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品原文
慮天下者，常圖其所難而忽其所易，備其所可畏而遺其所不疑。然而，禍常發於所忽之中，而亂常起於不足疑之事。豈其慮之未周歟？蓋慮之所能及者，人事之宜然，而出於智力之所不及者，天道也。
當秦之世，而滅諸侯（1），一天下。而其心以為周之亡在乎諸侯之強耳，變封建而為郡縣（2）。方以為兵革不可復用，天子之位可以世守，而不知漢帝起隴畝之中（3），而卒亡秦之社稷。漢懲秦之孤立，於是大建庶孽而為諸侯（4），以為同姓之親，可以相繼而無變，而七國萌篡弒之謀（5）。武、宣以後，稍削析之而分其勢，以為無事矣，而王莽卒移漢祚（6）。光武之懲哀、平（7），魏之懲漢，晉之懲魏（8），各懲其所由亡而為之備。而其亡也，蓋出於所備之外。唐太宗聞武氏之殺其子孫（9），求人於疑似之際而除之，而武氏日侍其左右而不悟（10）。宋太祖見五代方鎮之足以制其君（11），盡釋其兵權，使力弱而易制，而不知子孫卒困於敵國。此其人皆有出人之智、蓋世之才，其於治亂存亡之幾，思之詳而備之審矣。慮切於此而禍興於彼，終至亂亡者，何哉？蓋智可以謀人，而不可以謀天。
良醫之子，多死於病；良巫之子，多死於鬼。豈工於活人，而拙於謀子也哉？乃工於謀人，而拙於謀天也。古之聖人，知天下後世之變，非智慮之所能周，非法術之所能制，不敢肆其私謀詭計，而唯積至誠，用大德以結乎天心，使天眷其德，若慈母之保赤子而不忍釋。故其子孫，雖有至愚不肖者足以亡國，而天卒不忍遽亡之。此慮之遠者也。夫苟不能自結於天，而欲以區區之智籠絡當世之務，而必後世之無危亡，此理之所必無者，而豈天道哉！
賞析
末段用良醫，良巫的不能謀子的生活事例引出古聖人“用大德，以結乎天下”的深謀遠慮，並以此警戒後世君主。
注釋譯文
詞句注釋
“慮天下者”二句：圖：考慮。忽：忽視。此二句意為對自己認為困難的事能認真考慮，而對自己覺得容易的事就疏忽了。
備其所可畏而遺其所不疑：備：防備。遺：遺忘。二句意為對自己認為可怕的事有所防備，而對自己覺得無疑之事就忽視了。
未周：不周全，不全面。
及：至，達到。
人事：人的力量所能及的事。
不及：達不到。
天道：上天的意旨。
一天下：統一天下。一，動詞，統一。
封建：封邦建國。即古代帝王把爵位或土地分賜給親戚或功臣，使之在其領地里建立邦國。
郡縣：即郡縣制，把國家分為郡和縣，由中央朝廷統一掌管。
兵革：代指武器愷甲。這一句意為戰爭再不會發生。
世守：一代傳一代，永遠擁有。
漢帝：指漢高祖劉邦。
隴畝：草野。
卒：終於，最終。
社稷：社為土神，稷為穀神，亦以社稷為國家的代稱。
懲：以前失為鑑戒。
建：猶設定。
庶孽：妃妾所生之子。
相繼而無變：互相幫助而不會發生變故。
七國：指漢景帝時吳、楚、趙、膠西、濟南、淄川、膠東等七個諸侯國，於公元前145年同時發動叛亂，史稱“七國之亂”。
篡弒：獄君而奪其帝位。
武、宣：指漢武帝、漢宣帝。
稍：逐漸。
削析：劃分，此處指削減。
王莽（公元前45—公元28年）：字巨君，漢元帝皇后侄，後毒死平帝，於初始元年（公元8年）稱帝，改國號為“新”。
漢柞：漢朝的帝位。
光武：即漢光武帝劉秀（公元前6—公元57年），字文叔，南陽蔡陽（今湖北棗陽西南）人，東漢王朝的建立者。
哀、平：即漢哀帝劉欣、漢平帝劉衎。
所由亡：所滅亡的原因。
而武氏日侍其左右而不悟：據載，唐貞觀二十二年，唐太宗密問太史令李淳風：據傳說有個女主武氏，代唐有天下之事，這是真的嗎？李淳風回答說，仰觀天象，俯察歷數，此人已在宮中，不過三十年當王天下，其兆己成。唐太宗要把懷疑對象全殺掉，但是被李淳風勸止。其實武則天就在身邊，唐太宗卻沒有察覺。
宋太祖：即趙匡胤（927—976年），宋王朝的建立者，960—976年在位。
五代：指後梁、後唐、後晉、後漢、後周。
方鎮：指掌握兵權、鎮守一方的軍事長官。
盡釋其兵權：宋太祖兩次宴請掌有兵權的重臣，以高官厚祿為條件，解除了他們的兵權，加強了中央集權統治，後人稱之為“杯酒釋兵權”。
此其人：這裡所列舉的人。
出人之智：超出常人的智慧。
蓋世之才：形容才能居當代之首。
幾：事物變化的前兆、跡象。
審：周全細緻。
切：貼近、切近。
興：產生。
“蓋智可以謀人”二句：人的智慧只能為人事而謀慮，卻不能為天意去謀慮。
工：擅長、善於。
活人：救活他人。
拙：“工”的反義詞。
謀子：為自己子女考慮。
周：遍及。
法術：此處指策略、方法。
制：控制。
肆：不顧一切地施行。
私謀詭計：同“陰謀詭計”。私，暗中，不公開。
至誠：極誠摯的心意。
大德：高尚的品德。
眷：顧念，垂愛。
赤子：嬰兒。
釋：猶丟下、放下。
至愚：極端愚笨。
不肖：不成材。
遽：立即、馬上。
亡之：使之滅亡。
苟：假如。
區區之智：此謂很淺薄的智慧。
籠絡：猶控制。
理：此謂世間的道理。
白話譯文
籌劃國家大事的人，常注重艱難危險的一面，而忽略素常容易的一面，防範隨時會出現的可怕事件，而遺漏不足疑慮的事件。然而，災禍常常在疏忽之際發生，變亂常常在不加疑慮的事上突起。難道是考慮得不周到嗎？大凡智力所能考慮到的，都是人事發展理應出現的情況，而超出智力所能達到的範圍，那是天道的安排呀！
秦始皇剿滅諸侯，統一天下後，認為周朝的滅亡在於諸侯的強大，於是改封建制為郡縣制。滿以為這樣一來就會根除戰爭動亂，天子的尊位可以代代安享，卻不知漢高祖在鄉野間崛起，最終顛復了秦朝的江山。漢王室鑒於秦朝的孤立無輔，大肆分封兄弟、子侄為諸侯，自以為憑著同胞骨肉的親情，可以共輔江山，不生變亂，然而吳王劉濞等七國還是萌生了弒君篡位的陰謀野心。漢武帝、漢宣帝之後，逐漸分割諸侯王的土地，削弱他們的勢力，這樣便以為平安無事了，沒想到外戚王莽最終奪取了漢家的皇位。光武帝劉秀借鑑了西漢（哀、平）的教訓，曹魏借鑑了東漢的教訓，西晉借鑑了曹魏的教訓，各自借鑑其前代的教訓而進行防備，可他們滅亡的根由，都在防備的範圍之外。
唐太宗聽傳言說：將有帶“武”字的人殺戮唐室子孫，便將可疑之人找出來統統殺掉。可武則天每天侍奉在他身邊，卻怎么也沒想到她。宋太祖看到五代的節度可以制伏君王，便收回節度使的兵權，使其力量削弱，容易對付，哪料想子孫後代竟在敵國的困擾下逐步衰亡。這些人都有著超人的智慧，蓋世的才華，對國家亂亡的誘因，他們可謂考慮得細緻，防範得周密了，然而，思慮的重心在這邊，災禍卻在那邊產生，最終免不了滅亡，為什麼呢？或許智力謀劃的只是人事的因素，卻無法預測天道的安排。良醫的兒子難免會病死，良巫的兒子難免死於神鬼，難道是善於救助別人而不善於救自己的子女嗎？這是善於謀劃人事而不善於謀利天道啊！
古代的聖人，知道國家將來的變化，不是人的智謀能考慮周全的，也不是政治手段能控制的，不敢濫用限謀詭計，只是積累真誠，用大德來感動天心，使上天顧念他（對百姓）的恩德，像慈母保護初生嬰兒那樣不忍心捨棄。儘管他的子孫有愚笨不賢良足以使國家滅亡的，而上天卻不忍心立即滅其家國，這才是思慮得深遠呀！
假如不能用大德贏得天心，僅憑著微不足道的智謀，包攬天下的事務，想使國家沒有希望危亡，這從道理上是講不過去的，難道天意會如此安排嗎？
創作背景
《深慮論》是方孝孺早年的作品，寫於明初洪武七年（1374年）。明朝的開國皇帝朱元璋登基後。和前朝許多開國皇帝一樣，面臨著如何鞏固和加強統治權的問題。他為了強化封建專制，加強中央集權，對中央和地方的封建官僚機構，進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同時也採取了許多鼓勵生產的措旅，帶來了全國經濟的繁榮和生產的發展。但由於朱元璋為了加強朱氏勢力面把軍事大權交付諸王之手，又便明初盛世潛伏著戰禍的危機。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作者寫了《深慮論》這篇向當政者提出警策勸諫的文章。
作品賞析
這篇《深慮論》接觸到封建統治能不能和怎祥才能長治久安的大問題。作者列舉大量史事論證了靠“私謀詭計”來進行局部改革是不行的；明確提出了要想長洽久安，必須“唯積至誠、用大德以結平天心”。全文寫得論點鮮明，論據充分，論證有力。
文章開篇從“慮天下者，常圖其所難面忽其所易”談起，說到“禍常發於所忽之中，而亂常起子不足疑之事”，接著提出論題：“蓋慮之所能及者，人事之宜然；而出於智力之所不及者，天道也。”這就從人事講到天道，通篇立意即在於此。
文章的第二段按照時間先後，列舉大量史實。說明如何才能長治久安確是所有統治者都在深慮的問題。文草首先從秦始皇統一天下講起。秦始皇雖然接受了周朝因諸侯過於強大而使中央權力分散的教訓，改世襲的分封制為郡縣制，郡守縣令都由皇帝直接任免。這種專制主義中央集權的政治制度，鞏固了封建國家的統一加強了對人民的統洽，秦王嬴政自稱始皇帝，自以為子孫帝王可傳至萬世無窮。但由於亟役萬人修築長城、阿房宮和驪山之墓。加上橫徵暴斂，濫施威刑，階級矛盾異常尖銳，以致農民運動風起雲湧。強大的秦王朝僅僅十二年後就被民問崛起的劉邦滅掉。劉邦打下天下後。接受秦朝中央政權過於孤立的教訓，循周之制剖海內面立宗子，大封同姓王。即使這樣也沒能保住漢家王朝永世相傳。後來的幾個皇帝雖然不斷否定前帝的章法，又不斷制定新的應急措施。但由於外戚宦官為患，貧富日益懸殊，社會矛盾日益激化，終於爆發了以黃巾起義為代表的農民起義，動搖了漢王朝的統治。接著，魏晉南北朝多有宮廷政變，即使是空前強盛的唐朝，在它的鼎盛時期唐太宗時代，雖然費盡心機清除內奸。還是沒能發現武則天的謀反陰謀，留下了後患。及至宋朝，雖然解除了藩鎮的兵權，但最後也沒有能保住江山稷世代相傳。這些歷代君主都曾吸取前朝敗亡的教訓，進行過一定的改革；開國後也擊是處心積慮、絞盡腦汁，想盡各種辦法做了多方面的防範，但結果仍是防不勝防。這就引發作者去思考，去尋找答案：是當政者考虜不周、防各不嚴嗎？還是另有原因呢？
緊接著，作者就以這些歷史事實作為論據進行論證，首先指出這些當政者並不是不聰明，他們都有超人的智慧，考慮也確實周到。但是智者千慮。必有一失，最終也未能逃脫“天道”的懲罰，就像“良醫之子，多死於病；良巫之子，多死於鬼”一樣，是人力無法挽救的。最後歸結到“乃工於謀人而拙於謀天也”這就為下文的結論作了充分的鋪墊。
從“古之聖人知天下後世之變”至篇末為文章的第三部分，明確提出作者的見解。再次點題，並從正反兩個方面進一步反覆進行論述。先以“古之聖人”不是“私謀詭計”，而是“唯積至誠，用大德以結乎天心”，“此慮之遠者”作為正而論點。實際上，這就是說“古之聖人”是工於謀天而能為深慮者。文章寫至此，作者的寫作真意已明：“天道”並非幽渺難側，只要“唯積至誠”，用大德以結乎天心就可以達到。文章接著又以不能順其“天心”所帶來的結果作為反面論點，再次強調了作者的主張：“夫苟不能自結於天，面欲以區區之智籠絡當世之務”，其後果必然是：“而必後世之無危亡，此理之所必無者也，而豈天道哉？”這最後一句反問作結，更進一步從反面證實了只要盡人事以合“天心”，“天道”也並不是不可及的。言有盡而意無窮，意味深長。
這篇文章的“天道”即指歷史規律，作者已經認識到，要想鞏固政權，光靠積慮防範和鎮壓民眾是不行的；最重要的是要順應“天心”，即要對人民實行仁義，“唯積至誠，用大德以結乎天心”才行。這裡的“天心”，實際上也就代表了民意。這和古人所說的“天聽自我民聽，天視自我民視”是一致的。這似乎是在講，只是改革前朝的一些作法，而不從根本上改革，不作符合客觀規律的改革，是起不了多大作用的。由於作者受到時代和思想的局限，他沒有也不可能從封建社會的基本矛盾出發來分析這一問題，當然就不可能認識到，也更不可能明確指出這個規律是什麼。這個根本是什麼，作者在這篇《深慮論》中總結歷代王朝興亡得失的情況，是為了借古喻今，希望當代統治者能在歷史的借鑑中汲取經驗教訓，施行仁義，順乎民心，以鞏固朱姓王朝的統治，而不要重蹈亡朝之復轍。說到底，他的思想基礎還是儒家的民本思想。儘管如此，作者當時能夠深探地憂慮到了這個問題，確實還是頗有見地的。
作者簡介
方孝儒（1357—1402年），方克勤之子，字希直，又字希古，號遜志，時人稱“緱城先生”。又因在蜀任教時，蜀獻王名其讀書處為“正學”，亦稱“正學先生”。幼時好學；長大後，師從宋濂，常以明王道、致太平為己任。1392年（洪武二十五）年，任漢中府學教授，蜀王聘為世子老師。惠帝即位，召為翰林侍講，次年遷侍講學士，後改文學博士，主持編纂《太祖實錄》、《類要》。燕王朱棣發動“靖難之役”，他多次為建文帝謀劃對策。後朱棣引兵攻入京師，授筆起草登基詔書，方孝孺不從，將筆擲在地上，邊哭邊罵，於是被殺，共滅十族，死者八百七十餘人。
方孝孺主張作文要“神會於心”、“道明而辭達”，反對摹擬剽竊，其文風格豪放雄健。《四庫全書總目》說他“學術醇正”，文章“乃縱橫豪放，頗出入於東坡、龍川之間”。他的散文常以物喻理，直抒胸臆，文筆暢達，言簡意明，為時人所傳誦。著有《遜志齋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