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陽一中新貌1957年6月中旬，湖北省漢陽縣（今武漢市蔡甸區）第一中學的部分學生為了升學率問題而自發地進行罷課、請願和鬧事，引發了一起衝擊縣政府的鬧劇。這一起鬧劇，通常稱為“漢陽一中事件”，因為當時被定性為“反革命暴亂事件”，也有人稱之為“中國的匈牙利事件”，因而轟動了國內外。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在黨中央和湖北省委的重視下，“漢陽一中事件”終於在1986年12月得以平反昭雪。
事件的起因
1957年6月12日上午，漢陽一中青年女教師李穗給初三（4）上課，在批評有些同學不專心學習的時候，就無意中透露了一個信息。李穗說：“我們學校有1001名應屆畢業生，今年能夠升入高中的指標只有50個。要發奮學習啊，不然到時候就後悔莫及啊！”本來，李穗對學生也是出於一片好心，希望他們發奮學習考上高中，今後求得光明的前途。然而，她無意中透露的這個信息，卻在無意中點燃了導火索，引發了一起學生衝擊縣政府的鬧劇。
當時，湖北省95%的高中招生指標都分配給了武漢市和少數幾個專區直屬市，縣及縣以下地區只有5%的指標。1957年4月5日，《教師報》的一篇文章中提到：“20個國中畢業生中間，只有一個能升入高中。”
事件的經過
就在青年女教師李穗無意中透露高中招生指標信息的上午，初三（4）班的學生下課後，即刻紛紛向初三年級其他班上的同學傳出了李穗透露的信息，全校初三畢業班的學生頓時炸開了鍋。初三（8）班的一名同學敲響了集合鍾，一些學生馬上就聚集到操場上，群情激奮，就去找校長希望得到答覆。校長兼黨支部書記韓建勛正在學校準備睡午覺，他答覆學生們說學校沒有關於升學率的檔案。為了得到答覆，學生們就走上街頭，向教育局走去，準備到那裡去看檔案。教育局的有關領導沒有作出明確的答覆，學生們就在教育局辦公室里翻起了檔案；有的學生就給漢陽二中、漢陽三中打電話，希望來人聲援，可是電話沒有打通。然後，學生們就涌到縣政府門口，他們推舉了學生代表，要求縣長接見；聽說縣長在縣委會，他們又向縣委會涌去，可是縣委會的大門緊閉，他們就開始衝撞大門，有的還搭人梯翻進縣委會大院；縣委會大院的機關幹部與學生發生了衝突，雙方都有人受傷。由於學生們的口號聲、怒吼聲不斷，引來了城關的工人和附近的農民，他們以保衛縣長為名，也介入了衝突，學生們被他們驅散，事件很快平息下來。
6月13日上午，又有數百名學生列隊走上了街頭。副校長王建國在阻止無效的情況下，只好安排兩名副教導主任在學校管理上課的教師和學生，自己帶著部分教師跟著學生們做思想工作。學生們的情緒難以平靜下來，直接到縣委會找到了縣長韓茂林，要求他擴大招生比例、縮小城鄉差別。縣長解釋說，縣裡無權解決這個問題，你們還是回去上課吧。有的學生不服，就拉扯著縣長要求他帶領學生去省教育廳請願；有兩名機關幹部為保護縣長而與學生發生了衝突，如此同時，有的學生因感到氣憤而推倒了縣委會的院牆；當學生們拉扯著縣長經過縣政府門口的時候，縣政府的機關幹部把縣長攔截下來並且扣留了幾名學生。副校長王建國為了防止事態擴大，趕來要求放出被扣的學生，而機關幹部堅持不放。在機關幹部與學生爭吵加劇的時候，數百名工人趕來了，他們將學生驅散。幹部、工人與學生在衝突中都有人被打受傷；這時的學生再也不敢妄動了，隨之就陸續離散。
至此，事態已經平息了下來。
事件的定性
6月13日晚，漢陽縣委連夜召開了緊急會議，認為漢陽一中的學生罷課、鬧事屬於“反革命事件”，為“事件”初步定性了。
6月14日上午，漢陽縣委在一中分別召集了教師、學生開會，宣布學生鬧事屬於“敵我矛盾性質”。也是這一天，孝感地委秘書長和省委的有關領導以及新華社記者等10多人趕到了漢陽一中，他們聽完了漢陽縣委的匯報以後，就拍案定音：這不是一般的為升學而升學的問題，而是借升學之名發起的一場反革命暴亂。
6月15日，孝感地委、漢陽縣委調集了近百名幹部組成“漢陽事件”考察團，進駐了漢陽一中。按照已經定下的性質，考察團斷定：“前台”鬧事的是學生，“幕後”指揮的是教師。於是，考察團發動全校師生“大揭發、大鬥爭”，要求人人交待，個個檢舉，按圖索驥地蒐集“反革命罪證”，挖出“反革命分子”。
經過近百天的考察，考察團挖出了所謂的“以副校長王建國為首的反革命集團”。
事件的處理
9月6日，漢陽縣委召開了三級幹部會議，宣布了對“漢陽事件”的處理結果。以“反革命暴亂”的罪名，作出了如下判處：王建國、楊煥堯、鍾毓文三人，判處死刑。胡平軒、楊松濤、鄒振鉅、胡斌等九名教師和高一學生滕永俊，分別判處2年至15年有期徒刑。李穗等三名教師，送勞動教養。另外，三名教師戴上“壞分子”帽子；韓建勛等十一名教職員和縣直機關、政法機關幹部，受到黨紀政紀處分；三十三名學生被開除學籍、團籍和勒令退學。
有關人員的基本情況如下：
王建國 男，32歲，漢陽一中副校長。1950年畢業於湖北革命大學，分配到漢陽縣工作。1952年調任漢陽一中副校長，主持全校的工作，由於家庭成分是富農，並且有“三青團”（即三民主義青年團，是國民黨下屬的青年組織）的歷史問題，申請入黨的事情一直被擱置。1956年，韓建勛調任漢陽一中校長兼黨支部書記，教員中多數人認為他是“土改幹部，吃黨飯的”，所以在教學工作上都相信王建國。
楊煥堯 男，縣文化館圖書管理員，被認為是反革命集團的“軍師”。民盟湖北省主任委員馬哲民，被認為是反革命集團的“總後台”。
鍾毓文 男，32歲，初三（9）班班主任。他有愛眨眼的習慣，在開會的時候眨眼睛，被考察團認為是在向王建國等人“使眼色”而搞攻守同盟。他留下五個兒女，最大的12歲，最小的滿一歲。妻子和五個孩子，幾十年都不能抬頭做人，她為了孩子才堅持活了下來。
胡 斌 女，28歲，初三（7）班班主任。學生開始鬧事的時候，她不在學校；正在家裡吃中飯的她接到了學校的緊急通知，丟下飯碗就趕到了學校。按照學校的安排，她上街勸阻學生。由於她與王建國是湖北革命大學的同學，加之丈夫的家庭成分是地主，便很快受到了牽連，被判處10年 有期徒刑。她是三個孩子的母親，大孩子6歲，最小的孩子剛剛滿月。1967年7月19日，胡斌刑滿釋放。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胡斌多次上訪並且上書黨中央，終於討回了清白。
事件的影響
漢陽一中的部分學生為了升學率問題引發的衝擊縣政府的鬧劇，被定性為“反革命暴亂”而轟動了國內外。甚至，還有人把這一起“反革命暴亂”與“匈牙利事件”聯繫起來，稱之為“中國的匈牙利事件”，造成了非常嚴重的影響。
《人民日報》、《教師報》、《中國青年報》、《湖北日報》、《長江日報》等報刊紛紛發表訊息、社論和通訊，對事件大加宣揚。中央新聞紀錄電影製片廠把事件攝成了新聞片《鐵證》，在全國放映。
台灣當局藉此進行反共宣傳，散發了小冊子，稱王建國等人為“反共義士”，為他們舉行追悼會。漢陽籍黃埔生黃寶石，在台灣主編的《漢陽縣誌》中，稱王建國等人為“反共義士”、“三民主義”思想和“忠於黨國”的行為。
美國青年代表團11人到達漢陽一中，他們與漢陽一中的校長交談了兩個小時以後，又向學生 了解 有關情況。
匈牙利訪問團以及路透社記者，也先後到達漢陽一中，以探究竟。
平反昭雪
被判處有期徒刑10年而倖存的女教師胡斌，為了討回清白，自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多次到市、省和北京上訪，向有關部門寫信89件，申述了所定罪行與事實不符，要求複查。1985年春，胡斌與趙迪生分別上書黨中央，希望把“漢陽一中事件”的事實搞清楚，性質搞準，作出合乎實際的結論。1985年5月30日，中共中央辦公廳以廳字【1985】189號文，將胡斌等人要求為1957年“漢陽一中事件”平反的信批轉給湖北省委，請省委牽頭對此案進行複查，複查的結果報中央審批。湖北省委及時進行了研究，指示省政法委組織力量複查“漢陽一中事件”。經過全面系統地複查後，認為：漢陽一中根本不存在所謂“以王建國為首的反革命集團”，“漢陽一中事件”只是部分學生為升學率問題而自發地進行罷課、請願和鬧事，屬於人民內部矛盾。
1986年元月上旬，湖北省委向中央報送的《關於“漢陽一中事件”複查情況和處理善後問題的請求報告》，得到了中央的正式批覆。
1986年2月17日，成立了“漢陽一中事件”平反工作領導小組，展開工作。1986年12月下旬，“漢陽一中事件”終於得以平反昭雪。
漢陽一中新貌
漢陽一中始創於1939年，其前身是漢陽日語專科學校和私立三育中學，1956年改名為湖北省漢陽縣第一中學（簡稱為“漢陽一中”），1992年9月撤縣並區後改名為武漢市蔡甸區漢陽一中。
漢陽一中是湖北省首批確定的重點中學之一。為了教育事業的發展，國家投資興建“新一中”。1993年，新校破土動工，占地208畝，按照單設高中部36個班、2000名學生進行規劃設計。
2000年8月，漢陽一中新校整體搬遷到蔡甸大街的西端。這是一座造型新穎、設施完善、功能齊全、環境優雅的現代化校園——習慣上稱為“新一中”。“老一中”，已經成為私立學校：武漢精英學校。
漢陽一中的高考升學率，一直保持在98%左右。
漢陽一中新校園
漢陽一中新校園
漢陽一中新校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