是一種具有時代特色的“王道”外交，使中國成為國際上令人尊敬的先進國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