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生平
楊承宗先生1911年9月5日出生於江蘇省吳江縣（今蘇州市吳江區）。
1932年畢業於上海大同大學。
1934～1946年，在北平研究院鐳學研究所從事放射化學研究工作，任助理研究員、副研究員。
1947～1951年，在法國巴黎大學鐳研究所隨伊萊娜·約里奧-居里夫人從事放射化學研究，獲博士學位。
1951年秋回國，任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原子能所）放射化學研究室和放射性同位素套用研究室兩個研究室主任。
2011年5月27日上午8點45分，新中國放射化學奠基人、中國科大建校元勛、原副校長、放射化學和輻射化學系首任系主任、原合肥聯合大學首任校長、合肥學院名譽校長楊承宗先生，因病醫治無效，在北京逝世，享年100歲。
個人簡介
楊承宗1958年起調任中國科學技術大學放射化學和輻射化學系任系主任，教授。1961-1969年底兼任國家第二機械部鈾研究所副所長，主管業務。1979年任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副校長。1980年倡辦安徽省合肥聯合大學，兼任校長。1979-1989年先後任中國化學會第21-22屆理事，核化學和放射化學專業委員會主任，中國核學會第1-2屆理事、核化學和放射化學學會理事長。楊是第三、四、五、六、七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安徽省第六、七屆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副主任，安徽省第三屆科學技術協會主席。是新中國放射化學奠基人。楊承宗先從鄭大章先生學習研究放射化學。1934年間人造放射性現象尚待確立，人們對鈾-鐳系元素和鈾-錒系元素之間關係並不十分清楚。他隨鄭大章研究、分析並測定了瀝青鈾礦物中鏷對鈾的放射性比例，發表了一系列有關鏷的載體元素化學及其定量提取文章，測定了鈾-錒系對鈾-鐳系的放射性分枝比值約為4%，因而可以用放射化學方法核算出瀝青鈾礦中錒系鈾元素對鐳系鈾元素之間的比值約為千分之七。
2011年5月27日上午8點45分，新中國放射化學奠基人、中國科大建校元勛、原副校長、放射化學和輻射化學系首任系主任楊承宗先生，因病醫治無效，在北京逝世，享年100歲。
楊承宗先生逝世後，中國科學技術大學以及中國科大黨委書記許武、校長侯建國分別以單位和個人的名義向楊先生的親屬發去唁電，表示深切哀悼。唁電中說：“楊先生不僅在科研和教學上是我們的榜樣，在為人處事上也堪稱楷模。在百年的人生歲月里，先生對祖國的忠誠、對科研的執著、對教育的熱愛、對名利的淡泊，以及寬廣坦蕩的胸襟和樂觀豁達的精神境界，都值得我們永遠學習。先生的逝世是我國科教界和我校的重大損失，全校師生無不扼腕痛惜！先生百歲壽誕，音容笑貌仍歷歷在目，而今斯人已逝，精神永存。先生以我是科大人為榮，為學校的建設與發展傾注大量心血，全體師生員工將永遠銘記先生為學校建設與發展所做出的傑出貢獻！我們將永遠銘記先生的諄諄教誨，化悲痛為力量，秉承先生遺訓，為國家科技教育事業努力奮鬥！”
楊承宗抗戰時期，他們曾從大量鈾鹽中分離製得很強的（Th234+Pa234）ß放射源，由此發現Pa23硬ß放射線對鋁箔厚度的吸收曲線並不是一般認為的呈指數直線下降，而是分成若干段的指數直線；又發現ß射線的吸收係數隨放射源周圍物質的量及其原子序而改變。此現象成為背散射法鑑別不同支持物質或其厚度的基礎。1946年楊由法國巴黎大學教授伊萊娜·約里奧-居里夫人支持，獲法國國家科學研究中心經費，1947年初到巴黎居里實驗室工作。時任法國原子能委員會委員的約·居里夫人提出用化學離子交換法從大量載體中分離微量放射性元素的課題。他對常量載體物質的基本化學性質潛心研究，成功地用離子交換法分離出放射化學純的鏷233，錒227等放射性同位素。此方法在當年瑪麗·居里夫人用分部結晶法從大量鋇中艱難地分離出微量鐳的居里實驗室中受到重視。這個從大量雜質中分離微量物質的新方法，結合後人發現鈾在稀硫酸溶液中可以形成陰離子的特殊性質，發展成為全世界從礦石中提取鈾工藝的常用原理。1951年，楊承宗通過巴黎大學博士論文，題目為《離子交換分離放射性元素的研究》，論文考評為"很優秀"。獲博士學位。
個人經歷
挺身救人
楊承宗（右一）、嚴濟慈、馬大猷、吳文俊抗戰以前的北平協和醫院，為了醫療的需要，曾由中美“庚款”資助，向美國買了507毫克鐳，密封在一個玻璃系統的容器里，鐳的容器外加保險柜封閉、鎖牢。可恨的是，這個玻璃系統在抗戰時就被日本人敲壞了。這種強烈放射性元素髮生的氣體，即使有很好的密封裝置，尚且還擔心跑掉。如果裝置破裂，豈不將嚴重擴散？507毫克鐳，它放射的氡氣跑出來，污染環境，對人是有害的。日本人又把那個聯接破裂玻璃管的橡皮管子通到上邊放空。上邊是樓，是病房，住著不知多少不知厲害的病人。
誰能伸出神奇之手，來堵住這507毫克鐳產生的強烈放射性氣體？誰有這種能耐，可以把那個十分複雜的玻璃系統修復？更重要的是，誰有這種勇氣，敢於冒著危險，衝進這靜謐而毫不聲色的殺傷之地？
醫院的主管人員急如燃眉。這時終於有一個人挺身而出。楊承宗聽說樓上住的是病人，便什麼話也沒說，帶著兩個學生和一位玻璃工師傅，前往協和了。他推開那間放置鐳的地下室房門，一切靜悄悄，無聲無息。但憑他一個鐳學研究者的眼光和敏銳的臭氧感覺，他清楚地意識到，這裡污染嚴重，危害非常。他應該穿特製的防護服，戴特製的工作帽、手套和口罩，還應穿上膠鞋。但這一切防護用具，這兒都沒有；其實，那時別的地方也都沒有。需要他以一個毫無裝備的身子去“肉搏”。
這是肉搏。是與比上刺刀的敵人還要可怕而危險的鐳肉搏。楊承宗沒有讓年輕的沒有經驗的女學生去接觸最危險的那個貯藏鐳的保險柜，他考慮到她們未來的長久的工作和生活。在最後關頭，他打開保險柜，代替玻璃工的吹氣工作。他思維敏捷，動作迅疾，處理果斷得當，加水密封，做好要做的一切，一舉成功。那複雜的玻璃系統修復好了，鐳的魔力被牢固地封閉。協和醫院的病房安全了，住在樓上的病人安全了。楊承宗似乎也是好好地離去。但是，誰也沒有注意，他的右眼已受到超劑量的照射，壞了，10年以後，白內障網膜剝離，失明了。他似乎沒有過多的抱怨、苦惱。那眼睛的代價，是許多人的安全和健康。
出庭作證
楊承宗老人一份法國大理院的傳訊通知，送到巴黎中國學生會副會長楊承宗的手裡，傳他出庭作證。在中國內都沒有上過法庭的楊承宗，居然打起了官司，要上外國的法庭，知道一些內情的同學，都為他捏著一把汗，懸起擔憂的心。大理院如期開庭了。楊承宗目光炯炯，一身正氣，莊嚴地坐到證人席上。這不是一般的民事糾紛，這是正義與邪惡、忠貞與背叛的搏鬥。
新中國成立，苦難的人民終於站起來了。流落異邦的學子，誰不欣喜若狂，奔走相告！駐法國大使館的文化參贊孟鞠如領頭召開慶祝會，領事錢能欣等官員，以及華僑代表、學生代表都出席參加，宣布從此起義。這事非同一般，自然引起國民黨特務的注意。國民黨當局考慮駐法使館情況的變化，便派了駐荷蘭的代辦陳雄飛來按管使館工作。但原任大使未走，而使館工作人員也有所防範，陳雄飛無法及時介入，只好躲在外邊，做幕後指揮。
那天，楊承宗穿著整齊，高高興興，容光煥發，以巴黎中國留學生代表的身份，出席新中國誕生的慶祝會。人越來越多，越來越複雜。楊承宗開會來得早，到的人還不多，他謙虛地坐在後排房門口，進出方便。大門已被人把守，只準進，不準出。這時，楊承宗找出個理由要出去，但仍只準走指定的一條道，後面還有人偷偷跟著。楊承宗穿來穿去，終於看到，這裡形勢緊張，樓道里有人在搬運齊腰長的燒火木柴，顯然是準備行兇打人的。形勢緊張到一觸即發。他把情況告訴了費老。大廳里，慶祝新中國誕生的會照常進行，人們慷慨陳詞，對會場外隱伏的暴力、殺機全然不顧。慶祝會勝利閉幕，人們魚貫而出，楊承宗坐著未動。他在回味什麼，估量什麼。會場的人走得差不多了，楊承宗也跟著走出會場。這時，裡邊突然傳來救命的喊聲。果然出事了，特務終於不肯放過正直的人們。楊承宗不顧一切，順著喊聲衝去。參贊孟鞠如、領事錢能欣等四人，被一群手持燒火木柴的暴徒毆打。孟鞠如被打得最重，眼看就要發生危險。楊承宗也不管特務是不是會衝過來打他，立刻放聲呼喊，叫那些尚未走散的同學趕快回來相助。特務看到人多，驚散了，孟鞠如等人得救。
楊承宗要作證的，就是那天發生在中國駐法國大使館這驚人的一幕。法國報紙刊登了這一事件。楊承宗用條理清楚的陳述，親歷目睹的佐證，伸張了正義，讓正直的人們揚眉吐氣，陰謀破壞泊人受到譴責。剛剛建立起來的共和國，也要為之歡呼，祝福遠方兒子的勝利。
遭受屈辱
1978年楊承宗和中國科大少年班學生在一起1997年7月1日，香港回歸祖國。中國人揚眉吐氣，舉國歡騰。楊承宗則更是積鬱頓消，暢快不已。因為，在此之前，一提到香港，他總會想起那一幕難以忘卻的“胯下之辱”。
那是1951年秋，新中國剛剛成立不久，楊承宗在法國學成歸國。應錢三強的囑託，他在法國購置了大批祖國建設所急需的原子能研究設備的資料，準備回國一展身手。離開巴黎後，因為有諾貝爾獎獲得者、導師約里奧?居里夫人的關照及其助手布歇茲的護送，“行李”一路免檢。他帶著這些“違禁品”順利地登上了歸國的輪船“馬賽”號。由於當時法國沒有直通中國的航線，只能先抵達香港才能轉到大陸。而此時的香港屬英國管轄，對剛剛成立的新中國非常敵視，港英當局不讓中國人踏上這片本屬於中國的土地。
楊承宗並不知道這些。當“馬賽”號抵達香港後，他正準備搬運行李下船，忽然聽到廣播，通知他與另外幾個中國留學生留在船上“聽候關照”。楊承宗很擔心自己攜帶的設備被扣，一直守著不敢離開。過了不久，來了幾個英國警察，拎起他的提包命令道：“跟我們走！”，不由分說便把他和另幾個中國留學生帶上了一艘飄揚著“米”字旗的巡邏艇，他們被集中到甲板上，強制坐下，楊承宗剛剛好坐在最前端，此時，天空霧氣蒙蒙，氣氛非常的壓抑、緊張。英警繞船而立，楊承宗抬起頭，正巧，一個英國警察叉開雙腿站在他前面，荷槍昂立，他透過英警不可一世的皮靴恰恰望到被英國掠去的香港的畫面。巡邏艇搖曳著前行，淒風苦雨中的香港像一個可憐的孩子在瑟瑟發抖，一陣屈辱感頓時襲上心頭，楊承宗默默地取出相機，按下快門，拍下了這令他終生難忘的“胯下之辱”。
沒想到，巡邏艇沒有把他們送到警察局，而是把這些中國留學生連同攜帶的行李直接押上了中國輪船“石門號”，楊承宗因為有英警的特別“護送”而將設備安全順利地帶回了中國大陸。而正是在這過程中恥辱的一幕使他更加堅定了為祖國富強而獻身的理想！
傳遞口信
居里夫人1951年6月21日，楊承宗剛剛通過博士論文答辯，獲得巴黎大學理學博士學位，就接到了錢三強歡迎他回國的信函，同時托人給他帶去了一筆錢，請他代購一些儀器設備。對此，楊承宗興奮得夜不能寐。
1936年，為應對日本帝國主義者在華北挑起的事端，楊承宗受嚴濟慈先生之託，單槍匹馬赴上海建立起一個實驗室，為北京的研究所南遷做準備。日本侵略軍占領上海後，汪偽政權干將、大漢奸褚民誼派人來拉攏楊承宗，要他留在已經被汪偽集團“接收”的研究所工作。楊承宗卻輕蔑地一笑，義無反顧地揚長而去。抗戰勝利後，在嚴濟慈的推薦下，錢三強向瑪麗·居里的女兒、著名科學家伊萊娜·居里介紹了楊承宗的愛國事跡，伊萊娜·居里深受感動，欣然接受楊承宗到居里實驗室學習和工作。
就在回國之前，楊承宗曾接到法國國家科學研究中心的聘書，除了說明繼續聘任兩年外，還特別說明：“年薪為55萬5350法郎，另加補貼。”這在當年可是一筆相當可觀的收入。但是對楊承宗來說，再沒有什麼比建設新中國更有吸引力的了。雖然明知回到祖國後，他的工資只是每月1000斤小米，但他仍婉言謝絕了法國研究機構的聘請。
得到錢三強托人給他帶來的美元，楊承宗展開了“瘋狂大採購”，恨不得把回國開展原子能研究所需要的儀器、圖書統統買回去，為此不惜“挪用私款”，將在法國的四五年中省吃儉用積蓄的一筆錢，彌補了公款的不足。同時，通過居里夫婦的幫助，他得到了10克碳酸鋇鐳的標準源和一台測量輻射用的100進位的計數器，這些都是原子能科學研究的利器，當時不能隨便購買得到的。1951年10月，楊承宗帶著十幾箱資料和器材，歷經曲折，從香港回國。他安排好工作，就去蘇州接妻子和兒女。當妻子拿出一大疊欠債單放在他面前時，他愣住了。他沒有想到自己在法國時，家中生活竟如此困難。怎么辦？他沒有向組織索要那筆被他挪用的“私款”，而是把自己心愛的蔡斯牌照相機和歐米茄手錶變賣了。只是從此之後的近40年裡，這位業餘攝影愛好者竟再沒有錢買一台像樣的照相機。
在楊承宗踏上歸國的征途之前，當時擔任世界保衛和平委員會主席的弗雷德里克·約里奧·居里特地約他進行了一次十分重要的談話。約里奧·居里說：“你回去轉告毛澤東，要反對核子彈，你們必須自己擁有核子彈。核子彈不是那么可怕的，核子彈的原理也不是美國人發明的。你們也有自己的科學家。”楊承宗激動不已，當他將這番話轉述給錢三強時，錢三強卻收斂了笑容，鄭重地對他說：“我要向毛主席和周總理匯報。這是非常機密的大事，我們對誰都不要說，哪怕是我們的妻子，也不要講。”錢三強把約里奧·居里的話報告了黨和國家領導人。後來，中央又專門派人找楊承宗核實了約里奧·居里的口信，並且再一次強調了這件事的保密性。楊承宗是個心直口快的人，可是這件事他卻一直守口如瓶。後來人們知道，這個口信對新中國領導人下決心發展自己的核武器起了積極作用。直到30多年之後，楊承宗才向原子能所的領導談到了這件事。1988年10月，二機部老部長劉傑才正式公布了當年約里奧·居里請楊承宗向毛主席傳話的事。錢三強的夫人、著名科學家何澤慧聽說後驚訝地說：“啊！這個三強，真會保密，連我都不告訴。”
回國建設
郭傳傑書記與楊承宗先生親切握手楊承宗回響周恩來總理號召，回國參加新中國建設。離開居里實驗室前他向約里奧-居里夫人要了居里實驗室獨有的碳酸鋇鐳標準源10克，親自帶回中國。這是瑪麗·居里夫人親手製作的極為珍貴的國際標本，英、美等已開發國家也均以居里實驗室製備的碳酸鋇鐳樣品尊為國際標準，是我國開展原子能放射性計量研究的最基礎實物，1979年他將此標準源獻給國家，現珍藏在中國計量科學研究院。當時，任世界和平理事會主席及法國原子能委員會高級委員的弗里德立克·約里奧-居里先生聽說楊將回中國，特地約見他，並誠懇相告："……請轉告毛澤東，你們要保衛和平，要反對核子彈，你們必須自由有核子彈；核子彈也不是那么可怕的，核子彈的原理不是美國人發明的；你們有自己的科學家……"他辭去法國國家科學研究中心的優厚待遇回國，將此言告訴錢三強，決定由錢三強報告新中國領導人。據報載，此忠言對我國研製核子彈的重大決策有幫助。
1951年秋，楊承宗到中國科學院近代物理（原子能）研究所（簡稱近物所）工作。1953年該所急需中子源。楊知道北京協和醫院存有507毫居里的鐳源及配套提氡裝置，在安全防護設施嚴重不足的條件下，楊身先士卒，帶領助手將早年被日軍破壞的全套鐳-氡裝置進行修復，提取氡氣供醫療用，又製成氡-鈹中子源。這是中國最早得到的人工放射源。它為我國早日開展中子物理及放射性同位素製備研究創造了條件。1954年，有猶太商人向我國兜售硝酸鈾醯，說是濃縮鈾235。周恩來總理要近物所限期確定該樣品質量。在當時我國尚無重同位素質譜計的困難條件下，楊根據放射系的蛻變原理，指導合作者完全用放射化學方法確定了該鈾樣品中U235的含量只相當於天然鈾，避免了上別人的當，維護了我國的尊嚴。此成果研究方案複雜，他們巧妙地套用了僅有的簡單測量儀器達到目的。他創建新中國第一個放射化學實驗室，成功培育了我國第一代放射化學工作者。1956年，楊參加制定中國原子能科學技術發展長遠規劃。當年秋天，近物所開辦放射性同位素套用講習班，他任第一期講習班班長，在全國範圍內共培育了近千名同位素套用的高級科技人員。他是中國科學院同位素套用委員會副主任委員。
相關信息
楊承宗等人合影1960年，蘇聯毀約停援，撤走全部專家。1961年春，楊奉二機部命到北京鈾研究所任業務副所長，帶領該所科技人員研究成功從我國含鈾只萬分之幾的鈾礦石中製備含雜質不超過萬分之幾的核純鈾的全部過程，包括鈾的提取、純化、轉化以及有些元素含量上下相差一億倍以上的極端懸殊的分析鑑定。他們完全自力更生，建成一個鈾冶煉實驗廠，兩年內純化處理上百噸原料，生產出足量的核純鈾化合物，為我國第一顆核子彈成功試爆提前三個月準備好合格的鈾原料，未用一點外援，受到國家表揚。楊承宗還在鈾所組織領導了從鈾礦中綜合提取鈾、鐳226、釷230、鏷231、鉛210等自然放射性核素的化學新工藝及其實際生產，使我國成為極少數能夠系列製備這些自然放射性同位素的國家之一。得到的幾十項科研成果中，有三項獲全國獎。1958年中國科學院創辦中國科學技術大學。楊任放射化學和輻射化學系主任，講授化學系的幾個大課。1970年他奉命隨中國科學技術大學下遷合肥，繼續化學教學及科研工作。1973年主持了全國火箭推進劑燃燒機理的學術會議，建立科研協作關係，使科大的火箭固體推進劑燃燒機理研究成果在國內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1977年他首提的同步輻射加速器在科大立項成功。後來又直接領導利用同步輻射裝置的200MeV電子直線加速器作中子源和珈瑪射線源，由此進行光核反應研究製備輕質量、短半蛻期、有特殊用途的同位素工作取得成功，為我國內地的核科學研究開闢了一條新途徑。1979年楊承宗被任命為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副校長。他是博士生導師，先後培養博士十餘名。1980年，他倡辦了全國第一所自費走讀大學--合肥聯合大學，被舉為首任校長。自費走讀，國家付出不多是當時教育界一大新事，已有2萬多名學生從該校畢業。
楊承宗楊承宗先生的愛國情懷、科學作風和奉獻精神為青年一代科技和教育工作者樹立了榜樣。2010年9月16日，科教界專家學者和楊先生曾工作過的單位代表以及他的學生共四百多人齊聚一堂，隆重舉行楊承宗先生百歲華誕及從事學術活動八十年紀念座談會。當時，由於生病住院，楊承宗先生未能親自出席大會。他特地在醫院通過視頻向與會代表致以誠摯的謝意。他還委託長子作了書面發言。他說：“回顧我走過的歲月，我經歷了百年社會的大變遷，目睹軍閥混戰、外強凌辱、百姓生靈塗炭，為此立志科學救國。我首先要感謝我的啟蒙老師鄭大章先生，他不僅教我放射化學，而且身體力行，教我愛國的民族氣節。我要感謝嚴濟慈先生，是他把我推薦到居里實驗室工作，我因此有機會認識約理奧-居里先生和居里夫人。”他把自己數十年為新中國科技教育事業奮鬥的人生歷程，化為幾個淡淡的剪影，深情地說：“從1958年中國科大建校開始，我一直是科大人，我以中國科大為榮。我與科大師生不離不棄地度過了最困難的下遷時光，又一起為科大的二次創業努力拚搏，共同奮鬥。我在科大搬遷到安徽後又在科大工作服務了二十五年。”
楊承宗先生雖然離開了我們，但先生為我國科技教育事業作出的傑出貢獻和矢志報國、淡泊名利、無私奉獻的崇高品德，將永遠銘記在所有科大人的心中！
研製核子彈
放射化學奠基人楊承宗回國後先在中國科學院近代物理所工作，錢三強所長請他擔任該所第二研究大組的主任。當時該所的科研工作分為四個大組，第一大組的主任是趙忠堯，第三大組的主任是王淦昌，第四大組的主任是彭桓武。
當時近代物理所人才濟濟，放射化學研究的唯有楊承宗一人，又加之受西方國家的封鎖和禁運，缺乏寶貴的技術資料和實驗方法，工作非常困難。他親自編寫放射化學方面的教材，開設“放射化學”和“鈾化學”等專業課，為那些從來沒有接觸過放射化學的新的大學畢業生們系統講授放射化學專業理論知識和實驗技能；後來又在北京大學和清華大學授課，為國家培養更多的放射化學人才。當近代物理所的大樓里容納不下這支放射化學的新生大軍時，楊承宗在大樓旁邊籌建了全國第一個放射化學實驗小樓。到1956年下半年，近代物理所從事放射化學的專業人才已從他回國時僅他和郭挺章及兩位年輕大學畢業生，發展到兩個研究室近30人，他則同時出任這兩個研究室的主任。1958年，他又被請到剛剛組建的中國科學技術大學任放射化學和輻射化學系主任。
身為“洋博上”的楊承宗不僅開創了中國的放射化學研究，在危險工作面前也身先士卒。解放初期，在北京協和醫院鐳輻射源（美國人遺留下來，後遭日本人破壞）的修復中，楊承宗在當時毫無防護設備的情況下，挺身而出，連續奮戰，終於以他技術將其修好，保護了人民民眾的生命安全。可這卻導致了他後來一隻眼睛失明，另一隻眼睛視力也大幅下降。
1961年3月，楊承宗的人事關係從原子能所調到中國科學技術大學。一個星期以後，他又從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借調到二機部所屬第五研究所兼任副所長，主持全所業務工作。同時，他仍要在每個星期三和星期六，趕回中國科學技術大學授課和處理系裡的各種事務。在兩副領導的重擔壓力下，忙得很難見到子女一面。
楊承宗剛剛到五所時，面對的是一個蘇聯停止援助，撤走專家，又深受極左路線和反右傾之害的大攤子，科研秩序混亂、人心渙散。垃圾、加工後的廢礦渣、未破碎的礦石到處堆放，整個所區像一個破舊的工地。在這個“破舊的工地”上怎么可能研究並最終提煉出核燃料來滿足第一顆核子彈試爆的需要？無怪乎二機部劉傑部長要問他：“為什麼中國的原子能事業不能大踏步地前進？”並親自把他安排到五所主持業務工作。楊承宗只好又一切從頭開始。為了消除極左思潮對廣大科技人員的影響，身為非黨員業務副所長卻要從鼓勵科技人員勇攀高峰、為中國造出自己的核子彈而努力的政治思想工作開始，還要配合所內各級領導設法改善所內員工的物質生活，讓他們在三年困難的特殊時期有基本的能量供應。他整頓所內的科研秩序，為五所的科學研究工作大量購買圖書和增加必需的儀器設備。不久，一批世界先進水平的水冶流程、新的分析方法和新的有機材料等重大研究成果便不斷地從五所產生。五所從一個爛攤子一躍而成研究所，中國的鈾工業也從無到有，開創了天然鈾工業生產的歷史。
這期間他領導全所科技人員,在中國第一批鈾水冶廠還沒有建成的情況下，在五所因陋就簡，自己動手建成一套生產性實驗裝置。經過兩年多的日夜苦戰，純化處理了上百噸各地土法冶煉生產的重鈾酸銨，生產出了符合核子彈原材料要求的純鈾化合物2.5噸，為中國第一顆核子彈的成功試爆提前3個月準備好鈾原料物質。二機部下文給研製核子彈有功人員晉級嘉獎，但由於楊承宗的行政關係隸屬於中國科學技術大學，不屬於二機部，所以儘管他為此立下了汗馬功勞，卻與此次嘉獎晉升無緣。他從來不對別人提起過此事，即使是其子女還是在“文化大革命”之中什麼事情都被抖落出來的時候才知道。中國第一顆核子彈爆炸試驗成功後，站在學科最前沿的楊承宗馬上為二機部五所的前途擔憂起來。他多次說：世界上沒有哪個國家有像五所這樣上千人規模的鈾礦選冶研究所；中國的鈾礦資源並不豐富，總有挖空的一天，到時沒有飯吃就來不及了！核子彈不能當飯吃！五所要改變單一方向，要注意套用！回想起來，這是何等的遠見卓識！可是忠言逆耳，他逐漸不被重用。這些勸誡也成了他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批判的口實。1969年底，中國科學技術大學搬遷，五所軍管會不同意他留下來，楊承宗再一次從事業的高峰被迫離開，搬到安徽省合肥市。
創辦大學
楊承宗教授(右)“文化大革命”結束後，1978年，楊承宗被任命為中國科技大學副校長。後來他又擔任安徽省第六、七屆人大常委會副主任，省科協主席。在此期間，他創辦了合肥聯合大學——建國後第一所自費走讀大學。這是他晚年集中一生作為教育家和科學家兩方面的經驗和智慧，辦成的最後一件大事。這創舉的智慧火花來自於不經意中聽到的同事之間的一段對話。1979年8月，在安徽省高教局召開的一次會議上，科大參加會議的幾位同事在中午休息聊天時，有幾句話飄進了楊承宗的耳朵。有人問：“你的孩子考上大學了嗎?”回答是：“咳！別提了，只差0.2分。”楊承宗的心久久不能平靜：聯考擇優錄取這條很好，但能精確到0.2分嗎？他做了一番調查，不同的老師評卷差個幾分，非常正常。
“文化大革命”後，累積了多年的中學畢業生同時進入聯考場地，千軍萬馬過獨木橋，某些好馬失蹄也是常有的事情，至於考生因在不同省、市而高分落榜低分被錄取更比比皆是。他不由得萌發出一個構想：能不能給那些分數接近聯考錄取線的學生提供一個深造的機會呢？1980年3月他參加全國科協大會時，聽胡耀邦講，全國有1600萬失學青年怎么辦？這更激起他探索高等教育改革的熱情。1980年6月13日，方毅副總理視察安徽，並在中國科技大學全體師生職工大會上發表了講話，他說：“我們需要千方百計地實驗和探討改革的途徑，創造多種多樣的辦學形式和辦法，廣開學路。”對此格外敏感的楊承宗深受鼓舞：與其抱殘守缺，何不獨闢蹊徑？遂正式提出了在不增加國家負擔的前提下，綜合利用合肥地區高等學校的師資、設備優勢，創辦一所自費走讀大學的構想。
1980年6月23日，記者胡羊首次獨家報導了楊承宗關於招收自費大學生的主張。文章見報後，讀者紛紛來信，更有一群教育志士積極擁護該項主張。真是“一呼百應”！同年7月，關於成立一所民辦公助的自費大學的議題擺到了省領導的辦公桌上。8月，省政府批准成立這所大學。但讓楊承宗意想不到的是，省領導請他出任校長。他一再推辭，畢竟已是年近古稀，而且很多人不知道的是，當時他的雙目幾近失明，妻子從北京搬到合肥後就一直重病纏身。但省領導以那些被聯考分數拒之門外的學生之名再三誠懇邀請時，他最終被打動了。他所做的第一件事，是確定校名，當時提議的校名有“安徽自立大學”、“星津大學”、“江淮大學”等等。抗戰時期有個“西南聯大”，由清華、北大、南開三所大學合辦而成，辦學效果很好。這個也叫聯大，體現聯合辦學的精神。
1980年8月23日，合肥聯合大學正式成立，全部的家當就是從科大借來的一間20平米的房間、幾張辦公桌、包括楊承宗在內的6名兼職人員。楊承宗再一次表現出獨樹一幟、銳意創新的精神，實行了一系列的高等教育改革：學校實行董事會領導下的校長負責制，由合肥市委書記鄭銳兼任董事長，這是對當時處於主導地位的黨委領導下的校長負責制的一種創新；沒有校園校舍，所有教學都是“聯辦”，插在科大、合肥工業大學、安徽大學等的教學空檔中完成；沒有固定的師資隊伍，所有的教師都是從合肥地區12所高校中擇優聘用，並邀請國內外著名科學家、學者如任之恭、錢致榕、龔升、楊紀珂等來校講學，體現了“所謂大學者，非謂有大樓之謂也，有大師之謂也”的教育思想；學生全部“走讀”、自主擇業，改變了當時普通大學包吃、包住、包分配的做法，甩掉了沉重的後勤包袱；國家部分撥款，“適當”收費，每年文科40元、理科50元，改變了建國以來中國高等教育由國家單一投資的體制；倡導公民享受高等教育、大眾化教育理念，一改高等教育只注重選拔尖子的宗旨。上述高等教育思想和辦學理念，在改革開放30周年之際，很多已經得到普遍認同和實踐。
楊老全身銅像，先生子女代表楊家建夫婦合肥聯合大學“聯辦公助，自費走讀，不包分配，擇優錄用”的辦學模式，在當年是中國高等教育制度的一種創新。《人民日報》《安徽日報》《中國教育報》《中國青年報》《文匯報》等先後多次詳細報導，在國內外產生了一定的知名度。繼合肥聯合大學創辦之後，北京、上海、南京、西安、廣州、杭州等地也相繼成立類似的大學，有些直接套用了“聯大”的名字，有些名字雖然不同，但辦學宗旨、教學形式基本相同，如北京聯合大學、南京金陵大學、武漢江漢大學、上海大學等。當時全國有許多城市和教育部門的領導來合肥聯合大學參觀訪問，楊承宗還專門抽調人員接待來訪。
2002年，合肥聯合大學與合肥教育學院、合肥師範學校合併組建合肥學院。合肥學院已建設成為國際化合作辦學示範院校、安徽省示範套用型本科高校建設單位，也是國家第一批61所“工程師教育培養計畫”實施高校之一，迎來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楊承宗先生雖然早已退休，但他對此仍是高度關注，非常高興。2016年，合肥學院5個專業進入安徽省一本批次招生，同年，合肥市委市政府明確：2016年支持合肥學院更名合肥大學。
人物評價
楊承宗為中國核燃料化學的建立、發展和培養人才所付出的辛勤勞動、所作出的貢獻，無論怎樣評價，都不為高 。（中國科學院院士王方定評）
楊承宗心態之淡泊而明志，不要說在當今社會，就算是歷史上的先賢也屬難能可貴。楊承宗繼承了中國傳統讀書人的優良品德，事事求真、務實，做事腳踏實地，做人坦誠相待。是以壽高而明智，深受後學愛戴。楊承宗為人，明恕而行、要之以禮，嚴於律己、諄諄教人，胸懷廣闊、思維敏銳。是以壽高而健實，深受人們的敬愛 。（李虎侯教授評）
楊承宗對中國核科技事業的發展和高素質人才的造就作出的許多開拓性、創新性的貢獻，已牢牢銘記在共和國的史冊上。他的淡泊名利和愛國情操，也為中國青年一代科技工作者樹立了榜樣 。（中國科學技術大學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