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為金丹道
撒大謊造謠惑眾，愚道徒奉為“神明”王仲篤，山東博興縣興福區汾王村人，出身於一個富裕的地主家庭。父親叫王延湖，原先是箇中醫，後來借行醫之便組織發展了一個叫“聖賢道”的道會組織，成為一個頗有勢力的會門頭頭。王仲篤自幼好逸惡勞，只念過2年書就寧死不讀書了，此後務過農經過商，但均因嫌苦嫌累而作罷。王仲篤雖說是個花花少爺，但為人有心計，很會籠絡人心，腦袋瓜子靈活。他東奔西走了幾年，發現像他父親那樣傳道收徒，才能發揮自己的“才華”，於是承襲了父親的衣缽，乾起了傳道收徒的勾當。他憑藉自己那三寸不爛之舌，四處遊說，廣收門徒，逐漸成為“聖賢道”最有勢力的人物。
1944年初，王仲篤把“聖賢道”改為“無為金丹道”，並自稱法號 “無為勝有為”。王仲篤宣揚日本侵略中國是天意，認為戰爭中生靈塗炭也是命該如此。他大肆造謠恫嚇民眾，說共產黨現在掌權了，緊接著是千年不遇的“末劫年”。末劫年一到，人們將要死去大半，那時候，社會要出現房無人住，衣無人穿，地無人種，飯無人吃的現象，整個世界將呈現很長時間的混沌黑暗的狀態。他又從自然天象上造謠，說未來的“紅陽劫”定會實現，劫過後將出現“白陽劫”，這時會出現天換地換，與現在完全兩個世界。他還不遺餘力地宣稱，他曾請過上下八仙，都說世人要臨近“末劫年”，人們都要經受大劫難，要想求得解脫，只有入道方能倖免。這些恐怖離奇的內容，使很多愚昧民眾內心惶恐不安，紛紛加入道會以求解脫，不少人對他大加吹捧，奉為“神明”。
為了進一步欺騙民眾，他竟自稱是古代倉頡轉世，他對道徒說，別看現在“無為金丹道”叫“無為”，將來末劫年一到，“無為”就可變“有為”了。王仲篤還胡說其父的師傅吳幫固是姜子牙轉世，聲稱其如何如何法力無邊，還說他到處尋找活佛，最後在高青縣找到了一個地主高殿生，稱高為周公下凡。高殿生不能左右形勢和民眾，便說真的彌勒佛是自己的長工唐坤侯，說唐是文王下凡。從此，高對唐頂禮膜拜，五體投地，揚言將來萬教歸一時，天下就是他們的了。
為了建立“天國”進行反革命暴亂，王仲篤還籠絡了一批文人學士，幫著抄寫和整理宣傳材料。參加這項活動的人有十幾個，重要的有王仲華、魏雲田、高寅東、周漢志、朱鳳岐等人。王仲篤如此一搞，在道徒中名聲大振。許多人認為他識字不多，竟能上識天文，下知地理，還能造字，不是道仙又是什麼？他的“御”用文人王登榮就是被迷惑較深的一個。這位飽讀詩書身為國小教師的老先生，終日用蠅頭小楷抄寫那烏七八糟的材料，死心塌地為其效勞出力。
為了要挾道徒使他們俯首帖耳任他擺布，王仲篤還制定了一套帶有恐嚇性的法規。他在上香之後，總要念念有詞，告誡道徒：凡道中之事，不許泄露，將來有馬同騎，有難同受，有福同享，有衣同穿，有飯同吃；否則，五雷轟頂，不得好死。因此，許多道徒欲罷不能，難以退出，只好跟隨他走上反革命暴亂之路。
為了實現他的“天皇”野心，王仲篤挖空心思，運用各種手段，擴大其反革命黨羽。除在當地幾十個村子發展一批批爪牙外，還派得力幹將到外地活動。
王仲篤根據道徒的分布情況，確定了9個分壇。他的父親王延湖是總壇主，名為巽風會壇主。分壇有金斗、五掛、九峰、雙喜、八德、五鳳、青雲、瑞瑤、金山等9 個，分壇主均是當地道會頭目。根據會規，一旦總壇主有事，分壇主必須馬上派人聯繫，效忠效力。這些做法在發展道會勢力，鞏固王仲篤在道會中的權力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
王仲篤的信徒們在各自的勢力範圍內，按照王的旨意，四處奔走，拉幫結夥，秘密進行反革命活動。如王仲篤的心腹陳新堂，原是國民黨某部的一個營長，入道後成為王的得力助手，陳新堂經常持槍在博興、桓台邊境活動。1951年春，陳新堂在張店與索鎮之間，打昏了桓台縣公安局的一名幹警，搶去了匣子槍和腳踏車。
為了擴大“無為金丹道”的影響，王仲篤還積極與其他反動會門聯繫。如新安的“九宮道”、青州的“一貫道”、桓台的“華龍會”、淄川的“鐵板會”、徐州的“白陽道”等，都和“無為金丹道”有密切的關係。
1951 年夏天，“無為金丹道”勢力越來越大，王仲篤認為做皇帝的時機已到，便大言不慚地在道徒中宣稱，自己是“十八子”，是上天派下來的當然統帥。他狂妄地說，自己是打天下坐天下的人，等換了天下，自己就坐第一把交椅，稱“天皇”，是自然的總司令。這一招沒有在道徒中引起異議，王仲篤的膽子更大了，便著手籌備發動暴亂和登“天皇”寶座。
他首先分封百官，封他左右心腹之人為軍政大臣，封劉金亭為總指揮，陳新堂為參謀長，王成五為行政院長，王成善為財政部長，等等，他還讓這些“大臣”們向他宣誓效忠，統統聽他的號令。
王仲篤集中了道徒中的一些巧匠，為他精心繡制了一面金線黃龍旗，作為他稱皇時的國旗，也作為向解放軍進攻的軍旗。關於稱皇時的服裝問題，他讓這些女道徒參照舊戲劇服裝製作了一套套黃袍，他自己、各位部長、各路指揮每人一套。他夢想有朝一日自己黃袍加身，成為執掌江山面南而坐的皇帝。至於“天皇”的皇宮，王仲篤的想法更是令人發笑。他宣稱，不用道徒為此操心，更不必大興土木，現成的宮殿有的是。他說，只要大家一條心好好乾，就能把共產黨推翻，到那時北京、瀋陽、長春等大城市控制在自己手裡，舊有的宮殿就可任意挑選，願意把宮殿設在哪裡都行，所以完全用不著大搞建築工程。
王仲篤一夥經過一番潛心策劃，認為發動武裝暴亂的時機到了。
1951年8月初，王仲篤以博興縣的汾王村和傅園村為基地，聯絡了利津、桓台、淄川、高青等縣的一批道徒，組成了所謂的“中華人民革命建國義勇軍”，發動了震驚全國的反革命武裝暴亂。
匪徒首先在傅園村集結，然後兵分兩路開始行動。南路的匪徒由王仲篤親自指揮，有匪徒100多人。他們從傅園村出發，直奔臨淄縣北境。在大柳樹屯，匪徒們砸開了供銷門市部，把店裡的雨衣、膠鞋、手電筒、副食品搶劫一空。據事後俘虜交待，這些東西是他們進行反革命活動的必需品。大柳樹屯搶劫之後，這伙匪徒又竄到大夫店、房家莊，在房家莊內奸的配合下，匪徒們竟殘忍地將不肯跟隨他們的一名國小教師和一名村幹部殺害。
北路的匪軍一共有兵力近百人，這伙匪徒從傅園村出發，第一站到了駙馬村。該村公安員楊延先是一個潛藏的反革命分子，早就和王仲篤拉上關係而被任命為大隊長。楊見匪徒已到，馬上把槍交出，在他的指揮下，村內幾個叛亂分子立即把村長抓起來，用磚活活砸死，然後扔進井內。這伙匪徒在駙馬村鬧騰了半夜，又去興和益鄉公所，欲殺害鄉幹部和奪取槍枝彈藥，幸虧鄉公所同志有所防範，他們的陰謀才沒有得逞。匪徒們離開興和益後，又竄到利城區的劉耿村。王仲篤的表弟韓禿子公開回響，並引路包圍了村民兵隊部。守夜的兩名民兵寡不敵眾，只能看著這伙匪徒把七八枝大槍搶走。匪徒們在村中折騰了一番，在村國小後牆上張貼了反動標語，看看天將拂曉，才匆忙打了兩槍，撤出了劉耿村，欲與王仲篤的匪軍會合。
事後，匪徒們在供詞中寫道：“原擬南北兩股集結以後，北上趕往辛安農場。通過此地內線，再繳下該單位的幾條槍，然後進城。入城後首先進攻公安局，奪取槍彈，即動手劫獄，劫走王之父王延湖和心腹王登榮等人。”只因天色已亮，沒有實施。
事發之前，中共博興縣委曾專門召開了各區委書記會議，布置防特防盜的夏防工作。興福區委書記陳樹榛會後還沒來得及與區長研究如何落實，王仲篤就開始行動了。興福區委和區政府一面調集各村民兵追剿匪徒，一面派人速報縣委，要求火速增援。縣委主要負責同志得知情況，認為事態相當嚴重，馬上將訊息轉告了山東省軍區，山東省軍區又馬上報告了中央軍委，中央軍委立即命令就近的山東省惠民、德州、濰坊軍分區各派一個團的兵力日夜兼程趕往博興剿匪，同時命令山東省附近的其他部隊進入戰備狀態。當天下午，惠民軍分區陳司令員受山東省軍區委派，在博興縣興福區成立了臨時剿匪指揮部，陳司令員任指揮，博興縣長馬怡亭任副指揮，成員包括博興縣公安局長趙子安及陳樹榛等人。
不久，解放軍三個團的兵力準時到達指定地點興福區，並將匪徒們藏身的大片的青紗帳包圍起來，向敵人發起了強大的政治和軍事攻勢。匪徒們一看是解放軍正規部隊，再也無心戀戰了。他們一個個心慌意亂，不少人脫掉衣服，扔出槍枝子彈，只穿短褲逃出青紗帳。戰鬥僅僅幾個小時就結束了。從俘虜口中得知，俘虜中沒有王仲篤，王仲篤在附近駙馬村有個乾姐姐，他可能帶領一部分人投奔她去了。獲得這一線索後，指揮部立即派部隊緝拿王仲篤。在駙馬村經過一番激烈槍戰，王仲篤終於束手就擒。王仲篤在押期間，經過多次審訊，才將部分未落網的同夥供出來。公安部門根據他提供的線索，將匪徒一一緝拿歸案。
博興縣政法機關根據“首惡者必辦、脅從者不問、立功者受獎”的政策，對在押的150多名反革命分子分別進行了處理，先後數次召開公判大會，將王仲篤、王延湖父子等29名骨幹分子處以死刑，判處無期和有期徒刑的有80餘人，其餘脅從者被釋放回家監督勞動，以觀後效。
至此，這個反動透頂、愚不可及的“無為金丹道”反革命組織終於灰飛煙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