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森文生平：
王森文（1758-1823），字吉農，號春林，山東渚城人，清初山東名士王成祉之五子，年少家境貧寒，在其姊幫助下，完成學業。精通天文、術數，金石、詩文及繪圖。嘉慶十年（1805），以第三甲第10名進士，任陝西鎮安縣知縣。禦敵守土，修廟尊禮，頌聲大作。嘉慶十二年（1807）調任興安府安康知縣。嘉慶十六年（1811），他各方籌款，加高城牆，增設掩體城垛，修建安康城雙堤，並與鄭謙合作纂修《安康縣誌》20卷，為安康留下了重要的史料。後因犯法獲罪，（嘉慶十七年前後）被免職。離開安康之時，“士民泣送至百餘里”，足見其受民眾愛戴之深。
去職後的王森文暫居長安，期間，與總纂張聰賢，編輯董增臣一起參與修訂《長安志》、與張樹勛一起編撰《武功志》，並著《漢唐都城考》，為日後大明宮的復原提供了依據。其在《長安縣誌》卷十四中對長安昆明池地界的描述，即：“北極灃鎬村，南極石匣，東極圓柳坡(即今常家坡)，西極斗門”，為後人了解昆明池的位置和面積提供了準確的信息依據。
嘉慶十九年（1814），王森文恢復官職，調任漢中府略陽縣知縣（一說為，因其姐在四川，王森文申請調任漢中府略陽知縣），公務之餘，對漢中石門石刻和略陽靈崖寺《郙閣頌》石刻悉心探究，著成《石門碑醳》一書和《郙閣銘考》一卷。嘉慶二十年(1815)，徙補洛南縣知縣。嘉慶二十二年(1817)八月,廳撫民同知向淮與潼商道轄洛南縣王森文一起編纂成《續修潼關廳志》。嘉慶二十四年初，因成績突出，被朝廷授予“文林郎”，其妻子被封為“孺人”。道光元年（1821），王森文見倉頡造字摩崖毀損（總計28字，刻於與陽虛山隔河相望的玄扈山峭壁上），於是從許廟（倉頡造書處）民間徵得此二十八字摹記勒石立在倉頡造字處，為洛南留下了一處寶貴的文化勝跡。
道光三年（1823）六月，王森文調任蒲城知縣，當年九月卒於任上，終年65歲。死後“貧無以殮，邑尚書王鼎遺之棺，同官復貲助之，乃歸櫬”，足見其為官之廉潔清貧！
王森文的一生最大的貢獻在於金石研究。嘉慶十九年秋，其在略陽任上時，受邀赴褒城縣辦理訴訟案件，乘便跋涉褒谷口，對那裡的眾多的石門石刻進行探訪考究，著成《石門碑醳》一書，為現存第一部石門石刻研究專著，被後世研究石門學者奉為經典，對研究石門石刻舊貌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其在洛南任上，訪得陽虛山倉頡刻跡原拓，重為摹石，正面題“龜鳳呈瑞”，下大書“倉頡授書處”，碑陰為世傳倉聖二十八字，至今碑石猶存。
對略陽的貢獻：
其一，搜得《宴遊記》及《翠峰亭銘》摩崖石刻。在略陽七里店紗帽灣山崖上，原有唐代順政郡太守房渙《宴遊記》石刻、宋代武興刺史王震《翠峰亭銘》石刻，因年久湮沒，無人知曉，甚至連明代嘉靖《略陽縣誌》對此也模稜兩可，語焉不詳，是王森文在略陽任時，歷盡艱辛，多方查考，最終搜訪獲得，至此以後的略陽縣誌才得以對此詳盡記載。《金石續編》卷八云：“《略陽縣誌》載翠峰亭而不及二刻，王君森文署略陽縣事，訪得之”。
其二，對《郙閣頌》的研究。王森文在略陽知縣任上時，對陝南碑銘留意頗多，他曾對靈岩寺中的《郙閣頌》作過深人細緻的考察，著有《郙閣銘考》一卷和《郙閣銘摩岩碑考》文，對其中缺失的文字進行了摹繪訂正，成為後人研究這一碑刻的重要依據（12）。
其三，為略陽留下了兩首詩作。王森文工詩，《國朝山左詩匯抄》後集卷十三（13），收錄其詩作五首，其中最後一首《讀韋蘇州<聽嘉陵江水聲詩>偶題》系作於略陽任上（14）。另外，道光版《略陽縣誌》收錄有王森文為略陽貢生淡金贏的題詩《再過樂素河贈淡生》一首：
浩落除溪水，棲遲樂素人。
門添新弟子，身足舊衣襟。
雪墮半山雨，梅開孤寺春。
此中得幽興，吟眺不嫌頻。
由於王森文在略陽任縣令僅有一年，由此詩內容推測，該詩作於次年（嘉慶二十年，公元1815年）初春。其後不久，王森文即徙補洛南縣知縣。僅僅就這一年時間，其對略陽的文化事業即做出了很大的貢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