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家史
王三春幼時讀過幾年書，父親死後輟學務農。清光緒三十年(1904)，王三春20歲時因爭山林樹木與族長、巴中首富王宗林鬥毆，自知闖禍不淺，縱火燒掉王宗林的一間茅草房，離家逃往川陝交界的大巴山，聚集數十名混跡天涯的流浪漢，先砍青岡棒為武器，後偷襲一股弱匪成功，繳獲步槍三五枝，開始了晝伏夜出、打家劫舍的土匪生涯。緊接著，王得知土興場的民團有槍50多枝，於一日深夜以在四山放火的疑兵之計，嚇得團總驚慌萬狀，以“全部繳槍，保全性命”為條件，派員與王談判，達成和解協定。王的勢力進一步壯大。
受招不受編
1925年，王在通江河地區活動頻繁，數次與巴中軍閥鄭啟和爭奪地盤，但終因力量單薄而向北轉移。
1929年春攻打陝南鎮巴縣漁渡壩成功，繳獲鎮巴縣南區區長王應欽的步槍數枝。至此，王的匪員已有五六百名，200多枝槍，並和勢力相當的土匪陳德三互相勾結。
不久，四川軍閥劉存厚派部屬廖雨辰攻打鎮巴縣。王見廖兵多勢大，主動讓開。1930年，廖雨辰被馮玉祥打垮，已被國民革命軍第十七路軍招安的陳德三駐防鎮巴。王不服，聚集千餘人將陳趕走，獨霸鎮巴。他在經濟上自成體系，設稅局自行徵稅，設銅元局自製貨幣；軍事上，擴展勢力，收羅部卒，存積糧草，蓄謀更大發展；政治上不受任何勢力指揮與節制，每遇國民政府或地方實力派收編時，則堅持“受招不受編”。
夾縫中求生存
1932年4月，趙壽山任國民革命軍第十七路軍旅長兼西鄉警備司令時，派員赴鎮巴招安。王接受招安，被委任為川陝邊游擊司令，仍駐防鎮巴。此時，王已有四個團的編制，部屬4000多人。中共地下組織也派出陳仁三以參謀身份進入王三春部，計畫爭取改造王部，但成效甚微。
1933年9月下旬，進入川陝邊的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在黑虎地區與王部相遇。王見紅軍紀律嚴明，戰鬥力強，不敢與之交戰。10月，紅軍東進迅速拿下宣漢、達縣等城市，王為自保，派員與紅軍達成“諒解”，形成不戰不和、相安無事的局面。同年冬，四川軍閥劉湘奉蔣介石之命對紅四方面軍創建的川陝蘇區實行六路“圍剿”。王投靠劉湘，被任命為四川“剿匪”總司令部第一縱隊隊長，1934年3月30日由城口經萬源東向縣城進攻，與紅軍激戰於冉家壩。不料背後突然開來劉湘的范華旅，正好把他夾在紅軍與范軍的中間。王恍然大悟，方知劉湘借刀殺人，遂調轉槍頭與范軍對峙。紅軍聞訊派政工人員魏傳統與王密談，達成停戰與彼此互通有無協定。
王部與紅軍停戰後，劉湘調動所部和駐防陝南的第十七路軍合力“圍剿”。因雙方兵力懸殊，王只得逃往湖北竹谿縣，隨後又率餘部七八百人分散流竄陝南，重整旗鼓，終於重新占據鎮巴縣，引起國民政府和西安行營的焦慮不安。
圍剿
王部與紅軍停戰後，劉湘調動所部和駐防陝南的第十七路軍合力“圍剿”。因雙方兵力懸殊，王只得逃往湖北竹谿縣，隨後又率餘部七八百人分散流竄陝南，重整旗鼓，終於重新占據鎮巴縣，引起國民政府和西安行營的焦慮不安。1939年3月，西安行營主任兼陝西省政府主席蔣鼎文根據蔣介石命令，令駐防商縣並任西荊公路預備第一師師長的謝輔三率部入山進剿。謝輔三吸取國民政府軍多次圍剿王部均告失敗的教訓，化整為零，聯合友鄰部隊，歷時10個月，終於將王的殘部圍困在戶縣秦嶺北麓的太平峪，彈盡糧絕的王三春只得繳械投降。至此，活動於川陝兩省秦巴山區達35年之久的王三春匪患始告平息。
1939年12月31日，蔣介石下令將王三春在西安處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