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經歷
王毓寶的金嗓子是她的天賦條件,但更重要的是她從幼年習藝時就打下了堅實的基礎。她的父親王振清是油漆工,愛好京韻大鼓、單弦、靠山調,還彈得一手好三弦,是有名的票友,小毓寶聽父親的唱比聽母親的催眠曲還要多。俗說話,小孩兒是“嘴跟著腿”的,會走路就會說話,小毓寶也是嘴跟著腿的,會走路就會唱時調。五、六歲,每當父親約朋友到家裡彈唱都會招呼她來上一段,她就會大大方方地唱上一段,字正腔圓、尺寸勁頭合適。 王振清頗以這個女兒為自豪, 到哪兒演唱都帶著她,八歲的王毓寶正式開始“走票”。 十四歲她正式登台演出, 挑起全家人的生活,一天趕四五家園子,日夜兩場,一天就趕十來場——河北、南市、勸業場、鳥市……她的金嗓子硬是這樣“煉”成了。她的嗓音高亢洪亮,唱出高腔大氣磅礴、響遏行雲,小腔悠揚婉轉、柔和細膩,行腔高低婉轉自如、吐字清晰利索, 似斬釘截鐵“率”“脆”悅耳, 颱風潑辣、瀟灑飄逸,有時調演員的獨特風格。
在不斷的演出過程中,她有機會接觸到許多著名演員。她博採眾長,不斷從前輩藝人的演唱中汲取營養。她根據“時調”植根於市井民間,源於城市民歌的特點,首先對其中的靠山調進行改革,調整唱腔鏇律。她以改編民歌《摔西瓜》作嘗試,從兩件樂器增加到七件樂器,豐富了時調的表現力,結果在津沽一炮打響,從內容到形式初步完成了“天津時調”的創立,並形成了自己質樸、爽朗、甜潤的風格。從此,這一曲種由衰落開始走向新生。1953年王毓寶參加天津市廣播曲藝團,積極從事時調革新工作,原有的“時調”更名為“天津時調”。
王毓寶既唱新節目, 又改編傳統劇目。 她經常演出的代表節目,傳統的有《放風箏》、《踢毽》、《七月七》和《拷紅》等;現代的有《翻江倒海》、《軍民魚水情》和《夢回神洲》等。同時,她還培養了一批專業、業餘的天津時調演員如:郭菊苹、高輝等5月28日,王毓寶在天津市文聯主辦的“與愛同行——慰問戰鬥在抗震救災第一線的勇士及家屬”演出中演唱《軍民魚水情》。5月28日,汶川大地震發生之後,天津市文聯舉辦了一場《與愛同行——慰問戰鬥在第一線的抗震勇士和家屬》的專場演出。人們意想不到,在晚會的最後高潮時,著名曲藝家、已83歲高齡的王毓寶出現在了舞台上,她帶領著老、中、青三代鼓曲演員,高唱起曾經為聽眾耳熟能詳的《軍民魚水情》,她那高亢嘹亮、拔地而起的第一句領唱“紅旗飄飄,歌聲陣陣……”震撼了全場的觀眾。
“王毓寶!我們看見王毓寶啦!”散場之後,許多被慰問者眼中含著淚花,將她團團圍住,向她獻花,祝她長壽!天津的觀眾太喜愛她啦!隨後,這台晚會數次在電視、在廣播中播放。人們驚嘆這位耄耋之年的藝術家當今的精神風采,人們佩服這位永不落伍的藝術家帶給人們的鼓舞。正當各界籌備她舞台生涯75周年的慶祝活動時,又傳來了一大喜訊:王毓寶榮幸地成為我市曲藝界首位中國曲藝最高獎——牡丹獎·終身成就獎的獲得者。作為一個從藝75年的老藝術家,她的人生是一曲更精彩的“段子”……
自幼登台不隨俗,新中國成立創新曲。
王毓寶自8歲隨父“走票”演唱時調起,以嗓音高亢,不落俗套而令人刮目相看。13歲便以藝養家,獨立擔綱。而尤為可貴的是,生性倔強的她,從正式登台之日,便以不唱粗俗淫猥之詞、摒棄男時調藝人插科打諢而獨步曲壇。
即便如此,那時候天津高雅一點的園子也都是把時調拒之門外,像當時勸業場裡的大觀園和泰康商場裡的歌舞樓(後更名小梨園),便以所謂上流社會聚集之處為由,令所有的時調藝人望而卻步。可王毓寶偏不信邪,上世紀30年代末期,經業內人推薦,王毓寶立志要登歌舞樓演唱。當時,歌舞樓的老闆雖對能上南市群英戲院的她有所耳聞,但仍擔心歌舞樓的觀眾不買賬。所以,他在盛情難卻的情況下,只允試演三場。“初生牛犢不怕虎”的王毓寶,認為機遇難得,便在第一天的“打炮”場中,唱了一段《七月七》。她那超群的演技,端莊的形象,文雅的唱詞,即刻藝驚四座,一炮打響;第二天,她唱的是曲調緩慢、低沉、委婉的《悲秋》。當唱到“秋風吹動梧桐葉,丹桂開花不大自由,花木凋零冷氣颼”時,贏來滿堂喝彩聲;第三天,她又唱了一段描寫春閨生活、輕鬆活潑的《踢毽》,更加轟動。三場唱畢,老闆即以重酬挽留其為歌舞樓的主演了。
從此,她再也不用為“唱一段一打錢”的小茶社演出而拿“包銀”了。這是具有近百年歷史的時調第一次登上曲壇的高雅殿堂,也是第一次使人們認識到這種只能在“撂地”、妓院和小茶社演出的曲調竟然也能給人以耳目一新的高雅享受。此後王毓寶那高亢嘹亮的音調,樸實明朗而又婉轉動聽的鏇律,博得了天津越來越多人的喜愛。
當時還沒有“天津時調”這一名稱,只有“唱時調”的稱呼。在“時調”的總稱下,包括有《老鴛鴦調》、《新鴛鴦調》、《二六板鴛鴦調》等,還有以演唱的曲目而定的曲調,如《十杯酒》、《畫扇面》、《繡麒麟》、《明月五更》、《山西五更》,以及《落尺》、《落五》等等,其中演唱的最為廣泛的是《靠山調》。
新中國成立以後,1953年年初,王毓寶以新文藝工作者的姿態加入了天津市第一家國營文藝團體,即剛剛建立的天津廣播曲藝團。當時,充滿朝氣和創新銳氣的她,不再滿足於自己的唱腔唱段,她認為任何曲調形式只有不斷地創新才有生命力。她決意要對時調再次進行改革。
但怎么改?從何處入手?這可不是一件簡單的事。
當時人們的觀念還比較保守,駱玉笙的唱腔創新就引來很多非議,人們對京韻大鼓只承認劉(寶全)、白(雲鵬)、張(小軒)三派,駱玉笙根據自己的特點設計創新的唱腔被許多人譏諷,認為是非驢非馬“四不像”。那么,對時調做大的改革,王毓寶的壓力也是很大的,因為改不好,恐怕連現有的聲譽、地位都保不住了。
但不改,就不能超越自己。
所以,她不顧旁人的閒言碎語與冷嘲熱諷,在團領導的支持下,團結、組織弦師祁鳳鳴及通曉音律的姚惜雲等人,移植了民歌歌詞《摔西瓜》。選擇了《靠山調》為基礎,共同設計,精心創新,調整唱腔,變化間奏,大膽地添加了笙、揚琴等樂器,改變了一些死板的唱腔,取消了每番最末一句的“哎咳喲”。演員在樂隊雄壯的前奏聲中出場,走到台口,前奏結束,先聲奪人,頭一句唱腔便設計成了一個能獲“滿堂彩”的高潮。而且她還重新審視設計表演動作,以全新的面貌出現於津門舞台。這一改革,即刻轟動了曲壇,觀眾的掌聲和歡迎的程度比以前更加熱烈,也受到了國內同行的普遍贊同。“天津時調”的名稱即由此發端,京津等地的時調演員爭先仿效,成功地揭開了天津時調健康發展的新篇章。
此後,她又創演了《提意見》、《想心事》、《制寒衣》、《嫦娥贊月》等新作品,整理了《放風箏》、《踢毽》、《七月七》等傳統曲目,從內容到形式,系統地完成了天津時調的創立,也鞏固和擴大了“天津時調”的地位和影響。
她的一段“我唱洪湖水,總理拍手隨;我唱南泥灣,總理來指揮……”令多少人落淚!
在一片讚揚聲中,一般的人都會鬆一口氣,去享受一下掌聲、讚揚聲和鮮花帶給自己的溫馨和榮耀。可王毓寶卻沒有任何鬆懈,她又有了新的超越目標,她認為天津時調在演唱的題材上,不能只局限男歡女愛和調子悲戚的內容上;在唱腔音樂方面,不能僅限於修飾調整舊腔,要突破舊民歌窄小的生活圈子、狹隘的情感範圍,要表現宏偉壯闊的現實生活和時代精神。
在上世紀50年代後期,她以一曲撼人心魄的《翻江倒海》,用激昂、豪邁的聲腔和內容表現了勞動人民在社會主義建設中改天換地的英雄氣概;緊接著,又推出了一段富有激情的《毛主席來到咱村莊》,描繪了領袖和人民民眾之間的親切深厚的感情。這時期的天津時調已發展到了新高度,在全國產生了廣泛影響,天津時調的演唱者也遍及華夏大地。
上世紀60年代初,她又創新了以夾敘夾議、詩情畫意、抒情讚頌為主體的《紅岩頌》、《海河行》,嘗試了以拓展“數子”增強敘事性和表現故事情節的《賣椰子的老大娘》等曲目。
而正當王毓寶佳作頻出,向新的高峰攀登之時,文化大革命爆發了,她被冠以“資產階級反動權威”關進了“牛棚”。那時,最讓王毓寶痛心的不是生活中的刁難和肉體上的折磨,而是某些人對天津時調的攻擊。這時她的心情壞到了極點,因為天津時調是她的生命,是她唯一不能捨棄的藝術追求。
她沒有放棄,在“造反派”們沒有查出她任何問題而被“解放”之後,她心底的壓抑,促使她的創作欲望像火山爆發一樣釋放出巨大的能量,誰也不能說天津時調不行,一曲《大寨步步高》,迅速在舞台上、在廣播裡,唱響全國。
不久,她又創作演唱了《軍民魚水情》,迅速在天津、在全國普及開來,在各地曲藝專業團體的演出中,在部隊和地方的業餘宣傳隊里,在津城的街頭巷尾人們都爭先傳唱。這段曲目詞意清新,語言通暢,朗朗上口,富有詩意。一個做軍鞋、送軍鞋的簡單又曲折的故事,生動地表現了軍民之間的深情厚誼。在唱腔音樂上,王毓寶又做了較大的改革突破,不但慢板唱腔有了大的更新,腔調增添了鏇律變化,更難得的是套用了1/4拍的新板式,還加上了韻誦和念白,天津味兒,北京字兒,親切動人,尤其是巧妙地糅進去的那句“老鴛鴦調”長腔,更可謂經典之筆。
粉碎“四人幫”之後,她創演的《心中的讚歌向陽飛》是結合自己的親身經歷,強烈抒發了人民對“四人幫”的深惡痛絕。其中懷念周總理與文藝工作者親密聚會的一段唱腔,恰到好處地糅進了“洪湖水、浪打浪”的曲調。特別令人難以忘懷的是,每當她唱到“我唱洪湖水,總理拍手隨;我唱南泥灣,總理來指揮;再要往下唱,總理怕我累;站起身讓我坐在他周圍”時,王毓寶往往滿臉熱淚,這時也總是獲得雷鳴般的掌聲。我們許多親歷者,所看到的那種台上台下所產生的強烈共鳴,是並不多見的現象,而且我認為,這也是許多演員難以逾越的標桿。
1983年她創演的《夢回神州》,又一次獲得巨大成功。在這個段子裡,王毓寶大膽採用了一向被認為是極難獨立演唱的《老鴛鴦調》作為基本唱腔,來表現台灣同胞思念大陸,懷念家鄉的哀傷抑鬱之情。詞曲情緒吻合貼切,韻律深沉感人,全段曲調由低回傷懷,漸轉激越昂奮,由《老鴛鴦調》轉《二六板》,至結尾用新調形成高潮,發展自然,結構完整。很好地表達了台灣同胞渴望祖國早日統一的強烈心愿。王毓寶在這段節目裡的演唱,聲腔細膩,字韻精美,隨情施聲,以聲助情,情深意切,達到了爐火純青的地步。
天津時調——已被列入國家非物質文化保護遺產,王毓寶也被評為優秀中華文化傳承人,獲得了“金唱片”獎等無數殊榮。
不當“大腕”當學生,潔身無染平和心。
智者謙恭仁為先,這是王毓寶在業內給人留下的深刻印象。
在曲藝界的舊俗中,“名角兒”、“大腕兒”是演出的核心,樂隊弦師是伺候“角兒”的附屬,演員可以對弦師招之即來,揮之即去。解放前,弦師的報酬要靠“角兒”賞。演出分紅,依然是由“角兒”按“四、六”“三、七”“二、八”比例分給樂隊。演員拿高比例,有的甚至是“一、九”分成,即演員拿九,樂隊拿一,而王毓寶從來都是與樂隊平均分紅。她從幼年登台到聲名顯赫,無論給自己伴奏的是長輩、平輩、還是晚輩,不管是演出還是排練,甚或是弦師在台上出現差錯,她從未有過指責、呵斥、“耍大牌”等陋習,而是關心他們,照顧他們,無微不至地幫助他們。在建國初期,她改革時調時,就是由於她能團結、依靠弦師及各方人才,為人謙虛謙和,尊重他人,所以就創下了成功的氛圍。這在“主角兒”、“大腕兒”身上是十分難能可貴的,因為在舊的習俗中,弦師對演員唱腔的建議,一旦被演員採納,就是屬於演員所有,跟弦師沒任何關係。無論是何劇種,由演員所形成的“流派”,也是以演員的姓氏命名,弦師貢獻再大也沒有絲毫榮譽,因為弦師就是伺候“角兒”的。
而王毓寶不然,在天津時調改革之初,她就非常尊重合作的弦師、作者及通曉音律的合作者。改革成功之後,她更是在各種場合和各類文章中首推弦師祁鳳鳴、通曉音律的姚惜雲、作者王焚等人,而從不提自己。在她所有創演的節目中,哪位弦師參與了唱腔設計,就在出版物或舞台字幕、節目單上,寫上哪位弦師,而從不署自己的名字。哪怕這位弦師是自己的晚輩、學生,她也不改初衷。在一些不了解情況的觀眾中,曾發表議論:“王毓寶不會裝腔兒!”她聽後微微一笑,仍我行我素。前幾年,她出版了《王毓寶與天津時調》的專著,這在一定意義上說,是一部蓋棺定論的傳世之作啊!況且和她合作的老弦師、作者都已作古。可她依然如此,在這本書中,幾乎看不到她在唱腔設計上所做的工作,每個唱段的唱腔設計都寫的是他人。就從這一點上說,有多少名角兒能做到呢?
在上世紀60年代初,王毓寶做了一個令許多內外行都非常不理解的決定——拜師!拜誰呢?拜天津市紅橋區曲藝團的“靠山調”藝人姜二順為師。這一決定在業內引起眾多議論,王毓寶已聲名顯赫,論影響、地位、成就,怎么能拜在一個不為更多人知曉的區屬劇團的民間藝人門下呢?王毓寶在當時的身份,那絕對是時調界的“大姐大”了,她怎么不當“老大”要當學生呢?而且,在曲藝界還有“代師收徒”的習俗呢?她完全可以找一位師姐,拜在已故的、更高輩分、更大影響的藝人門下呀?可王毓寶不是這么想,她認為:“不能圖所謂的虛名,要的是天津時調的長遠發展,姜二順雖然沒有自己的名氣大,但她確有一技之長,她會的傳統曲調不能失傳,當然,不拜師她也會毫無保留地教我,但既要跟人學,就要行弟子禮,就要拜人家為師。”拜師後,王毓寶不但虛心學習自己還沒有掌握的東西,而且和自己的老伴共同孝敬姜二順夫婦,直至養老送終。
潔身無染平和心,在這方面王毓寶是有口皆碑的。她解放前就不慕虛名、不攀權貴,不傍勢力,生性倔強,剛直不阿。而令業內更加難忘的是在“四人幫”猖狂之時,江青一夥把黑手伸進曲藝界,經過一番“調研”和觀看演出之後,她們看中了天津時調,也非常欣賞王毓寶的演唱,江青不但私下接見,而且還贈與禮物。耿直的王毓寶,不但淡然處之,不卑不亢,以“不會說、不會寫”為名,採取“敬而遠之”的態度,不由得令人肅然起敬。
可她對待普通的曲藝觀眾,平民百姓,卻表現得非常謙虛尊重,下工廠,去農村,觀眾讓唱就唱,讓唱幾段就唱幾段。凡找她簽名的,她都做到讓對方滿意為止。有的觀眾是她在哪裡演就追到哪裡,甚至說:“如果有一天,你演出時看不見我在台下了,那就是我死了。”在對待這樣普通的觀眾方面,她和馬三立可謂是楷模,這兩位老人,就曾多次給生活、地位都極普通的曲藝觀眾過生日,知道有的老觀眾生病,還親赴家中探望等等。
她生活在熱愛她的普通民眾之中,所以,她也是廣大民眾熱愛、尊敬、喜歡的人民藝術家。
愛藝術更愛弟子。在她心裡“沒有優秀的天津時調演員,就沒有天津時調”。愛的執著,派生著辛苦。已80多歲高齡的王老,不能堅持正常的演出了,但她對於自己所從事了75年的演唱事業,怎能割捨得下呢?於是,她開始投入教學,沒有組織的委派,也不收受任何報酬,她在家中辦班。她企盼天津時調有優秀的繼承者,她恨不得後繼者能超越自己。她說:“沒有優秀的天津時調演員,就沒有天津時調。”當她的弟子高輝以一曲《春來了》得到廣泛讚譽、獲得多項全國大獎時,她比自己獲獎還高興。在前幾年她出版的專著中,還別出心裁地以附錄欄目刊登該作品,她認為這個作品有創新,是天津時調前進中的又一成果,她要不遺餘力地推舉。
在曲藝界是非常講究輩分的,有許多剛進曲藝團或新入曲校的學生,完全可以由她在曲藝團、曲校的弟子去傳授功課,就像一位德高望重的“博導”怎能花費精力去輔導小學生呢?她沒有這些清規戒律,有時同在她家上課的,既有60多歲的老弟子,也有幾歲的孩童。不分長幼,不分專業、業餘,也不分是天津的,還是外地的。當發現有“好苗子”時,她常常歡喜得像個孩子。
1982年的10月6日,大雨滂沱,她早早地起了床,在家等候一位6歲的農村女孩,她叫李思彤,全家都是種地的農民,但都酷愛天津時調。沒有文化的奶奶懷著試試看的心情給天津曲協打了一個電話,問能讓王毓寶教自己的孫女嗎?這在許多人都認為是天方夜譚之事,可沒想到,王毓寶答應看看孩子,就在這一天王毓寶在家中接待了她們祖孫倆,並發現孩子具有可塑的條件,便答應教她,並可隨時來。孩子的奶奶高興地問:“您有什麼條件啊?”王毓寶果斷地說:“不收任何禮物,不要一分錢,你們一個農村種地的往城裡跑,花公車錢就是負擔了,我什麼都不要。”
功夫不負有心人,1983年7月28日小思彤亮相在中央電視台的第二屆全國少兒曲藝大賽,在全國賽手如林的情況下,一曲天津時調《奧運福娃》以高分獲得了銀獎。小孩的奶奶高興得逢人便講:“多虧了王毓寶啊!這么大的一個藝術家不嫌棄咱一個種地的,上哪兒找這樣的好人啊?!俺孫女有福。”王毓寶愛自己的事業,愛自己的學生,甚至有的弟子說:“我師父不僅在藝術上教我成才,在生活上對我的關愛都超過了我的父母。”
因為年歲已高,她不能堅持正常的業務演出了,但她的奉獻從未停止過,無論是曲藝界的大型活動、義演,還是社會公益事業,抗洪、賑災、助殘、扶困,她都走在前面,從不落後。在前不久的抗震救災中,她唱不了整段了,就帶領著自己的幾代弟子、由她領唱《軍民魚水情》,主動請纓參加慰問我市公安、衛生、消防赴抗震一線勇士在津的家屬;天津市文聯在奧運會之前,組織百名藝術家慰問“城市的名片——優秀計程車司機”,她也不顧天氣炎熱積極投身到慰問“的哥、的姐”的活動中。為了不給主辦方添麻煩,她讓兒媳開車,多次出席活動,不要任何代價。
前幾年,她突然患了心梗,經醫院急救脫離了危險,但心臟中多了兩個“支架”。身體顯然不如以前了。尤其是老伴故去後,對她進行照顧、也是她最疼愛的小兒媳也下崗了。她膝下共有兩子,長子在“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中去了東北,後來成為京東大鼓名家董湘昆的得意高徒,在長春市曲藝團工作。鑒於她生活上的困窘,便有人向她提議,是否找一下領導把在東北的兒子調回來。人老啦!再說哪個當娘的不想自己孩子啊?可她說:“我一輩子也沒為個人的事找過組織,國家有困難,還有那么多‘下崗’的工人哪,跟他們比咱過得去,我現在不能演出了,還給安排在文藝界諮詢委員會,享受終身不退休的待遇。你們不知道啊,早期的時調藝人高五姑,那可是身懷絕藝的藝人,她在1942年的冬天,因為病了不能演出就沒有收入,連凍帶餓再加上有病,慘死在了南市福安街益津里附近。同行們聞訊趕到想收殮屍骨埋葬,結果晚了,不知給扔到哪個亂葬崗子了,她死時還不到40歲。想想她們,咱知足啦,不給組織添麻煩。”
這就是王毓寶,一個老藝術家最質樸的心聲!83歲高齡,75年從藝生涯,她獲得了中國曲藝界的最高獎——終身成就獎。可王毓寶沒有把這個獎看成終點,她還要做更多的事,她還期盼著天津時調有更大發展,我們也堅信她的夙願一定能實現,天津時調必將走向更加輝煌的明天!
藝術生涯
一提起天津時調,人們自然就會想到王毓寶,20世紀70年代,她的一曲《軍民魚水情》紅遍了大江南北。從那時起,人們才知道了天津時調,也認識了王毓寶。
8歲走票
1926年,王毓寶出生在天津河北大街石橋西胡同的一個手藝人家。父親王振清,是油漆匠人,自幼酷愛演唱《靠山調》(時調的曲牌)。每逢夏日傍晚,吃罷晚飯,他就約上三五個人,在胡同口擺上桌椅,泡上一壺大葉清茶,一邊品茶,一邊彈弦歌唱。時常引得鄰居和過路人的駐足圍觀,唱到精彩處,大家不禁齊聲叫好。興致上來,有時要唱到月過中天、夜涼人靜才收場。耳濡目染,王毓寶在五六歲時也迷上了時調,並開始跟父親學習。因她嗓子好,有衝勁,能唱高腔,而且悟性好,不怯場,所以,在父親的精心調教下,王毓寶很快就掌握了《靠山調》的技巧,並能唱上三兩段。後來,父親組織的“時調沙龍”漸漸地在津城小有名氣,凡地方上有民俗活動或是親戚朋友有喜慶集會,都要請他們去演唱助興,名曰“走票”。8歲時,王毓寶就開始跟隨父親到處走票,很受觀眾歡迎。
力登大雅
王毓寶正式登台是在1938年,那年她12歲。由於父親日
漸年邁,家庭生活的重擔幾乎都壓在了她的肩上,她不僅要孝敬父母,還要供弟弟上學。當年,像她這樣年紀輕輕就養家餬口的藝人很多,所以,王毓寶也沒覺得有什麼委屈,反而覺得挺自豪。20世紀30年代,曲藝已從撂地(劃塊地兒露天演唱)進入書場、茶社,但有些園子還是把時調拒之門外,認為時調低級,不能登大雅之堂。王毓寶當時心裡非常不服氣,憋著勁要為時調打一個翻身仗。機會終於來了,1948年冬,因南市群英戲院要大修,經理很怕包括王毓寶在內的這班人馬流散了,就與小梨園議定將他們暫“借”給小梨園,待群英戲院修好後再回來。但小梨園的管事偏偏不要時調,他說:“小梨園從開張那天起上的就都是高雅曲藝,獻演的也都是一流藝員,我今兒個要是讓《靠山調》這樣低級的玩意兒上了場,往後我們還怎么邀角兒呢?”因為群英的老闆知道時調能賣座兒,生怕這一撒手王毓寶被別的班子挖走,所以就極力推薦讓她試試,最後,雙方達成協定:試演3天,如果觀眾認可就接著演,否則3天后走人。
當時只有23歲的王毓寶深知這次機會難得,她在曲目上、唱腔上都做了精心的準備,所以,在連演3天中,場場博得滿堂彩,一場比一場叫座,特別是第3天,很多社會名流紛紛慕名而來。也就是在這一天,時調才正式登上大雅之堂,才真正得到了社會的認可。王毓寶紅了,各大戲園子都來搶她,最忙時,她一天要趕三四家場子。
時調正名
在時調前冠以“天津”二字,定名為“天津時調”,還是在
解放後。1953年初,天津廣播曲藝團成立,王毓寶成了新中國的曲藝工作者。她和弦師祁鳳鳴、姚惜雲等共同創作了《摔西瓜》,這一曲目調整了唱腔鏇律,變化了前奏過門,改變了演出形式,賦予傳統《靠山調》以新的生命,特別是王毓寶那高亢嘹亮、圓潤寬廣、華美婉轉的演唱,和她那清脆俏麗的“疙瘩腔”,給觀眾留下了深刻印象,在津城一炮打響,這曲《摔西瓜》也成了天津時調的開山之作。因時調帶有濃厚的地方色彩且演員多為天津人,所以從此,時調即得新稱“天津時調”。王毓寶的演唱日臻成熟並自成一派,她具有美妙的抒情女高音歌喉,每次演唱,開頭一句就先聲奪人、拔地而起,響遏行雲,繼而轉折跌宕,沉落低回,常常落腔未畢就掌聲雷動;全曲終了,更是滿堂喝彩聲,經久不息。真有“一曲歌罷四座皆驚”的強烈感染力。但她並不滿足,仍積極致力於改革創新工作,她先是在一向只唱不說不做的傳統演唱中加進了動作身段和朗誦,最大限度地表現出曲目的內涵,增加了藝術感染力;後又在一個曲目中根據不同的人物運用了不同的曲牌,如在《拷紅》中老夫人用了“老鴛鴦調”,紅娘則運用了歡快活潑的“怯五更調”,更加貼切、鮮明地表現出了人物個性;《軍民魚水情》在全國的轟動和《夢回神州》的創新成功,標誌著以《新靠山調》為主體的天津時調逐漸趨向完善。
難忘演出
1958年8月,在全國曲藝匯演時,組織上選拔了十幾個在全國有較大影響的節目,到北京飯店為來訪的西哈努克親王演出,王毓寶的《翻江倒海》也榮幸地入選了。那是王毓寶終生難忘的時刻,在宴會上,隨著音樂過門的響起,王毓寶第一個走上了舞台,她剛一在台上站定,只見坐在前排的周總理就把手中的筷子放下了,神情專注地看著台上的她,隨後,席間所有的人也都齊刷刷地放下了手中的筷子,靜靜地等待著她節目的開始。就是總理的這一個小小的動作,讓王毓寶激動不已,並讓她牢記一生,動作雖小,它卻包含著總理對她以及所有文藝工作者的尊重,多少年過去,王毓寶每每談及此事還仿佛就在昨天。所以,在“文革”後,王毓寶創作並演唱了《心中的讚歌向陽飛》,其中唱到“我唱洪湖水,總理拍手隨;我唱南泥灣,總理來指揮”一句時,她總是禁不住淚如泉湧。
收洋徒弟
1986年4月27日,王毓寶收了個洋徒弟。一天,南開大學的薛寶琨教授找到了她,很神秘地說:“王老師,我求您個事兒,您能不能答應呀?”王毓寶說:“您可千萬別提‘求’字,我可擔待不起,有什麼事兒您儘管說,只要我能辦到的就絕不推辭!”於是,薛教授就說:“我有一個叫白卓詩的學生,是個美國人,但對中國的曲藝很感興趣,特別是喜愛聽您唱的天津時調,多少次讓我引薦她拜您為師,跟您學上幾段。我被她那股認真勁感動了,所以今天特登門求您破破例,收下這個洋徒弟!”王毓寶聽後也犯難了,她心想:我收的徒弟倒是不少,可收個說外國話的洋徒弟,自己怎么教,她能不能學呀?後來,他倆商定先見面看看再做決定。第二天,薛教授就領來了一個美國留學生,大家一交談,王毓寶驚奇地發現這個外國女孩兒不但會講一口流利的中國話,而且對中國的曲藝頗有研究,曲藝的曲種、流派說得頭頭是道。王毓寶當即拍板:“你這個洋徒弟我收下了!”白卓詩一聽非常高興,當時就要給王毓寶磕頭拜師,被王毓寶攔下了:“現在是新社會了,不興磕頭了,不過,拜師總還得有個儀式。”
1986年4月27日上午,在天津古文化街于樂園舉行了拜師儀式,天津時調創始人王毓寶正式收美國留學生白卓詩為徒。這在當時的天津曲藝界算是一大新聞了,那天,天津曲藝團、實驗曲藝團的團長以及駱玉笙、陸倚琴、張志寬等曲藝界人士100餘人參加了拜師儀式。
白卓詩一星期到王毓寶家來一兩次,一時記不住的就用錄音機錄下來,回去再練。就這樣,她跟隨王毓寶學習了近一年,完整地學會了《秋景》和《盼情郎》兩段。白卓詩博士畢業回國後還經常與王毓寶聯繫,匯報她的工作、學習和生活情況。
相親相愛
劉志凱,1923年9月生於天津。他為人熱情,性格豪爽,自幼酷愛曲藝,他對北方各曲種悉心鑽研,尤其喜愛天津時調。解放初期,經人介紹與王毓寶相識並相戀,那時,他還在天津紡織管理局工作。1954年調到石家莊工作,1956年春,他二人結為伉儷。婚後,劉志凱常年在外,每年只能回來近一個月的時間,這樣兩地分居的生活一直持續到1980年初,劉志凱與人對調才得以回津,結婚20多年的夫妻才算得以團聚。劉志凱對王毓寶在藝術上全力支持,並一起創作了《拷紅》、《小燕學藝》及《劉少奇來到花明樓》等唱段。他二人婦唱夫隨,事業上、生活上配合得很是默契。但天有不測風雲,從來沒得過病的劉志凱,1984年11月24日早晨8時,準備外出時,在東火車站的天橋上突發心臟病,雖有好心人把他及時送到天津第一醫院,但他的心臟卻早已停止了跳動,醫院確診為心肌梗塞。得到訊息後,王毓寶發瘋似的趕往醫院,一進急診室,見人在擔架上躺著,她撲上去緊緊地抱住丈夫,一遍又一遍地呼喚著丈夫的名字。王毓寶回憶起當時的情景說:“我當時見他躺在那兒,我就上去推他喊他,見他半天沒反應我就急了,瘋了一樣地喊大夫,叫他們趕緊救人呀!大夫說,我們已經盡全力,實在是來不及了。可我哪相信呀,眼睜睜的,早晨出門時,人還好好的,一轉眼的工夫人就沒了,我哪受得了呀?一下子,我也昏死過去。”
老伴去世後,王老就一直與小兒子小凱生活在一起,兒子、兒媳非常孝順,小孫子也已上中學,一家四口,相親相愛,其樂融融。小凱1983年進入天津曲藝團,專攻四胡和大提琴,初時為母親伴奏,現已成為時調樂隊中的骨幹。與他同母異父的哥哥王大海,1968年下鄉至內蒙古呼倫貝爾盟科右前旗,1972年考入長春曲藝團,與劉威(現已改行影視)搭檔說相聲,1987年正式拜董湘坤為師,開始學習京東大鼓,現已成為東北著名的京東大鼓表演藝術家,國家一級演員。他雖已在長春成家,但每年都要回天津老家幾次,探望親人,看望家鄉父老。
時調情結
1997年10月4日晚上,王毓寶突感四肢無力、胸悶憋氣,
一下子栽倒在客廳的地板上,兒子和兒媳聞聲出來,只見母親“臉色也白了,嘴唇哆嗦著,光張嘴說不出話來,身上的汗把衣裳都濕透了”,他們趕緊叫救護車把母親送到了一中心醫院急診室,王毓寶被確診為“大面積心肌梗塞”。手裡拿著醫院的病危通知書,兒子、兒媳聯想到父親就是這么走的,渾身直出冷汗,腦袋嗡嗡直響,一時竟不知如何是好。這時,曲藝團、衛生局的領導已聞訊及時趕到,一方面安排王毓寶住院,一方面派人將心內科專家請來,為王毓寶做了溶栓治療,栓塞及時得到控制和緩解,在安全度過72小時危險期後,所有的人才長舒了一口氣。經過近一月的治療,王毓寶終於康復出院了。但行前,醫生再三強調:“為了控制情緒,您以後就不能再登台演出了!”也就是從這天起,王毓寶揮淚告別了曾陪伴她60餘年的舞台。王毓寶雖然告別了舞台,但她怎能捨棄自己鍾愛一生的事業呢?不能登台了,她就把全部精力投入到對時調的改革創新和培養新人上。王毓寶在幕後默默地耕耘著、奉獻著。如今,她的學生高輝、劉迎、劉勃揚等都已成了天津時調的名角。看到自己的學生一個個走上舞台,得到觀眾的認可和歡迎,王毓寶欣慰地笑了,她重又找到了自己的位置,看到了自己的價值。
王毓寶忘我地工作著,為時調事業奔波忙碌著,1998年6月終因積勞成疾而心臟病復發,住進了天津胸科醫院,這次的病情遠比第一次嚴重,但她仍頑強地挺過來了,專家為她做了心臟支架手術,手術非常成功。兩次與死神擦肩而過的王老不無感慨地說:“一是要歸功於黨和組織的關懷;二是要感謝現代醫學的發達和專家的精湛醫術;三是我自己的心態好,保持樂觀知足的情緒。我想在我有生之年盡最大力量再多培養幾個學生,回報國家,回報社會,讓天津時調這顆曲苑奇葩永葆青春,長盛不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