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瑞罷官[歷史事件]](/img/8/895/nBnauM3X0MjN0YTM5YDMyMDN0UTMyITNykTO0EDMwAjMwUzL2AzL4IzLt92YucmbvRWdo5Cd0FmLxE2LvoDc0RHa.jpg "海瑞罷官[歷史事件]")
內容簡介
1959年4月，毛澤東針對幹部中不敢講真話的問題，提倡學習海瑞“剛正不阿，直言敢諫”的精神。為了回響毛澤東提倡海瑞精神，北京市副市長、著名明史專家吳晗於6月間開始發表了《海瑞罵皇帝》、《論海瑞》等文章，進而創作了《海瑞罷官》京劇劇本，獲得了很好的反響。1962年，江青提出要批判《海瑞罷官》。1965年初，江青到上海秘密策劃炮製批判文章。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匯報》刊出由江青、張春橋等共同策劃，姚文元執筆的批判文章《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捕風捉影地把《海瑞罷官》中所寫的“退田”、“平冤獄”同“單幹風”、“翻案風”聯繫在一起。1966年4月，《人民日報》、《紅旗》雜誌等報刊先後發表《〈海瑞罵皇帝〉和〈海瑞罷官〉的反動實質》、《〈海瑞罵皇帝〉和〈海瑞罷官〉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大毒草》等文章，進而把皇帝罷了海瑞的官，同廬山會議上撤消了彭德懷職務一事聯繫在一起，使對《海瑞罷官》的批判帶上更為濃重的政治色彩，將學術問題政治化。史學界、文藝界、哲學界等社會科學領域開始進行全面的“揭蓋子”。對《海瑞罷官》的批判，成為發動“文化大革命”的導火線。
明朝歷史事件
黃志忠飾演的海瑞明人海瑞，號“剛峰”，這兩個字形象地道出了他剛直不阿的性格。只要是看不過眼的事，不僅貪官污吏他敢參奏，就是皇帝老子他也照罵不誤。嘉靖四十五年（公元1566年）二月，海瑞以六品的芝麻官職向嘉靖皇帝朱厚熜呈上了《直言天下第一事疏》，他慷慨激昂地寫道：“嘉者，家也；靖者，淨也。嘉靖嘉靖，家家淨也！”氣得朱厚熜直哆嗦。在歷史上，一個忠直之士，倘若又難逢明主，那他能活下來的機會十分渺茫，而海瑞卻是個例外，儘管他一生也並不順利，但卻得以善終，推究起來，在他恪守方的性格背後，也不缺乏圓的智慧。
童年時期
海瑞於公元1514年出生於海南瓊山一個貧窮的家庭中，3歲時便沒了父親，母親一個人擔負起了養育和教育他的責任。海瑞的母親和當年的孟母一樣，對孩子的教育極為重視，從海瑞幼年起便讓他讀《孝經》、《尚書》、《中庸》等聖賢書，小海瑞也渴望像其他孩子一樣玩耍嬉戲，但只要冒出玩耍的念頭，就會遭到母親義正詞嚴的一通教育，“有戲謔，必嚴詞正色誨之”。由此也形成了海瑞正統、剛直的性格。只是這樣的性格在他初入官場時便遭遇了挫折。
初入官場
海瑞擔任的第一份公職是福建南平的教諭，相當於現在的縣教育局局長，那時他已經四十歲了。有一次，延平府的御史到南平縣視察工作，照例要往孔廟行香朝典，海瑞帶著兩名教官早早在廟堂迎候。在當時的官場上，下級迎接上級，一般都要行跪拜之禮，所以當御史大人進門後，隨同的兩位教官都跪地相迎，可海瑞卻站著，只是略略作揖而已。三個人的反差非常鮮明，兩邊伏地彎弓，中間一桿高聳，儼然一個筆架——海瑞自此便留下了“筆架博士”的雅號。御史大人走南闖北，顯然沒有見過這么不懂規矩的人，大為震怒，訓斥海瑞不懂禮節。海瑞不卑不亢地回答說：“到御史您所在的衙門裡，當行部屬禮儀，這個學堂，是老師教育學生的地方，不應屈身行禮。”碰到這么一個既死板又較真的下屬，御史大人雖然怒髮衝冠，卻也無可奈何。不過誠如詩人陸游所說：“汝果欲學詩，功夫在詩外。”在學校之外的地方找海瑞的茬兒，御史大人還是多的是辦法。他處處使絆子，事事下套子，左支右絀，弄得海瑞狼狽不堪。海瑞一氣之下，就寫了辭職報告，撂挑子不幹了。好友朱鎮山聽說了，趕緊勸他，千萬不可因為爭一跪之禮擅自離職，四十歲才弄個公務員身份不容易，遇到小小挫折就負氣而走，經不起磨礪，還怎么實現自己的政治理想呢。
這件事給海瑞上了很好的一課，要在風氣惡濁的官場混，單憑一股正直忠勇之氣是遠遠不夠的，還得開動腦筋，以智取勝。
懲治官二代
開了竅之後的海瑞，很快就把這一思想活學活用到了現實之中。海瑞升任浙江淳安縣知縣，有一天，總督胡宗憲的兒子路過此地，接待人員按海瑞規定的標準為其提供食宿，這與一路走來遠接高迎、大吃大喝外加紅包的風光大相逕庭，胡公子一怒之下把負責接待的驛吏捆綁倒掛起來，鞭打訓斥。海瑞得知訊息，馬上帶人把這個氣焰囂張的胡公子抓了起來，然後面容嚴肅地對眾人說：“胡總督為官堂堂正正，他一直教育屬下不要鋪張浪費。現在這個人行裝奢侈，一定不是胡總督的兒子。”下令將他胖揍一頓，關進大牢，並沒收了他搜刮來的數千兩銀子，充入國庫。之後，他又提筆給胡總督寫了一封信，說您向來最重操守，對子女以及身邊的人看管得很嚴，現在有這么一個人竟然敢冒充您的公子，在這裡混吃混喝，胡作非為，我已經把他拿下，想跟您核對一下，並請求指示。弄得胡總督啞巴吃黃連，有苦說不出，只得打掉牙往肚裡咽，不了了之。
不畏權貴
又有一次，都御史鄢懋卿下基層視察，他可是大奸臣嚴嵩手中的紅人，沿途官吏們自然不能錯過這個高攀的機會，紛紛破格接待，只要領導高興，花多少錢是不在乎的。鄢御史長年搞紀檢工作，對官場風氣自然爛熟於胸，為顯清廉，他發出告示說：“本官素性簡樸，不喜承迎。沿途飲食供帳，都應儉樸為尚，毋得過為華奢，侵擾百姓。”話雖這么說，可鄢御史的大隊車馬所到之處，無不呈風捲殘雲之勢。眼見就要到淳安縣了，海瑞心裡也很著急。淳安財政緊張，根本拿不出那么多錢來，倘若只搞個四菜一湯來接待，肯定脫不了怠慢之嫌。思慮良久，海瑞計上心來，他又修書一封，派人快馬送給鄢御史。信上說：您是天下第一廉官，過州過府，輕車簡從，從不增加地方負擔。但現在有些人專門敗壞您的名聲，說您每到一地“各處皆有酒席，每席費銀三四百兩，供帳極華麗，就是溺器也用銀器之具”。這把我搞糊塗了，究竟哪個是真，哪個是假，請您明示，我好做準備接待。一席話像是打了鄢御史一記火辣辣的耳光，作不得聲，還不得不對傳言解釋一番，又表揚了海瑞幾句，只是他為了圖耳根清淨，乾脆藉口公幹，繞道而行，惹不起，還是躲得起的。
《大明王朝1566》中的海瑞形象正直的操守，倘若沒有圓潤的智慧，海瑞不要說烏紗帽，恐怕幾個頭也不夠殺的了。就像他大罵皇帝的上疏，儘管他抬著棺材上諫，做好了必死的準備，其實他在奏疏中，還是頗費了一番腦筋的。開頭，他大唱讚歌，猛灌迷魂藥：“陛下天質英斷，睿識絕人，可成堯舜禹……”云云，後面的話雖然刺激了些，但說的還是入情入理，嘉靖皇帝開始有些臉紅耳熱，直呼把他給我抓起來，之後還是把奏疏看了好幾遍，一會兒嘆息，一會兒搖頭，忍不住對身邊人說：“海瑞這個人像比干那樣的忠烈，我卻不是商紂王，我不會殺他！”
以海瑞直來直去的性格，他是反對彎彎繞的所謂官場謀略之術的，但再有稜角的石頭，也禁不住溪水的打磨，只不過海瑞的圓潤，從未失去剛直的內心。那一段段至今讓人盪氣迴腸的軼事，讓他“海青天”的光環格外熠熠生輝。
文革導火索
江青發難
起因
1966年發生的“文化大革命”，對中華民族來說，無疑是一種痛苦的回憶。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匯報》突然刊發了姚文元炮製的《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誣陷吳晗同志撰寫的《海瑞罷官》是一株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大毒草”。這篇文章的寫作和發表是江青秘密策劃的。毛澤東同志同意發表這篇文章，而且給予極大的重視。他把發表這篇文章看作是“甩石頭”，用以打破他所不滿的那種沉寂局面。 這便成為發動“文化大革命”的導火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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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瑞罷官[歷史事件]發展
《海瑞罷官》剛上演不久，江青就認為有很大問題，並以她固有的特殊身份，（毛澤東的妻子）找了中宣部、文化部的四個正副部長，提出要批《海瑞罷官》。可是這四位部長沒有把她當一回事，這自然是有其原因的：其一，部長們未必認為《海瑞罷官》有什麼大問題；其二，《海瑞罷官》的作者吳晗是北京市副市長，點名批判必須有中央決定，而不應由江青作出。因此，部長們沒有把她當一回事乃是在情理之中。
結果與影響
然而，江青並沒有就此罷休，她繼續為公開批判《海瑞罷官》製造輿論。對此，好心的周恩來耳有所聞，便將吳晗找來，告訴他有人說他的《海瑞罷官》搞影射，吳晗說：沒有。周恩來讓吳晗寫個報告說明一下。這是1963年的事。那么，江青為什麼這樣和吳晗過不去呢？據吳晗的夫人袁震說，有一次毛澤東請吳晗去吃狗肉，江青在座，毛澤東在和吳晗交談歷史問題時，江青插話，吳晗當即指出江青說得不對，弄得江青很不高興。袁震說，吳晗因此得罪了江青。不過，這只是其中原因之一。批不批吳晗更主要的當時毛澤東的態度，江青在《為人民立新功》一文中說，她要批評吳晗的《海瑞罷官》，“當時彭真拚命保護吳晗，主席心裡是清楚的，但就是不明說。”不明說，就是說同意批吳晗，卻不說出來。其實，批吳晗不是一件小事，總要有個目的，或者帶來對北京市委的人事改變，或者帶來個大的政治運動。而這些在1962年時都還不成熟，所以他“就是不明說”。而江青沒有主席那樣深思熟慮，批吳晗要帶來什麼樣的後果她未必能想到。她雖然不肯就此罷休，但當時她畢竟羽翼未豐，她還沒有足夠的權力。後來，“文化大革命”開始之後的1966年11月28日，在首都文藝界的一次大會上，她透露過她在這段時間的心情，她說：“我感到很奇怪，京劇反映現實從來是不太敏感的，但是卻出現了《海瑞罷官》、《李慧娘》等這樣有嚴重的反動政治傾向的戲。”
隨後她指出當時在“整個文藝界，大談大演名、洋、古，充滿著厚古薄今、崇洋非中、厚死薄生的一片惡濁的空氣。”不管江青加給文藝界的罪名是否屬實，但江青要出人頭地，要有驚天之舉，就必須由她來掃除這“一片惡濁的空氣”。江青心中顯然明白：毛澤東在廬山會議上把彭德懷趕下台，內心並不是太自在的，黨心民心並不那么服氣。因此，指責吳晗的《海瑞罷官》是為彭德懷抱不平，想替彭德懷翻案，最容易觸及毛澤東的神經。按照這個思路去批《海瑞罷官》，如果不是毛澤東的本意，毛澤東也會同意江青這個思路的。所以江青在《為人民立新功》一文中明確地說：“因為主席允許，我才敢去組織這篇文章。”可知組織批吳晗的《海瑞罷官》的文章是毛澤東允許的。後來，1970年12月18日毛澤東在和美國友好人士斯諾的談話中，說了這樣一段話：“那個時候在北京組織不出文章，說吳晗是個歷史學家，碰不得；找了第一個人，不敢寫；找了第二個人，也不敢寫；又找了第三個人，也不敢寫。後來在上海組織了一個班子，以姚文元為首，文章出來了，北京不登。我那時候在上海，我說：出個小冊子，看他們怎么辦。”這段話明顯道出，評《海瑞罷官》是毛澤東親自指揮組織的，是納入他的重大戰略部署之中的。
江青批吳
經過一段醞釀之後，1965年春，江青奉命來到上海，正因為如此，當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上海市委第一書記柯慶施才那樣認真，親自安排江青的食宿，並親自協助江青組織了寫作班子。在柯慶施的幫助下，江青、張春橋、姚文元很秘密地組成了批判吳晗的《海瑞罷官》的寫作班子。由姚文元執筆寫評《海瑞罷官》的文章。姚文元是上海《解放日報》的編委，是張春橋扶植的文藝界的一條棍子，曾經寫過許多批判文章，胡風、馮雪峰、丁玲、巴金、艾青等等中國知名作家都挨過他的棍子。選擇這樣一個人來批《海瑞罷官》，以他慣於把學術問題上升為政治問題、慣於上綱上線的看家本領，江青當然是信得過的。然而，儘管他平時寫過許多批判文章，那都是靠他的投機本性，靠他窺測方向，靠張春橋的指點寫成的。而今，卻是江青親自下達的任務，而且背後還有毛澤東在支持，文章的成敗關係到姚文元一生的前程，這可能是他飛黃騰達的機遇，也可以招致臨頭大禍，這不能不使姚文元必須十分認真來對待這件事。況且，他的對手是吳晗，是一位學問淵博的歷史學家、地位顯赫的北京市副市長。江青說姚文元“擔了很大風險”，並不是言過之詞。確實，如果姚文元寫不出像樣的文章來，如果毛澤東的戰略部署有變化，姚文元隨時都可能招惹災禍。此時的姚文元如果是個正派之士，自可以找到一種藉口一推了之。
結果
然而，姚文元卻將此事看成是千載難逢的絕好機遇，誠惶誠恐地接受下來。姚文元自知功力不足，他沒上過大學，只念到高中畢業，漢語功底不行，史料掌握更是談不上。於是，在張春橋的支持下，他找到了復旦大學歷史系的教師朱永嘉，請其來幫助他查閱史料，又經常回到家裡求助於父親姚蓬子的指點。
事件影響
從此，姚文元成了一個神秘的人物，他接受江青的任務後，向當時《解放日報》的領導打了個招呼，說是“市委要我寫個東西，要多花些時間，報社的工作就顧不上了。”於是，他在康平路隱匿了半年多，沒有人知道他在寫些什麼。暗箭正在鑄造，這把射向吳晗的暗箭，除了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等很少幾個人之外，再也沒有人知道這把揭開動亂年代的暗箭正在緊張的磨製之中。
為了保密，江青禁止用長途電話交換意見，只能以討論樣板戲為藉口，經常跑到上海來，表面上是看京劇《海港》、《智取威虎山》，暗地裡是討論姚文元的修改稿。而張春橋則以匯報樣板戲為名，來往於北京上海之間，向江青報告炮製評《海瑞罷官》文章的進程和問題。而姚文元則仍然處於封閉和保密之中，有的說是九易其稿，反正炮製這篇文章姚文元並不輕鬆。江青後來曾多次談到她奉命組織這篇文章是擔風險的。這雖然是為了炫耀其政治資本而故作姿態，但風險也確實是有的，儘管她的特殊地位，可以使一些意志薄弱、靈魂骯髒的人成為她的馴服工具，但這必須是在限度之內。像批吳晗的《海瑞罷官》，並把矛頭直指彭真和北京市委，以至直指被他們稱為“劉鄧司令部”的劉少奇、鄧小平。這么大的事，如果當時黨中央是比較民主的，不是毛澤東一人說了算，而是把這個思路和意圖交由中央政治局討論，一旦方案通不過，文章的炮製者，包括江青在內，當然要受到黨紀國法的制裁，因而是有風險的。江青即使吃了豹子膽，她也是不敢這樣做的。但是，當時的實際情況是，毛澤東以他至高無上的威望，他的思路和部署，是不會遭到任何一個政治局委員正面反對的。況且，毛澤東主席的部署，並沒有交由政治局討論。所以，江青的風險實際上是不存在的。其實，有點常識的人都知道，發動這場“文化大革命”是毛澤東的部署，而批評《海瑞罷官》作為“文化大革命”的信號，除毛澤東之外，誰也沒有氣魄和膽略。在“文化大革命”成為燎原之火後，江青一再講她擔了多少風險，目的是為了邀功。
姚文元評論
《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
經過一段精心炮製之後，有姚文元署名的《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終於決定出籠，張春橋、姚文元為射出這支暗箭進行了一系列的陰謀活動。
發展
清樣排出來之後，張春橋親自擬訂了一個名單，多是上海學術界、理論界、文藝界的知名人士，請他們來為這篇文章“提意見”，其實是引蛇出洞的第一個步驟。張春橋親自主持了會議，他說：“今天，請各位專家、教授光臨，不勝榮幸，姚文元同志的文章，只是‘徵求意見稿’。所謂‘徵求意見稿’，也就是供徵求意見之用，還很不成熟，請各位不吝指教，以便作出進一步修改。”這些善良、正直的教授、專家們被張春橋的“謙虛”、“誠懇”的態度所動，就直言不諱對姚文元的文章提出了尖銳的意見。上海歷史研究所副所長周予同尖銳地指出：“吳晗是我的老朋友，我深知他是個好人。他解放前是一個勇敢的反對國民黨法西斯統治的民主戰士，解放後忠誠地跟著黨走，深得毛澤東的信任，怎么能說他反黨反社會主義？這樣把學術問題硬跟政治問題扯在一起，豈不是陷人於罪？”
經過
接著華東師大歷史系李平心、上海社會科學院黨委書記李培南等也相繼發表意見，指責姚文元胡亂把《海瑞罷官》劇中的平冤獄、退田說成是要替牛鬼蛇神平冤獄，是要人民公社退田。這種任意把學術問題上升為政治問題的惡劣做法，理所當然地受到社會上的專家、教授的反對。然而，張春橋這個偽君子，卻根本不是什麼要聽取專家、教授的意見，而是刺探一下教授、專家們對姚文元文章的態度。如果這些專家、教授對姚文元的文章感到意外、感到突然、不能接受，就是他們陰謀得逞。通過對這篇文章的討論，他們可以把許多善良的知識分子釣出來，引起更大的社會效應。難怪，張春橋對這次會非常滿意，他高興地對姚文元說，這次“火力偵察非常成功”。
姚文元血口噴人，通篇顛倒是非、混淆黑白。這種文章如果是在通常的情況下，人們會嗤之以鼻的。因為正直的教授、正直的專家學者、正直的人民民眾都會把這種無限上綱的無賴當成瘋子。然而，在當時並不是通常情況，當時是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年代。所以，當姚文元的文章出來之後，吳晗自然是會預感到大難臨頭的。
結果
在北京，吳晗還被蒙在鼓裡。當天，或許已經有人告訴他《文匯報》刊登姚文元批評他的文章。所以，他拿到這一天的報紙時，只是粗粗地看了一遍，覺得此文過於牽強附會，所用史料大多是斷章取義的，措詞也蠻不講理。加上他印象中的姚文元是一根棍子，也就不想去和這種小人計較了。但是，按照中國共產黨中央的政策和一貫做法，要批評一個北京市副市長，並且上到這樣高的綱必須由黨中央作出決定，任憑姚文元有再大的膽，任憑《文匯報》有再大的膽，也是不敢自行這樣做的。聯想到一年多前周恩來曾經告訴他，有人在議論他的《海瑞罷官》搞影射，他自然很快會想到這篇文章是“有來頭的”。他不得不又認真地看了一遍，特別是當他讀了《文匯報》那段上綱上線的文字時，他十分氣憤，這簡直是栽贓陷害他。那么，是誰讓姚文元這樣乾呢？吳晗心中劃了個問號，他不可能想到是毛澤東正在發動一場“文化大革命”。他百思不得其解，他的心情是沉重的。他對黨、對毛主席、對社會主義一貫忠心耿耿，怎么會被扣上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帽子呢？他實在想不通。
影響
吳晗個人想通想不通對於整個被某些人操縱的歷史進程來說並不重要，畢竟是從這一天開始，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就已經揭開了序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