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述
1937年8月，日寇進攻上海，逼近杭州。9月，浙江大學校長竺可楨帶領師生離開杭州，橫穿浙江、江西、廣東、湖南、廣西、貴州6省，行程2600多公里，歷時兩年半，最終將校址遷到貴州省遵義、湄潭，並在當地辦學7年。
浙江大學西遷路線初遷浙江建德
1937年"八·一三"淞滬戰役以後，由於戰時情況的需要，浙江大學成立了"特種教育執行委員會"，竺可楨校長擔任主席。這個委員會下設總務、警衛、消防、救護、工程、防毒、研究、宣傳、課程等9股，全體學生必須參加其中一項工作；同時成立戰時後方服務隊，規定學生必須參加，並須嚴守紀律、服從命令。另外開辦警衛、消防、救護、防毒等訓練班，由"特種教育執行委員會"所屬各股分別負責辦理。
為了使一年級新生能安心學習，竺校長於1937年9月14日和西天目禪源寺方丈妙定商定，租借寺院余屋，作為1937年度新生的教學和生活用房。9日21日，一年級新生開始遷至天目山，27日起上課。雖然條件因陋就簡，又地處深山，遠離城市，但師生朝夕相處，不僅授課答疑都極便利，而且道德品行的陶治更為有利，因此，計畫多時的導師制首先在這裡推行起末。在當時來說，浙大試行導師制是國內教育界首創。學校又決定把附設的高工和高農兩校遷往蕭山縣的湘湖。
至於杭州浙大本部，由於敵機侵襲，從9月20日至10月30日，六星期中，因警報而不能上課的時間平均達16%。但浙大師生在日機狂轟濫炸的惰況下，警報一解除，仍然照常上課。到11月5日，敵寇在浙江、江蘇二省間的金山衛全公亭登入，離杭州不遠，浙大決定遷校建德縣。建德在杭州西南約240公里，古稱嚴州。從11月11日開始，浙大教師學生分三批出發，在江乾碼頭乘船，於15日全部到達建德。同時，凡是可以搬運的圖書儀器，幾乎全部搬離杭州，用汽車或船隻運至建德。11月下旬，浙西形勢危急，天目山中的一年級新生，有陷入絕境的危險，學校決定搬遷，自11月底起，天目山師生分批行動，乘車、步行、換船，經五天奔波，也全部到達建德。全校稍事休整，立即複課，一學期的課業，並無大的影晌。
浙江大學遷至建德的臨時校舍，所有辦公室、教室、宿舍等，分散在城內各處，總辦工室設在總府前方宅，教室分設在林場、天主堂、孔廟等處，宿舍則在中心國小、萬源當、東門街一帶民房。浙大師生員工加上家屬不下千餘人，所以每天課餘飯後，街巷擁擠。加上其他遷來的學校，建德一時成了學校城。
11月20日，竺校長從廣播中得知南京國民政府遷移重慶的訊息。同時，蘇州陷落，日寇南侵，逼近嘉興，建德也不是安居之地。學校考慮再次搬遷，派人到浙江南部和江西等地實地了解。12月2日，接到教育部來電，同意浙大遷移浙江或江西南部。竺校長決定親赴江西，進一步落實校址。經竺校長多日奔波聯繫，江西省政府同意拔吉安縣青原山及泰和縣大原書院舊址給浙大，但要求以後能集中泰和。竺校長返杭後立即召集特種教育委員會，“決定提早遷赴吉安。因照原擬寒假中遷往，如是則學生課業無妨礙而吉安方面之房屋而可從容預備，但南京失落以後，日本人有侵武林之趨勢，杭州如失守，則公路必斷，而浙贛或不通，故不得不先遷也。即派人赴玉山接洽車輛，以便定期停課。”
浙江省政府遷到浙江南部後，11月26日，省教育廳宣布省立學校疏散，從此浙大附設高工、高農兩校失去經費來源。竺可楨只得忍痛遣散這兩校師生。之後，浙大就再沒有高工、高農了。
師生乘船繼遷江西吉安與泰和
赴贛
12月24日，即杭州淪陷之日，浙大開始撤離建德，師生們走上了極其困難的赴贛歷程。
浙大這次從建德向江西吉安搬遷，不像離杭時那樣匆促、忙亂，而是更有組織、更有秩序。學生分若干隊，每隊都有導師一二人率領。蘭溪、金華、常山、玉山、南昌、樟樹、吉安等地各設接待站。學生和教職工及眷屬分三批依次在建德上了民船，到蘭溪後，有的步行，有的換乘小船，溯梅溪而抵金華。
12月26日，浙江金華遭到日寇三架重型轟炸機的狂炸，城內創痕滿目，浙大的大批師生幸未遭害，但身經其險。竺校長於次日到達金華，也遭遇日機的轟炸，落彈點離他所在的地方不遠，幸未受傷。金華連遭日寇轟炸，轉瞬之間，市面繁榮頓歇，居民逃避一空。日本侵略軍越錢搪江而直指金華的訊息不脛而走，搞得人心惶惶，不可終日。這時浙贛鐵路因軍運關係，客貨車都已停開，而人民逃難如潮。因此，浙大部分教職員和學生，只得集結在金華的幾個臨時處所。由於柴米難得，許多人已空腹多時。四壁蕭條，飢腸轆轆，時值寒冬，凍坐終夜。在這種情況下，浙大師生沒有消沉，而是更堅定了堅持奮鬥的決心，有的交涉兵車附行，有的沿鐵路"安步當車"，有的攀上煤車、敞蓬車、難民車和兵車西行，冒受風雨，嘗盡饑寒。隨兵車附行的，往往要在六七天后才能到達南昌。有一部分後走尚在建德的師生，聽到金華被炸的訊息，便要所乘的船，溯水路直放衢縣，轉到常山，再設法往江西，幾經周折，才將這些師生用汽車分批送抵玉山。
江西玉山，是當時浙贛鐵路總局所在地。浙大的所有人員，不管是搭車的、乘船的、步行的，先先後後，陸陸續續，總算平安匯集在玉山。但有700多箱圖書儀器，裝了30多艘民船，卻停泊在金華鐵路車站西面不遠的河面上。在這樣的危難時刻，浙大負責押運的教師、職工，四處奔波設法，並親自動手，將物件分裝在兵車、煤車和貨車上，到1938年1月6日夜間，才將所有滯留的校產，運離秩序混亂的金華，到達江西玉山。
但是，當時在玉出要找火車車皮運送浙大師生到吉安附近的樟樹鎮，簡直此登天還難。為此，竺可楨從1937年12月28日起在玉山停留十一天，在小雪斷續、北風勁吹的玉山四處奔波，托人求情，聯繫車輛。直到1月7日鐵路局才同意拔10餘節車皮給浙大使用，實際上又過兩天之後，總算在貴溪聯繫到一低鉤車頭，才將浙大師生和圖書儀器運往江西樟樹鎮。而另外乘在一列客車上的師生，卻不知下落，經竺校長再三查詢，方知該車廂竟被甩在江西鄉間的向塘，這些師生飽嘗困頓一星期後，才披運抵樟樹鎮。
從1937年12月24日到次年1月20日，浙大師生從浙江建德出發，經金華、玉山、樟樹，轉抵江西吉安，行程752公里，平均每天前進30公里，飽受了驚嚇和風霜之苦，經受了考驗和鍛鍊，幸而人員、物資都無損失，平安到達目的地。
吉安辦學
這次遷校的目的地是泰和，由於戰局發展迅速，浙大提前遷離建德，泰和的房舍來不及準備就緒，而吉安卻有兩所學校正放寒假，房舍空著，所以就借了來，作為浙大臨時落腳之地。
吉安在江西中部，位於贛江及其支流禾水匯合處。這裡是宋代著名文學家歐陽修和民族英雄文天祥的故鄉。中國第一個農村革命根據地，就在吉安地區的井岡山建立。
浙大遷到吉安後，教職員住在鄉村師範，眷屬租用了當地一些居民住房，學生則全部住入白鷺洲上的吉安中學。為了不致荒廢學業，利用鄉村師範和吉安中學放寒假期間，學校決定借屋暫行上課，以結束一學期的課程。因有吉安中學的一些現成設備，不用花很多力量，所以此較方便。學生上課兩周，接著進行期末考試，然後休息一周，便準備南行40公里，深入泰和鄉間。
2月中旬，吉安中學與鄉村師範的寒假已告期滿，浙大師生即於2月18日由水路（贛江）和陸路（贛粵國道）遷移到泰和。浙大離去後不久，白鷺洲便遭到日寇飛機的轟炸。
泰和辦學
泰和又名白下，千里贛江自南往北穿越而去，贛粵國道沿江而行。浙江大學臨時校址就在泰和城西2?5公里的上田村。該村古時有兩座書院，即大原書院（又名千秋書院）和華陽書院，還有趣園和遐觀摟（即藏書樓），當車遠道學子負笈來學，文風之盛，可與白鷺洲書院相當。浙大師生抵達泰和後，稍事安頓，便繼續教學，科學研究也未停頓。學生黎明即起，在朝陽之下，漫山遍野，朗誦默讀。白天不夠，又復三更燈火，埋頭苦讀。為了要補足搬遷期間所受到的影響，各學院的課程和實驗，都比以前有所增多。無論教職工和學生，工作時間和學習時間都自覺延長。於天目山開始實行的導師制在這裡地繼續貫徹，師生之間相互切磋砥礪，關係更為親密。大局勢如此紛亂急迫，這裡的小環境卻如此有條不紊，這在抗戰時期國內各大學中是不多見的。當時教育部派人到全國各地巡視，認為浙大是所有西遷大學中教學秩序和教學質量堅持得最好的一所。
在泰和時期，由於戰亂，物資缺乏，浙大師生家屬生活極其艱苦。竺可楨校長廉潔儉樸，一心為公，公而忘私，更是處處為人表率，他忙於遷校事宜，無暇顧家，甚至夫人張俠魂和次子竺衡身患重病瘧疾也無法顧及，由於醫療技術和藥品缺乏，竺校長的夫人和次子竺衡先後病逝於泰和。
不過，廣大師生並沒有忘記外部世界，"讀書不忘抗戰"。由於浙大搬遷所經的建德、泰和等地，都無日報，不能及時看到其他報刊，訊息閉塞。為改變這種狀況，浙大組織了情報委員會，從建德起就出版《浙大日報》。利用自備的無線電收音機，夜間收聽記錄新聞訊息，予以摘編，先是用壁報形式張貼，接著在建德鉛印20多期，到泰和後，沒有鉛印條件，改為油印發行。每期由每天的晚上九時起，到次日上午九時止，分別由工讀學生（勤工儉讀學生，當時稱為工讀學生）和職員二人收聽和記錄，上午十時編好，接著刻印，十二時左右發行，並由工讀學生上街叫賣，頗受當地民眾歡迎。內容除國內外新聞外，並酌登校聞、論著、通訊。
浙大的師生還先後多次進行救亡宣傳，演出了《蘆溝橋》、《漢奸的末路》、《中華民族子孫》等話劇，十幾里外的村民都趕來觀看；浙大學生還到泰和、吉安乃至贛州宣傳演出，募集救護傷兵的捐款；浙大教授組織前線慰勞隊，赴漢□轉到前線慰勞，節約自己的膳食費作為捐款。影響所及，小學生們也熱烈回響。同仇敵愾之氣一時激盪贛江上游各地。
浙大師生抗日熱情很高，開展了許多抗日活動。如學生自治會發起給前方將士捐獻棉背心，竺可楨就命拔出兩間房子作縫製場所，帶頭捐獻以供製作費用，並常和夫人到製作場鼓勵，夫人張俠魂更多次到現場指導。以後學生自治會又發起募捐活動，竺可楨夫婦率先捐獻了他們的結婚戒指。夫人張俠魂還發起在1938年7月7日舉行"七七蘆溝橋抗戰一周庫紀念"活動，並親自撰文以志紀念。
浙江大學師生留住泰和期間，為當地人民做了三件好事：修築防洪大堤，創設澄江學校，協助開闢沙村墾殖場。
修築防洪大堤是有益民生的急事。因贛江主流所經，兩岸大多為平原，泥沙淤積，夏天大雨時，幾乎年年泛濫。上田村的樓壁牆角，已往的水痕斑斑可見。當地人民雖屢遭水害，但因無力防治，也就習以為常。浙大到來了解這一情況後，即與江西省水利局及泰和縣政府三方商量，決定修築防洪堤，由地方出錢，浙大負責全部技術工作。為此，組成堤工委員會，推選竺校長為主任委員，由浙大土木系的工讀學生在教師指導下測量水位和提基，4月底開工，到6月底完工，歷時二個月。防洪堤東起泰和縣城，西至梁家村，全長7?5公里，所有土方、涵洞、水閘等工程都如期完成，堤工最多時增到800人。雖當年恰逢雨量少，未發水災；第二年即發洪水，當地人民未遭水害，都稱崇浙大的功勞。此後，上田村一帶未再遭水災。新中國成立後，政府屢次組織民工加固堤防，但當地民眾特別是老年人，仍然讚揚浙大師生在抗戰時興建的"浙大防洪堤"。江邊還設有一碼頭，當時叫"浙大碼頭"，這個名稱一直延用至今，也是浙大曾在泰和停留的永久的美好的紀念。
創設澄江學校(贛江流經泰和的一段，又名澄江)。浙大推選四位教授組成校董會，由熱心教學的大學生兼任教師，改變了原來農村國小師資程度低下、設備缺乏等狀況，使得農村兒童和搬遷中的浙大教職工子弟得到比較良好的教育。
協助開闢沙村墾殖場。到1938年，抗日戰爭的烽火已迫使不少蘇、浙、皖的民眾流離失所，有的難民來到了江西，缺定生活依靠，於是浙大和江西省政府商議合辦墾殖場，以解決一部分人的居住和生計問題。沙村附近高壟一帶有荒田600餘畝，建立了沙村示範墾殖場，由浙大土木系工讀學生勘定、測繪，並由農學院負責主持籌劃，有兩位浙大畢業生具體指導，安置了140名戰區難民，墾荒耕種，集體經營，即使難民的生活有所著落，也使農墾事業有所推迸。竺校長對泰和縣農村衰敗、人丁銳減的情況也甚為關切，特地囑託在墾殖場工作的兩位畢業生對吉安地區11個縣區的部分鄉村進行凋查，他們靠步行整整凋查了三個月，獲得了當地農村的不少情況和資料。
浙大還做了一件意義重大、有利於保存民族文化瑰寶、免遭戰火之災的好事，就是協助浙江省搬運文瀾閣的四庫全書到安全處所。清乾隆時編纂的四庫全書，當時共抄了七部，其中三部早已被毀，原在熱河、奉天的兩部在抗戰開始後己陷敵手。餘留的二部，原在北京故宮文淵閣的一部巳遷四川，原在杭州文瀾閣的一部，36000多冊，在"八?一三"淞滬抗戰前由浙江圖書館裝成140箱運到富陽鄉下存放；後日軍進逼，省圖書館想把它運至建德，但省里不發經費，竺可楨得知後馬上派校車幫忙運到建德。以後省圖書館又把它運到龍泉鄉下。浙大遷到江西後，竺校長為四庫全書的安全耽心，認為在龍泉也不安全，特地致電教育部，指出四庫全書應及早遷到內地，並表示浙大願意派人協助。教育部復電同意竺校長的意見，準備遷到貴陽，要求浙大協助遷運。竺校長即指派一位教師回到浙江，與有關部門商議，中經周折，終於會同浙江圖書館啟運出省，途經五省，歷程2500餘公里，全部安全運抵貴陽附近的地母洞存放。浙大遷到貴州後，竺校長几次到地母洞了解情況，並對保管工作中的問題提出改進意見，使這一文化瑰寶得以安全渡過抗戰時朋，戰後運回杭州。
1938年6月26日，浙江大學有一批畢業生即將走向社會。這也是浙大在抗戰中的第一批畢業生。竺校長在當天舉行的畢業典禮上，發表了"大學畢業生應有的認識與努力"的富有哲理、充滿激情的講活。他勉勵學生要日日新，又日新，以天下為己任，使中華成為不可滅亡的民族。他希望同學們"不求地位之高，不謀報酬之厚，不憚地方的遙遠和困苦，凡是吾人份內所應該做的事就得去做"。竺校長在結束講活時說："現在救國的責任，已在諸君身上，希望大家能擔當起來。"
西遷途中，一些同學滿懷悲憤投筆從戎，上前線殺日寇。竺可楨對同學們的愛國熱情大加讚賞，以戰國時代趙氏孤兒的故事教導同學：當今臨敵之際，年輕人有兩種途徑可以報國，一是赴前線殺敵，此舉需要勇氣和膽量，如程嬰所為；一是在校刻苦學習，以後從事建設工作，此舉需要毅力與恆心，如公孫杵臼所為。竺校長的講演，對學生們是鼓勵和鞭策。
三遷宜山
時局多變，6月下旬、7月初，江西北部的馬當、彭澤相繼失守，泰和已不是安全之地。即使敵人未必很快深入江西中部和南部，但只要南昌一陷落，浙贛路就會中斷，屆時就無法遷校，因此，浙大不得不再次籌劃西遷。學校再次組成遷校委員會，竺校長親自出馬，7月3日，在武漢找到教育部長陳立夫，陳同意必要時浙大可再次遷校，並說貴州安順可以考慮。竺校長就經長沙赴廣西，到各地考察，尋找合適的地點。
8個月後，浙大再度西遷，經過40多天艱難跋涉，於1938年10月底到達廣西宜山。儘管浙江大學在宜山只有十分短暫的一年零四個月的日子，卻讓古城宜山為之一振，耳目一新。
宜山昔為“蠻煙瘴雨”之鄉。浙大以原工讀學校為總辦公室，以文廟、湖廣會館為禮堂、教室，在郊區搭建茅屋為學生宿舍。在此確立“求是”校訓，即“排萬難，冒百死以求真知。” 1938年12月8日制定校歌，馬一浮作詞，應尚能作曲。
1939年2月15日，18架敵機轟炸宜山，落在浙大校舍的炸彈就有100多枚，造成10多間房舍被毀，有100多名學生的衣物用品遭劫。此間環境已不安定，1940年1月9日，浙大第四次打起行裝繼續往貴州搬遷，在第二故鄉寫下了7年辦學史。
四遷遵義
1939年2月，竺可楨校長來到貴陽，與當時的貴州省主席吳鼎昌商議，準備把浙大遷到雲南的建水或貴州的安順，在商議過程中，恰遇湄潭在貴陽做事的陳世賢、宋麟生兩人，他們力勸竺校長遷往湄潭，因為湄潭山清水秀、價廉物美，人民感情淳樸。竺校長聽了兩人的介紹後，遂來湄潭考察。時任湄潭縣縣長的嚴溥泉在江蘇任過職，聽說竺校長來湄考察很高興，親自召集各界人士組織了21個團體，對竺校長的到來表示隆重的歡迎，並告訴竺校長把湄潭最好的房舍供浙大師生選用，竺校長在湄考察一天后，在日記中寫道：湄潭風景優美，民風淳樸，物美價廉。決定了將浙大遷到湄潭。
在湄潭1940年1月16日，竺可楨從貴陽抵遵義，受到全城紳士的歡迎。因遵義至湄潭的公路還有部分路面和橋樑未竣工，遷到遵義的浙大隻好臨時安排房舍複課，同時派理學院院長鬍剛復、農學院院長蔡邦華到湄潭籌劃遷校事宜，6月，浙大農學院師生陸續遷到湄潭，6月10日正式開學上課。9月22日，竺校長偕胡剛復、費鞏教授來湄，次日到城北20公里的永興場，察看了江西會館、三楚會館、四川會館、南華宮等處，決定將滯留在貴陽青岩的一年級遷到永興，理學院及師院理科速遷湄潭縣城，至此，浙江大學結束了兩年多顛沛流離的西遷之路，在貴州黔北找到了一方適於教學科研的淨土，並在這裡紮根成長、開花、結果。由於浙大西遷的路線與紅軍長征時期前半段路線基本吻合，而落腳點又都是對中國革命具有轉折意義的遵義，因此人們稱它為“文軍的長征”。
湄潭為遵義浙大的分部，文學院、工學院、師範學院文科在遵義，理學院、農學院、師範學院理科在湄潭，一年級分校在湄潭永興場。
戰時法幣貶值，物價飛漲，浙大學生因多來自淪陷區，經濟來源斷絕，靠公費、工讀維持生計，教職工一家數口開支大，艱難度日。雖印刷條件和紙張及其困難，但學術期刊比戰前還多。逢著名科學家誕辰或有意義的節日，即有學術報告會。
此時浙大愛國力量蓬勃發展，本著“讀書不忘救國”，開展各種抗日活動，有黑白文藝社，拓荒社、塔外畫社、鐵犁劇團等。1943年成立“湄江吟社”，有錢琢如、蘇步青發起，結伴遊覽，吟詠頗多。或憂國憂民，或歌頌壯麗河山。
同時，體育操練亦生生不息，各處空地都已成為運動場。浙大附中與湄潭中學合併。浙大對當地學風產生重要影響，當地青年往常以經商和做官為前途，自此讀書風氣日濃。
生活、學習條件如此艱苦，但浙大西遷培養的1300多名學生中，湧現了不少如李政道、程開甲、谷超豪、施雅風、葉篤正等精英。據不完全統計，在當年浙大任教和求學的師生中，後來有50人當選兩院院士。李政道曾說，一年的“求是”校風薰陶，發端了他幾十年細推物理之樂，給了他攀登世界高峰的中華文化底蘊。
浙江大學在遵義湄潭辦學七年，被稱為浙大歷史上最光輝的七年，是浙大辦學歷史上最重要的發展時期。在湄工作和學習過的兩院院士達45位，其中有一大批中國知識分子的一代精英，竺可楨、蘇步青、王淦昌、談家楨、貝時璋、盧鶴紱、陳建功等世界著名科學家的主要論文在湄潭成稿，他們在十分簡陋的條件下，潛心研究，孜孜以求，成就赫然。他們不僅為我國科學事業做出卓越的貢獻，還為貴州黔北以及湄潭政治、文化、經濟的發展起到巨大的影響和推動作用。
東方劍橋 求是蜚聲
英國著名學者、世界著名科學家李約瑟博士在1944年10月來湄潭講學，被浙大師生在艱苦的環境下，那種濃厚的學術氛圍和諸多的論文所吸引。回到英國後，在《自然周刊》上發表文章中寫道：在重慶與貴陽之間叫遵義的小城裡，可以找到浙江大學，是中國最好的四大學之一。他甚至把浙大與他的母校劍橋大學相提並論。
1945年8月抗戰勝利。1946年5月，湄潭、永興師生集中遵義，後取道貴陽、長沙、漢口、上海回到杭州。浙江大學這支"文軍"，在大江以南的浙西、贛中、桂北、黔北農村和山區，既堅持了教學和科學研究，又促進了這些地區的開發。同時，浙江大學的學生來源地也從原來以東南地區，即蘇、浙、皖、贛為主，擴大到蘇、浙、皖、贛、閩、湘、粵、桂、黔、蜀諸省，以至招收全國各地(包括東北各省)的流亡學生，發展成為一所全國性的大學。浙大這支"文軍"的長征是播種機，在大西南半壁江山播下了科學文化的種子；浙大這支"文軍"的長征是宣傳隊，傳播了現代科學知識，弘揚了中華民族不可戰勝的精神。
西遷頌與西征行
《西遷頌》和《西征行》是由浙江大學學生原創的關於浙大西遷的詩文。
西遷頌
杭城西子，人間天堂，浙濱名校，國之成均。上虞可楨，臨危掌校，滌舊氣，求革新，欲承江南文風，育忠毅英才，立心天地，樹我國邦。天違人願，萬事多艱，鯤鵬展翅，恰逢驚雷掣天；蛟龍入水，巧遇大旱驟至。丁丑之秋，華夏遭難，學府落淚，國運益頹，文道臨淵，來日無多，去處何覓？天目禪源，西遷之始，國難當頭，空門不空。登臨浮玉，方知山川之廣；求學淨土，才曉學海無涯。黃卷青燈，難掩學子悲色；古木奇峰，不敵倭寇炮堅。寇艦登入，浙東佳郡，無地容身，舉目尋路，遙指建德。千人臨江，極目眺望富春江水；齊登烏蓬，灑淚揮別故土家鄉。扶老攜幼，舉校搬遷，五日方抵嚴州越池；心弦弗定，立足未穩，怎奈再度流離沛顛。
廬陵吉安，六一居士文風浩然；白鷺洲頭，天祥文山正氣貫天。師生偕行，甘苦同當，暫居青原，奔赴贛中。江西泰和，荊廣之咽喉，淮浙之唇齒，聲名文物，地靈人傑。名校徙入，造福鄉里，百姓稱道，恩澤無量。澄江學校，廣納寒門學子；浙大碼頭，喜迎渡河船舟。十五里洪堤，降伏急江惡浪；六百畝荒地，化作沃土良田。戊寅仲夏，虜犯潯城，藕舫辛勞，遠覓新址，倦極備息，豈料妻兒病逝，草葬松山，肝腸寸斷，長子從戎，不辭而別，天各一方。國難家禍人離，試問天下校長，幾人曾嘗此辛酸？悲哉！痛哉！
宜山文廟，結茅駕竹，重振學術研究之心；東郊標營，開荒平地，復起講誦不絕之音。求是校訓，治學之道，造求真務實之氣，顯博學審問之象。一浮睿智，煉文言校歌，尚能高材，譜宏麗樂章。晨曦微露，百廢待興，不料時運不濟，苦難踵至。窮鄉僻壤，煙蠻雨瘴，瘧疾橫行，缺醫少藥，回天乏力。
日機嘯空，警報長鳴，炸彈雨瀉，校舍毀夷。熱血男兒，七十又七，奔赴前線，服務戰地，為校爭光。
敵擾桂南，天災人禍，立錐之地難尋。遵義春暖，湄潭水清，一川風月，七載光陰。雲斂長空，蜂蝶競舞，絕無空襲警報之憂；水澄遠浦，魚蝦歡游，斷無敵船炮鳴之患，實乃治學勝地，黔北江南。桃源江公祠，浙大圖書館牌匾可辯；北郊地母洞，文淵閣庫寶印痕猶存。山高路險，不棄文脈，十萬藏書，墨馥醉人，學子勤讀，苦中嘗甘。風景雖美，民風雖純，時事仍艱，物資仍匱。蜻蜓點水，盡道鹽米之貴；逢六進一，畢顯肉蔬之缺。衣薄食菲，以書當糧，身陷幽谷，青雲壯志不墜。校舍簡陋，可睹費鞏燈長明，燭照一片冰心；農場坡陡，可嗅湄紅茶飄香，潤澤一方丹田。逆境出人才，絕境現英雄。昔陽明先生貶串龍場，修身習性，方悟心學，創辦書院，學徒蟻聚，開自由講學之風；今浙江大學流落黔省，探求真理，科學報國，三地辦學，天下來同，筑西南人文高峰。數學泰斗種菜，植出陳蘇學派，列居寰宇三甲；物理大師牧羊，育出諾獎得主，蠻聲四海學界。工程師節，普及現代科學，破除迷信愚昧；戒菸義演，傳播健體理念，減輕罌粟流毒。抗戰勝利，舉國祈盼，乙酉季夏，八年恥辱，一朝得)。全校師生，喜極而泣，九載寒暑，始返杭州。嗟乎！大任天降，五千二百里征程，不改報國圖強之心；繼學往聖，三千二百個日夜，不輟教育救國之志。名師雲集，專靜純一，爭鳴學術，悉心育人，終結累累碩果；學子發奮，篤行慎思，深入工農，感恩民眾，始成效國大器。浙大西遷，文軍長征，歷經劫數，四易校址，輾轉六省，排萬難，冒百死，遍嘗世間疾苦，冶鑄中華名校，譽稱“東方劍橋”。
西征行
華夏遠世千載榮，中國近代百年辱。
黃海東溝英雄沒，馬關春帆國人羞。
奉天北營一朝退，三省黎民一何苦！
倭人侵凌由來久，山河破碎不忍睹。
盧溝橋上月色寒，宛平城內槍聲亂。
淞滬敵船紛紛至，黃埔壯士赴死戰。
金山轉瞬淪敵手，杭城一夜現陣前。
國破家忘人無定，時艱命舛學不安。
江乾乘船溯江西，天目登車逾嶺南。
林場孔廟作校舍，東門民房供一眠。
山居小城無閒處，江岸學宮有紛繁。
黃氏公望如有在，富春江上多流連。
中朝飄亡至巴蜀，敵鋒直指杭州府。
忍痛割捨工農校，毅然西進踏征途。
金華連遭敵襲擾，師生困頓坐寒冬。
交涉兵車附西行，隨同難民嘗苦楚。
嚴冬一月轉奔波，寒風淒雨入吉州。
白鷺洲上暫借住，中學堂里文心朴。
泰和上田迎新客，千里贛江水悠悠。
朝陽起時山讀清，三更燈火溫習苦。
澄江辦學啟民智，沙村墾殖解民憂。
十里長堤今猶在，見說當年浙大功。
辦報募捐慰前線，同仇敵愾貫長虹。
忠肝義膽效程嬰，忍辱負重學忤臼。
可憐人世多磨難，俠魂永葬青松浦。
天若有情天垂淚，一腔風雨化黃土！
馬當彭澤相繼失，另覓它處不宜遲。
四十餘日多跋涉，宜山之下有淨室。
甘冒百死求真知，校訓確立自此時。
一浮為詞尚能曲，國有成均傳唱斯。
南國烽火遍地燃，鐵蹄難容一講壇。
紹榮親赴黔中地，湄潭溥泉相迎歡。
春江贛水宜山地，兩載顛沛終獲安。
度日維艱不墜志，民風淳樸學井然。
憂民吟誦湄江社，救國義演鐵犁團。
整風滌氣革舊貌，勸學篤進換新顏。
精英學術譽天下，正氣中天豈可掩！
天降大任勞筋骨，熊熊火中得涅盤。
八年恥辱一朝雪，九載寄寓始返杭。
錢塘書院雖殘破，學子涕淚且喜狂。
一尊還酹江月飲，兩袖拂奏凱歌唱。
文軍長征驚寰宇，東方劍橋名史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