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開篇，韓丁就說明自己為什麼要寫這本書：中國革命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取得成功，國際共產主義的版圖也因此空前擴張——於美國的政商精英和平民百姓而言，這確實是一個前所未有的政治地震。美國當時的主流輿論把毛澤東描繪成一個貪戀權力、意圖征服世界的紅色暴君，中國就是蘇聯這個邪惡軸心國孵化的一股新邪惡力量——它用高壓恐怖、大屠殺和洗腦來統治和奴役成千上萬的中國百姓，土改只是其中一個手段。不過，韓丁發現，許多美國老百姓倒沒有盲從這套一邊倒的說辭，也不滿主流意識形態對他們的誤導，相反，他們對中國革命為什麼會發生，以及中國人民自己怎么看待中國革命更感興趣。他們也很願意傾聽韓丁在中國農村七年的工作經歷。至於美國的政府領導人、媒體出版界喉舌、外交事務的博學家、商界大亨、學術泰斗卻恰恰相反——在反共這件事情上，他們空前地團結，也空前地積極。
韓丁以兩個親身經歷說明美國的精英人物如何看待中國革命。第一個主人公是韓丁的舅爺(祖母的弟弟)愛德華茲(Leroy Edwards)。老爺子時任南加州電氣公司董事長，同時主管美國總統航空專線——換句話說，這位長輩是名副其實的業界大亨，而非一個半大不小的嘍囉。得知孫兒剛剛從紅色中國回來，老爺子饒有興致地邀請韓丁到高大上的商界精英午餐會分享一下自己的見聞。韓丁談到自己在新中國看到百廢待興之後的生氣蓬勃，有繁榮的生產和貿易，每個人都在積極努力地重建經濟。不出所料，席上那些有錢人對此極感興趣，不惜拿出賺錢的寶貴時光認真聽講，還問了很多問題。遺憾的是，直到整個演講結束，韓丁也沒覺得自己改變了這些大亨對中國革命的看法——包括愛德華茲舅爺。但韓丁對此表示理解，因為老爺子的信息全是從那個富豪圈子、那些主流媒體、那些學界喉舌來的。
第二個主人公就是鼎鼎有名的哈佛大學教授費正清(John K. Fairbank)，韓丁稱之為美國的“中國研究主任”，是名副其實的學術泰斗。費正清本人在中國生活了很長時間，浸淫中國文化多年，在政學兩界積累了大量人脈。當時韓丁受邀去費正清的課堂上講土改。在提問環節，費門的學生和韓丁展開了車輪戰：學生們認為土改是強迫的、暴力的、血腥的，韓丁則強調了當時民眾的參與，還有貧農在土改中的翻身感，中國人民對推翻半封建社會經濟基礎的喜悅;學生們認為中國的地主很少，擁有的財富也不多，因此沒有必要土改，韓丁馬上搬出解放前的數據來說明當時的農村分化和土地集中有多嚴重;學生們還認為土改毀滅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韓丁再次以數據說明新中國如何在兩年之內就把糧食生產恢復到戰前的水準，如何在發動民眾和藉助蘇聯援助的基礎上推進工業化;學生堅持共產國家作為一種極權主義，是全方位控制人民的，是違反人民意志的(反正共產黨執政就是原罪)，韓丁用解放前後普通工人、無地農民和農村婦女“翻身”的例子說明事實恰恰相反——於大多數人而言，中國革命是一個大解放。每當討論陷入僵局，費正清和他的弟子們就會馬上轉移話題，從文化到科技發展再到對外政策，不一而足。而弟子們對費正清指揮棒的回應也如早早排練好的交響樂團，對韓丁充滿敵意。
這兩個故事讓韓丁徹底明白了美國的精英和主流輿論如何看待中國革命。撇開個人情感，韓丁認為舅爺和費門的看法是由當時的政治經濟和社會文化背景決定的。一言以蔽之，韓丁寫這本書就是為了從自己的親身經歷出發，反駁這些給中國革命潑髒水的荒謬言論。這些言論代表的是帝國主義侵略者和食利階級的立場。而韓丁要從親歷者，尤其是中國農民的立場來重新講述這段歷史，從事實到觀點，一一予以回擊。“猶在鏡中”一語出自聖經，大意是面對黑暗中的玻璃，我們既能看到自己的臉，又能看到鏡面背後的東西——韓丁要結合自己的親身經歷，反駁為封建土地所有制翻案和扭曲中國革命的觀點。靶子也選好了，就是1981年獲列文森獎的學術著作《中國鄉村，社會主義國家》(Chinese Village, Socialist State)一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