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站起來》拒絕西化 呼喚國膽 做大國民《中國站起來》新的思想啟蒙
中國人一百年來為何跪在西方人面前？“唯西方馬首是瞻”的西化時代何時終結？中國人怎樣在精神上站起來，平視西方，將中國崛起的大趨勢變成現實？ 日前，摩羅新書《中國站起來》已由長江文藝出版社隆重推出，做出了響亮的回答。復旦大學歷史系教授錢文忠、《貨幣戰爭》作者宋鴻兵為該書感動作序，錢理群、劉震雲、梁文道、孔慶東、劉仰、時寒冰、向松祚、喬良、王湘穗、張忠智等兩岸三地的名家聯袂推薦，共同表達“中國站起來”的呼聲。 摩羅反思中國百年西化史，發出新時代振聾發聵的吶喊：“中國要么崛起為世界的榜樣，要么淪落為公共食堂”，呼籲中國人從西方崇拜的迷信中醒來，呼籲對中國洋奴精英進行一次新的思想啟蒙，呼籲中國人挺起脊樑做“崛起的一代”。
該書甫一上市立即引起了轟動，其中“義和團拯救中國”、“天朝沒有夜郎自大”、“乾隆會見英國使臣沒有錯”等獨樹一幟的觀點，更是引發了學界的熱議。作者開風氣之先，第一次大膽重評中國近代史，挖掘積極向上的歷史資源，加強中國人的自信心，助推中國崛起與民族精神。 “身在中國、心在西方”的中國洋奴 一百年來，某些中國精英將全盤西化發展到登峰造極的地步，瘋狂地頂禮膜拜西方文化及其國家，在精神上淪落為“身在中國、心繫西方”的洋奴。摩羅斥責：“中國的某些精英人物就像西方殖民勢力安置在中國的思想警察，中國的思想稍有一點為西方世界不喜歡的苗頭，他們就立馬端起了滅火器。” 現如今，我國的主流精英日益將八十年代烏托邦化、理想化，神州大地也日益泛濫起洋奴精神。“他們發現自己站立了幾十年既沒掙到錢，也沒有理順國內各個群體的利益關係，自卑之心油然而生，於是重新跪了下來，不但跪在西方文化的神龕底下，而且跪在西方國家的神龕底下。” 有鑒於當代中國人“全盤西化、崇洋媚外”的可悲現實，摩羅大聲疾呼：西方人犯下的罪惡與錯誤，遠遠超過了世界其他種族；中國人再也不能跪在西方人面前甘做奴隸，必須砸碎一切精神枷鎖，掙脫西方人的精神奴役，而要在精神上站起來，做高貴、自信、精神崛起的大國民。 摩羅呼籲：“中國需要一場新的啟蒙運動，把顛倒的價值理順過來。沒有這樣的啟蒙，中國縱使在經濟上崛起，也不過是一堆立不起來的銀子，這些銀子跟國民的福祉很可能關聯甚少，因為它們只是為國內和國外的既得利益集團預備的。” 中國人是低等民族、是西方奴隸嗎？
鴉片戰爭摧毀了許多中國人的自信，他們開始承認並虔誠地認同西方殖民者給我們描述的一切病症。摩羅研究西方殖民史後，驚呼：西方人批評甚至污衊中國人是蓄謀已久的，是潛藏著殖民中國的禍心。其實，中國人並沒有特殊的國民劣根性，國民劣根性正是西方人親手打造並戴在國人身上的精神枷鎖。 西方人批評天朝夜郎自大，中國某些精英隨聲附和並痛心疾首地懺悔，激烈地批判國人的自尊自大與排外，惟恐批判得不積極得不到洋人的賞識。摩羅認為，這實質上是褻瀆自己民族的尊嚴，難逃“洋奴”之嫌。“如果中國人對於自己的種族和文化沒有自尊、自信、自大傾向，那才是不正常的。”實際上，西方人充滿了自我中心主義意識，充滿了凌駕於一切其他人種之上的傲慢與偏見。他們不斷醜化中國人，將中國人視作畜生。
西方人批評中國人很奴性。“魯迅一有機會就提醒國人，別忘了咱們是奴隸，一生氣就詛咒國人甘做奴隸和奴才。”摩羅告訴我們：“人類文明史就是殖民史。西方人也曾被征服過，也很奴性。“如果我們曾經認真研究過梁啓超、魯迅、陳獨秀、譚嗣同、陳天華、秋瑾、孫中山等等前賢的文字，我們不難從每一筆每一划中感受到一個奴隸靈魂的灼人傷痛。這種灼人的傷痛感，標識出我們民族與奴性之間的深刻界限。這種灼人的傷痛感有多深，我們與奴性之間的界限就有多深。”
美國人亨廷頓在《文明的衝突》中捏造數據，污衊中國人的暴力傾向世界第一。摩羅指出，人類歷史上唯一殺遍全世界每一個角落的人群在歐洲，唯一發動過兩次世界大戰的人群在歐洲，唯一對一個散居的古老民族（猶太人）實施種族滅絕大屠殺的人群也在歐洲。500年來，他們每天都在製造9•11事件。西方人的暴力傾向雄冠全球，亨廷頓沒有資格批評中國人。 美國國父華盛頓是殖民頭子嗎？
孟德斯鳩、黑格爾、達爾文、華盛頓、史密斯、亨廷頓等都是不少中國人頂禮膜拜的西方聖賢，但在摩羅眼中，他們在一定程度上是西方殖民者的幫凶。因為站在中國人立場上，他們為殖民掠奪提供了思想理論的支撐，搖旗吶喊，殺人於無形。
摩羅以詳盡的史實揭露西方殖民史的慘無人道：“美國總統華盛頓在指揮獨立戰爭的同時，就曾經四處張貼布告，通緝他的逃亡白奴。他還寫過文章，介紹給印第安人剝製頭皮的方法和經驗。美國政府曾經大張旗鼓地鼓勵美國市場上的印第安人頭皮交易，一遍鼓動全社會剝印第安人頭皮的商業熱情。”
尤其可怕的是，西方殖民史與種族大屠殺仍在當代延續。“西曆1973年，就在當年大屠殺的現場（翁迪特尼），當年慘遭殺害的民族舉行了一個紀念會。……會後，美國政府悄悄殺害了他們300名部落成員。……許多人為基督徒殖民者辯護，認為這些罪惡發生在殖民時代，好像那就應該是一個野蠻時代，所有的罪行都可以一筆抹殺。可是，他們製造第二次翁迪特尼大屠殺時，已經是1973年。如果我們說美國在1973年還處於野蠻狀態，那么他們什麼時候才能文明起來呢？”
摩羅立足於中國立場，在書中表達了“批西方、批洋奴、批精英，改變全球化的國際慣例；愛中國、愛憤青、愛草根，樹立大國民的民族信心”的赤子情懷。“歷史的經驗表明，那些‘文明’國家一愛上我們這些‘野蠻族群’，我們就連熱愛自己的文化和生命的權利都沒有了。無論是日寇鐵蹄下的中國人，還是白人刀劍下的印第安人，都曾經用自己的家破人亡驗證過這條簡單的道理。”實際上，擅於自我美化的西方人從來都沒有道德優勢，沒有蔑視中國人的資格；西方人吹噓的民主與自由的天堂，裡面包裹著血腥骯髒的殖民歷史。
中國人怎樣挺起脊樑、做大國民？
殖民時代，弱國被強國的槍桿子所統治。全球化時代，弱國被強國制定的遊戲規則即所謂國際慣例所統治。所謂的全球化是美國人精心設計的世紀大騙局，是充滿了兵不血刃、不戰而屈人之兵的血腥陷阱。全球化的格局只對富強國家有利，貧弱國家則極易遭受利益的損害。
摩羅認為，中國崛起，就應該勇敢捍衛中國的國家利益與國民福祉，勇敢挑戰國際慣例。當代中國的知識分子，必須紮根於民間，必須紮根於民族，必須紮根於中國，才能成為勇敢捍衛國家利益的國膽。
摩羅相信：“《中國不高興》、《中國沒有榜樣》、《貨幣戰爭》、《中國怎么辦》、《金融超限戰》等書的作者群體是新一代啟蒙思想家與國膽，將對中國產生巨大影響。”
與此同時，崛起的中國需要文化自覺與自信。費孝通先生雖然是西方文化的嫡傳弟子，但他始終紮根於中國大地，是中國文化自覺的先驅。他給人類留下十六字箴言：“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天下大同。”體現了中國文化博大、包容、和諧、共生的真髓，呼籲重新發現傳統的價值，必將成為中國崛起的重要文化力量。如此，中國人才能自信地站起來。
（噹噹讀書）
摩羅發布會答記者問
摩羅：中國文化自戕與經濟大流血
記者：《中國站起來》所說的中國人一百年前的精神大崩潰是怎樣發生的？誰是中國精神大崩潰的幕後旗手，誰是背後的最大贏家？
摩羅：一位極其著名的西方學者（馬克思）說，一個時代的統治思想，就是統治階級的思想。另一位不太著名的西方學者（布克哈特）說，只有國家的力量才能毀滅一種宗教和文化。
西方世界的殖民歷程，實際上就是將地球上所有角落組織到一個國家政權之中的過程，原先的國家降級為州省，即使你有廣土眾民貴為帝王，也只能做西人的兒皇帝。
世界體系國家化，是五百年殖民史的大趨勢，控制國家的那個種族肯定要將他們自己的文化樹立為唯一正統的文化，而其他文化都必須受到壓制、貶抑乃至消滅。
統治階級消滅異族文化是一個互動的過程，那些被征服的民族為了謀求生存空間，常常不得不主動拋棄自己的文化和語言，努力學習統治者的文化和語言。五四新文化運動，和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的西化熱，以及至今長盛不衰的全民英語熱，都是這種文化適應行為。
要問誰是中國精神大崩潰的幕後推手，那當然是西方殖民者。至於旗手，那當然要在中國人中找。我認為蔡元培比較合適。
正是蔡元培擔任民國政府教育部長的時候，以國家的名義頒布法令，不許中國所有的學校教授中國文化的經典（廢除讀經），以此切斷了中國文化傳承的脈絡。從此以後，蔡元培和他的五四盟友被樹立為文化領袖。
跟傳統文化一刀兩斷，義無反顧地全盤西化，成為中國文化發展的主鏇律。具有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國人，從此極其謙卑地成為西方人的學生，而且不斷地將西方文化和種族道德化、神聖化。
這種自輕自賤的傾向，讓誰從中得利呢？
首先得利的當然是那些提倡全盤西化的人。這個道理很簡單。以基督教治國，肯定是耶穌地位最高，以儒教治國，肯定是孔子地位最高。既然我們選擇了西化之路，最強烈主張西化的人自然擁有至尊之位，蔡元培、陳獨秀、胡適、魯迅因此而成為中華民族的文化英雄。如果中國的選擇沉穩一點，則文化領袖一定是從康有為、梁啓超、章太炎、王國維、馬一浮、熊十力等人中誕生的。
當然，以上“得利”之說不無調侃之意。中國文化崩潰的最大受益者，毫無疑問是西方權貴。我最近反覆強調，一個民族的文化權利，是他的政治權利和經濟權利的一部分，文化是可以兌換為金錢的。
我們拋棄自己的文化，跪倒在西方文化面前之後，我們會自覺地接受甚至會請求他們的統治，將自己的根本利益無保留地奉送給西方國家。
舉例言之。
中國在改革開放的過程中，過度崇拜外國公司，中國有關部門主動將中國的評級市場敞開奉送給美國評級公司，甚至在相關政策中明確規定，評級業務必須首選外國機構。我們以為這些外國機構可以公正評級，實際上他們不過是代表自己的國家進行經濟博弈的一顆棋子，公正不過是一個說辭而已。
比如，美國國民平均資產值為15萬元，可是美國政府靠舉債度日，僅僅國家債務達到人均22萬美元。按照西方經濟學的觀點，美國已經是一個破產國家。可是，美國三大評級機構都將美國的國家主權級繼續評為最高，也就是AAA級。中國的經濟形勢比美國好，金融危機中堪稱中流砥柱，可是美國評級機構依然將中國國家主權級維持在BBB級。
BBB級與AAA級相差大約10級，中國要爬上十級台階跟美國談判，踮著腳尖也難於平等。美國人在十級之上跟我們說話，放個屁就能捲走幾百個億。由於中國國家主權級特別低，所有的公司即使完美無缺，也是下三流，他們在與外商談判時永遠處於絕對的弱勢地位。美國三家著名評級公司已經占領了中國評級市場的三分之二業務，中國自己成千上萬的評級公司被他們壓得抬不起頭來。
再看中國的審計業務。在中國上市公司的審計業務中，四家外國（當然是美國）審計公司的業務占40%，而5600家中國會計師事務所加起來只占60%。外國公司的一筆業務往往是幾億元，中國公司所能承攬的業務，往往只有幾千元。同樣的審計業務，外國審計師每小時收2750元，中國審計師出場，只能收300元，是外國審計師的九分之一。
有一位中國經濟學家特別歧視中國企業，曾經提出，即使中國的會計事務所已經完成的業務，也必須請外國公司進行補充審計。中國的職能部門竟然立即採納這樣的建議，制定這樣的洋奴政策。這種“寧與外賊，不與家奴”的政策，把外國公司養成了太上皇，把中國公司壓成了乞丐。
中國的銀行不但由外國公司評級，還全由外國公司審計。銀行信息其實是國家的最高經濟機密，可是我們把所有的經濟機密，全部無保留地奉送給外國公司（他們幾分鐘就可以轉送給美國的情治單位），還擔心他們不願意看，必須送上幾億元的審計費，請他們占有我們的機密。
中國的經濟發展，成為一場傻乎乎的裸奔。美國人一邊看笑話，一邊夜以繼日地數錢。中國送給他們的意外橫財太多了。
經濟學家江涌在《獵殺中國龍——中國經濟安全透視》一書中指出，僅2006年，境外投資者從中國國有銀行狂賺了7500億美元，加上他們從其他中國股份制商業銀行分享的利潤，保守估計，外資一年從中國銀行業獲利1萬億美元，而那一年中國的GDP只有2.6萬億美元，而外國（主要是美國）資本家僅從咱們銀行業掏走的利潤（而不是GDP）就達1萬億——這得多少年的積累，才有這1萬億美元的財富供他們掠奪啊，我們這楊白勞當得實在太稱職了，太死心塌地了。
經濟學家張宏良就此指出：“當初八國聯軍幾十年從中國搶劫了13億銀元，引起了中國人民的殊死反抗，而2007年通過銀行股賤賣，外資一年就從中國掠走上萬億元，國人卻沒有任何反映，原因就是虛擬財富的流動大家都感覺不到，如果這上萬億財富如同當年日本鬼子那樣直接拉走實物，抗日義勇軍肯定會再次波及全國。”
我想對張宏良談到的原因做點補充。我們既然接受了以西方利益為中心的西方文化，我們既然接受了以西方利益尤其是美國利益為中心的遊戲規則，我們必定會不由自主地以西方的利益為看待事物、評價事物的立場和標準。站在西方的立場和標準上，西方人占有世界的一切都是理所當然的，所以，我們僅僅在一個行業就為他們奉獻1萬億利潤的行為，在中國精英曾看來，絕對是理所當然，而沒有反思的餘地。
一百年來，我們的精英群體逐漸培養了這樣一種立場和傾向，在清王朝和西方掠奪者之間，在義和團和西方掠奪者之間，在當今執政者與西方掠奪者之間，在國有企業與西方掠奪者之間，在中國資本家和西方掠奪者之間，他們永遠站在西方掠奪者一邊。持此立場的精英人物，有的可能是買辦，有利可圖，有的純粹是文人，與利益無關，全系被西方文化洗腦所致。
他們天天批評中國皇帝“教化”背後隱藏著權力和利益的陰謀，卻絲毫不承認，西方文化對我們的教化背後，隱藏著更加徹底的權利與利益陰謀。他們同樣也不承認，面對西方掠奪者的掠奪，我們無論如何跟清王朝、義和團、當今執政者、國有企業、中國資本家的利益關聯更加緊密一些。
中國人放棄自己的文化之後，就是這樣淪落為洋奴的。洋奴不只是一個稱號，最要命的是它跟利益密切相關。中國人如果永遠跟著西方人說話，不但要把香港澳門青島海參葳都說到西方人手裡，把海關控制權、國家評估權、企業評估權、銀行審計權、碳排放控制權都說到西方人手裡，最終將把銀行的鈔票都說到西方人的手裡。
中國的當務之急，是趕緊回歸自己的文化，即使自己的文化已經殘破也必須修復起來。
摩羅 “八十年代”烏托邦可以休矣
記者：一般認為，20世紀80年代是一個國門重啟、思想解放、洋溢浪漫氣質的年代。您在《中國站起來》中表達了不同意見。我們應該如何看待80年代？
摩羅：我這個年齡段的人，在20世紀八十年代正是攝入知識的閱讀高峰期，所以完整地經歷了八十年代知識界的躁動和潮湧。八十年代完成了將五四新文化運動思想遺產簡單化、庸俗化的過程。五四建構了西方文化烏托邦，引導了對西方文化的崇拜，八十年代建構了西方國家烏托邦，引導了對西方國家的崇拜，和對以西方利益為中心的國際秩序的崇拜。
五四運動強烈反對由英美控制的國際秩序，對他們在巴黎和會中勾結日本人損害中國國家利益的行為發出了嚴正抗議。可是，八十年代這一代人帶著對中國的極大失望，一心崇拜西方國家和以西方國家利益為中心的國際秩序。
八十年代的知識分子甚至為中國沒有機會被西方殖民三百年而痛不欲生。他們指著香港說，如果英國當年不只占領香港，而是占領全中國，咱們早就富強幸福了如今天的香港了。
稍有知識的人就能夠弄明白，香港並不是用英國的財富建設起來的，而是中國人民的膏血在流向西方社會的過程中，遺留一點點將香港建成了一個中轉站。
印度被英國人殖民兩百年，不但沒有像香港那樣富裕起來，而且手工業生產體系被殖民者完全摧毀，整個印度進入了一個“逆工業化”的狀態，成為西方傾銷工業產品的市場。他們的貧窮比中國還更加嚴重。
八十年代引領潮流的中國知識分子，比五四時賢倒退百步，成為西方殖民意識形態的信奉著、消費者和推銷者。比如，九十年代中國加入世貿組織的談判，其實是中國被組織到西方人控制的利益框架中的過程。此後中國與西方世界以及其他貿易夥伴關係日益密切，而利益的博弈也日益激烈。可是八十年代成長起來的一代知識分子，對於國家利益和國家之間的博弈很少關心，他們只是站在西方意識形態立場，敦促中國加入到這個“文明的”國際秩序之中。八十年代的知識分子身上，所體現的知識分子特徵較少，所體現的意識形態特徵較多。所關注和研究的真實問題較少，興趣較多集中在西方意識形態話語上。
八十年代的讀書人對中國從社會到文化到人種進行了較為徹底的卑賤化描述，柏楊所說的“醬缸文化”和“醬缸蛆”意象得到廣泛的認同。而這種自輕自賤自虐的另一面，恰是對西方強勢國家及其文化的簡單崇拜。
具有五千年文明傳統的中國士人，甘願成為西方殖民意識形態的消費者，而不能立足於本土，從容地建構自己的文化，八零時賢這一代就這么無奈。
八十年代是中國人民追求民主、自由、富裕的發展道路的一個環節，其中滿含熱情和希望，但是也不無淺薄、曲折和失誤，我們沒必要刻意建構八十年代烏托邦。
最後引用祝東力先生《我們這一代人的思想曲折》中所說的一句話給八十年代作結，祝東力說：“整個八十年代，我們這代人被籠罩在上代人的影子之下。批判中國歷史，否棄中國革命乃至近代以來全部反帝反殖的左翼傳統，質疑國家、民族、集體，嚮往西方的政治、經濟、科技以及語言、文化和學術思想。不必諱言，八十年代的知識體系、價值觀念和審美趣味在相當程度上是可恥地反人民和殖民地化的。”
摩羅《中國站起來》震撼國人心靈
對於很多70後、80後的大學生來說，摩羅這個名字並不陌生。上世紀末，摩羅與余傑、孔慶東並稱為“北大三傑”，“草原部落”、“黑馬文叢”系列作品，風靡大學校園。進入新世紀，“北大三傑”的人生軌跡漸變，摩羅也漸漸淡出了知識青年的視線。曾經讓無數莘莘學子激動不已的《恥辱者手記》早已成為陳年舊貨，“咀嚼恥辱”的雅興自然也非時尚了。十年彈指一揮間，沉默的摩羅終於再次發力了，在長江文藝出版社推出《中國站起來——我們的前途、命運與精神解放》，再次震撼讀者的大腦神經。
在我們民族匍匐在五四精神領袖腳下，不敢越雷池一步的時候，摩羅孤獨前行，穿越重重歷史迷霧與種種謊言雷區，敢於從“被洗腦”的境遇中掙脫出來，深刻反思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得失成敗，義無反顧地斬斷國人的精神枷鎖，痛苦地發出新時代的吶喊——“五四文化啟蒙導致了中國一百年的蒙昧主義”，一語道破潛藏了一百年的天機——“我們民族信奉的許多思想價值觀都是顛倒的”。這種力透紙背、發人深省的思想觀點，讓人感到錯愕，不敢相信。難怪，錢文忠為該書作序時驚呼：“每一次讀完摩羅，我都必須俯首撿拾起自己的知識碎片，重新整理綴合。我相信，這就是摩羅的力量；而如此強大的力量，在今天是絕不多見的。”
近代中國人一直在西化的道路上滑行，以西方為榜樣，追趕並試圖超越西方。21世紀的首場經濟危機是中國崛起的絕佳機會，不少樂觀人士可能覺得指日可待，只需做幸福狀翹首以待即可。但是，不少親西方人士不自覺地數典忘祖，大刮崇洋媚外之風，刮跑了中國人的魂。摩羅站起來高喊，“原來，這在一定程度上是五四啟蒙運動種下的禍根。”實際上，西方殖民者是好話說盡、壞事乾絕的屠夫，從來都不具備任何道德優勢，中國人完全沒有必要自卑自賤。這些屠夫的後代卻將自己打扮得無比高貴崇高，某些不明真相的中國人卻堅定地認為：“洋奴一定比孔孟之徒好，比孔孟種族更高貴”。
實際上，當代那些“身在中國、心在西方”的洋奴正是“崩潰的一代”的變種，他們潛伏在神州大地，占據著不少高位，控制並忽悠國人，仍然叫囂著甘做洋奴才。如果中國人在精神站不起來，永遠把西方看做天堂，把西方人看做高等民族，自甘奴役，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崛起。所以，摩羅在《中國站起來》中，不惜與全中國的洋奴為敵，呼籲國人挺起脊樑做“崛起的一代”。
然而，摩羅的赤子情懷卻讓老讀者感到很不適應，就連老友劉震雲都感到震驚：“本來他是肯定五四和魯迅等人的，現在變成懷疑和批判。他在批判西方文明的同時，開始相信中國歷史和文化的力量，相信民間及其文化的力量，相信中國和中國人能夠崛起。或者，像湯因比的書一樣，這也是一本預言書。摩羅說這本書是寫給七零後以後的人看的，我倒建議六零後五零後之前的人也看一看。”劉震雲其實是抱持一種理解與包容的態度，積極地看待摩羅的這種可喜的思想轉變。
可是，還有一些人驚呼“摩羅變了”，言語之間透露出失望甚至不屑的意味，仿佛摩羅一日不“咀嚼恥辱”，就背叛了自己的思想，流於淺陋了；仿佛摩羅一旦成為關心中國的國家利益與國民福祉的鼓手，就墮落成為御用派了。
其實，任何人的思想轉變都是可以理解的。摩羅的同齡老友祝東力曾在《我們這一代人的思想曲折》中說過：“在整個八十年代，我們這代人在自由主義傳統的影響下求學和思索，形成了比較右傾的立場觀點。但是，九十年代初期，基於國際國內的重大事變，許多人的思想迅速左轉。”常言道，士別三日，刮目相看，何必要用老眼光框死人呢？像少年暴得大名的胡適那樣一生信奉“實證主義”、美其名曰“思想一致”才是不正常的，有變化才有可能進步，摩羅起碼在喚醒國人自信上走出了第一步。
古人常說，讀書如讀人。摩羅的思想起了變化，這本身並沒有錯。而習慣沉湎過去的讀者，不願意用新眼光打量新時代，也屬個人喜好，無可指摘。只是，讀書何必先入為主地分左、右派呢？畢竟，政治主導一切的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了，思想多元化已經成為兼聽則明的前提。不管摩羅是進化還是墮落成了什麼派，不管老讀者是恨其墮落還是賞其進化，《中國站起來》的價值是不容忽視的。這本書既投射出激情澎湃的激進之詞，也閃爍著入木三分的犀利之思，不得不震撼中國人的心靈，將不可避免地影響幾代中國人的思想精神、價值觀與世界觀。我們是崛起的一代，只有感受過曾經崩潰過的痛苦，才能清醒地把握將來崛起的趨勢，才能真正做自信自尊的大國民。 （黑居易）
為什麼不提毛澤東時代？因為毛澤東時代是建立在五四基礎上的中國人民站起來了的年代，與作者“中國人民沒站起來是因為五四反孔‘失去信心’”的立論相衝突。 首先不明白中國的知識分子為什麼那么容易被洗腦?包括摩羅,似乎覺醒的太慢了!
周紹強：魯迅、毛澤東所代表著的“精神界的戰士”，正形成於五四，這樣的戰士，在中國傳統文化中是沒有的。一句話：反思五四是必要的，但離了五四傳入的唯物史觀，一切的反思，都會流於膚淺加上有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