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源
水戲活動在我國源遠流長，《詩經·邶風·谷風》就記載了“就其深矣，方之舟之；就其淺矣，泳之游之”的游水活動，表明當時的水上活動也已較普遍了。
發展
春秋戰國時期，戰事繁興，尤其是吳、越、楚三國，地處江南水鄉，水戰是其征戰的主要形式之一。當地居民也習於“以船為車，以楫為馬”。在此基礎上，產生了相沿不衰龍舟競渡。唐代韓鄂在《歲華紀麗》卷二“端午”條下釋：“救屈原以為俗，因勾踐以成風。”宋代高承在《事物紀原》中引《越地傳》古時競渡時也說：“競渡之事，起越王勾踐，今龍舟是也。”說明競渡在屈原之前的春秋晚期已成為水鄉澤國吳越地區的一種民間習俗。
水戲名稱的出現也比較早。《三國志·蜀志·郤正傳》“雍門援瑟而挾說”裴松之注引漢桓譚《新論》：“水戲則舫龍舟，建羽旗，鼓釣乎不測之淵。”另據清阮葵生《茶餘客話》卷十八載：“大業間，杜寳常修《水飾圖經》十五卷。煬帝觀於曲水，有神龜負八卦進伏羲 ……其類七十有二，以七十二航貯之。此水戲之始。”可見，至遲在隋朝以前，就有了“水戲”的名稱。
宋時的水戲更為豐富。太平興國元年（976），宋太宗動用三萬五千士兵，拓建西池，並賜名為“金明池”。太宗此次將其拓為周長約九里三十步，直徑七里許的規模，其目的亦是為了演習水戰。到了宋真宗時期，“水戰”一詞已從史籍中消隱，改名為“水戲”或“爭標”，並“縱都人游賞”。其實，這時軍事訓練的成分已被淡化，而水戲的內容逐漸增多。《宋史·禮志十六·游觀》載，太宗於淳化三年（992） 三月，“幸金明池，命為競渡之戲，擲銀甌于波間，令人泅波取之。因御船奏教坊樂，岸上都人縱觀者萬計”。這便是一場皇帝親臨、看客眾多的大規模游泳比賽。《東京夢華錄·京瓦伎藝·駕幸水殿觀爭標賜宴》稱：“有兩畫船，上立鞦韆。”“又一人上蹴鞦韆，將平架，筋斗擲身入水，謂之‘水鞦韆’。水戲呈畢，百戲樂船並各鳴鑼鼓，動樂舞旗，與水傀儡船分兩壁退去。”“水鞦韆”類似於現代的跳水運動。
北宋都城東京開封水嬉的盛況是，先在具有唱樂的船上進行“九傀儡”表演，然後是“水鞦韆”，表演者在入水前身體有空中翻轉的動作，所以整個表演驚險、刺激，很吸引人。有詩云：“巧矜能作水嬉，偶形千狀擬為真。機關自謂無知者，手足其如有見時。”說明水嬉中“傀儡”表演非常逼真、生動形象。王珪《宮詞》中寫道：“內人稀見水鞦韆，爭擘珠簾帳殿前。第一錦標誰奪得，右軍輸卻小龍船。” （《宋詩紀事·王珪·宮詞》）可見當時的表演已將百戲技藝與水戲相結合了。至政和年間，宋徽宗則於金明池內大建殿宇，將其完全改為皇家春遊和觀看水戲的地方。苟安於臨安時，高宗依然不忘水戲之妙，在面積遠遠超過金明池的西湖上繼續進行水嬉表演活動。
宋室南渡，水上活動更為興盛，《夢粱錄·觀潮》載：去觀潮、弄潮的人“以大彩旗，或小清涼傘，紅綠小傘兒，各系銹色緞子滿竿，伺潮出海門，百十為群，執旗泅水上，以迓子胥弄潮之戲，或有手腳執五小旗浮潮頭而戲弄”，“善泅之徒，竟之弄潮之戲”，“不免有沉溺者，官府因此而禁止，然亦不能遏也”。《武林舊事·觀潮》亦記載：“吳兒善泅者數百，皆披髮文身，手持十幅大彩旗，爭先鼓勇，泝迎而上，出沒於鯨波萬仞中，騰身百變，而旗尾略不沾濕，以此誇能。而豪民貴宦，爭賞銀彩。”由上述可見，民間善游者極多，人們對此有極大的興趣。
宋代游泳弄潮活動的興盛使得社會上出現了專業的游水藝人。《武林舊事·諸色伎藝人》中有“弄水：啞八、謝棒殺、畫牛兒、僧兒”的記載，而淳熙十年（1183） 的一次弄潮表演中，有“僧兒、留住等幾百餘人，皆手持十幅彩旗，踏浪爭雄，直至海門迎潮”（《武林舊事·乾淳奉親》）。這些人都是“市井弄水人”。
元明以後，中華民族的水戲活動仍然綿延不絕，特別是在水鄉澤國，游水、賽船、弄潮等水戲活動成為人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內容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