個人經歷
王勛成，男，1945年出生，1982年畢業於蘭州大學中文系唐代文學方向並獲文學碩士學位，同年留校任教，歷任講師、副教授、教授，為文學院本科生講授魏晉南北朝隋唐五代文學，碩士研究生招生方向為唐宋文學、魏晉南北朝文學，開設《中國古代詩歌史》、《魏晉南北朝散文研究》、《魏晉南北朝小說專題研究》、《魏晉南北朝詩歌專題研究》、《唐宋詞研究》等多門研究生方向課，發表學術論文50多篇，其中《岑參輓歌考》、《從選舉制審視唐人的及第登科入仕》等3篇論文發表於《文學遺產》等權威期刊，有專著《說岩詩草箋注》、《唐代銓選與文學》2部，主持並完成國家社科基金重點項目1項，任甘肅省古代文學學會副會長、甘肅唐代文學學會副會長、甘肅省皇甫謐文化研究會副會長。
王勛成教授的《唐代銓選與文學》項目獲得1996年國家社科基金“九五”規劃重點項目。該項目的專著成果於2001年由中華書局出版，在國內外學界引起重大反響，專門評論文章有十多篇，引用或作為參考書目者超過百篇。著名學者傅璇琮在該書序言中稱：“王勛成先生的這部專著可以說填補了這一空白，把唐代科舉與文學的研究和唐代官職史的研究，又推進了一大步。”廈門大學陳明光教授在權威期刊《中國史研究》上評該書為“21世紀中國古代制度史研究視角轉換的一個成功的新範例。” 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的楊繼東教授在《唐研究》上也著文說“王著作為唐代銓選研究史上一個里程碑的地位是不能動搖的”。台灣清華大學的賴瑞和教授在《追憶杜希德教授》一書中向其導師大力舉薦此書為“中國大陸過去二十年來在唐代制度，特別是在科舉和銓選方面最佳的一本著作”；杜回信也盛讚此書“寫得很清楚，讓人讀起來十足過癮”，並納入他撰寫的《劍橋中國史》中。南京大學的凌朝棟教授、蘭州大學的陸慶夫教授等也都分別從文學史與歷史學方面給予該書以極高的評價。2003年，《唐代銓選與文學》獲得甘肅省第八次社會科學優秀成果獎一等獎及第四屆中國高校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優秀成果獎二等獎。2005年，王勛成教授的論文《岑參入仕年月及生年考》獲得甘肅省第九次社會科學優秀成果獎三等獎。
《唐代銓選與文學》，中華書局2001年版《唐代銓選與文學》
王勛成教授《唐代銓選與文學》是國家社科基金“九五”規劃重點項目資助課題所完成的一個成果。全書約27萬字，中華書局2001年4月出版，蘭州大學王勛成著。本書獲甘肅省第八次社會科學優秀成果一等獎。
唐代的選舉制度很特殊。唐之前，舉與選是不分的，也就是說，舉士與選官是同時進行的。唐之後，舉與選也漸漸地合而為一了。只有唐代，舉與選是分離的，各有自己的一套機構和程式。舉制即人們常說的科舉制度，這是大家都比較熟悉的。而選舉即銓選制度，卻很少有人問津，迄今為止，尚未有一部系統的專著，該書可以說填補了這一空白。銓選制度的主要內容是：舉子及第後，得先有禮部把他介紹給吏部，吏部則通過考試，才能接納他為選人。這種移交，接納的方式就是關試。跡地舉子只有通過關試，取得出身文憑關，才算有了官資，也才有資格參加吏部的冬季銓選。及第舉子成為吏部的選人後，先得守選數年。如進士及第守選三年，守選期間，稱之為前進士。及第舉子的守選自太宗貞觀年間就開始了。吏部的選人，除及第舉子外，大量的數以萬計的是六品以下的旨授官員，他們是吏部銓選的主要對象。按唐制，凡作了官的人，每年都要參加自下而上的考課，用四善二十七最來檢驗其功過行能，其考績考第，與獎懲制度相聯繫。一年一考用祿米的增減來顯示；一年四考（中唐以後為三考）則與官資的進階相關聯。六品以下官員四考或三考為滿，也就是一任後算考滿，考滿就要停官罷職而守選，世稱前資官。六品以下官員的守選和及第舉子的守選一樣，是政府為緩解選人多而員闕少這一社會矛盾所制定的一項政策。開元十八年，裴光庭創立“循資格”，使守選制度化、規範化、法律化，從此，各類官員就有了一定的守選年限，“卑官多選，高官少選”，自一年至十二年不等，還可“因其功過而增損之”。有出身人、前資官守選期滿，就可應選格去參加吏部的冬集銓選，經南曹磨勘，廢置祥斷，在經三銓身言書判的銓試，就可以量資注擬受官了。這就是吏部的常調銓選。
若及第舉子和六品以下前資官守選未滿而想提前入仕，可參加制舉或科目選考試，登科後即可授官。制舉並非每年有,是皇帝為選拔“非常之才”而開設的一種舉制與選制相結合的考試制度。科目選每年都設，是吏部為彌補“循資格”的失才之弊而開設的，旨在使有才華的人早日脫穎而出。其中博學宏詞科和書判拔萃科最著名,二科皆設立於開元十八年冬,第二年春始開科選官。
由以上可知,凡吏部的選人，都要經過守選期滿，注擬授宮官，考滿罷秩，再守選，再授官，再罷秩，周而復始,直至累資進階到五品，才算出了選門，不再參加吏部銓選,改由中書門下根據“具員簿”制授。此外,不參加吏部銓選的,還有六品以下的朝中任職的常參官、供奉官，如各司員外郎、拾遺、補闕、御史等，他們是敕授。銓選與文學的關係首先得與科舉制度結合起來，從整個選舉制的角度來審視。進士科以詩賦取士，博學宏詞科以詩賦選官，對唐代文學的繁榮都有一定的促進作用。反過來，唐代文學的發展也影響到以詩賦取士選官制的確立、固定和完善。二者是互相影響、互相促進、共同發展進步的。可舉一例，唐代送別詩之多，蔚為壯觀，其內容之豐富，形式之多樣，非他朝可比，這都與唐代銓選制、守選制的特殊性有關。
總之，作者以大量的歷史資料，全面系統地闡述了唐代銓選機制及其全過程，尤其是守選制的提出,可以說發前人所未發，令人耳目一新。由於該書將歷史學與文學結合起來進行綜合研究，故可補填文史之空白，匡正前人之失誤,在學術上具有突破性、開拓性之意義，對唐代文學和史學的研究將起到一定的推動作用。
目前，學術界對唐代入仕作官普遍存在著一些混亂不清的看法，或認為科舉及第之年，就是釋褐授官之年；或認為進士及第不能授官，得經過吏部的關試或取士科考試就能授官；還有人認為，唐代官員一任後，也就是經四考或三考後就能馬上升遷。而《唐代銓選與文學》的出版，尤其是守選說的提出，將會廓清這些誤區。如學術界一致認為，乾元二年秋，杜甫由華州司功參軍客秦州，是自動棄官的。其棄官的原因有關輔飢亂、政治絕望、房琯之黨說等等。但根據唐銓選制，杜甫是按六品以下官員一任四考滿即四年任滿的規定停官罷秩守選的，也就是被罷官的，而不是自動棄官的。
這本書對歷年出版的一些唐人年譜，唐人評傳、唐人詩文集注等，將會起到一定的修正作用。
另外，一些著名學者在給作者的來信中也對這部著作進行了高度的評價，如安徽師範大學博導、著名詩學專家余恕誠先生說："這是一部學術價值很高、很有用的書。""對研究唐代文學、歷史功莫大焉。只有建立在這類使相關問題得到聯繫的基礎工程之上，下一步的研究才是可靠的。"南開大學博導、著名文學家羅宗強先生也在信中認為，該書"乃求實之作，非徒為空言者可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