汨羅江畔端午習俗
公元前278年的端午日，深受人們景仰的偉大詩人屈原懷著對祖國的滿腔熱愛和對時局的極度無柰，跳入汨羅江的萬頃波濤中。從此，汨羅江畔便誕生了一個傳承了二千多年的民間節日——端午節，並由此派生了一項經久不衰的體育運動——龍舟競渡。
汨羅江畔端午節一般從五月初一開始到十五止。汨羅江邊的楚塘、漁街、鳳凰山、河市、歸義、紅花、新市、浯口、長樂等鄉鎮一帶的端午習俗，除了辦盛宴、吃粽子、插艾掛菖、喝雄黃酒、賽龍舟外，雕龍頭、偷神木、唱讚詞、龍舟下水、龍頭上紅、朝廟、祭龍、祭屈等都有神秘的儀式和獨特的文化內涵，觀龍舟、回娘家、辭端陽、插艾葉、喝雄黃酒更有濃郁的地方含義。
上述這些習俗，自漢以來就有零散的文字記載。如公元424年顏延之的《祭屈原文》、公元六世紀初吳均的《續齊諧記》及稍後的《荊楚歲時記》、《隋書·地理志》等均有描述。
中國民間重大的傳統節日有春節、元宵節、清明節、端午節、七夕節、中秋節、重陽節等，但唯有端午節是紀念一個人並派生了一項運動，這在世界上是獨一無二的，充分展現了中華民族文化的創造力，展示了汨羅江畔端午節的傑出價值。主要表現在：
第一，凝聚了一種偉大的民族精神。
端午節是汨羅江兩岸人民和中華民族共同的天才創作，集中體現了端午文化的基本特徵，反映了華夏民族招屈子英魂、勵士民壯志、祈社會統一、求國家振興的強烈願望，以及團結求索、奮勇爭先的偉大民族精神，對楚漢文化融入華夏民族之中進而形成大一統的文化格局，對激發歷代文人志士的創作靈感和國民的憂患意識，對促進中華民族的統一和增強民族凝聚力，對促進中國與世界的交流都起到了巨大的作用，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首先，端午是詩人、文人的節日。作為士大夫階層的文人，端午文化歷來是他們抒懷壯志、記錄歷史、表達情感的創作源泉，這種創作的結果是形成精英文化，影響和作用於國家意識形態與大眾的思想觀念。屈原的愛國憂民的思想則成了歷代文人吟唱的主題，進而成為民族文化吟唱的主題，發展為一種愛國主義精神。
同時，端午節又是廣大百姓的節日。在農耕文明時代，人際交往的半徑非常有限，人際交往的頻率也極低，恰恰是傳統節日讓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人們擁有一個廣泛的交流平台。在汨羅江畔過端午節的那些日子裡，從期待、準備、參與到狂歡的全過程中，無不充滿一種內在情感。如采粽葉、打艾葉和菖蒲以及浸糯米的那份期待，一家幾代圍著堂屋內包粽子時的那份親情，女兒女婿背著兒女帶上粽子、雞蛋、麵條、包子回娘家時的那份溫馨，十里八鄉一起觀龍舟競渡時的那股狂熱，無不顯示著人們在節日裡洋溢的那種快樂。端午節讓一代又一代勞作的人們感受到傳統文化的浸染，激起人們對屈原的懷念、對國家美好未來的嚮往。
在龍舟競渡中產生的那種團結拼搏、奮勇爭先的意識和精神，則上升到了一種龍舟文化，滋養著華夏兒女，凝聚成一股團結向上的力量，凝聚成為了一種偉大的民族精神。
第二，托起了一個人物不落的輝煌。
端午節是中國人民獻給屈原最為隆重的祭禮。
屈原是戰國時期楚國人，約公元前340年出生於湖北秭歸縣一個貴族世家，自幼受到良好的教育。因“博聞強志、明於治亂、嫻於辭令”，屈原年輕時就被楚懷王委以重任，二十多歲便官至“左徒”。對內，他主張“明法度、廢心治”、“舉賢授能”、“察乎民心、施行德政”，對外，他主張“聯齊抗秦”。然而屈原的改革主張觸動了權貴們的利益，多次遭讒言迫害而被放逐。
公元前287年，屈原被流放到汨羅江一帶。九年間，身心憔悴、形容枯槁的屈原，在汨羅江一帶行吟澤畔，寫下了《離騷》、《天問》、《九歌》和《九章》等可與日月爭光的瑰麗詩篇，開創了一種新的文學式樣——楚辭，並成為湖湘文化和我國文學史上浪漫主義的直接源頭，尤其是屈原愛國憂民的赤子情懷、志潔行廉的偉大品格、九死不悔的求索精神，影響著一代又一代的仁人志士，具有撼人心魄的歷史感召力。
公元前278年，秦軍攻破楚國郢都，屈原在絕望和悲憤之下於農曆五月初五自沉於汩羅江，以明其忠貞愛國之志。從此善良的人們便把本來是崇拜“龍”的節日（端午節），獻給了這位以身殉國的偉大詩人。
因為汨羅人民最先把屈原與端午聯繫在一起，使得端午節賦予了一種永恆的文化生命力。並給了屈原靈魂年復一年復活的載體，使得屈原與端午共生共榮、相得溢彰。
端午為屈原，是中國人民的歷史選擇。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重大節日，竟然成了紀念一位詩人的節日，可見屈原的影響之深遠。今天，當我們吟誦著屈原的“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等壯麗詩篇時，那千古絕唱依然讓人盪氣迴腸，一種豪邁的進取心驀然而生。可以說，屈原的求索精神是流淌在炎黃子孫血液中的一種精神因子、一種活力，它是孕育人類智慧之果的花蕊，是射向自然與社會的理性之光！
自從汨羅江畔的人們把“端午”這個節日獻給屈原後，屈原的名字和事跡得以進一步留傳，成為了中華民族愛國主義的一面旗幟。從這個意義上說，是端午節托起了屈原永不落幕的輝煌。
第三，派生了一項獨特的競渡運動。
屈原投江後，當地百姓紛紛駕起漁舟，趕往落水地點打撈搶救，並向江中拋灑竹筒飯和麥面它，以防魚蝦、絞龍吞噬屈原的軀體。此後，每年的端午節，汨羅江畔的人們就不斷重複著這個“故事”，並由此形成相沿數千年的著名體育活動——競渡。這一活動在我國古代文獻典籍中記載甚多。南朝梁人吳均的《續齊諧記》載：“楚大夫屈原遭讒不用，是日（農曆五月五日）投汨羅江死，楚人哀之，乃以舟楫拯救。端陽競渡，乃遺俗也。”南朝梁人宗懍的《荊楚歲時記》載：“五月五日競渡，俗為屈原投汨羅日，傷其死，故命舟楫以拯之。舸舟取其輕利謂之‘飛鳧’，一自以‘水軍’，一自以為‘水馬’。州將及土人，悉臨水而觀之。”唐初魏徵纂寫的《隋書·地理志》記載“荊州風俗”時，更有詳細載述：“屈原以五月望日赴汨羅，土人追至洞庭不見，湖大船小，莫得濟者，乃歌曰：‘何由得渡湖’，因而鼓棹爭歸，競會亭上。習以相傳，競渡之戲。其迅楫齊馳，棹歌亂響，喧振水陸，觀者如雲，諸郡率然。”這些詩文都可證明龍舟之源在汨羅。
自隋以後，封建帝王為鞏固皇權統治，十分推崇屈原的忠君愛國思想，重視端午節的競渡活動。唐天寶7年（公元748年）唐玄宗李隆基頒敕重建汨羅屈子祠，定名汨羅廟，並將屈原納入朝廷對歷代十六忠臣的祭祀之列。唐代宮廷也興辦龍舟競渡，開皇家內廷龍舟競渡之先河。後梁太祖朱溫封屈原為昭靈侯，興起對屈原封爵之風。北宋元豐5年，宋神宗趙頊封屈原為忠潔侯，元世祖忽必烈封屈原為清烈公。清康熙初年除端午節祭祀屈原外，還有春、秋二祭，其規格與祭孔幾乎不相上下，地點在屈原行祠。直到清末，利用端午節及其民俗祭祀和紀念屈原的記載，屢見於史書。顯然，由於封建帝王的重視和倡導，端午節的龍舟競渡等民俗祭禮活動得到了廣泛的傳播和發展，並流傳到東南亞、歐美等許多國家和地區。
從八十年代初開始，岳陽市藉助龍舟競渡運動發祥地在汨羅的優勢，大打龍舟文化品牌，20年內舉辦了8次大規模的國際龍舟賽事，吸引了大量的海內外來賓，各國朋友都驚呼“中國的傳統文化了不起”，極大地提高了岳陽的知名度，促進了岳陽的改革和開放。如今，龍舟早以從汨羅劃向全國、劃向世界40多個國家和地區，並作為一項現代體育運動，列入了2008年奧運會表演賽項目。
第四，成就了一條世界級的文化名江。
汨羅江發源於江西省修水縣，經平江、汨羅而入洞庭，全長不過253.2公里。她雖然沒有揚子江、密西比河那么域廣流長，也沒有黃河、尼羅河那么遠古燦爛，但隨著公元前278年屈原在這條江上驚天一躍，年復一年的五月、載復一載的端陽，人們都在這裡重複著一個 “用龍舟打撈屈子屍魂”的故事，這條江便隨著龍舟競渡的鼓點聲響徹大江南北和長城內外、異國他鄉。汨羅江，在世界眾多河流中，也就成為了一條獨一無二的江。
追朔歷史，自漢以來歷代文人對屈原倍加推崇。先後有劉向為之結集、賈誼為之作賦、司馬遷為之立傳、李白為之作詩、朱熹為之集注、蘇東坡為之寫聯、魯迅為之賦詩、茅盾為之題詞、郭沫若為之編劇。青年毛澤東不僅兩次親臨屈子祠，而且一生與《楚辭》相伴。可以說，歷代文人把屈原當作一個文化品牌來反覆打造的，人們在膜拜他的時候，實際是在膜拜一個民族的族魂。
而作為宣揚屈子靈魂的屈子祠，作為收留屈子屍魄的汨羅江，作為屈子思想、人格與文化載體的端午節，則成了激化歷代文人抒懷壯志、記錄歷史、表達情感的創作源泉。賈誼臨汨羅江而作《吊屈原賦》、司馬遷江邊留蹤忍辱負重著《史記》、杜甫同命江上魂隨屈子、韓愈祠內憑弔而作詩賦、柳宗元過汨羅江而賦文，還有李白、蘇軾、劉禹錫……史上眾多大家留下了吟詠汨羅江、屈子祠、屈原的詩文。
進入現代，毛澤東曾飽含深情寫下“屈子當年賦楚騷，手中握有殺人刀，艾蕭太盛椒蘭少，一躍沖向萬里濤”的詩句，表達了對屈原的無限敬仰和高度讚揚。台灣大詩人余光中意氣風發的青年時代就喊出了“藍墨水的上游是汨羅江”，並曾在6個端午節里追憶吟詠屈原，其中1951年的《淡水河邊吊屈原》中喊出了“悲苦時高歌一節離騷，千古的志士淚涌如潮，那淺淺的一灣汨羅江水，澆灌著天下詩人的驕傲”，道出了詩人對屈原崇拜。
可以說，歷代文人志士對屈原和汩羅江的吟詠便是對這條世界文化名江的最好腳註。
第五，創造了一個東方人的“狂歡節”。
傳統節日是民族文化的盛典，是民族身份認同的重要符號，是來自歷史深處不可磨滅的記憶。在中國三大傳統節日裡，其節日的氛圍各有不同：中秋節是一個含情脈脈的節日，強調的是親人的團聚與思念，營造的是一個月光下賞月、讀月、祭月的靜態氛圍；春節是一個萬家團圓的日子，強調的是辭舊迎新與祈福來年，營造的是一個歡樂詳和的喜慶氛圍；端午節則是一個紀念屈原的節日，強調的是百姓的參與，營造的是一個競渡、食粽的動態氛圍。如果說近代西方人有自己的“狂歡節”，那么古老的端午節則是汨羅人創造的一個東方“狂歡節”。
千百年來，汨羅江邊的人們表現出了對端午節的重視和狂熱。端午這天裡，小孩要穿上新衣服，大人長者要換上最隆重的盛裝，姑娘媳婦們要穿上花衣服。上午龍舟競渡，十里八鄉的男女老少們便成群結隊地趕往賽地。江中，鑼鼓喧天，號子聲震四方；岸上，喊聲震地，歡歌笑語雷動。可以說，參與者的每一根神經、每一個細胞都調動起來，人們完全沉浸在競渡的激烈競爭和狂熱之中，各自的心為著自己的一方而跳動。
中午，大辦盛宴，對酒划拳，談笑風生。下午，唱老戲、放鞭炮，鑼鼓聲、歡呼聲、嬉鬧聲，鬧成一團。整個節日，人們在喜慶中盡情狂歡。
特別是以前，龍舟競渡都是按家庭和屋場來舉行的。由於宗族感強，人們對輸贏看得十分重，雙方要選最強壯的勞力劃手上陣，要動員所有的族人包括遠方親戚觀賽助威，就連族旗隊旗也要比大小、比多少、分高低。
現年60歲家住屈子祠以北約3公里處的黃華山老人，曾用十年時間整理了一本《漁街村志》，他不僅親歷了幾十年來汨羅江畔端午節的嬉鬧場面，而且也是一名橈手，多次參加過競渡。在他的《漁街村志》中介紹：競渡時常常都相互爭鬥，有如兵家臨陣。觀賽人們象憋足了一年氣似的，盡情地為自己珍愛的一方龍舟隊吶喊助威。當一方獲勝時，族人們欣喜若狂，紛紛奔走相告，敲鑼打鼓、鞭炮相迎，一路高歌，抬起龍舟、舉起橈子，圍著屋場轉，最後將龍頭放在祖宗堂屋，又是祭祀、又是歡娛，族主還要論功行賞，犒勞大家。而輸了的一方則極不服氣，三五成群、族內族外議論幾天，並派長者出面，再下挑戰書，相約十五大端陽再比高低……
這樣的場景在《荊楚歲時記》以及歷代許多觀競渡的詩文里都找得到印證，當地流傳的“寧荒一年田，不輸一年船”的民謠也是一種有力的佐證。
可以說，“楚雖三戶，亡秦必楚”的楚人不屈精神在龍舟競渡中體現得淋漓盡致。
隨著社會的劇烈變革、經濟的發展、現代文明的推進、外來文化的滲入等，傳統文化也受到了極大的衝擊與挑戰，端午這個建立在中國農耕社會情境裡的喜慶節日，其特有的原生形態正經受著工業文化和消費文化的潮流沖刷。汨羅江畔端午節作為楚文化的源頭、作為紀念屈原的傳統節日，在一片發揚傳統的呼籲聲中遭遇到了消費文化的異化，物質的商業利潤率先充當起傳統節日文化的精神嚮導，粽子在花樣翻新中被添加了沉重的餡料和炫目的包裝。傳統的過端午在門沿上方插艾葉、菖蒲的歡樂，看龍舟競渡時的激動，吃粽子和大蒜時的期待，正在從人們的記憶中逐漸淡去。
此外，汨羅江畔端午節這種傳統文化的瀕危還體現在：純自然的破壞、鄉村社會的萎縮、傳統文化的失落、外來文化的浸蝕等。
2006年國務院正式公布“汨羅江畔端午習俗”為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這標誌著汨羅人民的天才創造得到了國家的認可，對汨羅江畔端午習俗的保護與傳承、發展有著劃時代的意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