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伯瑤

楊伯瑤，光緒二十二年（1897年）生，彝族大方縣瓢井區中箐鄉人。其先世為古西南夷扯勒（且蘭）部君長。元、明時期四川藺州宣撫司宣撫使，為奢氏的一支(奢香夫人的後代)，改漢姓為“楊”後，是貴州宣慰使司四十八頭目之一。

清康熙三十七年（1699年）起，中央政權進一步加強“改土歸流”措施，土司、土目的政治地位削弱，但經濟地位未發生本質變化，歷史形成的習俗、等級觀念大多得以延續。直至清末，土司的後裔在民族聚居區內仍處於領袖地位。楊伯瑤先生就出生在這種環境的土司家庭中。
楊伯瑤先生少年時，先後得到秀才潘子敬、陳希堂兩先生的家庭私塾教育，深受漢族文化和傳統道德觀念影響。辛亥革命爆發時，他年僅15歲，受革命浪潮的吸引，到廣東駐軍司令官龍騰莊（盤縣人）部下任連長。民國13年（1924年）5月，經同盟會員安健（舜卿）和龍騰莊的介紹，楊伯瑤進入黃埔軍校第一期學習，同隊的學員有中共黨員陳賡、周士第、何光宗、左權，其他知名人士則有陳明仁、胡宗南和黃維等（見《中央陸軍軍官學校第十期第二總隊同學錄》）。楊伯瑤在校時，多次聆聽周恩來主任、鮑洛亭和嘉寧將軍闡述馬克思主義革命道理，受到進步思想深刻地薰陶。他認為 “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確立了“只有反抗列強，打倒軍閥，剷除封建，中國才能強盛”的思想。
民國15年（1926年），楊伯瑤參加了國共合作發起的“北伐戰爭”。民國16年（1927年），國民黨的一部分人發動“四一二”政變，楊伯瑤認為政變違背了孫中山所引導的道路，便以為父奔喪為託辭，棄職回鄉。
楊伯瑤回到故里，就著手廢除民族內部土司制度殘餘及有損鄉鄰利益的陳規，如雞租、豬租、“扯手錢”（家庭婚喪要求佃戶交的錢物）及“馬草糧等”；政府糧賦，不再由大戶轉手，而由農戶直接繳納，以防舞弊。他通告鄉鄰，不再稱自己為“二老爺”，而按年齡、輩份以叔、伯、兄、弟相稱；廢除佃戶不得進屋就座的舊習，佃戶有事來訪，楊先生常陪同吃飯交談。
楊伯瑤父輩曾因田租糾紛，和相鄰的苗族同胞結下夙怨，楊伯瑤採取妥善措施處理。首先，他劃出40畝土地，作為苗族“跳花廠”，並為跳花廠題刻了“舞花台”石碑。每年跳花節，楊先生都提供酒水、豬肉招待跳花的苗胞，並在閉場時，設宴數十桌招待參加跳花的客人。經他提議，在跳花中增加賽馬、斗雀（斗畫眉、鬥鵪鶉）等項目，自己親自參加賽馬、斗雀比賽，使跳花活動更為豐富多彩。
對死於田租糾紛的三位苗族同胞，他為之修墳立碑，並承擔了死者子女的撫養教育、父母生養死葬義務。有一位苗族老婦活到百歲高齡，楊伯瑤就為她立了“馬母王氏百歲碑”，並認其作自己的“寄母”。他的努力，消除了父輩造成的民族隔閡，使當地苗彝人民長期親密相處。
他還自定家規：每逢年終向窮苦鄉鄰提供一定數量的豬肉、糧食，幫助他們度過年關；歉收的年份，酌情減免佃戶田租。他從做不損害鄉鄰的利益的事。有一次，苗胞獵獲一口300多斤重的野豬，送到他家以示敬意。
結果，他招待幾十位苗胞用飯後，還是婉言謝絕了饋贈。最為難能可貴的是，他收養了十幾個孤寡老人，照顧他們安度晚年。
楊伯瑤雖然有“黃埔軍校第一期畢業生”的聲望，卻並不利用來謀求高官厚祿。在地方上以維持社會治安為己任，平時喜愛騎馬、旅行、吟詩作賦自娛。所作詩賦不拘泥於格律，多表達自己樂於閒適，不攀附權貴的志向。黔軍駐畢節旅長宋醒（號稱“宋大馬刀”）因見大方境內社會治安良好，送他一幅楹聯，稱讚他“此地可稱乾淨土，知君不是等閒人”，並約他任參謀長。他雖未就職，但與宋結下了深厚的友誼。
由於他在黃埔軍校曾受到周恩來的教導，故對中國工農紅軍持歡迎態度。民國25年（1936年），紅軍長征經過大定八堡時，楊伯瑤先生請在家塾教書的官敬陶（正清）先生製作許多三角紅旗，上書“歡迎紅軍，打富濟貧”，“歡迎紅軍，救國救民”等口號，派黃成武帶鄉親插在由八堡到中箐交界的豬市壩、武官坡一帶的路旁田邊，以示歡迎紅軍到中箐。在家門口懸掛 “歡迎紅軍，救國救民”的橫幅，堂屋裡供上周恩來在黃埔軍校贈給他的橫額。紅軍一到，他就出外歡迎，獻出糧食、肥豬慰勞紅軍。紅軍開走時，又贈一批槍彈和銀元，並收留紅軍傷員劉賢桂、尹發萬和王某在家整整住了三年，最後供給旅費，分別送回家鄉。楊先生的熱情接待，給紅軍官兵留下很深的印象。據1974年轉業回黔西的王桂林說，他在西藏服役時，有位老領導向他講述紅軍過貴州，受到一位大土目（土司）歡迎的往事。按他說的時間、地點、經過情形，可以確定所謂“大土目”，就是指楊伯瑤先生。
國民黨中央軍進入貴州後，薛岳就任命楊伯瑤為少將參軍，後又任他為“川、滇、黔邊區黔境民團”少將指揮官。此間，他為地方治安作了很多工作。在舊社會兵荒亂馬亂的局勢下，他努力維持轄區內的安定，想盡辦法避免民眾被抓壯丁、派款，減輕了貧苦民眾的痛苦。
楊伯瑤在畢節任指揮官時，中箐有個名叫梅德沛的漢族佃戶，綽號梅三估（“估”即“犟”的意思），因租佃糾紛而與楊家發生矛盾。梅趁楊伯瑤不在中箐之機，帶人強占了楊家的幾間房屋，並擅自處理楊家的財物。當時人們都認為楊回來後一定會懲處梅某，但楊伯瑤回來後反而設宴招待他，席間勸導他辦事要恪守信用，使梅心服口服。這樣既解決了私人矛盾，又增進了民族間的團結。
楊伯瑤重視文化教育，他家中長期設有私塾，官敬陶、張奎久等地方上有威信的清末舉人，均在他家當過塾師。為使鄉鄰子女都能入塾讀書，凡經濟有困難鄉鄰，他都給予資助。新學興起，他又請陳炎武教授新學。為了使他安心教學，就把陳的家屬接到家中同住，撥了幾擔田租補貼陳的家用，更在八堡街為陳熙堂老師樹立紀念碑，培養社會尊師重教的意識。
貴州解放後，他認為共產黨才是國家和民族的希望，積極參加迎接解放的工作。大定城剛解放，他就邀集地方知名人士，帶領各族民眾載歌載舞進城，表示祝賀。畢節地區是解放軍進軍四川、西藏的必經之地，距畢節縣城50餘公里的燕子口，是補充軍用糧秣的重要據點。為了保障軍需，做好民族工作，中共委派蔡崇林、張存震和陳迢三人動員楊伯瑤出糧支前，先後三次到三圓洞楊伯瑤家。楊安排好三人的住宿，為他們的宣傳工作提供方便。因當時他家正辦婚事，所以幾天后才派十餘名勞力向解放軍糧站送糧。蔡崇林第二次到三圓洞，向楊先生介紹了解放軍解放瀘州、西藏的計畫，楊伯瑤再一次動員40多人，送給部隊糧食3000多斤。這引起部隊首長高度重視，把情況一直匯報到周恩來總理處，才知道楊伯瑤的歷史和為人。為爭取更多少數民族的支持，蔡崇林第三次走訪楊伯瑤先生。首先代表黨表揚他於1936年2月以大量槍枝、彈藥和銀元支援紅軍二、六軍團的義舉；對他幫助三名受傷紅軍戰士療傷、返鄉的事表示感謝。楊先生想不到自己做的每一件好事，中共都記得清清楚楚，非常高興，立即派人送萬餘斤糧食到國庫。後又動員其他家族成員踴躍繳納公糧，為此，他獲得燕子區人民政府授予的“支前模範”稱號。
在20世紀50年代初期，楊伯瑤先生做了兩件非常重要的工作。一是動員少數民族民眾交出各類槍枝1000餘支，二是配合解放軍清剿土匪。1950年，原國民黨貴州省保全大隊長、保全副司令羅湘培隨“貴州西北綏靖司令”劉鶴鳴起義。同年3月，羅突然在普定發動叛亂，致使織金、水城、威寧、赫章、金沙等數縣人民政府機關被迫撤出縣城。後羅又與國民黨專員廖星序勾結，串聯鳳岡、銅仁、石阡等縣地主惡霸策劃全省大叛亂，並變本加厲，與國民黨特務、散兵游勇及土匪聯手，制定“川、滇、黔反共綱領”，成立所謂“川、滇、黔軍政委員會”，所有武裝由他統一指揮。
1950年9月15日，解放軍發動“赫（章）威（寧）鐵壁合圍”戰役，匪眾被一舉聚殲，羅湘培左臂負傷，化妝逃到中箐，妄想得到楊伯瑤庇護。楊立即通知中共瓢井區工委書記何啟全。當晚，武工隊包圍了羅藏匿的地方。羅湘培自斃身亡。解放軍官兵稱讚道：“進軍大西南以來，很少見到（楊伯瑤）這樣的開明人士。”
此間，黨和政府已經開始正式任用楊伯瑤先生。
1950年9月5日，中央人民政府發布由毛澤東主席簽署的《2937號任命通知書》，任命楊伯瑤為貴州省人民政府委員。
從1951年7月起，先後擔任過貴州省第一屆各族各界人民代表會議協商委員會常委、省政協第一、二、三屆委員會委員、常委。
1953年，被任命為省人民政府政治法律委員。
1957年6月，被任命為貴州省民族事務委員會副主任。
“反右”鬥爭以後，中共黨內“左”的思潮日漸高漲，基層部門負責人更對民主人士持傲慢蔑視的態度。1960年，貴陽糧食供應困難，楊伯瑤先生將自己留作紀念的幾件首飾送到北京文物收購部門變賣，購買“高價食品”維持子女的基本營養。他所在單位負責人發現後，以“藏賣浮財”罪名，對他進行處分，並從他工資中分期扣除變賣“浮財”所得，連續兩年才將變賣所得扣清。這對要撫育八個兒子的楊伯瑤來說，無疑是雪上加霜的事，給他的家庭帶來巨大的不幸，有四個兒子先後死於飢餓疾病。
1965年5月，全國各部門同時批判《海瑞罷官》和“三家村”（指吳晗、鄧拓、廖沫沙及他們的作品），政治空氣非常緊張。原省府大院9幢2號楊伯瑤（時為老行政11級幹部）住宅的衛兵突然撤走，標誌著楊的政治地位進一步下降。1966年“八·一八”（毛澤東主席首次接見“紅衛兵時間）後不久的一天深夜，一群“紅衛兵”手持匕首、長矛等武器，翻過省府大院院牆，砸爛了楊家的門窗，沖入家中，把當時在家的三個兒子反綁並剃掉半邊頭髮（名為“陰陽頭”），並將大兒子打成重傷，造成終生殘疾。同時，把楊伯瑤捆在椅子上，以軍用皮帶抽打，強迫他交出“私藏槍枝彈藥”。另一些人則大肆抄家，將楊老先生收藏的古錢幣、珠寶、名貴鳥籠、古彝族馬鞍、服飾等文物一掃而空。
在以後的幾天裡，各路“造反派”又多次抄家，連古醫書、小提琴五線譜本也不放過，但始終未能查獲任何“反革命”的罪證。“造反派”索性把楊伯瑤關進在機關內私設的集中室，並規定家屬送飯時不準用彝族語言交談。1966年9月5日，省級單位的“走資派”、“反革命”和“反動學術權威”同時被趕出“高幹宿舍”。楊伯瑤一家六口也被迫租賃了黔靈公社小關生產隊社員閒置的豬圈（茅草房）勉強住下。根據江青“要從經濟上打倒走資派”的指示，“造反派”停發了楊伯瑤的工資，迫使楊先生舉家靠借貸度日。由於楊家的親友、同事均先後被“揪出”、“打倒”，很快就借貸無門。艱難之時，竟不得不接受子女的同學一兩斤米、一兩棵白菜的接濟以維持生計。不久，省級統戰人士被集中到和平路北天主堂辦“學習班”。楊伯瑤被定為“問題最嚴重”者，交其他情節較輕的“走資派”成員輪流看管，不準回家。
楊在受到關押、遊街示眾和毆打等最原始野蠻的手段迫害之時，堅信這不是中國共產黨的政策，但卻不可能更理性地認識“文化大革命”，因而多次逃脫，試圖進京上訪告狀。被抓回後遭到更加嚴厲的懲罰，一度被押往湄潭“五七”農場勞改。其妻子、兒子也因此受株連。其妻子原為中醫師，造反派以 “有一個劉少奇就有一個王光美”為由，將她下放為勤雜工。批判“牛鬼蛇神”時，她經常被拉去“陪斗”；所有的兒子均不分配工作，除了下鄉插隊的小兒子外，其他三個兒子長期失業。1974年，貴陽市第十九中學校長周學英出於同情，冒險將其排行第六的兒子楊煥煊安排為代課教師，直到“四人幫”粉碎後才轉正。
1972年，另外兩個兒子離家出走，中途被抓回貴陽，楊老先生因兒子出逃之事，以現行反革命罪關押於省公安廳看守所。病危時才準予取保就醫，但終因延誤了治療時間，不幸於1972年10月11日病逝，終年77歲。
“四人幫”粉碎後，楊伯瑤和歐百川等老同志一起得到平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