滿庭芳·落日旌旗

《滿庭芳·落日旌旗》是宋代詩人邵緝的詞作。此詞生動地刻畫了大英雄岳飛儒雅、威嚴、愛民的形象,渲染了岳家軍的赫赫戰功。全詞含蓄地抒發了悲憤不平的情感,較好地表達了作者對岳飛的敬愛和惋惜之情。

作品原文

滿庭芳

落日旌旗,清霜劍戟,塞角聲喚嚴更。論兵慷慨,齒頰帶風生。坐擁貔貅十萬,銜枚勇、雲槊交橫。笑談頃,匈奴授首,千里靜欃槍。

荊襄,人按堵,提壺勸酒,布穀催耕。芝夫蕘子,歌舞威名。好是輕裘緩帶,驅營陣、絕漠橫行。功誰紀,風神宛轉,麟閣畫丹青。

創作背景

公元1135年(宋高宗紹興五年),岳飛因戰功授鎮寧、崇信軍節度使,湖北路、荊、襄、潭州制置使,進封武昌郡開國侯,駐紮在現在的武昌。據陳霆《渚山堂詞話》說:“岳武穆駐師鄂州,紀律嚴明,路不拾遺,秋毫無犯,軍民胥樂,古名將莫能加也。有邵公序(名緝,字公序,號荊溪)者,薄游江湘,道其管內,因作《滿庭芳》贈之。”他所贈的就是這闋詞。

作品鑑賞

這闋詞在歷史上受到的評價很高。《鄂王遺事》稱:“此詞句句緣實,非尋常諛詞也。”既緣實而非諛詞,那么無妨把它拿來作為岳飛駐紮在武昌的這一段生活歷史來看待。

首先,這闋詞在藝術上很有特色:感情豐富,色彩濃麗,悲憤不平卻又出之以含蓄,較好地表達了詩人在那種情況下對於岳飛的敬愛和惋惜之情。

詩人是善於著色傳情的。詞一開頭選用了三個不同的時間,從各種角度來描寫岳家軍的氣勢。這三句,乍讀時似乎是如實的寫景而已,細味來才感到他無不寓有自己的感情。他是借景色的渲染,從而巧妙地傳達出自己複雜的心情的。這裡,他選用了落日的時分來寫軍容之一的旗幟,讓半天的晚霞作背景,襯托著軍營里飄動的萬首彩旗,映著落日的餘暉,宛如風翻金焰,色彩濃麗,給人一種溫暖的感受。這就不僅寫出了軍營的壯麗,也傳達出了這支軍隊在人民心中所擁有的那種溫暖安謐的感覺。甚至讀者還仿佛看到了詩人那興奮的臉色,也被映得金光熠熠的了。其次,他用霜晨來突出軍容之一的威儀;讓煞白的霜空作背景,襯托著交橫如雲的刀槍戟槊;慘澹的朝陽,在它們上面灑下了萬點寒星,色彩森嚴而肅殺,給人一種凜然不可侵犯的肅穆之感,不僅寫出了軍營氣象之森嚴,也表達了連詩人也感到了不無畏怯的敬佩之情。最後他選用了無邊的黑夜來作為整座軍營的巨大的背景,黑色是什麼也看不見的,詩人巧妙地於靜中寫動,於無法顯出色彩的黑里,巧妙地運用畫角之聲和著警夜的更鐸;運用聽覺從而寫出既緊張而又靜謐的氣氛,表達了詩人對於“撼山易,撼岳家軍難”的無限信任之情。這一組文字雖少,卻無不色彩濃麗,意與境偕,構成了藝術上的比現實更集中、更突出的和諧之美。他把數百里連營表現得這樣有聲有色。這些看似純客觀的聲色,卻又莫不都反映了詩人主觀的感受,達到了情景交融的詩的境界。因此,他無須再加什麼感嘆,讀者便已了解了詩人對於岳飛治軍之巨大才能的欽佩了。

詩人在作了如此絢麗的渲染之後,接著就用工筆來細心地勾勒他心中崇拜的英雄本人了。

如果他的詞果真“句句緣實”為可信的話,那么歷史上真實可信的岳飛,就是一位風采翩翩、雍容豁達的儒將。慷慨論兵,齒頰生風,足見文採風流。簡單兩句,一位文韜武略而又風流俊逸的岳武穆便躍然紙上。不僅如此,通過詩人慷慨風生的描述,使讀者同作者一樣,也如坐春風之中,仿佛聽到了岳武穆那慷慨陳辭的忠誠精義,看到了他那齒頰生風的笑謔神態:他笑金兵之無能,譏投降派之可哂。於是,讀者此時也從內心升起對於岳飛那可親可敬的溫情,因而岳飛的精神面貌,也極其豐滿地生活在讀者的感情世界之中了。

僅是慷慨論兵,儘管齒頰生風,那也不一定是岳武穆。詩人接著寫道:“坐擁貔貅十萬,銜枚勇、雲槊縱橫。”這才是岳家軍的典型。別看岳飛坐在大帳之中,談笑風生,然而他的四周,有十萬精兵,正糾集待命,一個個銜著枚,平端著長矛,精神高度集中,有如引滿的弓,只待一聲令下,便立刻飛向敵人。則岳飛的這種談笑風生的安祥態度,本身就是一種力量的顯示,一種無畏的懾服力量。

但是,威嚴則威嚴矣,而詞中所透露的,畢竟不過是以無聊的談笑來打發著祖國分裂、生靈塗炭的日子。所以詩人很自然地產生了以岳飛如此雍容文雅而又武功赫赫的、不可一世的名將,如果此時放在抗金的前線,也許他就在這談笑的頃刻之間,“匈奴授首,千里靜欃槍”的遐想。這裡既表達了詩人對於岳飛的崇敬和對於岳家軍的信賴,同時也表達出了英雄無用武之地的無限的惋惜:岳飛此時畢竟沒有去平定金人,使百戰百勝、金人聞之喪膽的“岳爺爺”閒在這裡,空自慷慨悲歌以打發他寶貴的時光。一任半壁江山,淪於金人的鐵蹄,這是無比可惜而又可痛的事。

下闋,詩人追述了他來武昌時一路上的所見所聞。荊、襄是岳飛的防地。按,同安。按堵,是說人民都能在家裡安居樂業。詩人突出地稱道這一點,是因為這樣的和平景象,在其它地方是已很難見到了。故說“荊、襄,人按堵。”看似平鋪直敘,然而言語之間卻流露出了無限的欣羨和感慨。岳飛愛民,這在史書上是有過許多記載的。如公元1133年(紹興三年),虔州農民起義,當時的廣東宣諭使明橐就曾上書,點名要求派岳飛領兵前來。因為他知道岳飛所領之兵最為整肅,所過秋毫無犯。因而懇求道:若皇上矜憫邊遠的人民,不使他們再受官兵的騷攪,就請派岳飛的部隊來罷。當時宋高宗敕書給岳飛也說:“千里師行,見秋毫之無犯;百城按堵,聞犬吠之不驚。”可見這在當時,已是朝野盡知,有口皆碑的了。所以這在他的防地,當然更為真實可信。

詩人接著用了四句來進一步描寫人民安居樂業的景象。雖是四句,卻按所見所聞來分寫。他借提壺、布穀兩種鳥的名字,不僅點明節令,而且也寫出了岳家軍與當地居民的水乳關係。一路上見到的是人民提著酒壺要岳家軍飲一杯,以表示自己的心意。古時候,人民對於他所敬重的義師,是習慣用酒來相敬的,所謂“簟食壺漿,以迎王師。”這裡著一“勸”字,非常傳神,它使人仿佛看到一個因為紀律的關係不肯飲老百姓的酒,而一個因為感激情深,非要他喝一杯不可這樣拉拉扯扯的動人情景。通過“布穀”的提示,原來士兵是在幫人民耕作,無怪乎這軍隊會得到人民熱情的款待,人民要這樣感激他們了。這當是作者親眼所見的情景。最妙的是“芝夫”兩句,芝是靈芝,那么芝夫就是指的藥農了。蕘子就是以砍柴為生的樵夫。這兩種人,大都是遠離城市,多數在深山老林里的。因此這當是詩人在尚未進入武昌境地的山道上,碰見了從岳飛駐地出來採藥砍柴的人,於是詩人就向他們打聽這一路聽到的岳家軍整肅的情況是否屬實。因為這太難得了,是以未免使人難以相信。於是這些採藥的、砍柴的就高興地向詩人極力地證實著,說到高興處,不禁手舞足蹈起來,並且唱起當地的民謠以為證。這裡詩人沒有寫出自己的反映,但這“歌舞”也映出了詩人的眼神,是驚喜而亢奮的。當然這樣的情景在看慣了人民解放軍的人們,那是不足為奇的,要知道在封建時代,那就是了不起的政績。例如公元1130年(建炎四年)隆祐皇太后從汴京(開封)到建康(南京),路過虔州(江西贛州市),她的皇家衛戍部隊就因搶掠市民的東西,和當地人民發生了衝突。兵將們不自戒飭,反而放火大搶,搞得虔州城煙焰亘天,大火使人不敢接近。於是數萬鄉民,在陳辛的率領下,將皇家衛隊團團圍住,致使皇太后嚇了個半死。皇家的衛隊尚且如此,其它的就可想而知了。更何況當年有許多將領,更是不惜砍老百姓之頭當作敵人的首級以邀功的。這不能不教飽嘗憂患的人民對岳家軍思念不置。所以詩人在最後無限感慨地說:要是能讓岳飛去驅營布陣,他是可以就這樣輕裘緩帶從容不迫地一直打到黃龍府都無人能敵的。然而殘酷的現實卻是岳飛被疑,置而不用。於是詩人不得不恨恨地說:像岳飛這樣為國建立了不朽功勳的人,是應該把他的風采畫入專門紀念功臣的麒麟閣內的。詩人的這闋“句句緣實”之詞,最後的結尾,卻是不實的。岳飛當年不僅沒有入麒麟閣,反而以“莫須有”的罪名屈死在了風波亭。這雖是後話,但就岳飛此時的境況看,敏感的詩人已察覺到了這種不平,所以才有這虛擬的一筆。這是詩人深刻的地方。

通過這闋“緣實”之詞,使讀者從詩人再現的各個角度感覺到了岳飛確實是中國歷史上一位了不起的英雄人物。但這樣一位民族英雄,愛國名將,想不到就在他三十九歲大有作為的壯年,而且處於英雄大有可用武之地的年代,卻屈死在昏君奸臣之手。

“四人幫”標榜儒法鬥爭的時候,曾說岳飛鎮壓過農民起義軍,因而予以否定。但這要歷史地看,並不能因此就否定他熱愛人民。而且還要這樣肯定,正是因為他熱愛人民和人民對於他的熱愛,這才種下了他的死因的。

前面提到過隆祐皇太后在虔州受驚一事,對此事這個太后一直懷恨在心,到了建康以後,就要高宗皇帝下詔,命令岳飛屠城,血洗虔、吉二州以泄她當年之憤。岳飛這時如果順從了皇太后和皇帝之命令,他是會被認為是皇室心腹而受到重用的。然而他不忍人民無辜受戮,一再拂逆聖意,再三上書陳情,“請誅首惡而赦脅從”,直至高宗不得不“為之曲宥”乃止。正是在他的這種不顧利害的堅持下,虔、吉二州的人民才保全了性命。旨下之日,人民歡聲雷動,家家都畫了岳飛的像供奉著。人民得救了,然而岳飛卻因之而注定要死了。宋高宗之所以不得不“曲宥”者,正是因為岳飛是一種迫使他不得不屈服的力量。這不得不屈服的壓力,對於宋高宗,便是一種巨大的威脅。同時,“曲宥”的結果,人民不是感皇帝之恩,從家家供岳飛的畫像看,而是使岳飛在人民心中更加親切和崇高。更何況朝野早已盛傳岳飛治軍嚴,愛民切,而恰恰是這兩點都是為皇帝所不能容允的。岳飛的這一行動,不能不使宋高宗考慮到,如果放手讓他再去統一了中國,則岳飛就是更加集軍隊和人民的愛戴於一身了。那么作為皇帝的他,恐怕就只得誠惶誠恐地過日子了。這當然是他所不能允許的。其實這批龍鱗、捋虎鬚的後果,睿智如岳飛者,他不可能不知道。是以當他在虔州一再頂駁皇上旨意的時候,他是為了人民早已把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了。

歷史上一直認為宋高宗之所以要戕害岳飛,是因為岳飛要迎還徽、欽二帝。最有代表性的是被《詞統》稱之為“自具論古隻眼”的文徵明的《滿江紅》。他說:“拂拭殘碑,敕飛字、依稀堪讀。慨當初、倚飛何重,後來何酷?豈是功成身合死?可憐事去言難贖。最無端、堪恨又堪悲,風波獄。豈不念、封疆蹙,豈不念、徽欽辱。念徽欽既返,此身何屬!千載休談南渡錯,當時自怕中原復。笑區區、一檜亦何能,逢其欲。”其實,迎還徽、欽二帝,只不過是為的洗清國人的恥辱。沒有一國之君主被俘,而國人可以安然高臥的。要說作為老子和哥哥的徽、欽二宗,被兒子和弟弟救了回來,也沒有臉再去和兒子和弟弟爭帝位。何況實權在高宗手上,讓與不讓,全在自己。前朝是有唐肅宗之與唐玄宗的故事的。所以在宋高宗趙構的眼中,可怕的,決不在這兩具政治殭屍,而在於使他作為皇帝尚且不得不曲從的岳飛。正因為這樣,所以岳飛要成功,那才是萬萬使不得的。這才有岳飛已到了朱仙鎮,離要收復之首都東京汴梁只有四十五里的地方,就在功成一簣之時,要迫不及待地一日之內連下十二道金牌把岳飛召了回來。回來後,就以“莫須有”三字,草草地將他殺了,成為歷史上最痛心的事件。是以這才是岳飛真正的死因。歷史上把罪責歸之於秦檜,這是“為尊者諱”的史家們讓他代趙構受過而已。如果沒有高宗的旨意,在當時抗戰情緒那樣高漲的情況下,秦檜個人是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韙而胡來的。他以後的政治待遇,就說明了趙構對於他的感激之深情。“功誰紀?”詩人在這裡直是指著趙構的鼻子在質問了。雖然這時岳飛尚身居侯位,但詩人從祖國正需要岳飛上前線時,而趙構卻讓他在這裡坐冷板凳的現實中,已經感覺到岳飛的不妙了。而事實上,韓世忠在鎮江,岳飛在武昌,都是為了“罷其兵權”,以便和議得以順利進行。當時高宗為此特地下了一道詔書說:“李、郭在唐俱稱名將,有大功於王室;然光弼負不釋位之釁,陷於嫌隙;而子儀聞命就道,以勛名福祿自終。是則功臣去就趨舍之際,是非利害之端,豈不較然著明!”這真是說得再清楚也沒有了。正是由於趙構的這種卑怯心理,才使得南宋永遠處於偏安之中。“風神宛轉,麟閣畫丹青”,表面看來是歌頌朝廷的,實則含有害怕岳飛去立功的悲憤。荊襄有幸,卻是整個祖國的不幸。岳飛是如此的有為,卻不能為統一祖國而留影於麒麟閣。愛與惜交織在一起,歌頌與悲憤混同,這就使得這闋詞讀來有纏綿悱惻,無限低徊的藝術魅力。

作者簡介

邵緝,字公序,上元(今江蘇南京)人。與邵亢同族(《金陵詩徵》卷五)。宣和(宋徽宗年號,1119—1125)初隨父宦寓宣州,公元1122年(宣和四年)返鄉,李彌遜有文送行(《筠溪集》卷二二《送邵公緝還鄉序》)。紹興(宋高宗年號,1131—1162)中在鄂州,曾獻詞岳飛,獻書朝廷。有《荊溪集》八卷(《宋史·藝文志》),已佚。事見《金佗續編》卷二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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