詞義
拼音：wū tuō bāng烏托邦的原詞來自兩個希臘語的詞根，“ou”是“沒有”的意思（一說是“ 好”的意思），“topos”是“地方”的意思，合在一起是“沒有的地方”或者“好地方”。其中文翻譯也可以理解為“烏”是沒有，“托”是寄託，“邦”是國家，“烏托邦”三個字合起來的意思即為“空想的國家”。
大廈富商大賈《烏托邦》是托馬斯·莫爾寫的一部拉丁語的書的名字，全名為《關於最完美的國家制度和烏托邦新島的既有益又有趣的金書》。它出版於約1516年。烏托邦的原詞來自兩個希臘語的詞根：ou是沒有的意思，另一個說法是eu是好的意思，topos是地方的意思，合在一起是“沒有的地方”或“好地方”的意思，是一種理想國，並非一個真實的國家，而是一個虛構的國度，有著至美的一切，沒有糾紛。
托馬斯·莫爾的烏托邦是一個完全理性的共和國，在這個國家裡所有的財產都是共有的，在戰爭時期它僱傭臨近好戰國家的僱傭兵，而不使用自己的公民。摩爾是一個信仰很深的人。他曾經想過做牧師，他的小說可能受到耶穌會的影響。
廣義的烏托邦可以是理想的或實際的，但一般來說這個詞更強調樂觀的、理想的和不可能的完美事物。
烏托邦是人類對美好社會的憧憬，是人類思想意識中最美好的社會，如同西方早期“空想社會主義”。西方一位學者提出的空想社會主義社會，美好，人人平等，沒有壓迫，就像世外桃源。烏托邦式的愛情也是美好至極的 。
烏托邦主義是社會理論的一種，它試圖藉由將若干可欲的價值和實踐呈現於一理想的國家或社會，而促成這些價值和實踐。一般而言，烏托邦的作者並不認為這樣的國家可能實現，至少是不可能以其被完美描繪的形態付諸實現。但是他們並非在做一項僅僅是想像或空幻的搬弄，就如烏托邦主義這個辭彙的通俗用法所指的一般。如同柏拉圖《理想國》（Republic）（它是最早的真正烏托邦）中所顯示的，通常某目的是：藉由擴大描繪某一概念（正義或自由），以基於這種概念而建構之理想社群的形式，來展現該概念的若干根本性質。在某些其他的場合，例如莫爾（Sir Thomas More）的《烏托邦》（Utopia，1516），其目標則主要是批判和諷刺：將烏托邦中的善良人民和作者當時社會的罪惡作巧妙的對比，而藉之譴責後者。只有極少數的烏托邦作者——貝拉密（Edward Bellamy）的《回顧》（Looking Backward，1888）即是佳例——企圖根據其烏托邦中所認真規劃的藍圖來改造社會。就其本質而言，烏托邦的功能乃是啟發性的。
思想發展歷程
烏托邦是人類對美好社會的憧憬。
烏托邦是人類思想意識中最美好的社會，如同西方早期“空想社會主義”。西方一位學者提出的空想社會主義社會：美好、人人平等、沒有壓迫、就像世外桃源。烏托邦式的愛情也是美好至極的。
烏托邦主義是社會理論的一種，它試圖藉由將若干可欲的價值和實踐呈現於一理想的國家或社會，而促成這些價值和實踐。一般而言，烏托邦的作者並不認為這樣的國家可能實現，至少是不可能以其被完美描繪的形態付諸實現。但是他們並非在做一項僅僅是想像或空幻的搬弄，就如烏托邦主義這個辭彙的通俗用法所指的一般。如同柏拉圖《理想國》（Republic）（它是最早的真正烏托邦）中所顯示的，通常某目的是：藉由擴大描繪某一概念（正義或自由），以基於這種概念而建構之理想社群的形式，來展現該概念的若干根本性質。在某些其他的場合，例如莫爾（Sir Thomas More）的《烏托邦》（Utopia，1516），其目標則主要是批判和諷刺：將烏托邦中的善良人民和作者當時社會的罪惡作巧妙的對比，而藉之譴責後者。只有極少數的烏托邦作者––貝拉密（Edward Bellamy）的《回顧》（Looking Backward，1888）即是佳例––企圖根據其烏托邦中所認真規劃的藍圖來改造社會。就其本質而言，烏托邦的功能乃是啟發性的。
直到十七世紀之前，烏托邦一般均被置於地理上遙遠的國度；十六與十七世紀歐洲航海探險的發現，使人們大為熟悉這個世界，因而使此一有用的設計銷聲匿跡。自彼時起，烏托邦所處的空間或移到外太空（十七世紀開始有月球之旅）、或海底（像經常發現的傳說中沈沒於大西洋的大陸文明）、或者地殼底下的深處。然而漸漸地烏托邦就由空間的轉置變成時間的轉置，這一進展最初是由十七世紀的進步觀念所鼓舞，之後則被李爾（Lyell）的新地質學和達爾文（Darwin）的新生物學中鉅幅擴張的時間觀念所鼓舞。烏托邦不再是較好的空間，而是較好的時間。威爾斯（H.G.Wells）乘著他的時光旅行家航向數十億年後的未來，史德普頓（Olaf Stapledon）在《人之始末》（Last & First Men，1930）中，則用二十億年的時間比例來表示人類朝向全然烏托邦境界的攀升。
從空間到時間的轉置也使烏托邦中產生了一種新的社會學的現實主義。烏托邦此時被置於歷史中，然而無論距離烏托邦的極致之境是何等遙遠，它至少可呈現出：人類或許是無可避免地正朝向它發展的光景。十七世紀科學和技術的聯結加強了這個動向，例如培根（Bacon）的《新大西洋大陸》（New Atlantis，1627）和康帕內拉（Campanella）的《太陽之都》（City of the Sun，1637）中所表現者。隨著十九世紀社會主義（它本身即深具烏托邦色彩）的興起。烏托邦主義便逐漸變成關於社會主義之實現可能性的辯論。貝拉密以及威爾斯的烏托邦（《現代烏托邦》〔Modern Utopia，1905〕）皆是為正統社會主義辯護的有力著作；但是摩里斯（William Morris）則在《來自烏有之鄉的訊息》（News form Nowhere，1890）中提出了另一種吸引人的訟法。這個異種的替代說法乃因“反烏托邦”（dystopia 或 anti utopia）的發明而出現，此乃對所有烏托邦希望的逆轉和猛烈的批評。這個觀念由巴特勒（Samuel Butler）反達爾文主義的《鳥有之鄉》（Erewhon，1872）一書所預示，而在1930和1940年代達到了頂點，尤其表現於赫胥黎（Aldous Huxley）的《美麗新世界》（Brave New World，1932）和歐威爾（George Orwell）的《一九八四》（Nineteen eighty-Four，1949）這兩本書中。在這暗淡的年代理，只有史基納（B.F.Skinner）的《桃源二村》（Walden Two，1948）維護著烏托邦的火炬使之不熄，然而仍有許多人在這個行為工程（behavioural engineering）的，烏托邦中察覺到比最黑暗的反烏托邦更可怕的夢魘。但是烏托邦主義卻在1960年代強而有力地復活，例如像馬孤哲（Herbert Marcuse）的《論解放》（An Essay on Liberation，1969）這樣的著作；而在未來學和生態學的運動中也可見其蓬勃的生氣。
或許烏托邦主義是人類情境所固有的，也許它只內在於那些受古典和基督教傳統影響的文化之中；但是我們大可同意王爾德（Oscar Wilde）的話：一張沒有烏托邦的世界地圖是絲毫不值得一顧的。
現今引申義
今天烏托邦往往有一個更加廣泛的意義。它一般用來描寫任何想像的、理想的社會。有時它也被用來描寫今天社會試圖將某些理論變成實現的嘗試。往往烏托邦也被用來表示某些好的，但是無法實現的（或幾乎無法實現的）建議、願望、計畫等。烏托邦的探尋
直到十七世紀之前，烏托邦一般均被置於地理上遙遠的國度；十六與十七世紀歐洲航海探險的發現，使人們大為熟悉這個世界，因而使此一有用的設計銷聲匿跡。自彼時起，烏托邦所處的空間或移到外太空（十七世紀開始有月球之旅）、或海底（像經常發現的傳說中沉沒於大西洋的大陸文明）、或者地殼底下的深處。然而漸漸地烏托邦就由空間的轉置變成時間的轉置，這一進展最初是由十七世紀的進步觀念所鼓舞，之後則被李爾（Lyell）的新地質學和達爾文（Darwin）的新生物學中鉅幅擴張的時間觀念所鼓舞。，烏托邦不再是較好的空間，而是較好的時間。威爾斯（H.G.Wells）乘著他的時光旅行家航向數十億年後的未來，史德普頓（Olaf Stapledon）在《人之始未》（Last & First Men，1930）中，則用二十億年的時間比例來表示人類朝向全然烏托邦境界的攀升。從空間到時間的轉置也使烏托邦中產生了一種新的社會學的現實主義。烏托邦此時被置於歷史中，然而無論距離烏托邦的極致之境是何等遙遠，它至少可呈現出：人類或許是無可避免地正朝向它發展的光景。十七世紀科學和技術的聯結加強了這個動向，例如培根（Bacon）的《新大西洋大陸》（New Atlantis，1627）和康帕內拉（Campanella）的《太陽之都》（City of the Sun，1637）中所表現者。隨著十九世紀社會主義（它本身即深具烏托邦色彩）的興起，．烏托邦主義便逐漸變成關於社會主義之實現可能性的辯論。貝拉密以及威爾斯的烏托邦（《現代烏托邦》〔Modern Utopia，1905〕）皆是為正統社會主義辯護的有力著作；但是摩里斯（William Morris）則在《來自烏有之鄉的訊息》（News form Nowhere，1890）中提出了另一種吸引人的訟法。這個異種的替代說法乃因“反烏托邦”（dystopia 或 anti utopia）的發明而出現，此乃對所有烏托邦希望的逆轉和猛烈的批評。這個觀念由巴特勒（Samuel Butler）反達爾文主義的《烏有之鄉》（Erewhon，1872）一書所預示，而在1930和1940年代達到了頂點，尤其表現於赫胥黎（Aldous Huxley）的《美麗新世界》（Brave New World，1932）和歐威爾（George Orwell）的《一九八四》（Nineteen Eighty-Four，1949）這兩本書中。在這暗淡的年代理，只有史基納（B.F.Skinner）的《桃源二村》（Walden Two，1948）維護著烏托邦的火炬使之不熄，然而仍有許多人在這個行為工程（behavioural engineering）的，烏托邦中察覺到比最黑暗的反烏托邦更可怕的夢魘。但是烏托邦主義卻在1960年代強而有力地復活，例如像馬孤哲（Herbert Marcuse）的《論解放》（An Essay on Liberation，1969）這樣的著作；而在未來學和生態學的運動中也可見其蓬勃的生氣。
反烏托邦
反烏托邦（Dystopia）是文學 ，尤其是科幻文學中的一種文學體裁和流派。反烏托邦主義描繪的是反面的理想社會 。反烏托邦主義的代表作是1932年英國赫胥黎所著的《美麗的新世界》，英國喬治•奧威爾的《動物莊園》和《一九八四》，以及俄國扎米亞京的《我們》。《美麗的新世界》以美國夢的實踐為基礎，矛頭主要指向所謂的科學主義,描繪了科學主義的烏托邦。具體地說，《美麗的新世界》預測了600年後的世界。書中描寫美國汽車大亨亨利•福特代替了上帝，因為福特發明了生產汽車的流水線，使生產飛速發展，這種生產方法終於統治了整個世界，公元也因此變成了“福元”。在新世界裡，處於“幸福”狀態的人們安於自己的“等級”，熱愛自己的工作，每天亨用定量配給的“索麻”——一種讓人忘掉七情六慾、“有鴉片之益而無鴉片之害”的藥品。作者描寫了一個保留區內的“野人”，他來到了盼望已久的“新世界”，開始時為物質環境的改變而涕零，歡呼到達了——美麗新世界，隨後終因他還有血性，無法適應在流水生產的社會中的白蟻式的生活，加上他認為自己的心上人放蕩而無法忍受（新世界的名言：每一個人屬於每一個人。故無所謂“放蕩”可言），使他最後的精神寄託破滅，終於在孤獨、絕望中自盡身亡。在這個“新世界”里，社會安定就是一切，影響安定的思想、藝術、宗教、家庭、情緒及各種差異蕩然無存。“野人”的形象就是今天人類的化身，他的處境和悲劇結局令人不寒而慄。
《我們》是一部融科幻與社會諷刺於一體的長篇小說。講述“我”——未來的大統一王國的數學家、設計師的故事。大統一王國由大恩主領導，人們高度一律，都沒有獨特的姓名，只有編號。我是號碼503。這個王國的人們連作息都嚴格按照王國發下的《作息時間戒律表》來進行。王國的人們也不可能自己去找對象，而是在統一領導下由王國的有關機構指定。給那些編號的男女發一種粉紅色的小票，讓他們憑票進行性生活。比如今天男號碼503的性對象就是女號碼O-90。但是503也偷偷地看點禁書，發現古人居然還生活在自由之中，也就是說還生活在無組織和野蠻之中。“使我一直困惑不解的是：當時的國家政權怎么能允許人們生活中沒有我們這樣的守時戒律表，對用餐時間不作精確的安排，任人自由地起床、睡覺。有的史學家還談到，當時的街上好像燈火徹夜通明，車馬行人通宵穿行不息。”
更令號碼503奇怪的是：“這個國家居然對性生活放任不管——這真是咄咄怪事：不管是誰，在什麼時候，進行多少次，在什麼地點……都由著人們自己，完全不按科學規律行事，活像動物。他們也和動物一樣，盲目隨便地亂生娃娃，真讓我覺得可笑！”
這個大恩主領導的大統一王國充滿著很多科學的創造發明，在他們眼中，我們這些古人是不可思議的。在我們眼中，他們已經科學進化得近乎完美。比如，他們已經用科學手段來寫詩歌了，把數學法則融入詩歌之中。又比如說，他們天才性地創造發明了“一致同意節”。
由於號碼503受到古書的異端邪說誘惑，以及克制不住自己體內的古老欲望的復甦，503的思想被國家護衛局偵破，最後被送進了一種叫作“氣鐘罩”的刑具里處死……當然這個大統一王國里已經有不少號碼已經背叛了理性。“西部街區仍很混亂，那裡又哭又喊，又是屍體，又是野獸……”
故事似乎是在一種謝主隆恩的氣氛中結束。號碼503在臨死前堅定了對王國理想的信念：“40號橫街上已經築起了一堵臨時高壓大牆。我希望勝利會屬於我們。我不只是希望，我確信，勝利屬於我們。因為理性必勝。”
《1984》由喬治•奧威爾(George Orwell)於1948年寫就。他的另一部重要小說是《動物莊園》
他曾說自己“從1930年起就是一個社會主義者了”，而這時候，他又開始考慮“捍衛民主社會主義”的問題了。這個思想出發點，一直影響到他後期的兩部名作《動物莊園》和《1984》（Nineteen Eighty-Four,1949）創作。1950年1月，奧威爾病逝，享年46歲。
《1984》描繪了極權主義的烏托邦
《1984》的內容：到了1984年，世界上的國家已經減少到三個。大洋國、歐亞細亞和東亞細亞，小說是從大洋國展開敘事的。這個國家的社會結構是這樣的；這是一個金字塔形的結構，位於頂端是老大哥，他是萬能的，從不會錯的，他從不露面，他的大幅照片戶內戶外卻到處張貼。炯炯有神的眼睛，緊盯著臣民。老大哥的下面是以他為領袖的內層黨，占全國人口的百分之二，再往下是外層黨，底層是普通民眾，占大約百分之八十五的人口。黨有三大原則：“戰爭就是和平”、“自由就是奴役”、“愚昧就是力量”。
國家有三個神聖不可侵犯的教條：第一是“過去的改變性”——歷史自然可以隨意改造。第二條是“雙重思想”，即同時接受兩個相互矛盾的事實：一面故意撒謊騙人，一面誠心誠意地相信自己的謊言；一手遮蓋客觀事實，一手卻緊握這個事實，等到於己有利時便拿出來使用。第三個教條，是以“新話”為精神建設的最終目標。“新語”的全部目的是縮小人類的思想範圍，使人們擁有的表達思想的語言少得連思想犯罪也不可能。“新語”在本質上而言，是一種指鹿為馬的服務於權力的語言體系。
政府機關有四個部，即：富裕部、和平部、仁愛部和真理部。富裕部使人挨餓，和平部主管戰爭，仁愛部對民眾實行嚴密的思想控制，而真理部負責造謠。這部小說的主人公溫斯頓就是真理部中負責篡改歷史的一個小人物。他在這種勞動中對極權產生了厭惡情緒，厭惡控制，厭惡泯滅個性的監控體系；女主角朱麗婭也是外層黨成員之一，出於共同的厭惡，他們相愛了。愛情挽救了他們的肉體和靈魂，成為他們反抗體制的內心動力。最後“組織”發現了他們的行為，他們雙雙被捕入獄，在獄中被洗腦。最後他們出賣了自己的靈魂，出賣了愛人，心中僅存的一點人性的光輝徹底被體制的黑暗吞沒。
這是一個鬥爭、背信、惡魔似的殘忍的世界，國家的目標是培養仇恨，打擊他人，效忠老大哥。這是一個恐怖統治的社會，在這個地方，全體人民處於完全監視之下、自由與思想是城中絕跡的珍品，屈從與無意識被訓練成一種全民心態。
目前，國內尚無一本全部收集“反烏托邦三部曲”的文集（三部小說不超過50萬字），但是分開出版的已經有很多，如著名翻譯家董樂山先生翻譯的《一九八四》，北京外國語大學外國文學研究所研究員、前《蘇聯文學》主編顧亞鳴女士翻譯的《我們》（作家出版社），著名翻譯家孫法理翻譯的《美妙的新世界》（譯林出版社出版），以及中國華僑出版社出版的《奧威爾精華文集》、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出版的《奧威爾散文全集》、中國致公出版社出版的中英文對照的《一九八四》、花城出版社出版的《一九八四》、《美麗新世界》、遠方出版社出版的《美麗新世界》等。今後，為了彌補這一遺憾，希望能有一流的出版社儘快策劃類似選題，鼎立出版三冊合一的反烏托邦文集，以滿足讀者、收藏者和市場需要。
烏托邦人所憎恨的是金銀珠寶，他們給奴隸戴金銀珠寶當鎖。
空想社會主義
主張
空想社會主義者認為社會主義的理想社會應該建築在人類的理性和正義的基礎上。這種社會至今還未出現，是由於人們不認識和承認的緣故。他們覺得只要有天才掌握了這種思想，並推廣開去，就能實現他們心中的理想社會。空想社會義者反對資本主義，並認為資本主義的剝削制度是由於人類在道德和法律上犯了錯誤，背棄了人類的本性的緣故，他們的目的是要消滅這種錯誤。
對資本主義制度的批判
所有空想社會主義者都批判資本主義制度，並確信資本主義應當為社會主義所代替。莫爾揭露了資本原始積累，痛斥了剝奪農民土地的圈地運動，指出這是羊吃人。聖西門把無政府狀態稱作"一切災難中最嚴重的災難"，認為經濟自由必然導致這一狀態。傅立葉認為僱傭勞動制度是"恢復奴隸制度"，資本主義工廠是"溫和的監獄"。歐文抨擊了資本主義私有制，認為私有制是一切階級之間紛爭的根源。他揭露了資本主義制度下的階級剝削關係，工人創造了巨量的社會財富，卻被工廠主、商人、銀行家、經紀人、收租者、食利者以及達官顯貴所瓜分。
公有制
大多數空想社會主義者都主張實行"財產公有制"，但各有見解。莫爾等把財產公有制理解為生產資料和消費品都公共占有。摩萊里、歐文等則理解為除日常生活品以外的財產的公共占有，即是生產資料的公共占有。少數空想社會主義者如聖西門、傅立葉在自己的理想社會中保存了生產資料私有制，這是資產階級傾向的明顯表現。一些空想社會主義者也提出了計畫經濟的思想。聖西門主張，在實業制度下要有計畫地組織生產，徹底根除無政府狀態。
消費
16至18世紀的空想社會主義都帶有不同的禁慾主義色彩，有的甚至公開鼓吹戒絕一切享受的、苦修苦煉的斯巴達式的生活。到了19世紀初期，禁慾主義已經失去得以存在的條件，這時的空想社會主義者批判禁慾主義，對未來理想社會的高度物質和文化生活水平作了富有吸引力的宏偉想像。
城鄉結合
從托馬斯·莫爾開始，許多空想社會主義者都注意到解決城鄉對立、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對立的問題。羅伯特·歐文主張，把城市和鄉村結合起來，把工業和農業結合起來，把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結合起來。
發展
空想社會主義的發展經歷了3 個階段：16世紀至17世紀、18世紀和19世紀初，共經歷了300多年。3個階段的社會和歷史條件各不相同，無產階級的發展水平也不同。
16世紀至17世紀，空想社會主義者提出了“實行公有制”、“人人勞動、按需分配”等社會主義基本原則，但對社會主義的構想還只是一個粗糙而簡單的輪廓。
18世紀，這時期的空想社會主義者開始對社會主義進入理論探討和論證階段，並用“法典”形式作出明確規定；對資本主義私有制進行了批判，認為私有制引起經濟上的不平等、進而導致政治上的不平等 ；當具備初步的階級觀點後 ，主張實行絕對平均主義的、斯巴達式的共產主義；在設計未來理想社會時，以農村公社和手工工廠為原型，主張在封建制度崩潰後，在農村公社和手工工廠的基礎上建立社會主義 ；贊同君主制、終身制、家長制等。
19世紀30和40年代，空想社會主義發展的頂峰時期。由於英國的工業革命在歐洲大陸迅速發展，資本主義制度的弊端日益暴露，這時期空想社會主義者對資本主義的社會制度、政治制度和道德觀念進行了批判 ；理論上，提出政治制度的基礎是經濟狀況，指出私有制產生階級和階級剝削；設計未來理想社會主義制度時以大工廠為原型，完全拋棄了平均主義和禁慾主義。
代表人物
聖西門在《日內瓦書信》中，聖西門已經提出這樣一個論點：“人人應當勞動”。
在同一部著作中他已經指出，恐怖統治是無財產的民眾的統治。他說道：“看吧，當你們的夥伴統治法國的時候，那裡發生了什麼事情？他們造成了饑荒！”
聖西門認識到法國革命是貴族、資產階級和無財產者之間的階級鬥爭，這在1802年是極為天才的發現。在1816年，聖西門宣布政治是關於生產的科學，並且預言政治將完全溶化在經濟中。雖然，對經濟狀況是政治制度的基礎這樣的認識在這裡僅僅以萌芽狀態表現出來，但已經明白地表達出，對人的政治統治應當變成對物的管理和對生產過程的領導的思想，即廢除國家的思想。
同樣比他的同時代人高明的是：在1814年聯軍剛剛開進巴黎以後，接著又在1815年百日戰爭期間，他聲明，法國和英國的同盟，其次這兩個國家和德國的同盟，是歐洲的繁榮和和平的唯一保障。
聖西門具有天才的遠大眼光，後來的社會主義者的幾乎所有並非嚴格意義上的經濟學思想都受到了聖西門的影響。
傅立葉
傅立葉的著作中包含著他對現存社會制度所作的具有真正法國人的風趣的、但並不因此就顯得不深刻的批判。
在傅立葉的著作中，幾乎每一頁都放射出對備受稱頌的文明造成的貧困所作的諷刺和批判的火花。傅立葉抓住了資產階級所說的話，抓住了他們的革命前的狂熱的預言者和革命後的被收買的奉承者所說的話。他無情地揭露資產階級世界在物質上和道德上的貧困，他不僅拿這種貧困同啟蒙學者關於只是由理性統治的社會、關於能給所有的人以幸福的文明、關於人類無限完善化的能力的誘人的諾言作對比，而且也拿這種貧困同當時的資產階級思想家的華麗的詞句作對比；他指出，同最響亮的詞句相對應的到處都是最可憐的現實，他辛辣地嘲諷這種詞句的無可挽救的破產。
傅立葉不僅是批評家，他的永遠開朗的性格還使他成為一個諷刺家，而且是自古以來最偉大的諷刺家之一。他以巧妙而詼諧的筆調描繪了隨著革命的低落而盛行起來的投機欺詐和當時法國商業中普遍的小商販習氣。
傅立葉巧妙地批判了兩性關係的資產階級形式和婦女在資產階級社會中的地位。他第一個表述了這樣的思想：在任何社會中，婦女解放的程度是衡量普遍解放的天然尺度。
傅立葉最了不起的地方表現在他對社會歷史的看法上。他把社會歷史到目前為止的全部歷程分為四個發展階段：蒙昧、宗法、野蠻和文明。最後一個階段就相當於現在所謂的資產階級社會，他指出：
“這種文明制度使野蠻時代每一以簡單方式犯下的罪惡，都採取了複雜的、曖昧的、兩面的、虛偽的存在形式”；
文明時代是在“惡性循環”中運動，是在它不斷地重新製造出來而又無法克服的矛盾中運動，因此，它所達到的結果總是同它希望達到或者佯言希望達到的相反。所以，譬如說，“在文明時代，貧困是由過剩本身產生的。”
傅立葉熟練地掌握辯證法。他反對關於人類無限完善化的能力的空談，而同樣辯證地斷言，每個歷史階段都有它的上升時期，但是也有它的下降時期，他把這個看法運用於整個人類的未來，將人類將來要歸於滅亡的思想引入了歷史研究。
羅伯特·歐文
當法國大革命的風暴橫掃整個法國的時候，英國正在進行一場比較平靜，但是並不因此就顯得缺乏力量的變革。
蒸汽和新的工具機把工場手工業變成了現代的大工業，從而把資產階級社會的整個基礎革命化了。工場手工業時代的遲緩的發展進程轉變成了生產中的真正的狂飈時期。社會越來越迅速地分化為大資本家和一無所有的無產者，現在處於他們二者之間的，已經不是以前的穩定的中間等級，而是不穩定的手工業者和小商人民眾，他們過著動盪不定的生活，是人口中最流動的部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還處在上升時期的最初階段，但已經產生了明顯的社會弊病：無家可歸的人擠在大城市的貧民窟里；一切傳統的血緣關係、宗法從屬關係、家庭關係都解體了；勞動時間、特別是女工和童工的勞動時間延長到可怕的程度；突然被拋到全新的環境中的勞動階級大批地墮落了。
這時有一個29歲的廠主作為改革家出現了，他具有像孩子一樣單純的高尚的性格，同時又是一個少有的天生的領導者。
羅伯特·歐文接受了唯物主義啟蒙學者的學說：人的性格是先天組織和人在自己的一生中、特別是在發育時期所處的環境這兩個方面的產物。社會地位和歐文相同的大多數人都認為，工業革命只是便於渾水摸魚和大發橫財的一片混亂。歐文則認為，工業革命是運用他的心愛的理論並把混亂化為秩序的好機會。當他在曼徹斯特領導一個有五百多工人的工廠的時候，就試行了這個理論，並且獲得了成效。從1800年到1829年間，他按照同樣的精神以股東兼經理的身分管理了蘇格蘭的新拉納克大棉紡廠，只是在行動上更加自由，而且獲得了使他名聞全歐的成效。
新拉納克的人口逐漸增加到2500人，這些人的成分原來是極其複雜的，而且多半是極其墮落的分子，可是歐文把這個地方變成了一個完善的模範移民區，在這裡，酗酒、警察、刑事法庭、訴訟、貧困救濟和慈善事業都絕跡了。而他之所以能做到這點，只是由於他使人生活在比較合乎人的尊嚴的環境中，特別是讓成長中的一代受到精心的教育。他發明了並且第一次在這裡創辦了幼稚園。孩子們滿一周歲以後就進幼稚園；他們在那裡生活得非常愉快，父母幾乎領不回去。歐文的競爭者迫使工人每天勞動13至14小時，而在新拉納克工人只勞動10小時半。當棉紡織業危機使工廠不得不停工4個月的時候，歇工的工人還繼續領取全部工資。雖然如此，這個企業的價值還是增加了一倍多，而且直到最後一直給企業主們帶來豐厚的利潤。
歐文對這一切並不感到滿足。他給他的工人創造的生活條件，在他看來還遠不是合乎人的尊嚴的；他說，
“這些人都是我的奴隸”；
他給他們安排的比較良好的環境，還遠不足以使人的性格和智慧得到全面的合理的發展，更不用說允許進行自由的生命活動了。“可是，這2500人中從事勞動的那一部分人給社會生產的實際財富，在不到半個世紀前還需要60萬人才能生產出來。我問自己：這2500人所消費的財富和以前60萬人本來應當消費的財富之間的差額到哪裡去了呢？”
答案是明白的。這個差額是落到企業所有者的手裡去了，他們除了領取5％的基本投資利息以外，還得到30萬英鎊（600萬馬克）以上的利潤。新拉納克尚且如此，英國其他一切工廠就更不用說了。
“沒有這些由機器創造的新財富，就不能進行推翻拿破崙和保持貴族的社會原則的戰爭。而這種新的力量是勞動階級創造的。”因此，果實也應當屬於勞動階級。在歐文看來，以前僅僅使個別人發財而使民眾受奴役的新的強大的生產力，提供了改造社會的基礎，它作為大家的共同財產只應當為大家的共同福利服務。
歐文的共產主義是通過這種純粹營業的方式，作為所謂商業計算的果實產生出來的。它始終都保持著這種面向實際的性質。1823年，歐文提出了通過共產主義移民區消除愛爾蘭貧困的辦法，並附上了關於籌建費用、年度開支和預計收入的詳細計算。而在他的關於未來的最終計畫中，對各種技術上的細節，都作了非常內行的規劃。
歐文的最重要的著作是關於婚姻和共產主義制度的《新道德世界的婚姻制度》、《新道德世界書》和《人類頭腦和實踐中的革命》歐文的《新道德世界書》表達了最明確的共產主義，這本書不僅主張實行有平等的勞動義務和平等的取得產品的權利，而且還提出了為未來共產主義公社所作的帶有平面圖、正面圖和鳥瞰圖的詳盡的房屋設計。
歐文不僅宣傳了“明確的共產主義”，而且還在漢普郡的“和諧大廈”這一移民區實行了為期5年（30年代末和40年代初）的共產主義，那裡的共產主義就其明確性來說是沒有什麼可挑剔的。
轉向共產主義是歐文一生中的轉折點。當他還只是一個慈善家的時候，他所獲得的只是財富、讚揚、尊敬和榮譽。他是歐洲最有名望的人物。不僅社會地位和他相同的人，而且連達官顯貴、王公大人們都點頭傾聽他的講話。可是，當他提出他的共產主義理論時，情況就完全變了。在他看來，阻礙社會改革的首先有三大障礙：私有制、宗教和現在的婚姻形式。他知道，他向這些障礙進攻，等待他的將是什麼：官場社會的普遍排斥，他的整個社會地位的喪失。但是，他並沒有卻步，他不顧一切地向這些障礙進攻，而他所預料的事情果然發生了。
他被逐出了官場社會，報刊對他實行沉默抵制，由於“和諧大廈”的共產主義試驗失敗，他變得一貧如洗，於是他就直接轉向工人階級，在工人階級中又進行了30年的活動。當時英國的有利於工人的一切社會運動、一切實際進步，都是和歐文的名字聯在一起的。
例如，經過他5年的努力，在1819年通過了限制工廠中婦女和兒童勞動的第一個法律。他主持了英國工會的第一次代表大會，在這次大會上，全國各工會聯合成一個總工會。同時，作為向完全共產主義的社會制度過渡的措施，一方面他組織了合作社（消費合作社和生產合作社），；另一方面他組織了勞動市場，即藉助以勞動小時為單位的勞動券來交換勞動產品的機構。
烏托邦和共產主義
兩者間相同和不同的點。相同：難以實現。不同：後者可以實現。前者有如空想
烏托邦和空想社會主義在經濟思想史上，空想社會主義經濟思想是作為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的對立物出現的，早期空想社會主義者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最初的批判家。18世紀空想社會主義者的經濟學說也是和同時代的資產階級經濟理論相對立的，例如馬布利就是重農學派的反對者。19世紀初，"在政治經濟學上的李嘉圖時期，同時也出現了［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的］反對派──共產主義（歐文）和社會主義（傅立葉、聖西門）"（《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Ⅲ,第260頁）。19世紀30和40年代的空想共產主義則是同時代的庸俗政治經濟學的對立物。
對前資本主義的認識 空想社會主義者探討了資本主義以前的社會經濟制度。他們許多人都認為，人類歷史的起點是公有制而不是私有制，摩萊里等人試圖論證原始社會中人們共同勞動，共同享有勞動成果的必然性。空想社會主義者認為人類社會是從低級階段向高級階段發展的歷史過程。聖西門認為，奴隸制度減少了對戰俘的殺害，促進了體力勞動與腦力勞動的分工，因而對經濟和文化的發展產生過有利的影響。同古希臘和古羅馬的社會制度相比較，中世紀形成的神學和封建體系更大地向前推進了人類文明。
對資本主義制度的批判 所有空想社會主義者都批判了資本主義制度,莫爾揭露了資本原始積累,痛斥了剝奪農民土地的圈地運動,指出這是羊吃人。聖西門把無政府狀態稱作"一切災難中最嚴重的災難"，認為經濟自由必然導致這一狀態。傅立葉認為僱傭勞動制度是"恢復奴隸制度"，資本主義工廠是"溫和的監獄"。歐文抨擊了資本主義私有制，認為私有制是一切階級之間紛爭的根源。他揭露了資本主義制度下的階級剝削關係，工人創造了巨量的社會財富，卻被工廠主、商人、銀行家、經紀人、收租者、食利者以及達官顯貴所瓜分。財富集中在少數人手中，大多數人都淪為"工資制度的奴隸"。空想社會主義者都確信，資本主義應當為社會主義所代替。
對理想社會的構想 空想社會主義者對未來理想社會的經濟問題都作了不少揣測和構想，其中有許多積極因素。
過渡時期 一些空想社會主義者提出，從現存社會進入未來理想社會，要經過過渡時期。傅立葉認為，從分散生產的文明制度到複雜協作的和諧制度，中間必須經過兩個過渡時期：半協作的保障制度和簡單協作的協作制度。歐文認為，從資本主義過渡到公社制度，必須經過一個社會改造過程。在過渡時期要解決兩大經濟任務:①根據合作原則組織生產;②根據勞動公平交換原則組織市場。恩格斯說，歐文的組織生產和組織流通都是"作為向完全共產主義的社會制度過渡的措施"（《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第304頁）。卡貝認為，在私有制度和共產主義制度之間，必須經過一個長達幾十年以至一百年的過渡性制度，其任務是：對富人的財產所有制進行和平的社會改造；培養窮人管理共產主義社會的習慣和才能；建立共產主義的物質基礎。
公有制 大多數空想社會主義者都主張實行"財產公有制"。一些空想社會主義者如莫爾等把財產公有制理解為生產資料和消費品都公共占有；另一些空想社會主義者如摩萊里、歐文等則理解為除日常生活品以外的財產的公共占有，實際上是生產資料的公共占有。少數空想社會主義者如聖西門、傅立葉在自己的理想社會中保存了生產資料私有制，這是他們的資產階級傾向的明顯表現。
一些空想社會主義者提出了計畫經濟的思想。聖西門主張，在實業制度下要有計畫地組織生產，徹底根除無政府狀態。
生產目的 聖西門第一次明確提出把"滿足人們的需要"規定為新社會的唯一的和固定的目的。歐文把公社的生產目的同資本主義生產目的作了對比，認為資本主義生產目的是為了資本家的利潤，公社生產目的則是直接為了滿足公社全體成員和社會的物質生活和文化生活的需要。空想社會主義者確信，他們的理想社會具有巨大的優越性，能使生產力高速度發展。由於生產目的是直接滿足需要，所以豐裕不會造成危機和貧困。空想社會主義者重視未來社會的生產合理化。聖西門從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著作中尋找自己所需的東西，根據他自己的理解,認為國家可能為自己規定唯一合理的目的,就是用最小的管理費生產更多的東西。
分配 對未來社會消費品的分配,空想社會主義者提出了各種不同的方案。莫爾等人提出了按照需要分配消費品的原則。巴貝夫等人囿於當時生產力水平和小生產者的思想，把平均分配當作是絕對的平等。聖西門提出了每個人的作用和收入都應當同他的才能和貢獻成正比的思想，他的門徒把這一思想發展成為"按能力計報酬，按工效定能力"的原則。這一原則已含有按勞分配的思想萌芽。傅立葉提出了"按比例分配"即按勞動、資本、才能分配的原則，這一原則是同他保存生產資料資本主義所有制的思想相一致的。歐文認為,在過渡時期內,消費品應當按照勞動分配，而在公社制度即共產主義制度下應按照需要分配。
交換 關於未來社會的交換，空想社會主義者作了不同構想。就社會成員交換自己的活動這個意義而言，他們設計的未來社會普遍存在交換。就商品交換這個意義而言，他們的方案則有很大的區別。莫爾和傅立葉的方案是兩個不同的典型。在莫爾的烏托邦中，商品貨幣關係已經不復存在，由於沒有商品生產，貨幣也就隨之廢除,人們都把金銀視為賤品。在傅立葉的法朗吉中,還存在商品貨幣關係。傅立葉認為，協作制度下的商品交換將十分活躍，商品流通量將比文明制度下成百倍地增長。
消費
在消費問題上，16～18世紀的空想社會主義都帶有不同的禁慾主義色彩，有的甚至公開鼓吹戒絕一切享受的、苦修苦煉的斯巴達式的生活。到了19世紀初期，禁慾主義已經失去得以存在的條件，這時的空想社會主義者批判禁慾主義，對未來理想社會的高度物質和文化生活水平作了富有吸引力的宏偉想像。
城鄉結合
從莫爾開始,許多空想社會主義者都注意到解決城鄉對立、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對立的問題。歐文主張，把城市和鄉村結合起來，把工業和農業結合起來，把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結合起來。在歐文的公社制度下,青少年普遍受到"智、德、體、行"的教育,被培養成全面發展的人。
對外聯繫
空想社會主義者設計的理想社會，不是閉關自守的社會，而是不同程度地存在對外聯繫。在他們的新世界和資本主義舊世界之間存在著貿易關係。新世界要通過多種途徑從外國學習先進的科學技術，發展生產。為此，居民注意學習外語和有關外國的各種知識，儘可能多地了解外國情況，不能讓舊世界的舊風尚敗壞新世界的新風尚。
空想社會主義的城市構想
空想社會主義城市構想把城市建設和經濟制度聯繫在了一起，這樣就從更為廣闊的社會改造角度，給整個歐洲的現代運動產生了直接的推動力。並且這種理論主張城市規模不能夠過大了，要接近農村，這樣才能更好的促進城鄉的結合。 並且有可能能夠的城市中各種矛盾。空想社會主義城市構想重視城市居民的公共生活和集體生活，建立了各種公共設施。
現代城市規劃理論始於人們從社會改革角度對解決城市問題所作的種種探索。19世紀上半葉，一些空想社會主義者繼空想社會主義創始人莫爾等人之後提出種種構想，把改良住房、改進城市規劃作為醫治城市社會病症的措施之一。他們的理論和實踐對後來的城市規劃理論頗有影響。
19世紀和20世紀之交，霍華德倡導“田園城市”，1915年格迪斯提出區域原則，倡導城市規劃與區域規劃相結合的學說。他們的學術思想對城市規劃思想的發展影響深遠。同時代的恩文所著《城市規劃實踐——城市和郊區設計藝術概念》一書，總結城市發展的史例和他本人的規劃實踐經驗，可視為建築師對城市規劃領域的開拓。隨後，越來越多的建築師以及社會學家、地理學家、經濟學家等投入城市規劃理論的研究。
在19世紀，影響最廣的城市規劃實踐是法國官吏奧斯曼1853年開始主持制定的巴黎規劃。儘管巴黎的改建，有鎮壓城市人民起義和炫耀當權者威嚴權勢的政治目的，但巴黎改建規劃將道路、住房、市政建設、土地經營等作了全面的安排，為城市改建做出有益的探索。影響所及，科隆和維也納等城市也紛紛效法。
這一時期還出現了另一種建設實踐：英國一些先進工業家在建設工廠的同時，建設新的工人鎮。例如1851年工業家薩爾特建設了薩泰爾工人鎮，1887年利威爾建設了日光港工人鎮，形成所謂“企業城鎮”。這些實踐無疑促進了霍華德的“田園城市”等城市規劃理論的形成。至今，城市規劃仍是採取上面所說的舊城改建和新城建設兩種基本形式。19世紀90年代，西歐各國已逐漸形成以公共投資改進市政建設同控制私人用地相結台的城市發展戰略概念。在德國有城鎮發展規劃工作的傳統，也有雛形的分區制規劃方法。這些都為城市規劃工作提供了有用經驗。
制定城市建設法規最初的目的是維持整齊、清潔、安定的城市環境，以保障居民健康。英國1848年制定《公共衛生法》，其中規定了住宅的衛生標準，1906年頒布《住宅與城市規劃法》。瑞典1907年制定了有關城市規劃和土地使用的法律。美國紐約1916年頒布了控制土地利用和建築高度的分區區劃法規，後來在1961年為適應新情況，修改成為區劃決議。實踐證明，城市建設和管理要有相應的法律體系，嚴格的城市建設法規可以提高城市規劃和建設的質量。
空想社會主義為何成為空想
在這個時期，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以及隨之而來的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之間的對立還很不發展。在英國剛剛興起的大工業，在法國還不為人所知。但是，一方面，只有大工業才能發展那些使生產方式的變革成為絕對必然的衝突——不僅是大工業所產生的各個階級之間的衝突，而且是它所產生的生產力和交換形式本身之間的衝突；另一方面，大工業又正是通過這些巨大的生產力來發展解決這些衝突的手段。因此如果說，在1800年左右，新的社會制度所產生的衝突還只是開始形成，那么，解決這些衝突的手段就更是這樣了。雖然巴黎的無財產的民眾在恐怖時代曾有一瞬間奪得了統治權，但是他們只是以此證明了，他們的統治在當時的條件下是不可能的。在當時剛剛作為新階級的胚胎從這些無財產的民眾中分離出來的無產階級，還完全無力採取獨立的政治行動，它表現為一個無力幫助自己，最多只能從外面、從上面取得幫助的受壓迫的受苦的等級。
這種歷史情況也決定了社會主義創始人的觀點。不成熟的理論，是同不成熟的資本主義生產狀況、不成熟的階級狀況相適應的。解決社會問題的辦法還隱藏在不發達的經濟關係中，所以只有從頭腦中產生出來。社會所表現出來的只是弊病，消除這些弊病是思維著的理性的任務。
所有這些空想社會主義者都有一個共同的基本特點。他們把注意力集中在他們所設計的模範社會的原則和明確的活動方式上。但是，這些模範社會將如何取代現存社會的問題，他們從未認真地考慮過。他們對於從富裕的或有權勢的資助人那裡得到幫助這一點抱有模糊的期望。例如，聖西門曾試圖謀取教皇和路易十八的支持。傅立葉曾於每天中午坐在自己的房間裡，等候人們對他在報上的請求支持的呼籲作出回響，白白等候了12年。也就是說，空想社會主義者都不是革命者。他們雖然有社會變革的方案，但並不期望和打算通過無產者的起義來實現社會變革。他們肯定沒有從革命或階級鬥爭的觀點來進行思考。實際上，他們幾乎沒考慮過自己精心製作的藍圖如何才能付諸實踐。正是由於這一原因，他們被稱為空想社會主義者。而且，他們都不是作為當時已經歷史地產生的無產階級的利益的代表出現的。他們和啟蒙學者一樣，並不是想解放某一個階級，而是想解放全人類。他們和啟蒙學者一樣，想建立理性和永恆正義的王國；但是他們的王國和啟蒙學者的王國是有天壤之別的。按照這些啟蒙學者的原則建立起來的資產階級世界也是不合理性的和非正義的，所以也應該像封建制度和一切更早的社會制度一樣被拋到垃圾堆里去。現實理性和正義至今還沒有統治世界，這只是因為它們沒有被人們正確地認識。所缺少的只是個別的天才人物，現在這種人物已經在現而且已經認識了真理；至於天才人物是在現在出現，真理正是在現在被認識到，這並不是歷史發展的進程所必然產生的、不可避免的事情，而純粹是一種僥倖的偶然現象。這種天才人物在500年前也同樣可能誕生，這樣他就能使人類免去500年的迷誤、鬥爭和痛苦。於是，就需要發明一套新的更完善的社會制度，並且通過宣傳，可能時通過典型示範，從外面強加於社會。這種新的社會制度是一開始就注定要成為空想的，它越是制定得詳盡周密，就越是要陷入純粹的幻想。
這種見解本質上是英國和法國的一切社會主義者以及包括魏特林在內的第一批德國社會主義者的見解。對所有這些人來說，社會主義是絕對真理、理性和正義的表現，只要把它發現出來，它就能用自己的力量征服世界；因為絕對真理是不依賴於時間、空間和人類的歷史發展的，所以，它在什麼時候和什麼地方被發現，那純粹是偶然的事情。同時，絕對真理、理性和正義在每個學派的創始人那裡又是各不相同的；而因為在每個學派的創始人那裡，絕對真理、理性和正義的獨特形式又是由他們的主觀知性、他們的生活條件、他們的知識水平和思維訓練水平所決定的，所以，解決各種絕對真理的這種衝突的辦法就只能是它們互相磨損。由此只能得出一種折衷的不倫不類的社會主義，這種社會主義實際上直到今天還統治著法國和英國大多數社會主義工人的頭腦，它是由各學派創始人的比較溫和的批判性言論、經濟學原理和關於未來社會的觀念組成的色調極為複雜的混合物，這種混合物的各個組成部分，在辯論的激流中越是磨光其鋒利的稜角，這種混合物就越加容易構成。為了使社會主義變為科學，就必須首先把它置於現實的基礎之上。
我們已經看到，空想主義者之所以是空想主義者，正是因為在資本主義生產還很不發達的時代，他們只能是這樣。他們不得不從頭腦中構想出新社會的要素，因為這些要素在舊社會本身中還沒有普遍地明顯地表現出來；他們只能求助於理性來構想自己的新建築的基本特徵，因為他們還不能求助於同時代的歷史。
新和諧公社
1824年，歐文變賣了所有家產，帶著四個兒子和一批朋友，還有百餘名志同道合者，從英國出發，乘風破浪橫渡大西洋，駛向美國。
到了美國印第安納州，他立刻去尋找最適合他建立新社會的地方。結果，他用20萬元購買了3萬英畝土地。於是，一個完全新型的“世外桃源”──“新和諧公社”就這樣開始一磚一瓦興建起來了。
這個村莊地處丘陵起伏、碧水長流的地帶。村外的山崗和谷地上，是一片又一片的葡萄園，紫紅色的串串葡萄掛在綠葉成蔭的架下，把村鎮周圍點綴得分外秀麗。遠處，與天際相連的綠茵茵的草場上，牧羊人頭戴寬邊草帽，悠閒地隨著雪白的羊群向前走動。村後的果園裡，蘋果樹、桃樹、李樹排列成行，好像村子的翡翠屏障。往村子裡走，只見街道兩旁種著白楊和桑樹，還有美麗的金雨樹。再往裡，是相隔不遠的一處處廠房，有麵粉廠、鞋帽廠、啤酒廠、麻布廠，另外還有酒坊和染坊。到了村子的中心，可以看到嶄新而又整齊的住宅和各種公用建築，還有會議廳、閱覽室、學校、醫院和接待室，偶爾也可以見到作為臨時住房的圓木小屋。這些房子的周圍，是連成一片的小花園。微風吹來，村里到處飄逸著花草的芳香。
這豈不是一個“世外桃源”嗎？是的，這的確是很理想的“世外桃源”。然而，它也確實在這世界上存在過4年之久。它的地址在美國印第安納州南部沃巴什河岸邊，名字叫“新和諧公社”（或叫“新和諧村”）。
這與充滿血腥的資本主義腐朽統治下的社會形成了鮮明強烈的對比。
歐文帶領全體公社成員共同勞動，共享勞動成果，他們規定，全體公社成員按照年齡大小從事各種有益的勞動。5歲到7歲的兒童，一律無條件入學，朗朗的讀書聲給全體成員一種欣慰與自豪，他們仿佛看到了“新和諧公社”未來的希望，也看到了全人類的未來。8歲到10歲的兒童。除學習外，還要參加公社各種有益活動和必要勞動，如修整花園、做家務等，從中掌握課本上學不到的知識。12歲以上的青少年，必須在學習知識的同時，還要在工廠、作坊等學習一定的手工技能，以便將來為參加工作做好準備。
20歲到25歲的青年人，是公社建設的主力，因分工不同，有的在工廠作工，有的在農田參加農業勞動，或是參加一定的腦力勞動。公社的未來發展，全靠這個年齡段的主力軍。25歲到30歲的人，每天只需以參加兩個小時的生產勞動，其餘時間則從事公社的保衛工作和參與產品的分配工作，也有一部分人從事科學研究和藝術工作等腦力勞動。
30歲到40歲的人負責管理、組織和領導各個部門的生產工作。40歲到60歲的人，則主持對外交往。接待賓客或是產品交換等。60歲以上的老人組成老人集體，負責捍衛憲法，維護憲法的尊嚴，監督憲法的實施落實等。
這樣，“新和諧公社”所有成員各司其職，各盡所能，“和諧”相處。
“新和諧公社”的建立，引起了全世界注意，人們從世界各地紛紛趕來。想看一看這個公社是如何“和諧”的，尤其是處於被壓迫、被剝削境地的勞動者更是帶著驚奇、帶著羨慕、帶著希望，如潮水般湧來。他們也希望在這個公社裡有自己的一席之地。
甚至連當時著名的科學家如美國費城科學院院長威廉·麥克留爾、經濟學家和博物學家約西亞·華倫等人也紛紛前來，熱情參加和諧公社的建設。
“新和諧公社”的建立是這樣的吸引人，以至於除贊成者對之大加讚揚外，連反對者也眾口一辭、連聲感嘆。
但是，“新和諧公社”並不是與世隔絕的。它處在整個資本主義的重重包圍之中。而且，來參加公社的人形形色色，抱有各種目的，有著各種想法，所以，社員之間不久就產生了各種矛盾，變得不像預想的那么“和諧”了。
更何況，其總設計師歐文的建設理論也有致命的弱點，按照歐文的理論，公社成員的活動目的只要滿足本社成員的需要就可以了，所以導致公社產品成品缺少，生產少，消費多，產生矛盾。因成員覺悟水平不一，導致腦力勞動者日趨增多，而體力勞動者日漸減少，以致於技術工和一般工人匱乏，工廠、作坊經常停產關門，甚至連當時最先進的機器也不得不閒置起來，如公社的一家染坊能與當時美國最完善的染坊相抗衡，但都無活可乾，一個紡織廠每天能生產400磅棉紗、一個麵粉廠每天能生產60桶麵粉，都不得不時時停工。還有一塊大到3600英畝的麥田因缺少足夠的勞動耕種而收入微薄。這種情況，使歐文自己再也沒有錢來補貼公社的逐日虧損了。4年以後，“新和諧公社”終於宣告了破產。
“新和諧公社”雖然失敗了，但是，以歐文為代表的空想家們，畢竟在資本主義統治下人人平等的理想社會進行了一次有意義的嘗試。這種嘗試及其思想，為後來馬克思主義的產生起到了重要作用。
《共產黨宣言》中對空想社會主義的論述
在這裡，我們不談在現代一切大革命中表達過無產階級要求的文獻（巴貝夫等人的著作）。
無產階級在普遍激動的時代、在推翻封建社會的時期直接實現自己階級利益的最初嘗試，都不可避免地遭到了失敗，這是由於當時無產階級本身還不夠發展，由於無產階級解放的物質條件還沒有具備，這些條件只是資產階級時代的產物。隨著這些早期的無產階級運動而出現的革命文獻，就其內容來說必然是反動的。這種文獻倡導普遍的禁慾主義和粗陋的平均主義。
本來意義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體系，聖西門、傅立葉、歐文等人的體系，是在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鬥爭還不發展的最初時期出現的。關於這個時期，我們在前面已經敘述過了（見《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
誠然，這些體系的發明家看到了階級的對立，以及占統治地位的社會本身中的瓦解因素的作用。但是，他們看不到無產階級方面的任何歷史主動性，看不到它所特有的任何政治運動。
由於階級對立的發展是同工業的發展步調一致的，所以這些發明家也不可能看到無產階級解放的物質條件，於是他們就去探求某種社會科學、社會規律，以便創造這些條件。
社會的活動要由他們個人的發明活動來代替，解放的歷史條件要由幻想的條件來代替，無產階級的逐步組織成為階級要由一種特意設計出來的社會組織來代替。在他們看來，今後的世界歷史不過是宣傳和實施他們的社會計畫。
誠然，他們也意識到，他們的計畫主要是代表工人階級這一受苦最深的階級的利益。在他們的心目中，無產階級只是一個受苦最深的階級。
但是，由於階級鬥爭不發展，由於他們本身的生活狀況，他們就以為自己是高高超乎這種階級對立之上的。他們要改善社會一切成員的生活狀況，甚至生活最優裕的成員也包括在內。因此，他們總是不加區別地向整個社會呼籲，而且主要是向統治階級呼籲。他們以為，人們只要理解他們的體系，就會承認這種體系是最美好的社會的最美好的計畫。
因此，他們拒絕一切政治行動，特別是一切革命行動；他們想通過和平的途徑達到自己的目的，並且企圖通過一些小型的、當然不會成功的試驗，通過示範的力量來為新的社會福音開闢道路。
這種對未來社會的幻想的描繪，在無產階級還很不發展、因而對本身的地位的認識還基於幻想的時候，是同無產階級對社會普遍改造的最初的本能的渴望相適應的。
但是，這些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著作也含有批判的成分。這些著作抨擊現存社會的全部基礎。因此，它們提供了啟發工人覺悟的極為寶貴的材料。它們關於未來社會的積極的主張，例如消滅城鄉對立，消滅家庭，消滅私人營利，消滅僱傭勞動，提倡社會和諧，把國家變成純粹的生產管理機構，——所有這些主張都只是表明要消滅階級對立，而這種階級對立在當時剛剛開始發展，它們所知道的只是這種對立的早期的、不明顯的、不確定的形式。因此，這些主張本身還帶有純粹空想的性質。
批判的空想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意義，是同歷史的發展成反比的。階級鬥爭越發展和越具有確定的形式，這種超乎階級鬥爭的幻想，這種反對階級鬥爭的幻想，就越失去任何實踐意義和任何理論根據。所以，雖然這些體系的創始人在許多方面是革命的，但是他們的信徒總是組成一些反動的宗派。這些信徒無視無產階級的歷史進展，還是死守著老師們的舊觀點。因此，他們一貫企圖削弱階級鬥爭，調和對立。他們還總是夢想用試驗的辦法來實現自己的社會空想，創辦單個的法倫斯泰爾，建立國內移民區，創立小伊加利亞，即袖珍版的新耶路撒冷，——而為了建造這一切空中樓閣，他們就不得不呼籲資產階級發善心和慷慨解囊。他們逐漸地墮落到上述反動的或保守的社會主義者的一夥中去了，所不同的只是他們更加系統地賣弄學問，狂熱地迷信自己那一套社會科學的奇功異效。
因此，他們激烈地反對工人的一切政治運動，認為這種運動只是由於盲目地不相信新福音才發生的。
在英國，有歐文主義者反對憲章派，在法國，有傅立葉主義者反對改革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