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普序言
李普（一）
這本書收集了當年中共和某些民主人士的一些言論，主題是要求實行民主，反對國民黨一黨專政，反對蔣介石個人獨裁。開宗明義第一篇，就是毛澤東1944年答中外記者團的談話。他說：“中國是有缺點，而且是很大的缺點，這種缺點，一言以蔽之，就是缺乏民主。中國非常需要民主，因為只有民主，抗戰才有力量，中國內部關係與對外關係，才能走上軌道，才能取得抗戰的勝利，才能建設一個好國家，亦只有民主才能使中國在戰後繼續團結。”這些話對不對呢？我認為很符合實際，很對很對。
這本書有個副標題，叫做《半個世紀前的莊嚴承諾》。我理解它的意思是說：新中國建立五十多年了，民主政治建設的歷史任務至今沒有完成，半個世紀前的莊嚴承諾至今沒有完全實現。我認為這也很符合實際，也是很對很對的。
然則為甚么沒有實現？這個問題很大，是個大理論問題，也是個大實際問題。我不想做大文章，也沒本事做大文章，我只想問問，我們從中能夠得到甚么經驗教訓。我想答案之一是，這是制度方面或者體制方面的問題，我們中國缺少一個好的制度或者好的體制。這個好的制度或者體制形成文字，主要是憲法。吸取經驗教訓，集中到一點，我認為首先是修憲。鄧小平接觸到了這個問題，1980年他說：“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壞人無法任意橫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無法充分做好事，甚至走向反面。即使象毛澤東同志這樣偉大的人物，也受到一些不好制度的嚴重影響，以至對黨對國家對他個人都造成了很大的不幸。我們今天不健全社會主義制度，人們就會說，為甚么資本主義制度所能解決的一些問題，社會主義制度反而不能解決呢？這種比較方法雖然不全面，但是我們不能因此而不加以重視。史達林嚴重破壞社會主義法制，毛澤東同志就說過，這樣的事件在英、法、美這樣的西方國家不可能發生。”
他這些話說得好。我想的是，今後我國就是要靠制度，靠“法”，不靠人。對掌權的公僕，咱們先小人後君子。我們老百姓承認並且希望他們都是君子，這才有可能選舉他們為我們服務，但是還要防止他們變成小人，使他們上台以後不可能為所欲為，使他們企圖不擇手段而不可得。換句話說，我們要建立一種制度，這種制度能夠管住掌權的人，使他們不可能耍手段說假話欺騙人民，使他們不可能站到“法”之上來損害人民的利益。人民必須這樣小心謹慎、步步設防，根本原因有兩條：一條，人是可能變的，品質差的人未始不可能改善一些，品質好的人也可能變得很壞。二條，權力很誘人，它有很大的魅力，越是英雄好漢越可能抵擋不住它的誘惑，西方哲人有的說：“不受制約的權力腐蝕人，絕對的權力絕對腐蝕人。”有的說：“那種不受其他權力制約的權力，是一種什麼樣的壞事都能幹得出來的權力。”歷史證明他們說得很深刻。所以，對越是權力大的職位越要有嚴密的立法管住，並且非得有其他權力來制衡不可。只有幾種權利相互制衡，人民的權利才有保障，國家才能長治久安、繁榮昌盛。
（二）
這裡讓我們進一步追問，然則，何以我們沒有或者沒能制訂這樣一部憲法呢？讓我們再從毛澤東說起吧，其實這遠不是他一個人的問題。本書收錄了毛澤東與黃炎培的一段對話，人們常常引用。我認為毛澤東這段話看起來很對很好，其實似是而非，經不起推敲，更經不起實踐的檢驗。l945年黃炎培同幾位民主人士訪問延安，談到治國的方略，他對毛澤東說，希望中共諸君找出一條新路，跳出“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周期率。毛答道：“我們已經找到新路，我們能跳出這周期率。這條新路就是民主。只有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懈怠。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
毛澤東這段話強調民主，強調人民監督，強調人人起來負責，看起來很對很好。但是，第一，這是他上台以前的話；上台以後，情況變了，他的地位不同了，他也變了，這些話就不作數。第二，他預先肯定當權者的所作所為必定是正確的，必定是有利於國家和人民的好事，人民監督的目的僅僅在於叫當權者不敢懈怠；以及不至於人亡政息而已。這一點，拿毛澤東本人的情況來對照對照，就很不符合。1957年他動員黨外人士幫助共產黨整風，請求他們“監督”，結果他打了五十五萬人為“右派份子”；並且公然說他當初的動員和請求是“引蛇出洞”。後來他舉起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的所謂“三面紅旗”，全國餓死了幾千萬人。對這種政治局面，人民別無他法，恐怕只能企盼他“懈怠”一點才好。特別是他晚年親自發動和指揮的“文化大革命”，成了全國人民的大災難，冤獄遍於國中，暴虐史無前例。政局動亂延續十年之久，他自己不能收場，人民無可奈何；直到他老人家離開這世界，才得以“人亡政息”。
仔細想想毛澤東這一席話，他是站在統治者的立場上說的，不是站在人民的立場上說的；古代的“明君”表示鼓勵臣民進諫，也可以說出大致類似的話來。而站在人民的立場上，民主和民主監督的意思首先是和主要是約束掌權者，限制他們的權力，使他們不可能利用手中的權力侵犯人民的權利，不可能做損害人民利益的事。毛澤東是我國歷史上最後一代肆意折騰的雄主，今後大概不會再有了。民主憲政時代的這個真諦，他腦子裡完全沒有概念。
尼克森由於水門醜聞下台，毛澤東完全不能理解。他無論如何想不通、不能接受，這一點最足以說明他腦子裡毫無憲政民主的概念。尼克森1974年下台，1976年毛澤東去世。那年元旦，尼克森的女兒夫婦倆拜訪毛澤東。單少傑教授在《輕淡水門醜聞，調侃西方政治》一文中，根據當事者的記載作了非常傳神的述評，請允許我略作刪節，摘引如下：
朱莉·尼克森遞上了她爸爸的信。老人家喃喃地讀著……
“總統先生的腿怎樣了？
“好多了。”
“好好保養他的腿。他說過還要爬長城呢。把這話轉告總統先生。”
“他已經不是總統了。”戴維·艾森豪插進話來，這位尼克森的女婿正是毛澤東此次談話的真正對話者……“我樂意這么叫他，你管得著？”老人家容不得半個“不”字。接著他又大加發揮地說：“不就是兩卷錄音帶嗎？有什麼了不起？當你手中剛好有一台錄音機的時候，錄下一次談話有什麼錯？誰讓你們美國有那樣多錄音機！”為了美國，戴維不能同意這話，他說：“這個問題很複雜，關係到西方的政治……”
老人家不容分辨，又搶過話來：“西方政治？那是假的。為什麼不？簡直假死了，也脆弱死了。兩卷錄音帶就能把一個帝國攪得天翻地覆，不是紙糊的是什麼？甚至是衛生紙糊的。”
在東方人眼裡，西方政治帶著一股奶味。他們對水門事件的看法一致得就像商量過似的。英迪拉·甘地說：“為幾卷錄音帶大吵大鬧，值得嗎？”薩達特說：“大驚小怪，統治者難道不允許進行統治？”
前面我說這不是毛澤東一個人的問題，我的意思還不是指英迪拉那些外國人，而是指我們中國人，並且首先是指我自己，當年我自己也是那樣看的。當美國為水門事件鬧得沸沸揚揚的時候，我認為那是資產階級的政治把戲，是尼克森的反對黨民主黨煽動起來，愚弄老百姓的。後來看到共和黨里也有人反對他，我認為這更可見資產階級政治的虛偽性，那些政黨的黨員不過是些政客，只為個人名利，見風使舵。近年來稍稍接觸一點美國和英法的歷史，才知道那是由於我自己太缺乏常識，對西方近代和現代政治方面的思想和實踐一無所知。改革開放以前，我認為除了馬克思主義，世界上再沒有什麼社會科學。這種迷信把自己封閉起來，使自己由於愚昧而陷入了更深的愚昧。我今年吃八十三歲的飯，我相信現在七八十歲的我們這一代人中，像我這樣的不會只有我一個。單少傑在他的文章里說：“毛澤東在‘水門事件’上所不能理解的東西，恰恰是現代民主制度的精華，即國家權力相互制衡的機制。在這種制衡機制的作用下，國家的任何權力都不可能是至高無上的，都要受到其他權力的制約，即使總統也不能例外。如果總統做了假，犯了法，欺騙國會，蒙蔽人民，一旦被發現就會受到相應的懲處。國會有權追究其責任，甚至有權彈劾他，把他攆下台。新聞媒體也有權批評他，使他在全國老百姓面前曝光，在那些既可以投他贊成票也可以投他反對票的選民中丟人現眼，無地自容。因此，在這種權力制衡下，很難產生出不受制約的獨裁政權或獨裁人物。這也正是那位已居於至高無上地位，無人能管、無人能批的偉大領袖所‘不能理解’的。”單少傑這些話正是我想說的，我不能說得更好，所以乾脆抄下來。
（三）
最後再說說憲法的事。毛澤東在中共中央一次全會上印發一張大字報，就把堂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主席劉少奇打倒了。國家主席是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由全國人大選舉產生的。何以這憲法就這樣如同廢紙，既不能限制毛澤東、也不能保護劉少奇呢？可見這憲法本身一定存在著大問題、大缺陷。它先天不足、後天失調，於是乎毫無用處。
所以我想，總結起這半個多世紀的經驗教訓來，我們中國的民主化要從修憲做起，首先就要研究憲法。對我這樣的人來說，同時就是補上憲政民主這一課。我想不僅我們老年人需要補這一課，恐怕許多年輕人也需要補這一課。順便舉個例吧，我現在居住的這機關宿舍區兩個小小的花壇上，豎立著幾塊紅字白底黑邊的牌牌，製作很是工整。其中一塊上寫的是：“知法懂法守法一個不能少；國事民事天下事事事需要法制。”其他幾塊寫的是“爭當文明市民”和“社區為我辦實事”之類，看來是有關機關統一製作或統一安排的。前一塊使我感到很遺憾，“知法、懂法、守法”當然很重要，可惜偏偏漏掉了“用法”，我想，作為一個現代公民，在懂得“守法”的同時。還應當懂得“用法”來保護自己的權利。因此我希望大家來研究憲法，討論憲法，然後大家來修憲、行憲！這又要有言論自由和出版自由，否則這種研究和討論根本不可能。
改革開放以來，言論比過去自由多了，比如現在各種順口溜層出不窮，口頭流傳無遠弗屆。人們在朋友間、甚至在餐館裡，可以談論國事，不怕有人打小報告。但是人民能公開宣講自己的這些意見嗎？能舉行記者招待會陳述自己的政治主張嗎？報刊書籍能發表這些言論嗎？我國至今還沒有這種充分的言論自由，更沒有出版自由。雖然這些都是憲法上寫了的，卻還有賴於大家來爭取。所以研究憲法、討論憲法、修憲、行憲，又只有從爭取言論自由和出版自由做起。我想我跟大家一樣，不願看到動亂，更不願再發生暴力鬥爭，那就只有這一條路可走。中共十五大決定依法治國，很好很好，我希望我國的歷史能夠從此翻開新的一頁。中共是執政黨，我希望中共中央勇敢地站起來，也來議憲、修憲、行憲。
所以，我認為，我們國家民主化的實現，還需要我們大家艱苦奮鬥，逐步前進，這是一段很長很長的路呢。
文章摘錄
歷史的先聲中國是有缺陷，而且是很大的缺陷，就是缺乏民主。只有加上民主，中國才能前進一步。民主必須是各方面的。只有建立在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的自由與民主選舉政府的基礎上面，才是有力的政治。（毛澤東1944年6月12日答中外記者問）
共產黨要奪取政權，要建立共產黨的“一黨專政”，這是一種惡意的造謠與污衊。共產黨反對國民黨的“一黨專政”，但並不要建立共產黨的“一黨專政”。（《劉少奇選集》上卷第一七二頁）
目前推行民主政治，主要關鍵在於結束一黨治國。此問題一日不解決，則國事勢必包攬於一黨之手；才智之士，無從引進，良好建議，不能實行。因而所謂民主，無論搬出何種花樣，只是空有其名而已。（《解放日報》1941年10月28日社論）
愚民政策雖然造成了沙漠，卻絕難征服民心。---（《解放日報》1942年4月23日）
限制自由、鎮壓人民，完全是日德意法西斯的一脈真傳，無論如何貼金繪彩，也沒法讓吃過自由果實的人士，嘗出一點民主的甜味的。---(《新華日報》1944年3月5日)
我們認為最重要的先決條件有三個：一是保障人民的民主自由；二是開放黨禁；三是實行地方自治。人民的自由和權利很多，但目前全國人民最迫切需要的自由，是人身居住的自由，是集會結社的自由，是言論出版的自由。---《中共黨史教學參考資料》。
編者演講
我現在坐在這個地方有一點後悔，為什麼後悔呢？當初論壇的主持人向我提到這個論壇的時候，邀請我做個講座，我比較隨意，認為無非就是像我原來在大學裡講課，五六十個人在一起大家聊一聊，沒什麼了不起就答應了。昨天發現不對勁，都市報登了，網站也有發預告，我現在有一種把我放在火上烤的感覺，但是也沒有辦法，硬著頭皮來了。這是第一點。大家也不要對我有太高的期望值，可能今天聽完之後覺得有一點失望，當然一個是因為我的水平所限，第二個我沒有想到這個論壇的要求比我想像的要嚴格。因此我自己對這個講座的預期是，如果我這個講座講完之後，第二場、第三場、第N場講座可以持續無障礙地頻繁進行，那么我今天的講座就成功了，大家就不要指望我在這裡出什麼彩。我今天要講的就是剛才主持人所提到的主旨，這是一個很偶然的巧合，“改變就是一切”，我講“博弈時代中的新媒體”，博弈是什麼呢？博弈就是改變，博弈改變中國，主要就是媒體改變中國，這是我今天要講的主題。在講今天這個主題之前，我想首先對博弈這個概念做一點澄清。因為有的同志對“博弈”這兩個字非常的敏感，他們一聽到博弈就往往容易產生一個聯想，博弈就是打架，甚至博弈就是上街。這種理解是不準確的，至少不符合我本人對博弈的理解。那么博弈究竟是什麼呢？我想先在這裡給大家舉一個例子，把話題扯遠一點。我曾經去過廣東最高峰南嶺，南嶺給我的印象非常好，鬱鬱蔥蔥、鳥語花香，但是我看到的這個南嶺並不是最好的南嶺，最好的南嶺是什麼時候的南嶺呢？是半個多世紀之前的南嶺，那是典型的原始森林，參天古木一望無際，然後原始森林逐漸逐漸的消失，經過五十年代、六十年代、七十年代，差不多整整三十年的砍樹，把南嶺幾乎所有的山都給砍光了。從八十年代開始南嶺休養生息，植被逐步得到恢復，樹越長越高、越長越多，有了樹就好辦了，就有了花花草草、有了飛禽走獸。但這還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每棵樹都可以改變自己身邊的空氣，一棵樹改變的空氣是有限的，但是整個南嶺的樹，南嶺的一片林海，所能夠改變的空氣就是蔚為壯觀的，然後南嶺的雨水更多，然後南嶺的氣溫更加適宜萬物生長，這就形成了連綿不絕的良性循環。為了實現這個良性循環，萬物不斷地調整、改變自己，這樣的一個過程我就把它叫做博弈的過程。博弈就是改變，博弈就是一種提升。這是我個人對博弈的一個理解。中國半個多世紀以來走過的路，和南嶺走過的路基本上是一樣的。中國原來的民間社會也是比較的發達，我就不說原因了，不展開講，但是一個顯而易見的事實是，在整個五十年代、六十年代、七十年代，也就是在南嶺砍樹的三十年中，中國的民間社會整個不復存在了。中國整個民間社會就變成了一片洪荒，這個時候是沒有博弈的，沒有民間社會就沒有博弈，沒有民間社會，社會的植被就沒有了。民間社會是什麼？就是民間的每一個力量、每一個人、每一個機構，就像森林中的每一棵樹。八十年代之後，中國的民間社會逐步發育、逐步發展、逐步壯大，社會的植被逐步得到了恢復，每一棵樹都開始改變它周邊的空氣，整個的民間社會都開始改變中國整個的社會生態了，這個時候博弈就開始了，中國就進入了我今天所要講的博弈時代。這是我今天要講的第一部分，對博弈概念做一點澄清，讓某些領導同志神經松馳一下，不要那么緊張。我要講的第二個部分，博弈的目的是什麼？博弈是以規則為目的，而不是以政權為目的。我認為改變中國的不是理論、不是概念，改變中國的是現實生活中這種具體的博弈，以及由這種具體的博弈匯聚而起的公***動。說到公***動不得不提到“非典”時期，這是中國公***動歷史上的一個里程碑，或者說整箇中國公***動的一個發端，它是公共媒體主動影響公共事件，通過影響公共事件改變歷史進程，是這樣的一個發端，這樣的一個起點。然後有了“孫志剛事件”、重慶“最牛釘子戶事件”、當下正在發生還在向縱深發展的廈門的“PX事件”。這三個或者說四個里程碑不斷遞進的歷史，這是中國公***動成長壯大、中國民間生態逐步走向良性循環的一個歷史。分析我剛才說的幾個里程碑，不難發現其中帶有規律性的東西，一個什麼樣的規律？就是媒體、就是公共輿論在其中起著畫龍點睛的作用、起著決定性的作用、起著主導作用。尤其是最近的廈門PX事件，這種媒體對博弈的影響，可以說是更上一層樓。不僅是傳統媒體，也不僅是網路媒體，在其中起到主要作用的是歷次公***動所沒有的東西，是什麼呢？手機！最先動員階段靠的是手機。在這個事件發生之後，突破第一線的封鎖，把真相報導出來的，靠的也是手機。儘管廈門當局已經預見到手機的威脅，事先在特定地段禁止了當地的手機信號，但萬萬沒有想到會有北風這樣的“攪屎棍”千里迢迢地跑過去，與後方的令狐補充合作，把他目擊到的現場情況，用手機滾動直播，讓廈門根本就防不勝防，從而一戰成名，享有“史上最牛公民記者”的美譽。中國的新媒體時代已經到來、而且快推進到了手機時代。如果真正到了手機時代，那么中國的媒體就差不多進入了公民新聞時代。我跟北風等很多朋友早就探討過公民新聞時代，這是讓我們很興奮很激動的話題，這是中國媒體最大的希望所在。到了公民新聞時代，差不多每個人都可以直接報導他身邊的新聞。這種情況下，需要對付的不是一家媒體、兩家媒體、三家媒體，而是要對付像北風那樣現場所有的人，以及像令狐補充那樣根本不在現場的所有的人。這種情況下，封堵新聞的成本太高，基本上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這可能是中國媒體突破最大的希望所在。比如我就經常拿著筆記本到北風的酒吧泡吧，因為那裡有很方便的無線寬頻功能，我想再過四五年，可能中國到處都可以使用這種方便的無線寬頻功能，那將是非常了不得的。這是當下中國一個新的特點，推動社會進步的主要力量，博弈的主導力量不是政黨，民間社會的火車頭不是政黨、不是在野黨，沒有在野黨，不可能也不需要在野黨。這樣的現象是世界歷史一個嶄新的現象，我們已知的人類歷史上那些重大的社會轉型，往往主要都是在野黨推動的，那些重大的公***動，它的火車頭往往是在野黨，但現在中國不是這樣了。這種事情當然並不是第一次發生，已經曾經發生過，在哪兒發生過呢？就在海峽的對岸——台灣。台灣整個社會轉型的過程中，幾乎看不到有力量的在野黨，這個時候跟執政的國民黨互動的，主導民間社會、主導公***動的主要都是台灣媒體。台灣為什麼可以實現和平轉型？因素多種多樣，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因素，當然是因為當時的執政黨國民黨比較開明，蔣經國晚年比較開明，這是決定性的，但是其他因素也不可忽視，其中最主要的因素我認為就是媒體主導了公***動、主導了社會轉型。這種不是靠在野黨，而是靠媒體，這種模式可以在台灣成功，肯定有它的內在邏輯。目前為止沒有專家和學者研究這個現象，我個人的理解，這個內在邏輯可能主要是在當下的社會轉型過程中，媒體比在野黨更具有優勢。轉型有多種多樣的，有和平有不和平的，但如果是媒體主導的，那么和平轉型的可能性最大。為什麼這么講？這是媒體本身的功能所注定的。媒體第一個功能是表達的功能，溝通的功能。而我們中國社會為什麼現在會處於一種比較緊張的狀態？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社會中的各個利益主體，如果有在野黨的話，也逃脫不了這個規律，就是它缺乏表達能力、溝通能力。而在這一點上，媒體獨具優勢，這是第一點。在這一點上媒體起了什麼作用？媒體起了社會黏合劑的作用，通過表達、通過溝通，把這個社會，這個可能斷裂的社會黏合起來，可以實現和推動社會轉型。媒體的第二個功能，是信息收集功能。主流媒體裡的編輯記者信息量之大是一般的機構所不具備的。可能並不是我自誇，比如說我自己，我可以跟一個院士、一個部長對話，從他那兒得到信息，我也可以跟民工、一個清潔工、跟一個護士、一個的士司機交流，我每天都在跟方方面面的人交流，並且是真誠的交流，他們能夠將他們的心聲講給我聽。這樣的情況下，我相信我掌握的信息，可能比一般官員所掌握的信息更多，也更加全面、更加客觀。因為信息的充分掌握，所以能夠對社會走勢做出一個相對準確的判斷。人跟人之間的差別，主要不是智力上的差別，主要是信息掌握程度的差別，信息掌握得越多、越全面、越客觀、越準確，你的判斷就越準確，而這個功能可能媒體是最強大的。媒體的第三個功能，是最根本、最決定性的。媒體是一個什麼東西？媒體往往就是一個公司，它就是一個商業組織，它最根本的性格是一種商業理性，第一點它要計算成本和收益，虧本的事情它不做，代價太大的事情、成本太高的事情它不做，它不會莽撞、不會冒進。第二點有錢大家一起賺，這點廣東的商人最明顯，不是讓一個人把錢賺完，要給對方留餘地和空間，這種商業理性我歸結為一種理智、一種克制、一種穩健，在這兩點上，媒體根本區別於政黨，尤其根本區別於在野黨，又尤其根本區別於一種處於青春期的戰鬥黨，這種青春期戰鬥黨可能是優點，但我認為可能更多是它的缺點，就是太理想化、太浪漫、太激情，因為太理想化、太浪漫、太激情，它就會不計成本、不惜代價，就會不妥協、不讓步，就會金戈鐵馬、一瀉千里。如果是這種青春期戰鬥黨推動社會轉型的話，社會成本可能是非常之高，社會的振盪可能非常劇烈。而在我們中國，我相信這也是一個基本的共識，為什麼現在中國問題這么多，但是基本上沒有亂？這個社會還是有一個基本共識，就是經不起折騰。這種情況下與其讓政黨主導公***動、主導博弈時代，我個人認為倒不如由媒體來主導，由媒體來取代在野黨的功能。媒體實現的社會轉型一定是成本相對最小的，所取得的社會進步一定是最穩健、最平穩、最紮實的社會進步。所以，媒體主導的社會轉型跟在野黨主導的社會轉型，在精神氣質上有著根本的區別。什麼區別？在野黨主導的社會轉型、在野黨推動的公***動，我更願意把它叫做一種造反運動，就是彼可取而代之，就是你下來我上去，就是王侯將相寧有種乎，這種轉型很可能流於傳統的改朝換代，這是在野黨所主導的社會轉型的精神氣質，不一定是這樣，但是我想可能是這樣。如果是媒體主導的社會轉型，那么它一定是在現存體制許可範圍內，一點一滴的推動，一點一滴的進步，是每一個人、每一個利益主體、每一個職業機構在自己的職業範圍內的就地推動，而不是一種政治化的運動，更多是職業化運動，每一個人、每一個機構、每一個獨立主體在自己的職業範圍內捍衛這個職業本來應該有的利益、尊嚴，每個人都這樣去做，就會改變整個社會的空氣，社會就這樣一點一滴穩健地改變。那么它帶來的最後結果是什麼呢？就是社會整體文明的提升，最終是一個公民社會的到來。這是它們精神氣質上的根本差異。這樣一個媒體主導的社會轉型，它是理性的、建設性的轉型，而不是一場戰鬥，它不是戰爭狀態，不是你死我活，不是東風壓倒西風。作為公共媒體，主要的職能是發現公共事件、去參與公共事件、去影響公共事件，通過這種參與、這種影響、這種推動去改變一種規則，不以政權為目的，只以改變規則為目的。怎樣改變規則？通過參與公共事件改變規則，通過“非典”事件我們建立了新的原則，那就是“涉及到公眾安全的緊急事件必須要公開”的原則，這個原則已經在法律上得到確認。通過“孫志剛事件”打掉了一個收容制度，也是改變了規則。通過重慶“最牛釘子戶事件”，我們已經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並且將繼續改變現行的征地拆遷制度，也是規則。通過現在廈門的“PX事件”，我想最終的結果一定是改變一個規則，一個什麼規則呢？就是“凡屬重大公共安全、重大公共項目必須要徵求民意，必須得到人民的同意”。就是它每影響一個公共事件，都改變一個規則，這樣影響的公共事件多了，改變的規則就多了，通過對公共事件的影響和推動，來一點一滴的改變整個的規則體系，而每改變一條規則我們可以發現一個規律性的東西，那就是說野蠻就少了一點、文明就多了一點、強權就少了一點、人權民權就多了一點。我們社會有很多問題，我們對這些社會的問題有很多不滿，為什麼有問題？主要就在於強者恆強、弱者恆弱，沒有一個規則讓強者抬得太高的頭顱低下，沒有一個規則給弱者信心、尊嚴，能夠昂首挺胸，也就是說沒有一個規則讓強者和弱者可以彼此平等相待，但是現在這個規則我們正在一點一點地創造出來，用這種一點一點增長起來的文明規則，迫使強者不再肆無忌憚，讓他們的眼光放低一下，平視自己的子民，讓弱者知道自己的權利，知道運用自己的權利去改變現行規則，從而使自己能從現行規則中得到保護。同時改變強者和弱者，使強者從一種獸性逐步回歸到人性，從獸回歸到人，也使弱者打消一種恐懼，從順民真正成長為公民，它是一種雙向的改變，使強者成為人、使弱者成為公民。這樣的一個運動，我認為可能才叫做公共互動。這樣一種公共互動靠什麼來推動呢？我前面說不是靠在野黨。這樣一種公共互動，它的推動只能靠公共輿論，只能靠具體的博弈、具體的社會實踐，沒有具體的社會實踐、沒有具體的博弈，所謂的公共互動、所謂的啟蒙、所謂未來的公民社會，一切都無從談起。博弈是一切的基礎，要讓老百姓有一種私權、私產的概念，知道它的重要性，在這個方面寫一萬篇文章、出版一萬本書，也不可能比重慶“最牛釘子戶事件”起的作用更大；涉及公共安全的重大項目必須讓公民同意，讓一萬個教授講一萬次講座也可能啟蒙沒有廈門“PX事件”大。啟蒙不是只靠概念，如果是這樣的話只能是理論家在玩家家，很難推動實際的社會進程，能夠推動社會實際進程的真正的啟蒙發源地，在於具體的博弈、在於具體的實踐，博弈就是最好的啟蒙。我們剛才說的文明概念、文明規則，都是從博弈當中一點一滴生長出來的，這凸現出公共媒體的決定性作用、決定性意義。所有的公共事件離開了公共媒體，都不成其為公共事件，公共媒體的主要職能，我前面講過，就在於去發現公共事件、追蹤公共事件，將公共事件的真相報導給公眾，將公共事件隱含的公共話題發掘出來，將其隱含的公共價值發掘出來，提交給全社會討論，最後讓全社會在某一點上形成一個基本的共識，最後再由這種基本的共識修改相應的規則。這就是公共媒體在博弈時代的地位和作用，這是我要講的第二個部分，主要也是講公共媒體跟現實博弈的關係。最後一個部分，主要是講一下公共互動的特徵。它最大的特徵，我個人認為它是以網際網路形式展開的公共互動，這個網際網路不是大家通常理解的虛擬網際網路，而是說公***動它本身就好像是一張網際網路。為什麼這么說呢？中國現在進入了一個嶄新的時代，這是歷史上從來沒有的。新在三點：第一，所有的公***動比如我前面所說的事件，“非典事件”、“孫志剛事件”、重慶“最牛釘子戶事件”、現在的廈門“PX事件”，規律性的特徵或者說共性在哪裡？它們沒有策劃者、沒有組織者，是誰都想不到的，不僅連我們局外人覺得突然，可能當事人都覺得突然，突然之間就爆發出來了，它是社會發展自然進程的一個結果。我們過去習慣一句話，叫做有組織的、有預謀的、有目的的等等，但我們現在這個時代是無策劃的時代，不像過去那樣抓所謂的一小撮就可以擺平了，原來的管制手段失效了。
評論
每天大事小事不斷發生，深呼吸，冷思考，見解自然獨到。笑蜀，1962年11月生，1984年畢業於中山大學歷史系。曾任南方周末高級評論員、《中國改革》雜誌執行主編。著有《劉文彩真相》、《背上十字架的科學——蘇聯遺傳學劫難紀實》等書。
出版信息
汕頭大學出版社1999年出版，ISBN9787810363457
香港博思出版集團2002年出版。
部落格
國共兩黨，休戚與共
抗戰8年,我們不能夠否認的是:國民黨將士擔負著抵禦日軍的正面作戰,雖然失敗戰役很多,但是也有血戰台兒莊,萬壽嶺大捷等等戰役的勝利,無論是薛岳還是張自忠\張靈浦,我們應當承認他們為抗戰做出的巨大貢獻!要知道抗戰8年他們抵禦著80%的正面進攻的日軍,尤其是裝備精良,集團軍作戰的日本正規軍團,我們要銘記那些為了抵禦外辱犧牲的每一個中國軍人!!!而今,台灣國民黨主席連戰訪問大陸,我們每一個中國人都應當感到高興,因為中華民族的每一次內亂除了給外族造成侵略的機會,就是帶給我們深深的傷痛,我們需要團結,我們迫切等待:國共第四次合作"的到來,中國人不應當打中國人,我們共同的目標是一致的:那就是中華民族的強盛,我相信會有美好的一天,我們中國人一定會強大,我們絕不會讓歷史的悲劇重演!!!下面是毛澤東對蔣介石抗戰的肯定:1938年9月29日，毛澤東親筆寫信給蔣介石，盛讚政府及蔣本人之抗日決心與輝煌成就，這封由周恩來帶到武漢的信件，全文刊介如下：介石先生惠鑒：恩來諸同志回延安稱述先生盛德，欽佩無餘。先生指導全民族進行空前偉大的民族革命戰爭，凡我國人無不崇仰。十五個月之抗戰，愈挫愈奮，再接再厲，雖頑寇尚未戢其凶鋒，然勝利之始基，業已奠定，前途之光明，希望無窮。此次，敝黨中央六次全會，一致認為抗戰形勢有漸次進入一新階段之趨勢。此階段之特點，將是一方面更加困難；然又一方面必更加進步，而其任務在於團結全民，鞏固與擴大抗日陣線，堅持持久戰爭，動員新生力量，克服困難，準備反攻。在此過程中，敵人必利用歐洲事變與吾國弱點，策動各種不利於全國統一團結之破壞陰謀。因此，同人認為此時期中之統一團結，比任何時期為重要。惟有各黨各派及全國人民克盡最善之努力，在先生統一領導之下，嚴防與擊破敵人之破壞陰謀，清洗國人之悲觀情緒，提高民族覺悟及勝利信心，並施行新階段中之必要的戰時政策，方能達到停止敵人之進攻，準備我之反攻之目的。因武漢緊張，故欲恩來同志不待會議完畢，即行返漢，晉謁先生，商承一切，未盡之意，概托恩來先生面陳。此時此際，國共兩黨，休戚與共，亦即長期戰爭與長期團結之重要關節。澤東堅決相信，國共兩黨終必能於長期的艱苦奮鬥中，克服困難，準備力量，實行反攻，驅逐頑寇，而使自己雄立於東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