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色樂隊”指揮——特雷伯
一九三八年，波蘭籍猶太人，共產黨員特雷伯·利奧波德（化名讓·吉伯特，奧托）受蘇聯軍事情報機--關情報中心--委派，前往西歐開展針對納粹德國的情報活動。不久，特雷伯就建立起一個主要由外國共產黨人和左翼人士組成的龐大情報網，代號“紅色樂隊”。“紅色樂隊”著有成效的工作為反法西斯戰爭做出了重大貢獻。但蘇共中央對這個主要由外國共產黨人和左翼人士組成的“樂隊”極不信任，為此，派遣了許多年輕的蘇聯情報軍官來領導“紅色樂隊”。
這些年輕而又缺乏情報工作經驗的蘇聯軍官的到來卻給“紅色樂隊”帶來了巨大的災難。
一九四一年十一月十二日，化名肯特的蘇聯軍官、“樂隊”重要成員維克多蘇庫洛夫在馬賽被蓋世太保逮捕。半年後的一九四二年七月，“樂隊”的另一主要成員，蘇軍上尉艾弗雷克也在法國落入蓋世太保手中。
這兩名主要成員被捕後不久，就先後招供，蓋世太保迅速利用二人為突破口，突破了“紅色樂隊”，逮捕了許多“樂隊”成員。
一九四二年十一月二十四日，下午十四時，“紅色樂隊”的創始人、主要領導者奧托（即特雷伯）在牙醫診所看病時，被蓋世太保逮捕。至此，“紅色樂隊”幾乎癱瘓。
偵破“紅色樂隊”這人龐大的情報網，使納粹高層感到非常興奮。蓋世太保頭子繆勒提出了一個利用“紅色樂隊”的方案：策反“紅色樂隊”被捕人員，以“紅色樂隊”名義向莫斯科報告有關英美與德國單獨媾和的假情報，分化、瓦解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希特勒批准了這個代號“大賭博”的計畫。
負責“紅色樂隊”案件的蓋世太保別動隊開始策反被捕的“紅色樂隊”成員。而對於特雷伯這個“紅色樂隊”的主要領導人，別動隊未敢對其進行策反。從十一月二十五日起，別動隊頭子傑林開始向特雷伯宣揚“德國的最終目標是與蘇聯議和”，他們只是想“通過‘樂隊’與莫斯科取得聯繫之類的鬼話，企圖欺騙特雷伯，使之願意自願加入“大賭博”行動。
在策反其他“紅色樂隊”成員的工作與企圖繞過特雷伯與法國共產黨地下組織取得聯繫的工作失敗後。傑林於十二月二十五日，開始接連幾天與特雷伯單獨談話，繼續欺騙並以特雷伯和其他“紅色樂隊”被捕人員的生命安全為威脅，要求特雷伯加入“大賭博”行動。
而此時，“紅色樂隊”的另外兩名重要成員卡茨和格羅斯沃格爾分別於十二月一日和十二月十六日被捕。“紅色樂隊”的電台所剩無幾。已投靠蓋世太保的肯特和艾弗雷克利用已策反的電台繼續向莫斯科發報，並逐漸取得莫斯科的信任。
為了儘量拯救被捕的部下和破壞敵人的計畫，特雷伯表示同意參加“大賭博”。
卡茨與格羅斯沃格爾被捕後，雖經酷刑，仍英勇不屈。特雷伯向傑林指出，卡茨是“紅色樂隊”的核心人員，應該加入“大賭博”。傑林同意特雷伯去“勸說”卡茨。特雷伯見到卡茨後，用暗語指示卡茨參加“大賭博”。
特雷伯在被監禁的地方用極巧妙的方法寫了準備發給蘇軍情報中心的關於“紅色樂隊”暴露和“大賭博”行動的詳細報告，並在報告中與情報中心約定：如果情報中心認為有必要主要搞“大賭博”，那就由中心局長於一九四三年二月二十三日來電為紅軍節和特雷伯的生日道賀；如果不同意，請繼續傳送平常的電報。
然後，特雷伯與卡茨密切合作，以去和法國共產黨地下組織接頭為名，於一九四三年一月二十八日，在蓋世太保的監視下，將報告秘密交給聯絡員朱麗葉，委託她轉交法共地下組織，將報告發給莫斯科。
一九四三年二月二十三日，肯特的策反電台收到情報中心來電：為紅軍節和特雷伯的生日道賀。
主動權轉到了特雷伯手中。
從二月二十三日後，情報中心便開始和別動隊做起了“有趣”的遊戲：情報中心一邊對此時的所謂“紅色樂隊”傳送的各種情報，包括關於英美與德國單獨媾和的假情報，表示滿意，一邊不停地索要德國軍事情報；別動隊一邊對情報中心“中計”感到興奮不已，一邊又不得不將德軍的真實情報（當然主要是西線的情報）發給情報中心。
時間一長，負責提供德軍真實情報的德軍總參謀部和西線德軍總司令龍德斯泰特感到非常驚訝和憤怒，甚至一度與蓋世太保就此事發生了衝突，但被納粹高層壓了下來，西線德軍的真實情報仍源源不斷地發到莫斯科，莫斯科又將情報轉給英美，這些情報為西歐第二戰場的開闢提供了巨大的幫助。
此時的特雷伯也沒有閒著。他一面假裝與別動隊合作，向情報中心傳送電報，一面為保護已被捕和未被捕的“紅色樂隊”成員做著努力。
特雷伯告訴傑林，多年以來，有一個專門的反間諜組，十分秘密地保證“紅色樂隊”的安全，他必須在以前經常去的地方和規定的時間出現，這樣安全組的人可以跟隨他的蹤跡，否則就意味著他出事了，可他卻不認識這個組的人。這種情況在間諜工作中是完全可能的，特工出身的傑林相信特雷伯的話，他允許特雷伯在便衣的暗中陪同下，在規定的時間出現在他以前常去的地方，同時派遣大批別動隊員在那些地區進行搜查，以捉拿那些安全組成員。而特雷伯卻經常挑選尖峰時間，在巴黎街頭熱門的公共場所出現，這樣一來，別動隊就得浪費大量的人力去搜查那些根本子虛烏有的安全組。傑林的警察機器在空轉，“紅色樂隊”還能自由活動戰士並沒有受到干擾。由於經常外出活動，別動隊的警惕性放鬆了，注意力分散了，於是通往自由的小門在漸漸地向特雷伯打開了。
一九四三年四月，情報中心發給“紅色樂隊”一份關於東線戰況的電文，說是要讓“紅色樂隊”對戰爭局勢有個準確的概念。電文的內容是德軍在史達林格勒戰役中精確的傷亡情況。由於德軍總參謀部隱瞞了史達林格勒戰役德軍真實的傷亡情況，這份電文使納粹上層真實地了解了德軍在史達林格勒的慘敗，引起了柏林的恐慌，而別動隊卻為此立了一功。因此，他們對特雷伯更加信任了，負責貼身監視特雷伯蓋世太保伯格甚至與特雷伯關係十分密切。
一九四三年六月，別動隊頭子傑林的喉癌病發，被調離別動隊，由另一個蓋世太保潘維茨來領導別動隊。潘維茨是個兇殘、狡猾的傢伙，曾鎮壓這捷克的反德鬥爭。他的到來，給特雷伯帶來了巨大的威脅。
八月十三日，“紅色樂隊”又一重要成員包利奧爾在巴黎北郊的皮埃爾特被捕。他的被捕，使特雷伯面臨一次巨大的危機。特雷伯一月二十八日交給朱麗葉的給情報中心的報告是由包利奧爾轉發的，如果蓋世太保從他身上突破，特雷伯的計畫將前功盡棄，特雷伯與卡茨也將會有生命危險。
包利奧爾被捕後，在酷刑下英勇不屈，但在蓋世太保的酷刑下，他能堅持住嗎？特雷伯非常擔心。
更大的危機於九月十日再次來臨。九月十日，法國共產黨地下組織在里昂的電台被蓋世太保破獲，同時還繳獲一大批檔案、電文和密碼。特雷伯發給情報中心的報告很有可能就是從這發出的。
特雷伯暴露的危險越來越大的。
九月十一日，納粹密碼專家沃克博士率密碼破譯組來到巴黎，對法共電台密碼進行破譯。
特雷伯不能再等了，他決定逃走。
九月十二日，他趁放風的機會與卡茨商量逃走，卡茨為了避免連累家人，決定留下，特雷伯無奈，只得自己走。
九月十三日，患嚴重胃病的伯格同特雷伯一起到街上買藥，特雷伯趁伯格不備，在有兩個出口的巴伊藥店逃走。
至此，納粹的“大賭博”計畫已無任何進行的必要了。
（註：此後，“紅色樂隊”未被捕的成員轉入其他組織活動，“紅色樂隊”不復存在了。
卡茨、格羅斯沃格爾最後被納粹處決。包利奧爾被捕後一直沒有招供，最後也被納粹處死
鑒於德國已無望取勝，潘維茨與肯特在特雷伯逃走後，繼續向情報中心傳送情報，希望能在戰後贖得一條活命，二人最終於一九四五年六月被蘇軍逮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