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鹿洞書院
步入白鹿洞書院大門白鹿洞原是唐代洛陽人李渤年青時隱居求學之地。李渤養有一頭白鹿自娛，白鹿十分馴服，常隨主人外出走訪遊玩，還能幫主人傳遞信件和物品，因此以鹿名人，稱李渤為白鹿先生；以鹿名地，稱此處為白鹿洞。
唐朝末年，兵荒馬亂，各處學校毀壞，到廬山隱居、避難的讀書人，常到白鹿洞研討學問，交流心得。南唐在此處“建學置田”，正式稱之為“廬山國學”，任命國子監九經李善道為白鹿洞洞主，掌管教育和學習。這就是白鹿洞開辦學校之始，比濂溪書院約早30餘年，成為廬山的第一所學校。
北宋初年，各地設定書院，廬山國學乃改稱為白鹿洞書院，從此規模逐步擴大，逐漸成為全國四大書院之一，與嵩陽書院、嶽麓書院、石鼓書院並稱。書院殿閣巍峨，亭榭錯落，師生雲集，儼如學城。今日白鹿洞書院形成了以禮對殿為中心，有明倫堂、文會堂、御書閣、朱子閣、思賢台、狀元橋、門樓、牌坊、碑郡等眾多殿堂組成的古建築群，與周圍的山川環境融為一體。
白鷺洲書院
據文獻記載，白鴛洲的得名，淵源於唐代著名詩人李白詩中的"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鷺洲"之名句。由於白鷺洲屹立於浩闊的贛江之中，雙水夾流，情景正與李白之詩句相合，所以被用作洲名書院建於南宋淳佑元年（1241），吉州太守江萬里為來此講學的程大中、邵雍、周敦頤、張載、程頤、朱熹等6位儒學大師立祠建書院。
宋理宗御賜“白鷺洲書院”五字，與廬山白鹿洞書院、鉛山鵝湖書院、南昌豫章書院並稱江西四大書院。寶礻右四年(1256年)臨安開考,吉州生員中進士40名,占該年"聯考"全國錄取進士總數的九分之一,其中文天祥以他的文才、志向,或許還因他的大號“宋瑞”被欽點為狀元,宋理宗御筆親題“白鷺洲書院”的匾額以示褒獎。元代至元十九年(公元1282年)，書院被洪水沖毀，吉安路總管李珏修復。至正十二年(公元1352年)，紅巾起義軍與元兵戰於吉安，書院大部被燒毀；時過二年，又遭大水，書院毀壞殆盡。至正十五年重建，恢復舊觀。明代嘉靖五年(公元1526年)，吉安知府黃宗明又重修。到嘉靖二一年，曾將書院從白鷺洲遷離，在城南仁壽寺址另建新院舍。
隆慶六年(公元1572年)，城南仁壽寺新建的白鷺洲書院改為廬陵縣學，又將書院遷建於城北郊。至萬曆二十年(公元1592年)，吉安知府王可受將書院重新遷回白鷺洲上，並增築吉台，開鷺池，立橋池上，擴建齋舍百問，其餘堂、閣、樓、亭均重修。至清代，書院又多次毀於水災和戰爭，曾先後於順治三年(公元1646年)、十二年(公元1655年)，康熙三年(公元1664年)，雍正二年(公元1724年)，乾隆三十九年(公元1774年)，嘉慶十八年(公元1813年)，道光三年(公元1823年)、八年(公元1828年)、二十三年(公元1843年)等九次重修或重建。
至鹹豐六年(公元1856年)，太平軍與清兵激戰於吉安，書院又被焚毀，至同治二年(公元1863年)，經知府曾省三倡修恢復。洲頭現存的風月樓、雲章閣以及一排排的齋舍，就是同治二年最後一次修建時所遺留下來的建築。而洲中心現存的鷺池，則是明代萬曆二十年重修書院所開闢.白鷺洲書院自宋代創建，迄於清代，數百年來，造就了大批人才，尤其是培養了象文天祥這樣出類拔萃的世代楷模，的確是這所書院的驕傲。清代曾在白鷺洲書院主持講席的著名學者施閏章有詩讚道：“鵝湖鹿洞尋常事，不信風流限古今。” 760多年來，這塊對廬陵文化發揮過重要作用的教育聖地、培養人才的搖籃一直文風鼎盛，桃李滿天下。
鵝湖書院
鵝湖書院側面鵝湖書院，中國末代時期的著名書院。 鵝湖書院，位於江西廣信府鉛山縣境內。自東晉以來，歷經唐、宋、明等朝，都聚居過許多學者，曾經是一個著名的文化中心。尤其是朱熹與陸九淵的鵝湖之會，成為中國儒學史上的一件影響深遠的盛事。
據《廣信府志》介紹：“大義寺左為四賢詞。”此實為大義寺的附屬寺左，即仁壽寺左，為“四賢祠”。祠為當時的信州刺史楊汝礪所建，這是鵝湖書院之始。以後屢有修舉，明代宸濠之亂，兵燹之餘，鵝湖書院的學舍全部毀壞。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地方官潘士瑞曾予修理。康熙五十四年(1715)，令尹施德大加修建，當時李光地所作《重修鵝湖書院記》說：“書院之建，實為國家學校，相為表里，李渤高士爾。朱子猶倦倦焉。今使先賢遺址，煥然重修，江有故理學地，必有游於斯，而奮乎興起，以紹前賢者。”鵝湖收院絕有官方的支持得以重修，昔日的輝煌已不復再現，以致成為歷史的陳跡。
鵝湖書院在鵝湖寺，即仁壽寺的左邊，而鵝湖塔則在鵝湖書院的左邊。鵝湖書院的大門，不在正中，而在左面，所以正對著鵝湖塔。書院四周有山有溪，環境幽雅。
鵝湖書院比鵝湖寺大得多，建築規模頗似孔廟。由大門進去，經過兩排桃樹，有一個大圓門，圓門內有一個大院子，對面又是一個大圓門，上面是三排殿宇，由此登石階而入，又是一個院子，裡面是半月池，池周圍是石欄桿。渡過古橋是第一排殿宇，再過一個院子，是第二排殿宇，其最後一排殿宇，是四賢祠。祠前也是一個院子，祠後則是一個相當高的坪台，其下有一小池，其後是一座高牆，正對那兩大圓門的北端高牆。這三排殿宇是主屋。在主屋兩旁，又是一排一排的房屋，錯落有致。
在鵝湖書院後面的四賢詞內，設有朱、呂、二陸四個牌位，又有一個題著“頓漸同歸”字樣的匾額，這和書院前排建築中所懸“道學之宗”的御匾，正遙遙相對，由此可見宋代朱陸鵝湖之會的盛況。抗日戰爭期間，鵝湖書院成為東南訓練團的駐紮營地。
這所書院，自南宋至清代，八百多年來，幾遭兵毀，又幾次重建。其中尤以清代康熙五十六年(公元1717年)整修和擴建工程規模最大：新築山門、牌坊、大堂、浮池、拱橋、碑亭、御書樓；兩側更修建廂房數十間，作為士子讀書之所。康熙皇帝還為御書樓題字作對，門額題為“窮理居敬”，聯語為“章岩月朗中天鏡，石井波分太極泉”。至今牌坊、泮池、後殿、廂房等建築保留尚完好；泮池兩側的廂房內，尚存明、清兩代古碑13塊，是研究這座書院歷史的珍貴資料。
豫章書院
側面豫章書院源於江西豫章羅氏，漢惠帝時大農令羅珠奉守九江郡，郡人張交獻地，乃與灌侯築新城，並在溝內手植豫章樹，豫章郡因此而得名。羅氏此後以豫章為堂號顯於天下。古豫章書院創於南唐升元二年（938），距今1000餘年，為江西四大書院之首。明萬曆七年（1579），江西巡撫凌雲翼、潘季訓先後重修，改祀宋、元、明諸儒，稱“豫章二十四先生祠”即羅從彥（豫章）、陸九韶（梭山）、陸九齡（復齋）、陸九淵（象山）、李燔（文定）、黃灝（商伯）、張洽（元德）、吳澄（草廬）、吳與弼（康齋）、羅倫（一峰）、胡居仁（敬齋）、張元禎（東白）、歐陽德（南野）、鄒守益（東廊）、羅洪先（念庵）、魏良弼（水洲）、舒芬（梓溪）、羅欽順（整庵）、胡直（廬山）、羅汝芳（近溪）、王時槐（塘南）、鄧以贊（定宇）、李材（見羅）、鄧元錫（潛谷），他們都是江西省內的理學名家，蜚聲海內，象山先生陸九淵更是一代儒學巨擎。
清康熙二十八年（1689）改名為“理學名賢祠”。康熙三十一年（1692）巡撫馬如龍重建，聘南昌進士熊飛渭為山長，選江西各府、州、縣、廳學之生員俊秀者入學。五十六年（1717）官方再次重建，而且布局有所不同，右為講堂，左為祠堂，面向全省選拔數百名學子讀書其中；第二年（1718），康熙皇帝御書“章水文淵”四字門額賜予書院，使書院進入了歷史上最好的發展時期。乾隆皇帝對書院亦較為重視，並對師長、士子兩方面作了嚴格規定，強調人品為上的原則：“凡書院之師長，必選經明行修，足為多士模範者，以禮聘請。負笈生徒，必擇鄉里秀異、沉潛學問者，肄業其中。其恃才放誕佻達不羈之士，不得濫入”，並明令仿效白鹿洞書院“立之規條，以檢束其身心”。在這種形式下，陳宏謀與郝碩兩位巡撫分別從院規與院舍兩個方面下了很大的功夫，奠定了書院進一步發展的基礎。道光（1821—1850）及同治（1862—1874）時期，豫章書院在規模與藏書量方面得到了繼續擴展。光緒（1875—1908）初，一度改為舉人書院，名曰“孝廉堂”，堂稱“孝廉書院”，並立有《孝廉書院碑記》。由於清朝康熙、雍正、乾隆三位皇帝的重視，豫章書院成為聞名遐邇的大型書院之一。
此後，豫章書院隨羅氏家族文化名人的致力推廣，很快在全國發展，黔東豫章書院在貴州巡撫羅繞典的大力推廣下，成為與江西豫章書院、廣東豫章書院、福建豫章書院齊名的四大豫章書院之一。
公元2004年黔東豫章書院遷到貴陽市烏當區羊昌鎮羊昌村，距省會貴陽30餘公里，占地30餘畝，三面環山，綠水護繞，交通便捷，視眼開闊，是一個適合文化傳播的好地方。
今天，豫章書院立足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全心全意為社會主義新農村服務；倡導和諧文化，緊跟社會主義現代化發展步伐。學習、鑽研祖國傳統文化，取其精華，去其糟粕，開拓進取，使之與當代社會相適應，與現代文明相協調，保持民族性，體現時代性，“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為“弘揚中華文化，建設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作出應有貢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