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生平
楊伯愷楊伯愷（1892—1949），字道融。1892年12月16日生於四川省營山縣駱市鎮小蓬鄉楊家壩。1917年，楊伯愷前往上海求學，後又考入北京法文專修館學習。1919年3月，楊伯愷同第一批勤工儉學學生從上海赴法國。1921年，楊伯愷積極投身周恩來、趙世炎、蔡和森等領導的留法勤工儉學學生運動。1922年6月加入共青團，任團支部書記，不久轉為中共黨員。
1925年3月，楊伯愷回到上海。時值“五卅運動”爆發，楊伯愷立即投入革命運動，連續在中共中央辦的《熱血日報》上發表痛斥帝國主義的文章。1925年秋，中共黨組織派楊伯愷回四川協助吳玉章在重慶開辦“中法大學”，並擔任中共重慶地委教育委員會委員。
1926年3月2日，四川省第一個由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縣級農會營山縣農民協會在楊伯愷的家鄉正式成立。在此期間，楊伯愷還籌建了第一個中共營山支部，並及時向黨中央、團中央寫信報告了組織發展情況。
1927年3月31日，楊伯愷回重慶參加中共重慶地委召開的反帝民眾大會。中國國民黨右派對手無寸鐵的到會民眾進行野蠻鎮壓，楊伯愷頭部受傷。“三·三一”慘案後，中共重慶地委和省委黨部遭到破壞，四川一片白色恐怖。楊伯愷毅然決定到武漢尋找黨組織。1927年4月，楊伯愷來到湖北漢口，被中共黨組織分配在漢口一所中學任教。
1927年7月15日，汪精衛在武漢發動反革命政變。不久，楊伯愷接到中共黨組織通知，讓他立刻離開學校赴廣州。楊伯愷偕夫人危淑元到達上海後，始知廣州蘇維埃政府已撤退。於是，楊伯愷便留在上海，在中共滬東區委領導下參加黨組織的工作。
1937年抗戰全面爆發後，楊伯愷從上海到南京八路軍辦事處會見了葉劍英，聽取回川工作的意見。到達湖北漢口後，楊伯愷安排妻兒先行返川，自己則和學生陳同生一道去山西作川軍的統戰工作。1937年冬，他們來到第二十二集團軍總司令、營山同鄉鄧錫侯駐防的山西省洪洞縣。楊伯愷向鄧錫侯介紹了中國共產黨關於聯合抗日的主張，鄧錫侯深為感佩，表示願意捐棄前嫌，與八路軍攜手抗戰。
1937年底，楊伯愷從山西洪洞縣回到成都後，在文教界和川軍上層從事統戰工作。這時，楊伯愷應成都協進中學校長、川軍進步將領陳離的聘請，擔任該校教務主任。楊伯愷經常對學生灌輸抗日愛國思想，宣傳黨的方針政策，將該校辦成了“第二陝北公學”，並輸送了許多學生到延安抗大學習。
1944年，楊伯愷積極協助張瀾在成都建立中國民主民盟四川省支部，並以個人名義參加了中國民主同盟，被選為中國民主同盟中央委員兼四川支部宣傳部長。在《華西日報》的幾年中，楊伯愷不斷為民主而吶喊，先後寫出了《民主的理論性與現實性》等社論文章，這些文章如同一支支利箭射向國民政府統治集團。為此，國民黨反動派將楊伯愷視為眼中釘、肉中刺，意欲除之而後快。
1945年5月《華西日報》被查封后，楊伯愷又於1946年5月創辦了《民眾時報》，任總經理兼主筆，繼續高舉反蔣反美的大旗，為擦亮大眾眼睛，喚醒人民而戰鬥。可是不到3個月，《民眾時報》又被勒令停刊。但楊伯愷又辦起了《青年園地》和《時代文摘》，繼續為人民民眾提供精神食糧。
1947年夏，國民政府為了穩定日益動盪的時局，密令軍警憲特機關抓捕革命人士。在此危急時刻，同志們勸楊伯愷離開成都躲避風險。楊伯愷說：“我在領導盟務，平時號召革命，在緊急關頭，自己不該躲避。”他不顧個人安危，繼續堅持戰鬥。
6月2日凌晨，中國國民黨特務查抄了楊伯愷的住所，並將其關進成都將軍衙門監獄。當敵人企圖以寫悔過書作為釋放條件時，楊伯愷嚴辭拒絕：“我絕不寫一個字，就是馬上槍斃我也不寫。死怕什麼，人生自古誰無死？只要死得有價值！”
1949年8月，國民政府作出死守四川的部署。為了鎮壓人民革命，在黎明前最黑暗的日子，他們大肆屠殺革命者。1949年12月8日，57歲的楊伯愷與同獄的30餘位革命戰友，被殘酷屠殺於成都十二橋。
在楊伯愷犧牲後的第17天，即1949年12月25日，成都和平解放。為慶祝成都解放，在東勝街沙利文舊址召開的一次宴會上，賀龍在向楊伯愷的遺孀危淑元敬酒時說：“楊伯愷同志是一個堅強的共產黨員。他的犧牲，我們都很惋惜。請你不要難過，這仇一定要報的。”
人物軼事
五卅運動一九一六年，楊伯愷與好友石瓊同往上海求學，一九一九年三月，楊伯愷作為第一批勤工儉學生，從上海乘日輪因蟠丸號前往法國。時值歐戰剛剛結束，法國出現經濟不景氣，工作難找，楊伯愷只得在里昂當普工，乾粗活。不久，被解僱，才到三德澗和石瓊、趙世炎等進入製造火車頭的史乃德工廠。楊伯愷十分勤奮，工作之餘，總是手不釋卷，刻苦學習。一年之後，他和石瓊、傅昌矩、李仲元等來到威鐵工廠做工。
一九二一年初，法國經濟危機加劇，工廠大量倒閉，工人失業，法郎貶值，生活費用暴漲，勤工儉學學生過著挨餓的日子。這時楊伯愷和王良翰、毛顯球、石瓊、趙世炎、羅成鎔等二十二人，聯名寫了一封信給巴黎華法教育會學生事務部的執事先生，提出切實解決留法勤工儉學生所面臨的工作、學習和生活問題。當時楊伯愷和趙世炎等是分散在相距不遠的幾個地方工作學習，平時交往極密，是一批相知很深的朋友。當他們的合理要求得不到執事先生們的認真看待時，便決定召開學生大會，選出趙世炎、蔡和森、王若飛等十人為發言人，於二月二十八日到中國駐法公使館請願，釀成一次爭取吃飯權和學習權的學生運動。
一九二二年五月，趙世炎從法國北方返回巴黎，為籌建中國少年共產黨奔忙，六月三日在巴黎西部開成立大會，一九二三年二月更名為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旅歐支部，原“少共”中夠黨員條件的，即轉為正式黨員。楊伯愷就在這個時候作為旅歐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支部書記，與趙世炎、石瓊、李富春等同志在一起，在法積極進行黨的活動。
革命經歷
1. 一九二五年三月，楊伯愷離法回到上海後，時值“五卅運動”爆發，楊伯愷立即行動起來，到處向民眾作反帝愛國演說，晚上熬夜寫宣傳稿，交給在中共中央工作的石瓊拿到當時中央的機關報《熱血日報》上發表，如《是毒計也是蠢想》、《是叛徒不是強盜》等文章，揭露了帝國主義侵華罪行，鼓舞廣大愛國民眾的鬥志。
2. 返楊伯愷川參加主辦中法學校和中共重慶地方組織領導工作：由於革命形勢的迅速發展，急需一批馬列主義水平較高的新幹部，因此黨中央命吳玉章、楊闇公等在重慶辦中法學校，還特地調派新從法國歸來的楊伯愷，專門負責這所幹部學校的教育工作。一九二五年九月十四日，中法學校（大學部分為中法大學）正式開學了。吳玉章任校長，童庸生任教務主任，楊伯愷任訓育主任，張克勤任事務主任，楊闇公、冉鈞、周貢植等做兼職教員。由於吳玉章經常不在校，實際是楊伯愷全力代行校務。楊伯愷對學生的教育特彆強調：“在行動上，一切策略都要與革命理論適合。”在民眾運動中，必須加強馬克思主義理論教育，以“提高學生民眾的覺悟力，吸收更多的新同志、新戰士。”否則，他認為就是一種只憑意氣用事的盲動。繼後，楊伯愷被選為中共重慶地方委員會教育委員會委員。
3. 回家鄉建立中共的基層組織和農民協會開展農運：一九二六年一月八日，楊伯愷給黨中央寫報告說：“營山現在尚無支部，年假回家定要組織，因有可靠青年及成人多人可以立即介紹。”幾天后，楊伯愷離校返鄉，立即著手籌建中共營山縣支部。二月九日夜，又寫報告給黨中央，定於二月十一日開成立會；並請中共中央對於新加入的三位同志予以批准。楊伯愷還特地向中央表示：“新加入三人，我必使其在最短期中，對於主義及組織有相當的了解，且使其為全縣工作努力。”楊伯愷在營山家鄉期間，還與陳同生、郭金階等一起，為解決本鄉失學兒童入學問題，在駱市興辦了一所鰲山模範學校；還辦起一個旨在掃盲的農民夜校，自編教材，推動農民的反封建鬥爭。與此同時，他們大力籌組農會，很快就在駱市建立起農民協會，開展減租減息鬥爭。不久楊伯愷回校後，農會工作由其老父楊光普領導，經過一年的努力，駱市、黃渡、小蓬等鄉的農會會員已經發展到一千多人。楊伯愷又重返家鄉與陳同生、郭金階等，積極推進農運。不久，營山全縣即建立起區農會二十二個，鄉農會四十八個，會員發展到五千餘人。至一九三三年紅四方面軍解放營山時，楊光普帶頭與原農會中許多積極分子參加了中國工農紅軍。
楊伯愷就義的十二橋死難烈士墓4. 消除分歧增強團結：早些時候，楊闇公、童庸生去廣州參加中國國民黨第二次代表大會後，返川路經上海時，會見了陳延年、穆青、石瓊等同志，他們十分關切重慶中共黨組織領導間的分歧問題，希望楊伯愷回川後很好地加以解決。一九二六年四月，在重慶開展了一次由楊闇公主持，有冉鈞、童庸生、楊伯愷、劉成輝、程秉淵（程子健）等參加的，富有布爾什維克黨優良傳統的批評與自我批評，從而消除了童庸生和楊伯愷兩人之間，一個因處事急躁、態度生硬；一個因性情孤傲、疑心較多所引起的不和，進一步增強了領導班子的戰鬥團結。
楊伯愷-“三·三一”慘案
一九二七年三月二十四日，國民革命軍攻下南京，英、美、日、法、意等帝國主義，藉口僑民和領事館“侵害”，命令停泊在下關江面的軍艦炮轟南京城，打死打傷軍民兩千餘人。訊息傳到重慶，楊闇公等中共重慶地方委員會領導，會同中國國民黨（左派）負責人商定，三月三十一日在打槍壩召開市民大會，抗議帝國主義者屠殺南京市民的暴行。屆時楊伯愷和中共重慶地方委員會楊闇公、冉鈞等領導同志都提前到會。大會剛一開始，突然幾響槍聲，混在民眾中的暴徒掏出手槍、鐵棍、鋼刀大打出手，當場打死二百餘人，重傷三百餘人，輕傷六七百人，逮捕三百餘人。混亂中，楊伯愷頭部被打傷後僥倖逃脫，楊伯愷和陳宣三一道轉移武漢，在血花劇社為北伐軍同志宣講重慶“三·三一”慘案實況，聽者無不發指。從這時起，楊洵改名為楊伯愷，由中共黨組織安排楊伯愷在湖北第二中學教書。不久，去上海，執教於招商公學。
創作生涯
上海泰東書局、世界書局和招商公學的共產黨員組成的文化支部（受中共滬東區委領導），由楊伯愷作支書，因為他對當時黨在活動中某些“左”的作法，如每逢節日就要搞“飛行集會”等，多次提出不同意見，以致在一九二九年春被頭腦“左”的發昏的領導人割斷了黨組織關係。但是，楊伯愷沒有放棄革命，一如既往，與黨內同志保持親密關係，如當時在黨的軍委工作的劉子華，仍時時到楊伯愷住處隱蔽。一九三三年夏，共產黨員任白戈被捕，楊伯愷花了大洋一千元把他營救出獄。
一九二九年下半年，楊伯愷在滬著手籌辦辛墾書店，計畫出版一些有益的進步書刊。同年底，因受聘於成都大學任教而回到成都。一九三零年十月，川西發生廣漢起義，反動派揚言與楊伯愷有關，要抓他就地處決，於是楊伯愷重返上海，帶著由川軍將領陳離資助辦書店的兩萬元錢和十來個青年學生，在海寧路三德里四十五號開起了辛墾書店，由楊伯愷任經理，編輯工作由任白戈、沙汀、危淑元等擔任。
楊伯愷除了經營書店，還花了不少精力翻譯出版十八世紀的多部西歐哲學名著，如：該世紀思想革命家中，最有權威最光榮的物質論者和無神論者荷爾巴赫的《自然之體系》；法蘭西物質論哲學諸大家中，對認識論有獨特貢獻的恭第納克的《認識起源論》；法蘭西物質論哲學最主要的代表赫爾維修的《精神論》；在哲學史上，最初揭示一切現象的相對法則與辯證法則的哲學家赫拉克里特的《哲學思想集》；物質論哲學思潮主角之一德尼斯·第德諾的《哲學原理》；以及《哲學道德集》、《學說與格言》、《財產之起源與進化》、《思想起源論》等等。此外，楊伯愷還編輯出版了刊物——《二十世紀》．
抗日反帝
1. 奉黨組織派遣作抗日川軍統戰工作：抗戰軍興，楊伯愷攜眷從上海到南京，在八路軍駐京辦事處會見了葉劍英同志，聽取回川工作的意見。然後乘輪至武漢，讓妻兒先行返川，自己和陳同生接受黨組織上派給的任務，去山西作抗日川軍的統戰工作。一九三七年初冬，他們在山西洪洞訪問了第二十二集團軍總司令、營山同鄉人鄧錫侯將軍。當由軍中另一同鄉朋友張雪岩安排同鄧見面時，楊伯愷談共產黨對時局的主張，使鄧深為感佩。隨即又和陳同生一路，往見當時正在洪洞地區布置防務的八路軍總司令朱德，轉達了鄧錫侯願意捐棄前嫌，與八路軍攜手抗戰的誠意。
2. 在蓉教學宣講愛國培養革命師生：一九三七年底，楊伯愷返川到成都後，常常與黨內或民盟的老同志羅世文、車躍先、張曙時、張秀熟、李筱亭、王乾青、田一平和川軍師長、愛國將領彭煥章等聚會，談論時局，研究工作，在文教界和川軍上層中搞統一戰線工作。這時，楊伯愷應成都協進中學校長、川軍進步將領陳離的聘請，擔任該校教務主任。平時，對學生曉以民族大義，灌輸抗日愛國思想，宣傳黨的方針政策，指導學習馬列主義理論，並有機會就介紹一些師生去延安抗大學習。當時，國民黨反動派視協進中學為陝北公學第二，對楊伯愷非常嫉恨，不斷給以訛詐威脅。一九四零年三月，成都發生“搶米”事件，國民黨特務機關藉此造謠，說是共產黨利用春荒，煽起饑民暴動。一時間，黑雲壓城，敵特四出捕人，羅世文、車躍先等被捕。楊伯愷不得不辭去協中職務，避居外西土橋。那時，日機不斷肆虐，物價飛漲，為餬口計，楊伯愷和好友江子能以飼養雞兔補貼生活，結果得不償失，只好重操粉筆生涯，執教於疏散來蓉的朝陽大學，不僅溫飽問題得以勉強解決，而且又有機會向青年學生宣講共產黨的主張、愛國主義和革命理論了。楊伯愷困居土橋時，老朋友彭煥章經常前往看望他。早在一九三九年九月，楊伯愷曾為彭煥章等川軍七將領起草過倒王（纘緒）通電，實際上是反對蔣介石在川軍中收買爪牙、把持川政的勾當。通過這個活動，使黨在四川軍政上層的統戰工作，得以開出一個新的側面。
創辦報業
主筆《華西日報》創辦《民眾時報》吶喊人民民主，彭煥章在任《華西日報》董事長後，一九四二年起，特意聘請楊伯愷作主筆，專為該報撰寫社論，楊利用這個崗位，緊密配合《新華日報》的宣傳方針辦報。周恩來同志特為此報派黎澍，陳白塵前來協助；《新華日報》社社長潘梓年也親自到《華西日報》，研究兩報言論統一口徑的問題。
楊伯愷對工作認真負責，經常寫稿至深夜，嚴冬酷暑如一日，從未稍事鬆懈。抗戰後期，國內主張民主呼聲高漲，要求蔣介石結束法西斯一黨專政和個人獨裁，成立多黨派的民主聯合政府。楊伯愷在《民主洪流為何不能遏止》一文中強調：“民主為和平所必需，永久和平的高尚理想，需要民主政治普及於全世界才能實現；”特別指出：“民主為絕大多數人民自由幸福生活所必需，要經濟上有保障的民主。”最後舉出許多已經解放的國家，“都先後採用各民主政黨的聯合政府，向民主政治邁進，因此中國當然不能例外。”他還在《怎樣實現民主》一文中說：“不能不承認，只有召集黨派會議，成立聯合政府，再由這個政府籌備召開國民大會，產生民選政府，才能順利地消弭一切政治糾紛，而達到實現民主的目的。”
楊伯愷強烈指責國民黨反動派摧殘人民民主自由和文化事業。為此他撰寫一篇《請尊重言論出版自由》的社論，抨擊國民黨當局弄得“正氣漸滅，黑暗猖狂，民氣消沉，文化萎縮，國家民族的一線生機岌岌可危。”楊伯愷在《華西日報》的幾年中，不斷揮動筆槍，為民主而拼搏，先後寫出：《民主的理論性與現實性》、《實現民主的實際工作》、《民主與民權》、《掃除團結的障礙》……等論文數百篇。抗戰勝利那年，民盟成員張志和前往延安，毛澤東同志向張志和關切地問到楊伯愷，要張講講楊伯愷的近況。張從毛主席書房的報紙中揀出楊為《華西日報》撰寫的社論，毛澤東同志看後非常高興，稱讚他寫得不錯。然而這些說理錚錚的文章，使反動派大為惱火，他們只好大耍無賴，常常開天窗，削篇幅，撕報紙、砸印刷機，毆打工人職員；尤其對撰寫社論的楊伯愷，視為眼中釘、肉中刺，必欲除之而後快。一九四五年夏，國民黨地方當局下令改組《華西日報》，他才被迫離開該報社。
一九四六年春，楊伯愷開始籌辦《民眾時報》，經多方奔走，於五月一日創刊出報。這家由劉文輝出資、張瀾任社長，楊伯愷任總經理兼主筆的民間報紙，作為人民民眾的喉舌，打破了成都地區沉悶的空氣。在短短時期內，基本訂戶即達五千餘份，可惜出版不到三個月，竟又被當局勒令停刊。儘管人民的言論出版自由不斷遭到反動當局的摧殘壓制，但楊伯愷毫不氣餒，又先後辦起《青年園地》和《時代文摘》兩個刊物，繼續為廣大讀者提供必不可少的精神食糧。
革命思想
楊伯愷遠在楊伯愷夫婦避居外西土橋時，鄧穎超同志曾特地到楊家看望，代表周恩來同志傳達黨的工作指示。一九四四年，中國民主政團同盟改組為中國民主同盟時，楊伯愷為了進一步搞好黨的統戰工作，以適應當前民主運動蓬勃發展的新形勢，積極協助張瀾先生在成都建立中國民主同盟四川省支部；並以個人名義參加了中國民主同盟，被選為民盟中央委員兼四川支部宣傳部長。楊伯愷在民盟中卓著成效的活動，又被國民黨反動派記上一筆新的黑賬。一九四五年初，張友漁同志受命到成都工作，根據黨的布置，把楊伯愷、張志和、田一平編成一個小組，從事對地方實力派劉文輝、鄧錫侯、潘文華等的統戰工作。張友漁對楊伯愷這段時間的工作非常滿意，還受楊伯愷夫婦的委託，將他們的大女兒楊潔送到延安參加革命。
一九四六年四月三十日，周恩來同志在重慶記者招待會上，宣布了以吳玉章為書記、王維舟為副書記的的中共四川省委員會。這時，楊伯愷得到省委指示，參加由漆魯魚、李相符、田一平等組成的文化工作小組，負責成都地區文化界的統戰工作。為此，他常與成都各民主黨派、各大學教授以及文化界知名人士，如潘大逵、彭迪先、謝文炳、陳翔鶴、熊子駿、劉堃南、王乾青等密切聯繫，不時舉行座談，商討時局和有關統戰、文化宣傳工作。
一九四六年五月，重慶《新華日報》總館調羅石生來成都分館負責。當時國內政治形勢險惡，成都市社會情況複雜，為了工作的順利展開，吳玉章親筆寫信給川康綏靖公署主任鄧錫侯，望助一臂之力。這封信由楊伯愷委託張雪岩轉交給鄧，羅石生和鄧見面洽談時，得到鄧的支持。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八日，國民黨反動派強行封閉《新華日報》，成都警備司令部受命準備將成都分館人員，先行武裝押送西安胡宗南部再轉送延安。如此做法顯然是別有用心的。為此，楊伯愷又通過張雪岩等，向鄧錫侯講清利害關係以及由此可能引致的嚴重後果責任。於是鄧才命令警備司令嚴嘯虎，該派一班士兵送分館人員到重慶總館。
英勇就義
一九四七年夏，國民黨最高當局為了穩定其統治區日益動盪的陣腳，竟密令各地黨政軍警憲特機關於六月二日凌晨，在整個國統區大中小城市中，抓捕手無寸鐵的革命人士。在成都，也是先由各敵特機關開具黑名單，報經省府主席批准執行。在“六·二”暴行的前兩天，已有風聲傳出，中共地下黨員周列三特意告訴楊伯愷，問他怎么辦？楊伯愷斬釘截鐵地說：“我打定主意就是這樣，決不離開崗位。”充分表現出一個堅定的革命者威武不屈的大無畏氣概。當時，軍統蓉站，中統川調局，憲兵二團，警備部稽查處，省會警察局及省特委會都提出了要逮捕楊伯愷的黑名單，六月二日凌晨，即由成都警備部稽查處行動組執行逮捕。楊伯愷被捕後，羈押在成都將軍衙門四川省特委會看守所，迭經敵特頭子呂尚功、彭興道和軍法官陳仲琳等輪番審訊，迫令他交出民盟的秘密組織及其奉行的主義。楊伯愷冷笑說：“你們應該弄清楚，民盟從來沒有秘密組織，它是公開的、正大光明的政團；它的方針政策是民主和平、團結建國。這不但過去對，現在對，將來也是對的。”
經多方營救，得到川康綏靖公署主任鄧錫侯的許諾可以保釋。但省特委會秘書長徐中齊，以楊伯愷系最高當局指名逮捕的政治要犯，不便開釋為藉口，不肯放人。延至李宗仁上台代理總統，在中共和全國人民一致要求釋放政治犯的強烈呼聲中，重慶行轅不得不準予保釋楊伯愷。但省特委會軍法官許致和等，卻趁機逼誘楊伯愷寫悔過書，他們假惺惺地說：“楊先生，不要生氣，你的事情，我們絕對幫忙；不過，暫時要委屈你一下，只要你隨便辦個手續，就出去了。”楊伯愷立即嚴辭拒絕說：“我絕不寫一個字，就是馬上提去槍斃我也不寫。死怕什麼，人生自古誰無死？但要死得有價值。”愚蠢的敵人仍不識相，還死皮涎臉地問：“你到底想不想出去？”楊伯愷憤怒已極，當場掀翻軍法官的公桌，凜凜然對敵特宣布：“放不放由你，我決不請求。”一九四八年四月蔣介石新委任的反共老手、省府主席王陵基聽到敵特報告後，惱羞成怒，下令對楊伯愷不準再提保釋二字；並且蠻橫無理地嚎叫：“他平時罵我都罵得，我多關他一下都關不得嗎？”楊伯愷對敵人從不妥協，絕不假以半點顏色。可是他對獄中難友卻異常親切體貼，經常把家裡送來的肉、蛋、奶粉和糖果等營養食品，分給大家共享，對有病的同志更加特別照顧。有位當年在獄中還是個青年的王覺群，至今回憶起這些往事，仍然十分感動地說：“老楊通過上層關係，每月送進來的菜，他都要把大部分送給各室的難友，自己留下來的只有很少一點點。他見我身體不好，有幾次，還把自己留下的一點點也讓給我吃了。”
楊伯愷總是利用各種機會對獄中難友特別是青年同志，宣講馬列主義和黨的方針政策。他常常說：“我們幹革命入了獄，這是我們的光榮。敵人要我們悔過，而我們沒有過，所以無過可悔。”一位剛從華西大學哲史系畢業，為追求進步而被投入黑牢的年輕女學生毛英才，每當敵特誘逼她寫悔過書時，她就想起楊老的教誨，對軍法官許致和理直氣壯地說：“是的，我是大學畢業生，會寫文章，唯獨不會寫悔過書，因為我無過可悔。”
楊伯愷還十分注意對監獄看守兵做瓦解爭取工作。楊伯愷和於淵、許壽真、王乾青、晏子良、王伯高、皇子萬、王俠夫、曾鳴飛、谷時遜等戰友一起，教育爭取了好幾個憲兵棄暗投明，經常托他們傳書帶信，溝通獄內外的聯繫；還叫他們經常帶一些報紙進來，讓大家知道人民解放軍的勝利訊息。楊伯愷通過對報載訊息的分析，向難友們悄悄傳話說：“國民黨必敗，共產黨必勝；黑暗快到盡頭，苦難即將結束。”
楊伯愷的人品學問和大無畏的革命氣概，贏得了全獄難友的極大尊敬，稱他為鐵骨錚錚的老英雄，從不妥協的老戰士，克敵制勝的“精神堡壘”！
1949年12月7日深夜，國民黨反動派將楊伯愷和31名共產黨員、進步人士秘密殺害於成都十二橋。楊伯愷遇難後的遺體，1950年1月3日，成都軍管會將楊伯愷烈士遺體遷葬在文化公園。新中國成立後，中共營山縣委、縣政府為了緬懷先烈，激勵後人，特在縣城近郊建立楊伯愷衣冠墓和駱市革命陵園。
家庭成員
女兒：楊潔，中國著名導演，曾執導1986版《西遊記》，2017年4月15日病逝，享年88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