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內容
架空歷史顧名思意就是憑藉著少量的歷史資料為根據,創造出虛構的新的歷史世界。
關於架空歷史因為一些垃圾的盜版小說,有很多人認為是帶有穿越[的是人物(或者其他)因為某原因,經過某過程(也可以無原因無過程),從自己的時空(姑且叫A時空)到了另一個時空(稱為B時空)的事件。
]質。字典上架空意思為:沒有根據內沒有基礎的東西,我們可以把架空理解為虛構,我要強調一點是架空歷史是與這個世界沒有任何聯繫的,那歷史怎么解釋呢?廣義歷史:客觀世界運動發展的過程,可分為自然史和人類社會史兩方面。
狹義歷史:人類社會發生、發展的過程。
有人就這樣說架空歷史是建立在我們所認識的世界進行穿越到另一個世界或是我們所知道的時代去改變,這樣說就不對了,架空歷史,先是在架空(虛構)的基礎上在去架空歷史背景,而上面我說的有些人的觀點就只能稱之為歷史架空,我們有從合理解呢?在我們所知道的歷史上穿越後進行架空(虛構),如果這樣理解就不對了,架空意思為:沒有根據內沒有基礎的東西,而歷史在前面就不符合意思的邏輯了。所以架空歷史與歷史架空是兩個概念,後者不是符合邏輯的,不存在這種說法,架空歷史先是在架空(虛構)的基礎上在去架空(虛構)歷史背景成了我們所看的一類書!
架空歷史與現實世界
文/韓松
歷史(以下內容皆摘自新宋評論)
最近這些年來,普通中國人對架空歷史小說不再陌生了。筆者曾經評點過的《天意》和《執掌天下》,便是這樣的一種文字。而在《天意》和《執掌天下》之前,有更加著名的《尋秦記》,寫20世紀的一名中國特種兵回到秦代,改變那時候的歷史。這樣的敘事邏輯,與幻劍書盟的《新宋》和《執掌天下》兩本歷史小說是一致的。其實,要說到更早,還可以舉出上世紀90年代姜雲生的《長平血》,同樣寫秦代,對著名的長平之戰作出全新的解釋。而實際上許多知名的中國幻想小說家,都有過這方面的嘗試,比如劉慈欣的《西洋》,重構了鄭和下西洋的歷史,說三寶太監建立了“日不落中華帝國”。甚至就是在上世紀50年代,也有這方面的作品,比如有個叫徐青山的人,寫中國人回到史前時代,與原始人一起就火吃鹿肉。
代表作有:《浮生縈雲》,《尋秦記》,《新宋》
“顛復歷史小說”
這一類小說,在西方又稱作“顛復歷史小說”。其中,著名的有菲利普·迪克的《高城堡里的男人》。在這部作品中,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德日法西斯的勝利告終。美國成了日本的殖民地,僅在薩克拉門托保留著傀儡政府。後來,有人通過研究中國古代的《易經》,發現在另一個世界裡,日本人才是戰敗者。但這也於事無濟了。總之,由於意識到另一個時空存在的可能,作家們對過去發生的一切,發生了濃厚的興趣。有一部有名的電影叫《回到未來》,兒子回到出生之前,幫助父母相愛,從而才有了自己。我們還可以提到日本的《負數和零》,主人公從20世紀60年代回到了30年代的日本,帶去了後世的技術和發明,最後,他甚至與自己的女兒結婚了。在藝術上這是一部很好的小說,從敘事方式上,與西方不同,尤其是對30年代的日本京都等城市風情的描寫,不知為什麼,會使我想到《新宋》中11世紀的開封。
廣義的角度
其實從更廣義的角度來講,架空歷史並不僅僅意指過去。因為歷史實在可以分成三個維度:過去、現在和未來。其中,對於“現在”這一部分的描寫,由許多所謂的主流小說家承擔了。
意義
在這個意義上,不妨說,所有的小說,都是幻想性質的。那么,未來這一部分,則是通常被稱作“科幻小說作家”的人群在做它,比如,海因萊因筆下的未來美國史,是一個非常典型的東西,是未來的美國版《新宋》。我比較喜歡的斯坦利·魯濱遜的《蠻荒海岸》,也屬於這類作品,作家想像了美國在一場氫彈戰爭中毀滅,日本成為戰勝國的情形。日本兵乘坐巡邏艇,封鎖了美國西海岸,禁止戰敗的美國人與外部世界交往。電、印刷術、降落傘、人類登月等對於美國人來說都是難以置信的奇蹟。個別好奇的美國人,躲過日本人的盤查,偷偷潛出了封鎖圈,來到了外部世界,最遠到了西伯利亞,探尋美國為什麼亡國。這個人回來後,寫成了《一個美國人環繞世界一周》的手抄本,寫出了一個封閉落後國家的公民,面對世界先進發達文明時的震驚心情。當然,這是一本禁書。
一種新的表現手法
總之,這就是《新宋》和《執掌天下》這種類型小說的一個大背景,架空歷史不是一種新的表現手法。只是西方的許多作品,寫得比較悲觀厭世,是反烏托邦的,不像《新宋》,是把世界往烏托邦的方面推。《新宋》的一個特點是省略了主人公回到過去的方式,也沒有提及時間機器一類東西,但這並不對它的架空性產生不良影響。總之,一個21世紀大學歷史系學生來到宋代,與王安石、蘇軾等名人見面,並成為神宗皇帝的寵臣,改變了那時的中國,這也夠刺激的了。另外,它是一部鴻篇巨製,僅其第一卷《十字》,就有50多萬字。這種規模,應該說是不多的。它首發在網路上,形成了很大的反響,預期出版後,也會引發良好的市場效應。
而對於豐富我們的精神世界來說,尤其在中國,這類小說是有其獨特價值的。我在對《天意》的評點中說到了一個歷史被“復蓋”了的問題。由於大量的架空歷史小說的出現(而且它們對歷史細節常常處理得很真實,使讀者真的沉湎於其中了),我們不再去看真正的歷史教科書了。我們產生了一種幻覺,或者也可以說是並非幻覺一般的實感:真正的“中國史”其實是我們不知道的。這時會使人想起商周斷代。那么,這斷出來的,本身也是修飾過的歷史吧?這就是幻想類或者架空類小說(也許這會遲早替代“古老”的科幻概念)使許多人感到不舒服的一種原因。這類小說給人的感覺與傳統的神話不同,它很假,但又使人覺得惟有它才是真的。
所以,歷史走到了現在,也是沒有統一答案的,比如,《新宋》中的主人公石越其實也看不清歷史的前進方向。但這正好給現實留下了思考的空間,也留下了疑問,如果歷史真的是這樣的多元,並且可以任人來修改,那么,我們應該忠於哪一段歷史?忠於本應發生,或者實際上已經發生,但是被復蓋了的那一段歷史,還是現在進行著的、被修飾過的這一段歷史?這是一個巨大的悖論,也是一種顛復性的想法。但人們如今有權利提出懷疑。歷史不可能只有一種解釋,不可能只有一種可能。甚至對於改變歷史的人,也不只有一種可能。歸根到底,他無法決定自己在重構了的歷史中的命運。
兩種結論
看過《新宋》,會得出兩種結論:這是作者自信和自由的一種表現,也可能是他不自信和不自由的一種表現——所以才要通過回到過去,改變歷史,來獲得一種隨心所欲,來恢復自信,或者,讓自己的不確定感確定下來。這是心理上的一種安慰嗎?是對現實的逃避嗎?無論怎樣,這種方式是吸引人的。這一類小說的創作者們,因此頗像是現實生活中的一些外來人,他們像石越一樣,給我們帶來了一些不同的觀念和技術。
那么,進一步看,這種架空歷史的態度,與以前的人們為了某個目的,對歷史進行重新的解釋和評定,是一樣的嗎?比如,關於宋朝,人們曾經因為對《水滸》這部“架空歷史”的小說進行了不同的解讀,而促成了現實的許多變化。宋江是只反貪官、不反皇帝嗎(石越好像也是這樣的一位人)?而到了現在,人們對《水滸》又有了新的興趣,借它來闡釋現代人際關係和官場哲學,甚至闡釋企業管理學。所以,歷史一旦被架空起來,它既可以是非常政治化的,也可以是非常商業化的。
直觀上來把握
但從直觀上來把握,《新宋》仍然有著不同。我的感覺,它應該是一種更具個人化的對歷史的解釋。如作者所說,創作《新宋》純粹是一個偶然的想法,因為在碩士生入學考試中,有一道宋代史的題目沒有做出來,一直對專業課有相當自負的自己,心中對此耿耿於懷。於是,就打算全面了解宋代的歷史。就想到自己是不是可以寫一個架空的故事,一邊寫這個故事,一邊讓自己去翻翻書,這樣就可以在一種輕鬆的狀態下對宋代歷史有一個較全面的認識。
“輕鬆的狀態”
這樣的理由,“輕鬆的狀態”,與《新宋》涉及的中國命運的沉重命題一對照起來,似乎是一個比較大的玩笑了。但正是這樣的玩笑,讓人覺得歷史已經進入了後現代。好像是電子遊戲裡面,我們對待歷史,必然要有這樣的“輕鬆狀態”吧,早先由宏大敘事系統統一設定的歷史,現在很容易就被個人重新設定了,成為了一個精緻的玩具。或者可以說,歷史,不再是屬於史官和歷史本身,而是屬於不同的玩家了。換了20年前,我們不可能這樣去做,《新宋》也不可能以這樣的方式(比如通過網際網路)出現在我們眼前。我想,這可能是《新宋》的特殊價值的一個方面吧。《新宋》的討論區也印證了這樣一個時代的到來。有許多質疑小說的帖子,給我的感覺是,它們並非是對錯之爭,而是,每個人心中都有自己的歷史,歷史在每一個大腦中裂成了碎片,而這是合理的。總之,這樣一種情形,在一定程度上,終於也是被默許的了。作者說:“所以在修改版中,仍然會有意淫的成分。”我想,這種意淫,才是價值所在,也是《新宋》這類小說,讓人覺得恐怖的地方。
細節
《新宋》的作者說,通過這本書,要向讀者展示一個更真實的幻想世界。作為架空歷史小說來講,這是非常重要的一個方面,因為,它首先是歷史小說。我想精確性也好,真實性也好,都是很關鍵的。作者必須做出的巨大努力,便是處處做小心的考證,儘量處理好每一個細節。比如,在這部作品中,石越來到古代,帶去了座鐘這樣一種技術,那么,關於座鐘的各個方面,包括它的價格,都要寫得很清楚,是不能一筆帶過的。作者還為此作了一個註:“關於座鐘的價格,我考慮了一下,最後定為三百貫。北宋的三百貫,相當於王安石一個月的工資(不包括獎金、福利、津貼),相當於一個知縣十個月的工資(不包括他七頃以上職田的收入),這個時代,座鐘主要是一種奢侈品,但是一個普通的座鐘,對於工資收入豐厚的官員來說,並不算是奢侈。著名的沈括所買的夢溪園圃,花了錢三十萬,也就是三百貫。蘇軾和程頤都有以數百貫買田的紀錄,蘇軾大約是十頃左右,若是良田,約四五頃;而程頤是買了二十餘頃無主荒田。雖然數百貫具體是幾百貫不詳,但我們約略可以感覺到當時大宋的物價。另外,當時一匹馬的價格是三十貫左右,一個座鐘相當於十匹馬。所以,三百貫雖然不算高,一般的士大夫都買得起,但是也絕對不算低,窮人一輩子也不會知道三百貫是個什麼樣的概念。另外,此處這個二千七百萬貫的數據,則是大概的市場估計,當時全國一年歲入歲出,都是三千多萬貫,若謂一年可以有二千多萬貫的奢侈品收入,那在短時間內是絕不可能的。”
還有一個地方,提到了有關人物的處置問題。作者也十分負責任地向讀者作了交待:“周邠:小說中人物,十分之七八,雖是小人物,往往也是史冊實有其人的。周令之事,有蘇軾《立秋日禱雨宿靈隱寺同周徐二令》詩為證。當時仁和令為徐疇,小說中以李敦敏為知縣,仁和是否並有知縣與縣令,不暇細考。故不再寫徐疇。同樣,熙寧六年兩浙路提點刑獄是何人,一時無法證實,但是熙寧七年是晁端彥無疑,此人與蘇軾有詩詞唱和。故仍假定此時晁某為提點刑獄。”
“史冊確有其人”
好一個“史冊確有其人”!這樣的考證,在《新宋》中,比比皆是,從官制到禮儀,從廟堂到勾欄,都努力進行著準確的描寫。因此,若要架空起來,則必須落實下去。這是一個原則,應該為更多的學寫這類幻想小說的作者認真學習。這就引出一個推論:《新宋》是很“硬”的。在本質上,它與劉慈欣的《球狀閃電》、《全頻帶阻塞干擾》是一類的。隨便說一下,關於硬科幻與軟科幻之爭的問題,可能是無意義的。以社會學為基礎的科幻,到底算硬科幻還是軟科幻?《新宋》可以從側面提供一個答案。甚至,它為科幻與奇幻之爭,也提供了一個參考系。不管怎么說,在當今的幻想類作品中,技術細節的欠缺,的確已成為很大的制約問題。一些作者主觀臆造出了很多奇怪的東西,但沒有現實合理性的支撐,讀起來就不那么爽了。真實性是閱讀審美的需要。我想,《新宋》受到歡迎的原因之一,便是它的這種硬度吧。
技術問題
但,這是否僅僅是一個技術問題呢?如果是,那么,我們進行簡單的純硬傷的討論,那便足夠了。如此一來,又很無趣了。我個人認為,最可怕的一種情況,便是讀者糾纏於硬傷,而作者也沉湎於此。《新宋》是否有過度技術化的趨向呢?有時候是有的。作者在還原事實方面的執拗,使我想到了那些一味求硬的硬科幻作家們。《新宋》的作者有時也會不自覺地犯錯誤,然後,又十分慚愧地警醒過來,惴惴不安地告訴讀者:桑充國言“現在是六月”,茲改為“現在是夏季”,行文一時圖快意,失於考慮,望諒。
因此,作者處處給人的感覺,仿佛他的最大擔心,就是歷史知識的缺陷,怕在這方面被人笑話。但是,這不僅僅是一個純技術問題。無論怎樣,《新宋》走出了硬傷困境,它是一部充斥著才情的小說。從它的主題和敘事上看,不管作者怎樣關注技術,小說文本自身卻會極其自然地偏離技術,朝著更微妙和更深刻的方向發展。作者說,他並不是想賦予架空歷史小說一個偉大的使命或者是沉重的主題。然而,《新宋》一旦產生了出來,就由不得作者了。它本身仍然被賦予了許多東西,那都是超出技術的,而成了文化的一部分,這可能是具有不同社會背景的讀者更感興趣的,也是它震撼人心之所在。
當然,從我個人閱讀的方面,我也更希望看到,書中有更多的知識性介紹,使讀者更多地與熙寧二年到七年的情景和生活交織在一起,讓讀者更加切身地感受宋代生活中鮮活的一切。但書中的一些細節,還稍顯平面,而不能立體起來。還有一些細節,是為著某個情節而服務,而不是為著它們自身的存在邏輯。
小說
《科幻世界》的編輯在囑我寫這篇評論時,對我說,看《新宋》時,要看新版,而不要看舊版,舊版是不能看的。後來我看了後,感到的確是這樣的。看了新版的第一感覺,就是小說味道濃了,從第一句話起就濃了。
如舊版開頭第一段是這樣寫的:我完全不記得我是怎么樣來到這個世界了。但是當我知道自己居然成為又一位回到古代的同志,並且是回到了被陳寅恪稱之為“華夏民族之文化,歷數千年之演進,造極於趙宋之世”的北宋時,我又昏過去一次。
而新版是這樣開頭的:八百二十九份殿試試卷摞成高高的一堆,放在崇政殿的御案上。趙頊坐在御椅上,手執朱筆,親自檢閱試卷,這是他登基以來第一次主持殿試。宋朝的第六代皇帝,此時不過二十二歲,身上有著年輕人特有的伴著稚嫩的朝氣。
後者無疑是更具有文學色彩的開頭。這種東西,對於一部小說來說,是非常要緊的。它也即是語言的問題。正是這樣的處理,使得讀者有興味讀下去,因為,他們畢竟不是在讀一位歷史系研究生的論文(我相信,即便是宋史的專家,要讀完50萬字的學術論文,也是需要很大的毅力的)。
語言的趣味,當然也表現在多個方面。比如作者對文言文的嫻熟使用,對古典詩詞的駕輕就熟。而如果都用現代語言呢?有的地方,這樣用了,比如:“二人由散打變成摔跤,由摔跤變成柔道,兩人最後竟然是扭作一團,全無體統,在地板上滾來滾去……”這種比方,穿插在古代的話語體系中,也不失新奇。但如果都是這樣,恐怕感覺上也是不太好的了。總體來講,在語言上,作者展示了自己的功力。我一直認為,寫架空歷史小說,古代漢語的底子要打得好才行。作者一定要讓人物,說那個時代才能說的話。另外一點,作者也確實是研究了古代的社會和人生,使得小說的情節發展,是從那個時代的生活中來的。這也正是任何一部小說的基礎。
另一個很重要的是,在新版中,主要人物也都開始有血有肉了起來。看得出來,作者花了很大的力氣去刻畫他們。有一種說法:長篇小說的目的是展示命運。那么,可以看到,《新宋》的作者,把很大的興趣,集中地放在了這個方面。
我讀了作者筆下的主人公石越,感到了一種憂鬱,感到了一個人獨處陌生世界的恐懼。他是一個矛盾的人。他為自己來歷不明的身世而哭泣,並為未來而擔憂。不過,他又滿懷新中國知識分子的理想主義,而又有一些聰明或者狡黠。他會利用各種人際關係,從中周鏇。同時,他又很仗義和堅定。但他並不因為來自現代,就什麼都高明,什麼都超人一等,有一些東西,他要聽潘照臨這樣的謀士的意見,甚至連蔡京出的主意,有的也不是石越能想到的。作者傳遞給了讀者這樣的感受,就是比較成功的。他寫石越,因此是寫得比較真實可信的,沒有拔高他。總之,最關鍵的是,石越首先想的是在這個世界上生存下去,而不是滿腦子都想著“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王安石,這個歷史上的著名人物,作者寫他的“拗”,也是很著力的,用了不少的具體細節,寫出了一個矛盾漩渦中的名臣。其實我很喜歡書中對人物的描寫,每個人都不同,比如,石越第一次見王安石,作者這樣寫道:“石越轉頭打量這質問自己的人,見他五十多歲,頭髮微白,從帽子下看來略顯凌亂,身著紫袍玉帶,腰佩金魚袋,目光炯炯,透著精明強幹,而細看之下,那紫袍之上,竟有一塊不太顯眼的油漬。”連油漬都寫到了,把王安石寫得很活。
寫宋神宗趙頊又是別樣的感覺。“石越又謝了恩,這才起身,偷眼打量著年輕的皇帝:二十多歲的趙頊臉色略顯蒼白,雙目深陷,整個人顯得很清瘦,只是精神看起來還不錯,英氣勃勃。”
有一段寫他孩子性格。他是寬容的。狐疑的一面少了些。
皇帝才20多歲,因此,這方面,作者注意寫出他的特點。石越在與神宗談到王安石之子王雱時,提起了有關王的一段傳聞。隨後作者寫到皇帝的反應:“噢,有什麼傳聞?”皇帝好奇地問道,這時候石越才可以看到皇帝始終也是個年輕人。石越就說:“聽說王雱小的時候,有個客人把一隻鹿和一隻獐關在籠子裡送給王丞相,恰好王雱也在旁邊,客人因問道,哪一隻是鹿哪一隻獐……”“那王雱如何回答?”皇帝對這些小故事顯然很有興趣。“王雱回答,鹿旁邊的是獐,獐旁邊的是鹿。”石越笑道。“哈哈……這個王雱,倒真有幾分聰明才情。”皇帝見他回答得如此狡獪,不禁開懷大笑。因此,這樣的描寫,是作者很聰明的地方。
對呂惠卿則是另一種描寫,寫到了他的老奸巨猾。比如石越在去杭州之前,呂對石越的那種故作姿態的依依不捨,連石越自己也暗罵,卻又不能不佩服呂惠卿這份拿得起放得下、裝什麼像什麼的本事。“昨日白水潭三十餘師生東行,呂惠卿親自騎馬在岸邊送出十里,待這些師生船隻走遠後,又派人快馬沿岸追上,贈上三十多把雨傘,道南方多雨,恐眾人未備,特意送上。倒比石越更透著幾分關心,惹得白水潭那些送行的學生回校後,紛紛都說呂惠卿愛惜人才,不愧了‘賢人’之稱。”
還有對於蔡京,作者更不吝嗇筆墨:身著宋朝低級官員服飾——綠色官袍的蔡京走進客廳,給石越見過禮後,又和司馬夢求等人一一見禮完畢,這才側著身坐在下首賓客之位。石越打量著蔡京的儀態,見他身軀修長,鬚髮梳理得整整齊齊,一身綠袍並不太新,卻是洗得極乾淨,往那裡一坐,倒真是個美男子。雖然明明知道這是個著名的奸臣,心裡卻也不禁起了幾分好感。因見他嘴唇微動,欲言又止,便笑道:“元長此來,必有教我之事。”蔡京連忙抱拳說道:“不敢。不過下官確有一點想法,想向大人討教,不知道是否可行。大人名聞天下,必然能謀善斷,下官也好從中有所長進。”石越明知道這等話不過是乖巧的諛詞,卻也頗覺順耳。讀者在《十字》中看到的,並不是一個奸相的蔡京。蔡後來成為了石黨的一員。
尤其要說到《新宋》中幾個女性,都寫得都性格分明,躍然紙上。桑梓兒、楚雲兒、王昉、柔嘉縣主,總之,使讀者看著頓生憐情愛意,大概,也對被如此多的可愛而又可憐的美女包圍起來的石越,頓生了妒嫉吧。
在舊版中,是用第一人稱“我”的視角,而在新版中,是用“石越”。那么,結構也就隨之改變了。
我注意到,在舊版中,作者是用第一人稱“我”的視角,而在新版中,則是用第三人稱“石越”了,那么,作者是考慮到結構問題了。作為長篇小說,《新宋》採取的是一種結構現實主義,從不同人的角度,從不同的場景,來還原歷史的全貌,有時候寫石越,有時候寫王安石,有時候寫趙頊。對於鴻篇巨製來講,這是一種可行的方法。
所以,不厭其煩地說這一切,是因為它們對於幻想小說的創作者來講,是有啟示的。作者除了要創造一個奇特的、好看的、讓人拍案叫絕的故事之外,還一定要研究人物,研究生活,研究語言,研究結構。不管怎樣,一定要記住,這是在寫小說,而不是在寫論文。
但是,若要苛刻一些講,《新宋》還沒有達到偉大的文學境界,比起我們讀過的許多中外著名的歷史小說來,它還沒有期待中的那么爽落,那么的傳神,那么的充滿生活的原汁原味(應該說,作者對宋代生活的描述還是不夠的,有時候,人物也沒有完全地融入其中,這方面,可以拿同樣是“架空歷史”的《金瓶梅》作一下對比),作者沒有進一步去豐滿筆下的人物,人物有時候就成為了推進對話和展示理念的工具,這時候,人物有著為歷史事件的進展而穿幫之嫌。作者對於契丹人的刻畫,我也不是很滿意。一些在我看來本該濃墨重彩的人物,不知為什麼,也沒有作大力的描繪,比如,沈括,他就比較蒼白。因為只看了第一卷《十字》,所以,命運大跌宕感也還是沒有。也許,在隨後的幾卷中,才會遞次展開來吧?是我多慮了。
不管怎樣,作為《新宋》這樣一部作品,似乎已經可以讓人嘆為觀止了。就它的涉足的領域而言,已經達到了“創世”的神效(上帝幹了七天活,創造了人類和現實世界,而小說家乾第八天的活,創造上帝沒能創造的人物和世界)。而且作品中還透露出了更多的讓人思考的信息。
現實
在對《天意》的評點中,我曾談到,讓我感興趣的是,當代人為什麼會迷戀一種虛擬的歷史呢?一種解釋是,這或許是因為中國歷史太長,而對它的詮釋又不滿意,因此總是試圖修改吧?在電視和電影中,產生了戲說一類東西。
但是,《新宋》更為核心的方面,似乎並不是對過去的歷史不滿意,而進行的重新解釋。當然這方面的因素也有,但是,更多的,還是對“當下”的某些思考的映射吧?正是這種思考,在不少年輕作者寫作的幻想小說中卻處於缺位的狀況,使這些作品根本留不下來——它們有著華麗的包裝,卻沒有靈魂。
讀《新宋》時,我常常在想,為什麼作者沒有選擇他本人熟悉的西漢史?作者給出的理由是有關宋史的一道題沒有答上來。但宋史的一道題沒有答上來,就有這么嚴重么?就有必要去弄一部50萬字的小說么?因此,我們不能不對宋史本身產生拷問。嚴復曾指出:“若論人心政俗之變,則趙宋一代歷史最宜究心。中國所以成為今日現象者,為惡為善,姑不具論,而為宋人所造就,什八九可斷言也。”陳寅恪則認為,“華夏民族之文化,歷數千載之演進,超極於趙宋之世。後漸衰微,終必復振。由是言之,宋代之史事,乃今日所亟應致力者。”總之,宋朝是中國歷史上一個重要的朝代,它是中國的一個關節點。甚至可以說,一旦我們改變了宋,就改變了整箇中國歷史以及——中國的未來。特別是對於我們這一代人來說,宋朝是親切的,它可能是有生以來我們第一個“遭遇”的中國歷史朝代,或者說,這一代人對於整箇中國歷史的感性認識,最初其實來源於“文革”後期的“批水滸“(《水滸全傳》的扉頁上還印有毛主席語錄。記得在上國小三四年級時,我已經能夠背出全部一百零八將的綽號了)。隨後是沉湎於“說岳”的連環畫。小時候看到的,必然會留下極其深刻的印象。這只是個人與歷史的一種巧合吧,但也不能不說是時代的一種造化。
就《新宋》而言,最能引起讀者興趣的,其實是當代思想與古代思想的激烈碰撞。這這樣的背景下,架空才是有意義的。否則,單為研究宋史,直接還原一個王安石變法的故事好了,用不著弄一個現代人來摻合。而作者也沒有選取另一種架空,比如加入大量武俠元素,把它娛樂化,把它變成戲說。作者恐怕不能違背自己內心的命運呼喚。
那么,為什麼選取熙寧二年到七年?直接地看,是因為有了王安石的改革。熙寧變法,據說甚至得到過革命導師列寧的高度評價。而此事至今沒有定論,熙寧變法成為了宋史乃至中國歷史里一個最具誘惑力的歷久彌新的大題目。我想,它對歷史系學生產生的誘惑力,那正是很大的吧。《新宋》的誕生,哪怕有再多的巧合因素,也是因為宋史本身有太多可寫的了。是歷史決定了現實,是時代決定了小說。而這個時代當然不是指的宋代。
《新宋》
現在我們看到的新法,涉及政治、經濟、軍事、文化、教育諸方面,其根本目的是富國強兵,改變中國的積弱積貧。很湊巧的,這也是中國近代以降的主題。我注意到,在過去的一百多年裡,中國大部分幻想小說的主題,都是圍繞這個展開的,也就是探討怎么才能使中國強大。1905年中國第一篇科幻小說《新法螺先生譚》的結尾,寫了主人公在上海辦了十萬人的大學,讓中國人學習現代科學技術,這與《新宋》中的白水潭書院簡直是同出一轍。而這與西方的娛樂和冒險主題不太相同。我曾在一篇文章中探討過這個問題,指出把西方科幻小說引進中國的,都是中國最先進的知識分子,如魯迅、茅盾等人。生長於改革開放轉型期的《新宋》作者,怕也不可能掙脫這樣的情結,真正“輕鬆”下來吧。《新宋》必然產生於此時代。對於改革或者革命的思考,必然夢魘般死死地纏繞著這幾代中國人。一旦走出了“文革”的災難,許多知識分子就一邊批判著歷史,一邊沉湎於創造一個更加美好的中國的未來幻想之中。石越是他們的精神外化,《新宋》是他們的理想寄託。
那么,《新宋》是怎么解決宋代的改革開放的艱難命題的呢?石越與現今的人一樣,選取了漸進式改革的方式。這應該是作者的政治立場了。這讓我感到很是有趣。石越是在這樣的前提下,要創造一個天堂般的“新宋”,這是情勢所必然。至於他是否有著自覺的歷史使命感,比如,一心想著要使中國避免幾個世紀後的鴉片戰爭,則在小說中看不到明顯的表述,因為,體現在石越身上的民族主義情緒,不是那么的強烈,只是一些讀者還是會往這個方面去想的吧,他們希望石越更憤青一些。具體來說,石越給宋朝帶去了幾種文明:
一是科技文明。
比如,綿紡織技術,作者設定這個情節,因為想到它是西方資本主義興起所依賴的物質工具(珍妮紡織機)。再比如,印刷術,很有意思的是,畢升只是一個若有若無的背景,作者其實想的是“古騰堡的群星”,那是摧毀封建制度的一張王牌(但至少在《十字》中,給人的印象,印刷術卻是用來完善封建專制制度的東西)。還有軍事技術,包括更易攜帶的、威力更大的火藥的發明,以及原始手榴彈的製作,但這就能彌補王安石改革中薄弱的強軍環節嗎?再就是高爐和平爐煉鋼技術,寓意了現代工業文明的引入。但是,技術是如何拓展人們的觀念的呢?這一點,作品沒有展開。另外可以看到,石越作為一位文科學生,在技術方面隱隱地有著不自信的一面。他對於熙寧七年將要發生的旱災和蝗災,只能用先皇託夢來向人們解讀,而無法用技術進行包裝,比如引入科學的預測體系,來向那時的人們說明。石越在這方面的遲疑,是在他寫《三代之治》時,所不曾有過的。讀者至少期望著,能看到阿西莫夫在《日暮》中的天文學示警一類的描寫吧?不過,作者仍然在小說中引入了十分重要的一個元素,那就是給宋代注入的不僅是更好的技術,而且還有科學!這的確要讓人熱淚盈眶了。
二是商業文明。
作者給宋朝引進了市場經濟的概念和制度。或許宋朝接受這個也比較容易一些吧,記得中學的歷史課本,就已在大談北宋的資本主義萌芽,還以交子的出現作為注釋。何況,王安石的變法,更主要是經濟改革。使這項改革順利進行下去,革除其弊端,石越必然要引入新的經濟制度。比如,錢莊(銀行)的設立。石越向神宗進言:“其實方法很簡單,只需由朝廷頒布詔書,招募商家在各地建立錢莊,農民可以向錢莊用某產為抵押借青苗錢,立字為據,利息限為二分,錢莊一分,朝廷一分。如此朝廷可以不動常平倉,免徵收執行之勞,坐收其利,而商家自有利潤可得,亦樂於去做,百姓則不受強征之苦。此三面皆有利之事……地方官府沒有政績的壓力,由坐莊放債的債主變成了監督者,可以在錢莊和百姓發生糾紛時從中裁斷,百姓也不至於上告無門。”在這番話里,石越似乎想說:市場經濟的主體其實是企業,而“有限責任政府”是很關鍵的。這樣一來,便使唐甘南這樣的私營企業家有了存在的必要和發展的可能。他是石越重要的贊助人與合伙人,在大宋棉紡工業、印刷工業等歷史上,皆占有重要的位置。小說還寫到了取消茶、鹽的政府專賣制度,將配額出售給商人。還有在農村中建立互助合作社。而財務審計、統計報表這些現代經濟的東西,也始於石越。不過,市場經濟是法治經濟,這一方面,至少在第一卷《十字》中,石越似乎沒有太多的建樹。神宗時代的一切經濟奇蹟,主要還是人治的結果。這其實是非常自然的,就算以今天的情況作對照。
三是政治文明。
這方面,既有新觀念的提出,也有實際的變革。石越稱,今世若欲求大治,則當在各縣聚士紳鄉老,設定議會,專事討論縣官施政得失。此是借三代之治而設計出現代議會制度的雛形來。他還提出了辦報的主張,最後由桑充國實現,而且辦的不是一家報紙,這仿佛一個民智落後的時代,開了言論自由的先河(很可怕吧)。不過,小說又使其受到制約,讓石越提出訂立了報律,這是最早的新聞出版法吧,但好像還不是依法治國的開端。再比如興辦學校,白水潭書院已有現今大學城的氣勢,學生人數竟達到兩萬人。而且,從一開始,作者就讓新型知識分子成為了一股政治勢力,是新黨與舊黨之外的第三勢力。這後面,隱藏著喚醒人民的衝動。至於百年翻譯的舉措,則是向西方開放了。
所有這些的後面,最關鍵的是什麼呢?應該是知識分子們津津樂道的民主了。正是在這裡,顯出了石越的超越和侷促。在熙寧二年四月下旬,石越第一部真正意義上自己創作的作品《三代之治》出版。這本書全文不到五萬字,是一部烏托邦式的著作,以復興上古三代(堯、舜、禹)的名義,講敘了一個理想化的世界,包括社會、文化、政治制度等等諸方面的內容。石越與蘇東坡所談的民主議會的思想,便反映在這本書中。其中心思想無非是天子是受命於民,而非受命於天,得民意者方能治天下,又指出天子最可倚重的,不是士大夫,而是老百姓…… 落腳點在於,“士紳們通過這種方法,可以維護鄉里的利益,把自己的命運和皇上聯為一體,幫助皇上監督官員;而皇上則可以得天下民心,而無須加俸,無須置官,無須變法,便可以多出千百萬計的監察御史。舉國上下同心協力,國家焉能不大治?”這便是貫穿整個《新宋》的主題吧,也是作者所代表的部分知識分子的理想吧。
石越的深刻性在於此,而局限性也在於此。他的改革,必須要得到神宗的支持。而且,我們真的很慶幸,他來到了一個相對來說較好的時代,不但有趙頊,還有有王安石,有司馬光,還有蘇軾。在那個隨便因為一句話就可能引來殺身之禍的時代,這些人應該算是難得的“好人”了。因此,自上而下的改革,才能夠推動起來。但是,改革的方向是否從一開始就被決定了呢?石越可以改變一切,但改變不了君主制,而他也沒有去嘗試改變這個。甚至,他似乎是迷戀著明君,擔心著失寵而不能遂其志。至少在第一卷《十字》中,讀者看不到任何否定君主專制的跡象,石越根本不想來一場“熙寧革命”。因此,在整部書中,雖然有一些民間人物出場,但是,歷史仍然是皇帝和少數幾位權臣的歷史。這是《新宋》主題與實際之間的巨大悖論。那么,這是否反映了21世紀的知識精英的某種矛盾而迷離的心態呢?但我們卻不能稱之為虛偽或者軟弱。
但是,可能正是由於這種原因,在有些方面,作品顯得表面化,比如,它給人一種簡單移植的感覺,我們不知道,作者是不是在習慣性地使用一些耳熟能詳的21世紀政治辭彙。我們看到,石越在不同的場合,大力倡導著“親民”與“求是” ,他提出了“國不富而民富,民先富而後國自富”的施政策略。而所謂“民先富而後國自富”,或者說“小河有水大河滿”,這是最近這幾年中國社會的變革中,才由一些政治精英提出的新理念。石越還勸神宗“切切以人為本”。皇帝當時甚至沒有聽懂,還反問了一句:“以人為本”?或許,讀者期望中的石越,應該更複雜一些吧,有更多的獨立思考吧,有更多的批判精神吧。那么,我想,作品跟作者的社會閱歷,大概還是有關係的吧。說到底,這是一部書齋小說,與一些現實類的政治小說相比,《新宋》第一卷的厚重感未免在這裡削弱了。若要說《新宋》的缺失,則是正在此中。它消減了歷史的殘酷性和複雜性,也淡化了深刻的悲劇性,缺乏一個古老民族的蒼涼感。它太理想化了。
未來
由於有了石越,宋朝將會怎樣發展?靖康之恥可以避免嗎?中國以後會怎樣?還會有蒙古帝國嗎?西方世界又會怎樣進化?中國會領導一種始於11世紀的嶄新全球化進程嗎?閱讀過程中,讀者會不時產生著這樣的期待。
我讀此書的時候,在看到作者寫道,遼國上下翻譯並學習石越的《三代之治》等書,我於是構想遼國會否由此強於宋朝?最終,是遼國實現了中國的大一統?但這可能是劉慈欣這樣的人才會去寫的吧。
對於未來,其實石越本人也很無奈。他知道這樣做,是在冒險。比如,他並不知道蝴蝶效應的影響下,熙寧七年的旱災,會不會如期而至,根本是未知之數,若是不來,在掀起軒然大波的情況下,他的政治生命就不用說了,就算是他的小命,哪怕宋廷有“不殺士大夫”的祖宗之法,只怕也保不住他。
所以,生存是第一位的,因此,《新宋》的欲言又止,或許還在於,幻想是被小心地控制著。如作者說,“不要過分地游離於歷史之外。以至於我有時候也會鬱悶,我為什麼不讓趙頊擁有現代人的知識,而要選一個石越去白手成名?我為什麼不能放任的科技的爆炸,偏偏要小心謹慎的把一切技術,控制在手工業時代?”在作者看來,白水潭書院的歷史任務,也僅僅是“百川匯海”,而非“取而代之”。也只能這樣了。
我構想的另一個問題是,如果石越返回的朝代,是徽宗時期呢?如果石越不得不與秦檜的共事呢?或者,是在史彌遠的手下呢?則處理起來的難度或許更大一些吧?或者我們這樣構想,石越不是從21世紀初出發,而是從20世紀20年代出發呢?甚至,是從20世紀60年代出發呢?如果換了另一個人,而不是石越,這個人更有野心,他乾脆就篡皇帝位子了呢?像石越這樣的君子,在現實中其實不是很少的嗎?或者,我們更需要一個能夠推翻神宗的現代人,這樣,才能從根本上改變中國——在那個一人說了算的時代。但作者都沒有這么選擇,他只是站在他個人的視窗前,去看待那段歷史。
這使一切重新回到了不確定性上面。很多人自稱看透了現實,看破了紅塵,但小說這種文字,卻還能為這個似乎不再有懸念的世界,提供一些看不透的、不可捉摸的東西。它也為我們的後世,保有了更多的幻想的可能。這就足以使文學繼續生存下去了。因此,小說就是小說,所以,最好還是不要把《新宋》想成了一個迷宮。它其實是文人的一場智力遊戲,誰都可以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