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汪璧（1914—1968年4月8日），女，原名方采秀，著名經濟學家、思想家顧準之妻。
早年經歷
1934年2月，顧準和幾個志同道合的熱血青年，在上海秘密成立了一個信仰馬列主義的秘密團體——進社。取名“進社”的意思是希望自己能促進苦難的祖國向著光明的未來前進。進社的第一次會議是在顧準家的廚房舉行，以後便規定每周在廚房舉行一次秘密集會，這種集會便簡稱廚房會議。
顧準全家福，二排左一為汪璧。汪璧是顧準的學生。她很關心抗日救亡運動，所以顧準也吸收她參加廚房會議。
他倆情投意合，互相愛慕，於1934年12月結婚。
1934年，他們的家成為上海地下黨印刷宣傳品的一個點，在危急之時，汪璧曾和顧準的母親緊急燒毀印刷品。1935年，上海地下黨遭到破壞，他倆有被捕的危險，黨組織決定讓他倆撤離上海，轉移到北平。在北平，正趕上“一二·九”運動。情況好轉之後，又返回上海。
1936年，他們的第一個兒子來到人間。
汪璧第二次懷孕時，顧準因躲避追捕，不能在身邊照護，她因勞累過多，心情緊張而流產，流血甚多，生命垂危，顧準冒著危險到南市瞿直甫醫院照顧妻子。
1938年，年僅兩歲的兒子因感染腦膜炎，夭折了。
1940年，顧準捨棄400多元大洋收入的月薪和每月100多元大學教書收入的優裕條件，到蘇南新四軍根據地工作。汪璧支持顧準的決定，用自己的收入維持一家人的開支，擔負起照看母親的責任，同時在地下黨的秘密電台從事特殊的工作。
1941年12月，太平洋戰爭爆發，日軍占領租界，汪璧離開上海，進入華中根據地。她在華中與顧準見面。見面時卻是有喜有悲，喜的是恩愛夫妻久別重逢，悲的是她告訴顧準，他們的第二個兒子也因感染肺結核並發腦膜炎而夭折了。為了革命事業。他們已經失去了兩個兒子。
他們的大女兒顧淑林，是在1942年日軍大掃蕩開始不久時降生的，其艱苦情況，可想而知。
解放戰爭時期，他倆一直在解放區工作。
1947年，華東野戰軍決定把國民黨大軍吸引到膠東半島，進行一場你死我活的大決戰，緊急動員非軍事人員分散隱蔽，當時汪璧在膠東工作，被列入疏散之列，她一個人帶著婆婆和一對小兒女，登上掛著蘇聯國旗的輪船疏散到大連。
1949年10月人民政權建立時，顧準和汪璧結婚已滿十五年，十五年來，他倆捨棄了優裕的物質生活。兩個兒子不幸夭折，但他們在艱險的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中共同為理想和信仰奮鬥，艱苦與共，患難相扶，政治上沒有受到打擊，他們的生活，是美麗花朵編織起來的幸福生活。
歷經坎坷
1949年人民政權建立以後，他倆在上海分別擔任重要職務，過了幾年平靜的生活。
1952年進行“三反”運動時，沒有經濟問題的顧準卻被打成“思想老虎”，與上海市委委員、市委秘書長黎玉同時以“阻礙三反”的罪名被撤職。曾有人勸汪璧與顧準離婚，她回答說：她信任顧準，也理解顧準，願與他共同渡過難關……，她對顧準的真摯感情，使勸說的人深為感動，顧準很感激汪璧，他在1955年11月22日的日記中寫著這樣的話：“我想到了我有一個這樣好的家庭”，“我的生活如此穩定幸福，實在是一生中所未有的”。
1957年，顧準被打成“右派”，被送去勞改，汪璧以堅強的態度接受了這一殘酷的事實，她認為：顧準主要是“嘴不好”，說了些別人不敢說或不會明說的話。她擔負起全部家庭重擔，顧準的親戚評論說：“汪璧是把一切都貢獻給了顧準”。
顧準被送去勞改時，汪帶著一家人送行，還在門口拍了一家人的合影照。
但是，對子女的教育卻成了難題。
顧準本來就思考了一些關係國家前途的重大問題，在勞改過程中又親眼看到極左路線給人民帶來的巨大苦難，他思考得更多更深，但這些，都不能跟子女講。長女顧淑林，從小秉承顧準的優點，善於思考，愛鑽研問題，一向喜歡與父親討論問題。1960年，顧淑林已十七歲，當顧準在她面前直言“大躍進”、“人民公社” 的弊端，批評“三面紅旗”時，純潔而理想化的少女，自覺地站在維護領袖威望和維護革命事業的立場，與父親爭吵起來。愛女激烈而“嚴正”的態度，使顧準十分苦惱。荒誕的政治意識，荒謬的理論和社會思潮已經嚴重地毒害了中國的青年，但自己無能力，也不可能改變這種現狀。
為了保護子女的前途，顧準與汪璧商議之後作出一個違心的決定，今後就讓子女把他作為一個“反黨右派”看待，讓子女和正統文化融為一體。
看到自己最親的人中了毒不能給他們解毒，反而讓他們繼續中毒；自己蒙受的冤屈不能在親人面前傾訴，還得讓他們對橫加於自己身上的冤屈認可和維護，這就是當時那個年代有思想的人最沉重的無奈。
1964年，顧準的外甥宋德楠因組織“馬列主義研究會”而遭罪，顧準因此受到牽連，於1965年2月被“監護審查”。胸膜炎大病方愈的汪璧擔心顧準寫的探索市場經濟和民主社會主義的文稿和筆記惹來麻煩，便和婆婆一起緊急銷毀，擔心用火銷毀會引起鄰居的注意，便把它漚爛之後投入抽水馬桶中沖走。31年前，為了應付國民黨的追查，她曾和婆婆一道用火銷毀了在她家裡印刷的中共地下黨的宣傳品，現在，這個忠誠的老共產黨員卻被迫又一次把丈夫珍貴思想的結晶銷毀，被迫把探索市場經濟、民主社會主義的文稿在抽水馬桶中沖走……
1965年7月，顧準以對宋德楠有思想影響的罪名，第二次被戴上“右派”帽子，這次被劃為“極右派”，表示罪加一等。然後被送到周口店勞改。
顧準被第二次劃為“右派”的訊息傳出後，在101中讀書的幼子顧重之馬上被扯去紅領巾。
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後，政治形勢變得十分嚴峻，對毛澤東的造神運動和“階級鬥爭”的狂熱，達到完全失去理性的瘋狂程度。這時期，汪璧一直十分抑鬱，十分痛苦，她面臨著足以逼死人的兩個難題：“要黨還是要丈夫”？“相信毛主席還是相信丈夫”？在兩種忠誠不能並容的當時的中國，她痛苦地作出決定：和顧準離婚。
1966年小年，顧準獲準回家去過春節。到家的下午，汪璧提出離婚。顧準想到1957年以來欠下這個家庭這么多債，他願意今後獨自承受苦難，他同意了。
1966年5月一個星期六，顧準回家取一些衣物，傍晚，汪璧回家，見到顧準，她痛苦地望著丈夫說道：“你害人害得還不夠，還要來害人！”說來就大口喘氣。幾十年相濡以沫，患難與共的自己深深愛著的受迫害的丈夫從勞改場所回來，突然相見，應該是十分驚喜，備加撫慰，但她說出的兩句話中卻連提兩次“害人 ”，埋怨丈夫給家庭帶來災難。她清楚地知道丈夫是受害者。家庭因他而受害並不是丈夫的過錯，是當時的政治思潮和領導者的過錯，但她卻言不由衷地說丈夫“害人”，可以看出她內心已經淤積著無窮無盡的苦痛，布滿了層層疊疊的傷痕。
與顧準離婚後，財政部的造反派仍對汪璧抓住不放，為了追查汪璧和顧準的“黑關係”，從顧準家中抄出的《毛選》上，發現寫有“邏輯不通”、“脫離實際”、“錯誤”等批語，認為這是“惡攻罪”，便把此事與汪璧掛鈎，說她“長期窩藏反革命罪證”。她1964年協助顧準銷毀手稿筆記的事被揭發出來，她又被誣為“長期包庇反革命丈夫 ”、“銷毀反革命罪證”。她遭受種種非人的折磨，有口難辯，痛苦不堪。她為了跟黨走，才忍痛與共同生活了三十多年的丈夫離婚，而現在竟得到這種待遇！精神和心靈的折磨是最殘酷的折磨，想想1952年以來所經歷的一切，所遭受的一切，她完全絕望了，1968年4月8日，她服了大量消毒用的“來沙爾”藥水，離開了人世，時年54歲。
她的絕筆書只有這么一句：“幫助反革命分子銷毀材料罪該萬死”。這是對那些以戕殺正義、扼殺理性為能事的人的控訴。
沉冤得雪
1980年，中國社科院、財政部等單位，為顧準和汪璧隆重舉行追悼儀式，訃告高度評價了顧準和汪璧的一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