質疑
1、正史上並沒有對於“海瑞殺女”或“海瑞餓死女兒”的任何記載，如《明史》、《明實錄》、《國榷》等史書均沒有對於此事的任何記載。然而海瑞為當時名人，頗受世人矚目，且政敵頗多，然而終海瑞一生此事既不被世人所傳，也不被政敵利用、更不被正史記載，況且海瑞一生並未掌握大權，不可能利用權力來壓制此事，也就是如果此事確實屬實，那么此事不可能在海瑞生前既不被世人所傳，也不被政敵利用、更不被正史記載。
記錄這個故事大概古書有幾本，皆經不起推敲：
《見只編》的作者姚士麟生活在什麼時候，生卒年一概不詳，統一意見是明清之際，顯然，也是海瑞死後的人。而且該書明顯是一本小說，根本不是歷史書。
沈德符寫的《萬曆野獲編》是同當時士大夫及故家遺老﹑中官勛戚多有交往，將所見聞隨筆記錄成書，當時士大夫階層與海瑞不和，因此出現訛傳正常。《野獲編外補遺》沈德符的說法的延續而已，因為作者就是他的後代。
周亮工的《書影》，他的生卒年是1612年—1672年，該書對於此事的說法都來源於上面兩本書，只不過進行了文學化升級。
這一派顯而易見都是後人的無稽之談，論其目的，也是後人為了體現海瑞的忠貞而故意編造的，例如男女不同席這種意識早已有之、再如男女授受不親等。這些編故事的人為的是強調這種貞潔故意往海瑞身上扯，因為海瑞是清官形象給他安上，更會讓人信服。海瑞的清官形象在萬曆時期就已經獲得了國人的承認，當時出版業非常發達，像海瑞這樣的活人在萬曆時期就已經被寫成小說主人公了。
至於後來包括清朝的俞樾、周作人等。很顯然，這些人也是受了姚士麟、沈德符的影響。而且周作人很態度鮮明地指出：“自己本來就不喜歡這種清官，他們就是酷吏。”再加上周作人的日偽漢奸身份，自我理念的先入為主、把不靠譜的書當成歷史、自己本身的德行，這三點合起來看周作人可信嗎？
記載文章
近代最早提及此事的則是周作人，他在，《書房一角》中《記海瑞印文》一文，論海瑞其人其事，說道： 偶讀《論印絕句》，查藥師詩有注云：“海忠介公印，以泥為之，略鍛以火，文日司風化之官。觀之覺忠介嚴氣正性，肅然於前。見周櫟園《印人傳》。”
余平日最不喜海瑞，以其非人情也。此輩實即是酷吏，而因緣以為名，可畏更甚。觀印語，其肺肝如見，我不知道風化如何司，豈不將如戴東原所云以理殺人乎。姚叔祥《見只編》卷上云：“海忠介有五歲女，方啖餌，忠介問餌從誰與，女答曰，僮某。忠介怒曰，女子豈容漫受僮餌，非吾女也，能即餓死，方稱吾女。此女即涕泣不飲啖，家人百計進食，卒拒之，七日而死。余謂非忠介不生此女。”
沈德符在《萬曆野獲編》中說他：“女既殺而子亦無，天道或不可盡爽也。”
1、姚士麟（生卒年不詳，生活於明清之際）《見只編》卷上：
“海忠介有五歲女，方啖餌。忠介問餌從誰與。女答曰：僮某。忠介怒曰：“女子豈容漫受僮餌？非吾女也，能即餓死，方稱吾女。”此女即涕泣不飲啖。家人百計進食，卒拒之，七日而死。余謂非忠介不生此女。”
（[明]姚士麟：《見只編》，《叢書集成新編》第119冊，台灣新文豐出版公司影印版（未署出版年月），第646—647頁。姚士麟，通稱姚士粦，又稱姚叔祥。）
2、周亮工(1612—1672)《書影》卷9：
“相傳海忠介有五歲女，方啖餌。忠介問餌從誰與。女答曰：僮某。忠介怒曰：“女子豈容漫受僮餌？非吾女也，能即餓死，方稱吾女。”女即涕泣不飲啖。家人百計進食，卒拒之，七日而死。異哉，非忠介不生此女！”
（[清]周亮工《書影》，《四庫禁毀書叢刊補編》第34冊，北京出版社2005年版，第408頁。凡10卷，據故宮博物院圖書館藏本影印。）
3、沈振（康熙五十二年（1713）輯成）《萬曆野獲編·補遺卷三》：
“二臣皆自廣東而來，臣問其（海瑞）居家何狀，應曰：此老大概好異，作事多不近人情，居家九娶，而易其妻，無故而縊其女，是皆異常之事。......臣長嘆曰：吳起殺妻，易牙烹子，斯其人歟，奈何世之賢瑞者嘖嘖耶？今瑞已耄，而妻方艾，人慾固無所不極；女既殺而子亦無，天道或不可盡爽也。”
4、俞樾(1821—1907)《茶香室續鈔》卷4“海忠介被糾”條：
“國朝周亮工《書影》云：“相傳海忠介有五歲女，方啖餌。忠介問餌誰與。答曰：僮某。忠介怒曰：‘女子豈容漫受僮餌？非吾女也。能即餓死，方稱吾女。’女即涕泣不飲啖。家人百計進食，卒拒之，七日而死。”按，此即忠介殺女之說所自來也。”
（[清]俞樾：《茶香室續鈔》，《續修四庫全書》第1198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420頁。）
5、周作人（1885-1967）《記海瑞印文》：
“偶讀《論印絕句》，查藥師詩有注云海忠介公印，以泥為之，略鍛以火，文日司風化之官。觀之覺忠介嚴氣正性，肅然於前。見周櫟園《印人傳》。余平日最不喜海瑞，以其非人情也。此輩實即是酷吏，而因緣以為名，可畏更甚。觀印語，其肺肝如見，我不知道風化如何司，豈不將如戴東原所云以理殺人乎。姚叔祥《見只編》卷上云：
“海忠介有五歲女，方啖餌，忠介問餌從誰與，女答曰，僮某。忠介怒曰，女子豈容漫受僮餌，非吾女也，能即餓死，方稱吾女。此女即涕泣不飲啖，家人百計進食，卒拒之，七日而死。余謂非忠介不生此女。”
周櫟園《書影》卷九所記與此同。余讀之而毛戴。海瑞不足責矣，獨不知後世嘖嘖稱道之者何心，若律以自然之道，殆皆虎豹不若者也。（六月八日，知堂書）”
（1938年7月15日刊《北平晨報》，署名“藥堂”，收入《書房一角》一書 ）
批判
姚叔祥當時是當作佳話記載的，譽曰：“余謂非忠介不生此女”。但是，一個五歲的幼女，因吃了男僮遞給她的食物而被迫絕食自盡，不仁不義甚矣。這種殘酷之事，雖受當時世風影響，海瑞推波助浪，不能辭其咎也。
“男女之大防”嚴到這種不近人情、大違仁義的程度，本非理學的本意。但理學片面強調內聖修養、加上一些理學家不識時務趨於極端，遂令程朱理學中本來是針對官員君主的節義思想演變成了民眾特別是女子身上的道德韁索。這真是差以毫釐，失之千里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