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理位置
歷史沿革
河東書院的建立是同一個美麗的民間傳說連在一起的。
據安邑縣誌第十三、十四卷中《響當墳》記載:元末明初,有一百姓,善風水,世居運城以西。其子羨慕父術,屢求葬地,不答。直到其父病危,問之,乃曰:“恐怕你無福。可於我死後,抬棺至西北方五十畝地內,遍游之,繩斷之處即葬地。見有鐵冠者過,乃下葬之時。但殯後百日不能離家,則貴不可言。”言畢氣絕。子遵父囑,在五十畝地內抬棺遍游,果然無故繩斷,但鐵冠者未至,不敢下葬。忽風雲大作,盆雨傾注,適有行人頭頂鐵鍋而過,遂欣然下葬。此後,子不出戶庭半步。至九十九日夜,子忽思:“次日款待親戚,酒禮未備。天明已足百日,當無妨忌。”於是,凌晨趕至運城。城門未開,便臥地等待。此時,城內御史夢見有一白髮者告曰,接駕、接駕,如此反覆數次。御史驚起,開城門觀之。只見一孝服者臥於城門之外。詢之,不言。又問,子才實言相告。御史大驚。恰在此時,又聞城西北葬地鼓樂喧天,象是後端即將登基之舉,便驚。遂帶兵馬追其葬地,掘其墓穴。果真白氣一道,直入雲際。閃爍之間,似見乘馬者多人升天而去。御史驚叫:“好險,好險,河東竟有這等風水!如果不是掘墓及時,我朝必將亡矣!”為此,遂在此地築起“九峰山”、萬歲碑和歷代帝王祠等,意在鎮壓河東正氣,破壞河東風水。
這個傳說,雖屬荒渺,但傳者甚像。於是,河東百姓便寄希望於這塊“風水寶地”,期望在此地建造學堂,育出一批“秀才”、“舉人”和“清官”來。
“興學”的期望終於實現了:明朝正德九年(1514)春,河東百姓終於通過集資這個方式,在這塊“風水寶地”上建起了一座“河東書院”。
據《河東書院》碑記:“正德甲戍春,御史安陽張子仲修,巡鹽河東,官史革愆,商民胥悅。夜讀書,晝誨諸河東生,乃從官師之請,作河東書院於路。於是,諸車人、店人、牙人願獻木石及力,諸工師願獻能,諸園藪願厥植。乃選義士命理,乃築堵周七十雉,乃作‘先門’三穩南面,北渡石橋,‘儀門’三穩,又北,‘講經堂,五穩……”碑文告訴我們:當御史張仲修順應本地官紳儒生,計畫興建學堂時,許多趕車的、開鹽店的、作生意的、當經紀的,都願意獻出木材、磚石、錢財和勞力;許多能工巧匠願意義務做工;許多務農種樹養花的願意獻出土地、樹木和花草。於是就挑選了幾位正派的人士具體負責承辦建校事宜。
河東書院自建成到停辦先後經歷了明朝、清朝、民國三個朝代,共423年,是原河東地區三朝最高學府。
據縣誌載:明萬曆八年,張居正奏毀天下書院,御史李廷觀急改“河東書院”為“三聖廟”,才免遭劫難;萬曆十三年御史趙楷更名“崇聖館”;萬曆十六年御史吳達可又更名“育才館”。清初恢復“河東書院”,清康熙十年(1671)御史布舒熊一灑重修。康熙二十年御史黃斐再修;光緒二十八年(1902)由河東道吳匡將其改為“河東中學堂”;辛亥革命後,又將其改為“省立第二中學校”(1911-1934暑假);旋又改為“省立運城中學校”(1934年暑假——1937)。1933年增設高中部,是一所高、國中具備的完全中學。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於10月間奉令停辦。這時國中部已編至五十三班,高中部編至第五班。河東一帶淪陷後,校舍被日軍占據,後被焚毀。至此,三朝學府僅存“藏書樓”。其它建築物已蕩然無存,“九峰山”已成廢墟,但假山、石橋遺蹟可辨析。現為市文物保護單位之一。
建築布局
河東書院座落在運城西北五公里處,今大渠辦事處院內。據縣誌記載,原面積較大,占地30餘畝,有學田40餘畝,座北朝南。主要建築順著中軸線自前至後,其它建築,兩邊對稱。從中軸線向北,前有先門、儀門、講經堂,堂前台階上建有卷棚,台階旁是兩棵桐樹,桐樹外是松樹,台下還栽有許多松柏和苦槐。在堂的東西兩邊建有五間房舍,相向而對。東叫“崇義齋”,西叫“遠利齋”,還有兩個“碑亭”,分別在兩齋的南端,面南而立。在齋的背後建有花牆,和儀門之牆相交。儀門東邊,有個“東號門”,是面南的。向北走,有“東上號門”、“東中號門” 和“東下號門”,再往北走上東序。在它前邊有三個號房,都是面南的。自這門轉路登上台階,都有樹木夾階陳列,下邊是楸樹,中間是槐樹、上面是桐樹,在台階背面是兩棵梨樹。台階周圍種著茨柏。在“儀門”西邊,有“西號門”,是面南的。沿西號門往北走,有與“東號門”規模體制一樣的三座門,再北還有兩個門,門前左右各有揪樹。五間面南的“退思堂”建在中軸線上“講經堂”之北,“退思堂”的北面,是“四教亭”。在堂東偏南下邊的,是向西的“左曲房”,它後面是管檔案人住的房子;在堂西偏南下邊的,是向東的“右曲房”,它後面是勤雜工友住的房子。在西牆的西邊有四排向東的單人住的小房間,叫“西蜂房”;在東牆的東邊也有四排向西的單人住的小房間,叫“東蜂房”。在中軸線上“四教亭”的北邊築有一座土木結構的樓房,稱為“書林”(又名“藏書樓”),樓上中間是祭祀三晉名賢的神堂,兩旁是藏書的房間,樓下有個象塊圓形玉石的水池,叫“環池”。池內種蓮,還可划船,是個“天光雲影”的風景區。環池北是“亂石灘”。灘的北邊是“九峰山”。山間中峰上建有“仰止亭”,便叫“仰止峰”。山東面叫“杏壇”,山西面叫“桃源”,山旁掘有磚井,叫“源頭”,山下有四洞,可由前山曲折通往後山,洞叫“遊仙”。“蓮池”在山的後麓。山上怪石嶙峋,重巒疊嶂,樹木茂密,雲霧繚繞,所以左山叫“豹變”,右山叫“風鳴”。前人登臨藏書樓,有“怪石攢成九疊屏,層樓上倚六符星”之句。就是指“九峰山”而言。“環池”的東邊是“石榴園”,建的亭子叫“日新”;西邊是“葡萄園”,建的亭子叫“月種”。這兩座亭的背面栽有松樹,亭前有圍繞菊花畦的籬笆,背松擁菊越過籬笆就可以觀山玩景。在山北的西面有亭,叫“悠然”,它的後面有個“牡丹園”,亭子叫“麗景”;再往後有個“紉蘭園”,亭子叫“余佩”,園子座東向西,亭子座北向南。另外,還栽了許多竹子,通過竹園的小路,可以達到山的深處。在山北的東面有亭,叫“綠猗”,它的後面有個“荼縻(這個字應該還有個草字頭,讀mi)園”,亭子叫“微風”,再往後面有個“籍草園”,亭子叫“一般”,園子座西向東,亭子座北向南。從“仰止山”後,經過青楊林蔭道往北走,就到了“游息亭”,再往北走,就進入“百果園”。這座山的北邊東麓和西麓,都有磚井槐亭,用水車汲水,從山兩邊流過,南流通過源頭井,再往南匯流到“亂石灘”,再往南匯流到“環池”。環池的東南和西南都設有水閘,東西兩條水路,各流經蜂房、廚房、號門流到方塘,兩流又匯於石橋,兩邊方塘又可向北流,灌溉山後各個園林和百果園。可見,整個書院門庭莊嚴,齋殿巍峨,講堂宏敞,碑亭傲立,園林清雅,小橋古樸、環境優雅、風景宜人,真可謂河東一絕。前人詠詩一首,生動地描述了當時河東書院的勝景:
勝地幽深草樹新,
開先卜築待居鄰,
山連華岳環三晉,
水帶黃河見七津。
剩有琴書期自得,
不妨魚鳥月相親,
諸蓮徑竹多風日,
壇杏宮芹與暮春。
河東書院的所有堂、齋、亭、園,不但布局講究,風格清雅,而且一堂、一齋、一亭、一園,甚至一草一木、一山一水、一碑一石,都與儒家的教育思想連在一起,起到了“文以載道”的作用。學生們進入“先門”,就想做個有道德的人;瞻望“儀門”,就會端正儀容;視碑石,就會使人對以後行為懷有懼敬之心;居住在齋舍里,就會靜心寡慾,洗心從善;進入“崇義齋”,就檢查自己思想是否正確;出了“遠利齋”就考慮自己行為是否違法;登上“講經堂”,就會刻苦讀書;來到“退思堂”,就會思己行為,防止過失;站在“四教亭”,就正心誠意;抬頭望山,就以仁為樂;低頭看水,就以智為樂;看到兩邊的“蜂房”,就想到怎樣修養思想、做好事業使它正確而恰當,仁者不憂,知者不惑,義者不錯;“日新”的含義是忠,“月種”的含義是順,不失忠順才能表現出歲寒松柏不凋的氣節;所建“松棚”,就是教育人永遠向松樹學習,以松為明,保持松樹的風格;過“亂石灘”,意在使人勇於接受挫折和困難的考驗;登上“書林樓”,就會使你不斷攀登,追求知識、探索真理;遊覽“杏壇”,以追述古代,鑑古譜今,汲取經驗教訓;訪問“桃園”,就會想起陶淵明渴望國泰民安、人民安居樂業的社會;在“悠然亭”休息一會兒,想想任何事物都是有規律的,它不以人們意志為轉移,千萬不要乾那些違背社會和自然規律的傻事;在“麗景亭”會看到大自然對我們的良辰美景;在“綠猗亭”會想到造物主給我們的奇珍異寶;在“微風亭”就看到氣象萬千、變化不息的宇宙,感到自己知識貧乏,天地間許多奧妙等待我們去探求;在“余佩亭”,看看蘭草,就會立志做個品端學優的人,以自己的言行薰陶別人;“藉草園”內,棵棵小草裝點大地,你就會想到只要對大家有貢獻,即使做棵小草也很好。只要能象上面所說的那樣,那你就可以心安理得地排除各種干擾而休息了,所以,“游息亭”建在後面。人很象各種樹木花草,都要有個結果的,所以“百果園”建在最後。
從此可見,河東書院的所有堂、齋、亭、園的建設與題名,不僅顯示了它的用途、特點和內容,而且都具有深刻的含義,起到了文以載道的作用,使每個學生時時處處都能受到有益的啟迪和深刻的教育,這充分體現了設計者和造物者的匠心與苦心。
書院文化
河東書院還是一座具有革命傳統的學校。數百年來,英才輩出,人文蔚起。革故維新,繼往開來。辛亥革命,播下火種。五四運動,急起回響。特別是中國共產黨成立之後,學生運動更是風起雲湧,為我黨培養了一大批傑出人才。
早在辛亥革命時期,留日學生、同盟會會員景定成等就在安邑創辦“教育會”,宣傳革命思想,河東中學堂的學生頗受薰陶和啟迪。因而,同盟會策划起義光復運城的許多活動都以河東中學堂為基地,學生運動在我區萌發最早,為後來各個時期的革命活動孕育了革命種子,培育了革命先鋒,成為河東革命策源地。
1925年,中共太原支部派王鴻鈞、崔鋤人到運城發展黨組織。他們深入二中開展學生運動,先是組織學生反對閻錫山盤剝民眾的房捐稅,後又成立了運城“涉案後援會”,支援上海“五卅”運動。在鬥爭中,學生祁金蘭、喬子甲、王月春、馮天祥等4人被吸收為中共黨員,這是運城地區的第一批中共黨員。
運城地區的第一個中共組織,也創建於二中,時間是1926年春,名稱是中共運城支部,書記是二中學生祁金蘭。同年7月,中共河東支部幹事會,也在二中成立,支書仍是祁金蘭同志。
1927年,二中學生運動又發展到一個新階段。他們不但發起了第二次驅逐反動校長的鬥爭,而且走出學校,到工農中去宣傳共產主義,開展革命鬥爭。在當時,轟動晉南的有兩大鬥爭:一是反對土豪劣紳的鬥爭——二中黨員王月春等人在省委特派員郭巨才、河東特委馮彥俊的領導下,聯絡從太原返鄉度暑假的同學,在猗氏縣勝利地開展了反對劣紳劉廷訓、資本家王萬年侵吞“五卅後援會”捐贈的援滬款800元、破壞反日運動的鬥爭;二是反對貪官污吏的鬥爭——1927年7月,安邑旅運學生在二中黨員馮天祥和省委組織部長王鴻鈞等的領導下,發動了驅逐安邑縣長鄭裕孚的鬥爭。整整鬧了一天又半夜,嚇得鄭裕孚交出現洋四千元和部分金銀財物,並悄悄化裝逃出城外。
1934年暑期,“山西省立第二中學”改名為“山西省運城中學”。校名雖易,傳統猶存。校門兩旁的牆上就寫著這樣一幅楹聯:上聯是,滴自己的血,流自己的汗,自己的事情自己乾,靠天靠人靠祖先,都不算好漢;下聯是:悲人類的災,憫人類的難,人類的疾苦共相關,愛人愛物愛世界,才是好青年。學校制定的校歌歌詞就是:“皇皇運中,歷史悠長,四方學子負笈來,人文尉起為棟樑。明理知恥,發奮圖強,大家要忠勇,莫彷徨。負起時代使命,挽救民族危亡!”,因而,運中師生的思想更為活躍,他們成立了社會科學聯盟;開展了反對會考鬥爭;發動了幾次學潮;組織了“一二·九”遊行;歡迎紅軍東征;舉行悼念魯迅活動;宣傳西安事變情況;還成立了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運城地方隊部;尤其是發動了聲勢浩大、震動全省的運中抗日學潮。“七·七”蘆溝橋事變後,運中的救亡活動達到了新的高峰。全校師生組織了歌詠隊、服務團,四處演出,慰問傷員,動員戰士英勇殺敵,教育人民參軍參戰,在運城方圓幾百里播下了抗日的火種,難怪河東一帶流傳著這樣一首民諺:“要革命入二中,要敢幹入師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