鄉村概況
現有村民415戶，1449人，共有黨員20名，“五保”戶6戶，低保戶19戶；耕地面積2575畝，全村共有機井9眼，耕地可全部實現機井灌溉。2009年農民人均純收入6363元。
圪針溝”是對明初山西移民點形象的概括。據考證，明洪武、永樂時期大規模外遷邊塞居民，馬邑及周邊地區既是遷出的重點區域，又是戍邊置屯墾荒的重要遷入地。《明太祖實錄》等史籍清晰地記載了朔州移民，而馬邑圪針溝這個移民集散地卻被歷史所湮沒。
—明初移民集散地
從地理位置上來說，朔州、大同位於草原遊牧和農耕文化的分界線上，是蒙漢衝突的關防要地，雍正十三年《朔州志·道路》載：“東達於京，西通於秦，北及邊外，南由關內至於□□，洵四達之衢，中外之交也”，馬邑是南北咽喉，東西要路，邊塞移民由此南遷交通便利。從朔州歷史沿革來看，明馬邑縣故城位於朔城區神頭鎮馬邑村內，縣境“西至朔州煙墩村界一十五里。”
據山東省《定陶縣秦譜》記載：“洪武二年(1369年)，秦氏由山東出發聚集至朔州馬邑縣煙墩村圪針溝，又遷居忻州紫郡定居，後幾經遷徙。”與他們同時遷徙的還有定居忻州紫郡的董姓。此記載印證了馬邑是明初移民集散地，移民到此集中，也就不足為怪了。
空邊政策遷出的政治移民
明初，殘元勢力為避明軍討伐，逃往蒙古地區，因物資缺乏經常南下攻掠，嚴重影響邊民的生活，山西是受害最頻繁的地區之一。明廷為了悉空草原以防蒙古人南下，實行“移塞外邊民入內”的空邊政策。據《明太祖實錄》記載，洪武五年(1372年)八月，遷朔州民自故元士卒及家屬於鳳陽地區泗州；九月，“上(朱元璋)以山西弘州、蔚州、定安、武、朔、天城、白登、東勝、澧州、雲內等州縣，北邊沙漠，屢為胡虜寇掠，乃命指揮江文徙其民居於中立府 (今安徽鳳陽)，凡八千二百二十八戶，計口三萬九千三百四十九。”
戍邊置屯墾荒遷入的軍事移民
明廷在切斷蒙古軍隊補給的同時，也給自己軍隊的給養帶來了困難。為此，明廷採取亦戰亦和的政策，在邊塞移民大批前往內地置屯墾荒的同時，不斷撤州縣而廣置衛所、增設軍屯，向邊防要塞實施以軍屯為目的的軍事移民，然而大同一帶素稱“苦寒之地”，且塞外、大同周邊民眾大量被強行內遷，因此必須遷來大批人口方可施行。
洪武三年八月，朱元璋命中書省臣曰：“山北口外東勝、蔚、朔、武、豐、雲、應等州極邊沙漠，宜各設千百戶所統率士卒、收撫邊民，無事則耕種，有事則出戰。”此次設定了蔚州衛、大同左衛、大同右衛、朔州衛四衛，明制一衛5600人。
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八月，據《明史·地理志》載這次徵兵涉及到山西平陸、夏縣、芮城、臨汾、襄陵、洪洞等70個州縣，可謂遍及全省。此次設定了16個衛，徵集近十萬兵丁，這是山西行都司歷史上規模最大的一次移民。
郭志康所著《簡明中國姓氏考》載：“朔縣(今朔州市)的馬邑，為中國移民點之一”，馬邑在明代移民史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據《忻縣誌》載，由於連年混戰，加之元至正末年瘟疫傳染，使境內十室九空，幾無人煙。於是“縣主奉令到朔州馬邑縣，領諸移民來忻落戶”。忻州很多村莊或姓氏都自稱來自馬邑縣，遷入時間多稱“明初”或“洪武”，有關記載很多。
《五台徐氏宗譜》記載：“始祖才甫，明洪武間由馬邑遷五台之大建安村。才甫祖兄弟三人，曰意甫，曰通甫，長幼行次無考。通甫復遷河間，意甫遷河南，或曰仍回馬邑。” 朔州 《馬邑徐氏家譜》也記載了這一史實：“洪武初年，馬邑縣煙墩村圪針溝徐氏兄弟三人……連家眷遷於五台東堰村（即今東冶鎮——筆者注）。”
《郝氏家族史》記載：先祖郝完同其本家郝從裕及其表弟張澄、張敬等從馬邑縣煙墩村圪針溝遷來忻州，郝從裕分配到合索村；而郝完到董村落戶；而他的表弟張澄、張敬遷往忻府區高城鄉辛莊，張監遷往忻府區秦城鄉尹村落戶。
《趙氏族譜》記載：始祖趙德祥，字瑞齊，祖籍山西朔州馬邑煙墩村，於洪武二年遷至忻州前播明村。另據民國十三年立的《趙氏宗祠碑記》載：據先世遺言原籍在塞外朔州馬邑煙墩村安居樂業，自明洪武初葉遷居於雁門之南忻州郡之北占籍於前播明村。 後播明村馮氏，也是從朔州馬邑遷居來，其三女與趙德祥結為連理。
《米氏世家》載：“米氏太始祖米時中，從朔州馬邑遷忻，後攜帶長子米榮與榮子妻，南遷平遙縣落戶五里莊。而把妻子甲氏及次子米拳子妻留在忻州北關定居。”米氏《始祖顯妣甲太夫人墓碑誌》也有記載：“明洪武三年，米氏時中公，從朔州馬邑三角（“角”實為“甲”——筆者注）村，遷家屬到忻州入籍永豐鄉北逮關都二甲居焉。”甲太夫人的墓誌，不僅印證了《米氏世家》的記載，更記錄了洪武初年馬邑移民的事實，是馬邑移民最有力的見證。
忻州市五台縣、定襄縣還有許多姓氏是從馬邑遷出，此處不一一列舉。經馬邑遷出的移民還分布在太原市、原平市、晉中市等其他地區。據 原平市蘇龍口鎮白石村村史記載，村民以自明代由山西朔州馬邑縣遷來的移民為主。 太原市陽曲縣大盂鎮三畛寨《三珍村史簡介》及《大盂鎮三軫村趙姓族譜》載：洪武四年（1371），三畛趙姓始遷祖和王姓始遷祖王現，兩姑舅表兄弟從朔州馬邑縣狼兒村結伴遷來陽邑，初居大盂南堡。《清徐高白賈姓來源》記載，賈氏始祖賈欽，洪武二年由馬邑遷忻州，後遷清徐。另外還有 朔州馬邑梁氏和、穆、蕭、通兄弟四人，分別遷往崞縣北社村、盂縣、真定府、中霍鎮。
以上方誌、譜牒、碑文也許只是有關馬邑移民的“冰山一角”，但它們是各族後代尋根問祖的重要線索之一，也是研究馬邑移民史的極佳資料，據考經馬邑遷出的移民有近百萬之眾。雖然有些資料缺乏科學的考察，有些說法還有待進一步考證，但各姓氏譜牒或石碑記載以及幾乎眾口一詞的族源不能不引人注目。
三、戍邊置屯墾荒政策產生的移民遷入
明初，邊塞地區地廣人稀，民政清簡；其北部則時有少數民族騷擾，軍務繁重，故撤州縣而廣置衛所。在邊塞移民大批前往內地置屯墾荒的同時，另一場以發展軍屯為目的的遷徙運動也在山西全境展開，這就使軍隊的駐防和調動在實際上成了移民運動，形成明代一大特色。
（一）置衛御蒙
首先，有一部分跟隨徐達等北征至此而留下來置衛的軍士及其家屬。朔州《蔚氏家譜》（1371—1999）載：“大明洪武二年，大將軍常遇春奉命西征，收復大同……等地，當時年僅二十五歲的始祖蔚魯祥在其帳下任參將……。”
洪武三年（1370），朱元璋感到蒙古軍事力量一時還難以消滅，遂把全面進攻戰略改變為防禦為主的戰略，轉而加強北部防守。八月，命中書省臣曰：有事則出戰”。此次設定了蔚州衛、大同左衛、大同右衛、朔州衛四衛。按明制一衛5600人計算，那么遷來的人口大約要有2.2萬，連同家屬至少也有6.6餘萬人。
明代前期，本籍軍戶一般不在本地衛所從軍，衛所戰士或是從征而來，或是徵集而至，或是由投降的故元降士所組成。《朔州孟氏源流考》介紹有一部軍兵從東勝遷來， 《敕贈文林郎孟公墓表》載 ，朔州孟氏先祖“世代為代北東勝人，高祖諱大芳。國初，應募即戎於朔，遂家焉”。還有從其他地方遷來的， 《敕封驃騎將軍李公墓表》：“先世原籍湖廣荊州府石首縣石家莊人。始祖雲從太祖皇帝開天，遠逐胡氛以庫官遷塞，遂即大同右衛前所軍。”
洪武四年（1371），明王朝在東勝州設立東勝衛，錄屬大同衛。七年（1374）在大同設衛，次年統一部署改山西行都指揮使司，駐軍達三萬人左右。
（二）置屯墾荒
以大同為中心的周邊地區是明朝邊防重鎮，常年需要大量兵士戍守，但遠離中原產糧區，道路艱險運輸極為不便。為解決供給問題，明朝積極鼓勵守軍建立“且耕且守”的軍屯。
洪武二十五年（1392）八月開始，明朝掀起了一個北部邊防建設高潮，兵力、範圍進一步擴大。朱元璋命馮勝、傅友德等人在山西各地大舉徵兵，前往大同一帶和相鄰的內蒙古南部等地屯田，充實大同、朔州、東勝等地的衛所。此次徵兵“閱民戶四丁以上者，籍其一為軍，蠲其徭役，分隸各衛，赴大同等處開耕屯田”；並規定在“東勝立五衛，大同城立五衛，大同以東立六衛。”如此算來，16個衛要徵集89600人。同年十月，馮勝等回應復命，據《明史·地理志》載這次徵兵涉及到山西（除大同外）平陸、夏縣、芮城、臨汾、襄陵、洪洞等70個州縣，可謂遍及全省。次年二月，新置衛所正式成立。
洪武二十六年（1393）朱元璋又下令設大同後衛等10衛。這次又有5萬餘人遷入，連同家屬最少也在15萬人左右。
（三）築城戍邊
北方的蒙古遊牧民族逐水草而居，善騎射，機動性強，在冷兵器時代騎兵野戰占絕對優勢，而漢人在步兵、火器上有長處，所以築城池，修關隘，以己之長，禦敵之短，十分有效，朱元璋便令北邊“高築牆”設防備戰。雖然是在元代城池的基礎上加固增築，但由於塞外大同周邊民眾大量被強行內遷，當地平民數量銳減，需要從各地大量徵調兵丁，也有一部分匠人被調入。明律規定匠人遷徙後依然從舊業，不得改行。明朝洪武二年(1369)，洪洞縣城南五里圪針溝村 繪畫藝人赫偉，遷朔州下團堡村。
洪武二十八年（1395）正月，山西馬步官軍26600人往大同周邊地區築城屯田。這些屯田衛所，不少分布在朔州地區。九月，又有新衛建立，這批新建衛所主要分布於今內蒙古南部、山西北部及河北西北部。洪武三十一年（1398），安東中屯衛（治所朔州）從韓府、沈府調來護衛官軍，軍人與家屬約有1萬人。洪武年間大同地區穩定的軍衛共有15個，按照標準建置應有8.4萬士卒。假設軍人之半數為大同地區或山西其他地區的土著轉來，則屬於移民的軍人及家屬約為12—13萬人。
建文四年（1402），又在朔州設立安東中屯衛，從東勝遷來軍兵。
永樂後新設之衛所多位於大同西南和大同至朔州一線，但為數不多。西南僅威遠、平虜二衛，井坪一所，最初約有3.6萬左右的人口，朔州北的馬邑、山陰2所，又帶來了2萬多移民。 《大明昭勇將軍劉氏先塋碑記》載：“劉氏之先，乃陝右延安府膚施縣之族也，高祖諱彥隆……永樂八年（1410），自膚施詔戍大同右衛，遂為居焉。”《郭詵先塋碑記》“郭公先世在之時為湖廣蘄州廣濟縣人……成化十九年四月，命調平衛，時平虜創設，其營繕捍衛悉賴焉。”
衛所的普遍設定，不僅加強了軍事力量，而且促進了當地經濟和文化的發展，這些軍隊的駐防事實上構成了一次規模龐大的移民，建立衛所數量可觀的軍士成為當地人口的重要組成部分。明代實行軍戶世襲制，屯戍必須攜妻子、父母、余丁等家屬，一同耕種份地，以資軍用，一旦編入衛所，便世世代代不能脫離軍籍。但其人口在民冊上不予登記，除部分家譜記載外，很難找到他們的原籍及調防後的蹤跡。 《明故武略將軍衛鎮撫尹公墓志銘》記載：“謹按公諱耕，字宗伊，號東村，貫直隸鳳陽府泗州盱貽縣籍。始祖諱興，當國初從戎，以功次升所鎮撫。高祖專，亦以功升指揮僉事，尋調山西行都司，朔州衛世襲焉，繼而因事改授衛鎮撫。”
（四）民屯墾田
在設定衛所置屯墾荒的同時，也有部分民眾被遷入，設立民屯。 《清處士杜公諱墓碑》載：“傳自有明，某公從太原縣晉祠遷於朔之團堡村，入民籍，歷幾世。” 《鄉祭酒杜常宇暨孺人史張沈氏墓碑》載：“按狀，杜氏系出自太原晉祠，明季，諱世英者，例遷朔。胞兄世賓、世相偕來，隸團里一甲民籍。”
《內蒙古自治區史·大事記》記載：正統末年（1450以前），明王朝徙豐州及雲內縣兩地民眾于山西應、朔諸處，州縣廢。
通過上述論證，明代初年馬邑周邊地區的移民數量不僅大，而且類型多，既有歸降的蒙古人的內遷，也有較大範圍的邊民內徙；既有大規模的墾荒性移民，也有數量可觀的屯衛性移民，眾多來源的移民人口，構成了豐富多彩的移民畫卷。
順便提一點，明代大同、朔州地區駐紮重兵，戰事頻繁，一定有因避戰而逃亡的流民，造成人口大量流失；另外，雖然明廷為解決邊境軍隊糧草設立了軍墾，但當時的耕作處於廣種薄收的粗放式經營階段，根本無法滿足軍隊需求，因而明廷在大同設立了商屯，有一部分商人為了經營之便在此定居，後代世襲繁衍。 《山西定襄西刑郭氏》族譜就記載，“始祖玘公初居朔州馬邑縣趄柳村。明洪武二年，因避戰亂遷居定襄縣城西十五里智村居住，同時遷出的還有恕、寧兄弟二人”。當然，這些移民大都是自發行為，也應屬移民的一部分，只是人數無法統計。
結 語
《簡明中國姓氏考》載：“朔縣（今朔州市）的馬邑鄉，為中國移民點之一”，這是千真萬確的史實！雖然馬邑與著名的洪洞大槐樹相比知名度不高，但其在明代移民史中發揮了重要作用。祖國大江南北諸多姓氏根在朔州，馬邑是相當多移民的故鄉或出發地的說法長期得到移民及其後裔的認同。朔州、大同等地移民後裔，在北京首屆3+2都市母親河——桑乾（永定）文化研討會上，就舉行了紀念活動；忻州徐氏、米氏、郝氏等家族曾多次到朔州尋根問祖，開國元帥之一徐向前祖籍也在馬邑。馬邑是當之無愧的尋根聖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