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身
東突厥斯坦伊斯蘭共和國後世評價
反對
建立“東突厥斯坦伊斯蘭共和國”，並非是新疆暴動者的初衷，更違背了新疆各族人民民眾的意願。以沙比提大毛拉、穆罕默德·伊敏為首的一小撮分裂分子的倒行逆施，受到了多數暴動民眾的抵制或反對。分裂政權出籠前夕，喀什有四派勢力：庫車起義的鐵木爾部，占據疏勒的馬占倉、馬紹武部，喀什兵變的烏斯曼艾力部及沙比提大毛拉為首的和田暴動勢力。分裂分子沙比提大毛拉所能蒙蔽和利用的只有自己所屬的部眾，其餘各派勢力大都程度不同地對其分裂行徑採取了保留或抵制態度。鐵木爾對沙比提大毛拉提出的建立“東突厥斯坦伊斯蘭政權”及相關政策持反對意見，並於1933年7月下令拘捕軟禁了沙比提大毛拉等，進而向“和田伊斯蘭政府”發動了進攻；烏斯曼艾力與“獨立會”意見相左，在部下被分化時，帶領300多名官兵出走克孜勒蘇；馬占倉則對喀什分裂組織“青年喀什噶爾黨”採取了限制和打擊，一度逮捕了該組織頭目狂熱的“泛伊斯蘭主義”、“泛突厥主義”分子阿布都熱依木巴依·巴合察，並與馬紹武伺機向沙比提大毛拉分裂勢力出擊。鐵木爾的部將阿布都吾甫爾·夏甫都里還公開指責一小撮分裂勢力，“他們憑什麼成立共和國”。批判
在20世紀30年代上半期那個混亂動盪的特定時期，在“泛伊斯蘭主義”、“泛突厥主義”甚囂塵上、宗教情緒極端偏激之時，這些最初的暴動領袖或統兵首領能把握自持，很少或基本不參與“東突厥斯坦伊斯蘭共和國”的分裂行徑，是十分不易之事。他們與沙比提大毛拉之間確實存在激烈的派別鬥爭；他們也喊過“聖戰”的口號，也有對其他民族的屠殺擄掠行為；他們抵制或反對“東突厥斯坦伊斯蘭共和國”時可能並沒有明確的自覺意識，甚至他們自己也有過有損於中國主權的言行，如鐵木爾曾經受“青年喀什噶爾黨”的影響，並以伊斯蘭年號替代中華民國年號；烏斯曼艾力也曾一度與“獨立會”接觸，聲稱“我們起義的目的就是為了建立伊斯蘭政府”，甚至投書英駐喀什領事館乞求支持，凡此等等，還可以例舉出他們的種種局限性或錯誤言行。但他們最終沒有參與“東突厥斯坦伊斯蘭共和國”分裂中國新疆的勾當，沒有與一小撮分裂首惡分子同流合污。分裂不得人心，分裂必將眾叛親離、短命夭折，這就是歷史的規律。“東突厥斯坦伊斯蘭共和國”是在20世紀30年代前半期，新疆軍閥混戰、農民起義暴動此伏彼起的特定時期偶發的一次分裂運動的產物。它雖然只存在了很短的時間，但作為新疆歷史上第一個分裂政權，其要害是開創了在新疆歷史上建立分裂政權的先例。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其一，完成了分裂主義從思想意識向實踐活動的過渡，開創了建立分裂政權的惡劣先例。從20世紀初分裂主義思潮隨“泛伊斯蘭主義”和“泛突厥主義”滲透新疆，至1933年11月建立分裂政權，這一過程歷時20餘年。其二，在“泛伊斯蘭主義”的思潮下，開創了煽動和利用宗教狂熱達到分裂目的的惡劣先例。宗教成為分裂的一面旗幟，成千上萬的信教民眾在宗教狂熱的蒙蔽和驅使下，將“聖戰”、推翻異教徒（漢人）統治、建立伊斯蘭國當作宗教義務，呼喊著殉教口號，充當了分裂勢力的炮灰。其三，在“泛突厥主義”思潮下，將一些民族的解放、復興和發展建立在對另一些民族的排斥和打擊之上，煽動民族間的戰爭和仇殺，開創了將反抗民族壓迫鬥爭誤導為分裂運動的惡劣先例。其四，利用軍閥統治下新疆政治反動、社會腐敗、經濟貧窮落後，開創了將民眾反抗反動統治壓迫和剝削的階級鬥爭誤導為分裂運動的惡劣先例。分裂勢力利用民眾要求變革生存和生活現狀的強烈願望，鼓吹獨立和建立分裂政權是反抗剝削壓迫、推翻舊制度的必由之路，但分裂政權實際帶給民眾的卻是變本加厲的壓迫和剝削。其五，產生了分裂主義“領袖人物”。喀什與和田分裂政權的建立，將沙比提大毛拉、穆罕默德·伊敏之流的分裂首惡推上了“領袖人物”的寶座。在上述背景下，在這一混亂動盪的特定時期，成千上萬生活在社會底層飽受壓迫和剝削的樸實民眾，被一小撮披著民族和宗教外衣的分裂分子所蒙蔽、利用或裹協，滿懷宗教的狂熱和對新生活的嚮往，渾渾噩噩、隨波逐流，使一場轟轟烈烈的反抗剝削壓迫的農民暴動，蛻變成一場分裂運動，並最終釀成中國西北邊疆現代歷史上第一個短命的分裂政權，這不能不是一幕充滿教訓的悲劇，於國家、民族、邊疆地方、邊疆民眾殆害甚大。從另一方面講，分裂政權崩潰之後，在軍閥統治下的各族民眾仍然處於水深火熱之中。聲稱忠於和代表中央南京政府統治和田的軍閥馬虎山，向其所屬且末縣每戶居民每年強征90塊銀元的稅，迫使1/3的居民棄家外逃。這種暗無天日的反動統治又為分裂勢力的種種誤導提供了基礎和口實。廣大民眾則很難將反抗政治、經濟壓迫的階級鬥爭及反抗民族壓迫的民族解放鬥爭與分裂勢力倡言的推翻異族統治，建立獨立國家的分裂運動截然區分，誤認為建立分裂政權真的是推翻黑暗統治的必由之路。所以，從某種意義上講，自分裂意識在20世紀初隨“泛伊斯蘭主義”和“泛突厥主義”傳入新疆之後，在廣大各族民眾飽受欺壓和宰割的舊中國，分裂運動和分裂政權的出現又有其不可避免性，以致新疆形成一旦發生事端，多有倡言獨立的怪譎現象，這不能不又是一個發人深思的悲劇。1937年，盛世才任命的駐防喀什的麻木提師長迫於壓力外逃，其部下阿布都尼牙孜等又以建立“獨立的東突厥斯坦”為招牌，以“為保衛伊斯蘭而戰”為口號，臂纏“為真主而戰”的“聖戰”標誌，再次發動短命的分裂叛亂就是一個例證。
與分裂共生的是賣身投靠。逃入英印克什米爾的穆罕默德·伊敏為首的一小撮分裂殘存勢力和逃入阿富汗的一小撮“東突厥斯坦伊斯蘭共和國”骨幹，如喪家之犬，四處尋求主子。穆罕默德·伊敏改頭換面、隱名埋姓，從列城轉移到喀布爾，先是投靠阿富汗國王，獲取了每月定額500元（約合125盧布）的資助，進而賣身日本，通過日本駐喀布爾大使向日本政府提出“由東京提供軍火和經費，建立東突厥斯坦共和國的詳盡計畫”。又提議日本可選擇直接出兵新疆的方案，並保證隨著日本進入新疆，當地穆斯林居民發起的武裝暴動會“騷擾後方，從而援助日本軍隊的推進”。一旦在日本支持下實現新疆獨立，“獨立的新疆”將給日本以特別的經濟和政治權益。這實際上是要使新疆成為第二個“偽滿洲國”（西方人稱之為“中亞偽滿洲國”）。
建立
鐵木爾被處死後，沙比提大毛拉被接統其部的首領釋放，並被請為座上賓，和田“民族革命委員會”與喀什“青年喀什噶爾黨”兩個分裂政黨勢力合污一處，沙比提大毛拉成為南疆且末至阿克蘇一線最有影響和權力的人物。他藉助“和田伊斯蘭政府”的勢力和他本人的宗教影響（他是和田伊斯蘭教教長，並曾遊學土耳其、埃及、印度、阿富汗及中亞等地），在回城建立了“和田伊斯蘭政府”駐喀什管理局，自任局長。除馬占倉占據的喀什漢城之外，大部分南疆地區都已聽命於“和田伊斯蘭政府”。於是，沙比提大毛拉公開積極為建立南疆分裂政權進行各種準備，其中包括協調喀什各方勢力的談判。1933年9月10日，在沙比提大毛拉的主持下，喀什成立了由11人組成的“東突厥斯坦獨立會”，取代“管理局”。沙比提大毛拉自任該會主席，宣布“獨立會”的宗旨是建立“東突厥斯坦伊斯蘭共和國”。1933年11月7日，“獨立會”選出了各部門的頭目，新疆現代歷史上的第一個分裂政權即將正式出籠。歷史
勢力範圍在南疆，有兩個分裂組織利用戰亂，將起義導向分裂運動。一個是和田以穆罕默德·伊敏、沙比提大毛拉等人為首的“民族革命委員會”，其宗旨是反共、反回、反漢，謀求建立伊斯蘭教權國家，他們取得了墨玉、和田等地暴動的領導權，並在1933年2月宣布成立“和田伊斯蘭政府”。另一個是在喀什活動的“青年喀什噶爾黨”，特點與前者類似，與北疆的霍加尼亞孜等人互壯聲勢。這兩個組織與近代以來英、俄在新疆爭奪有一定關係，英國人在南疆一直利用境外“泛突厥主義”和“泛伊斯蘭主義”的思想及影響培植分裂力量，這兩個組織接受了將新疆從中國分裂出去，加入一個操突厥語、信仰伊斯蘭教的民族組成的聯合國家的思想。沙比提大毛拉曾遊學土耳其、埃及、印度、阿富汗等地，被認為足智多謀，成為分裂勢力的精神領袖和重要組織者。到了1933年6月，沙比提大毛拉督軍進軍喀什，與在庫車暴動成功的鐵木爾部、據守疏勒的馬占倉與馬紹武部等爭鬥。在爭鬥中，沙比提大毛拉遭鐵木爾偷襲，被活捉。不料，到了8月，鐵木爾被占據喀什漢城的馬占倉殺掉，“和田伊斯蘭政府”軍乘機反攻，並與“青年喀什噶爾黨”勢力合流，於8月25日在喀什回城建立了“和田伊斯蘭政府”駐喀什管理局。沙比提大毛拉剛從地牢出來，便自任局長。值得一提的是，英國一直暗中支持，甚至專門轉來了51萬盧比的經費。
這時候南疆可謂一片混亂。作為較大的一股力量，“和田伊斯蘭政府”取得了一些勢力的認同。不過馬占倉占據著喀什漢城，隔牆與之對戰。
1933年11月12日夜裡，在一個名為“民族之夜”的晚會上，沙比提宣布成立“東突厥斯坦伊斯蘭共和國”。他還宣布了所謂“東突國”的施政綱領和“憲法”，以及所謂“總統”、“總理”（即他本人）等。就這樣，所謂的“東突國”就成立了。但是，這個“東突國”竟然連續兩個月都沒有最高領導人。沙比提所宣布的“東突國”“總統”霍加尼亞孜及“國家軍隊總指揮”麻木提等都是兩個月後才從其他地方匆匆趕來的。
為了尋求國際認同，“東突厥斯坦伊斯蘭共和國”派人前往英印、阿富汗等地開展活動，並通過駐喀什英國領事館和來訪的土耳其軍政人士向兩國求援。土耳其不乏有人認可這樁事，一些民間報紙大肆宣揚和鼓吹南疆事態的發展，但是土耳其政府卻沒有公開承認。
在英國，“東突國”成立次日，以《泰晤士報》為代表的各家報紙開始連篇累牘地報導這件事情。它們報導稱，“喀什噶爾已經成立了一個以沙比提大毛拉為首的‘獨立的’南疆政府”，還大肆喧囂，英國政府將要“邀請沙比提大毛拉派代表團訪問印度及阿富汗”。但是，由於此時日本已侵占中國東北，英、美不承認日本製造的偽“滿洲國”政權，為維護在華利益，英國認為必須維持和加強與中國政府的關係，可以偷著送盧比，但是絕不會公開承認“東突國”。
最後，“東突厥斯坦伊斯蘭共和國”獲得的只有在動亂中剛剛上台的阿富汗19歲國王查希爾·沙阿的公開同情，但查希爾·沙阿以“承認東突厥斯坦獨立為時過早”為由，拒絕正式承認“東突國”。當然還有兩個秘密的收穫，就是派出去的“使團”聯絡上了納粹德國駐阿富汗大使，還聯繫上了日本人。這兩個國家表示了相當的熱情，可惜它們的勢力距離新疆太遠。
“東突國”滿天下找“友邦”，但沒有找蘇聯，這是有原因的。由於英國長期處心積慮的工作以及蘇聯建國初期殘酷的內戰影響，新疆尤其是南疆的暴動分子有著明顯的反蘇傾向。在南疆暴動人群中有大量被蘇聯內戰、肅反波及的移民和中亞反蘇分子。反蘇力量一開始就是“東突國”一個力量源泉，也有著利用“東突國”站穩腳跟打回蘇聯去的想法。蘇聯是無法容忍這一點的，對納粹德國、日本的藉機滲透更是無法容忍。為此，蘇聯一直直接支持控制著大部分新疆的金樹仁政權。1933年盛世才上台後，蘇聯轉而支持盛世才，還曾直言不諱地告誡新疆地方政府：“如果你們聽任其成為第二個滿洲國的話，我們必定採取行動，保護自己。”
在孤立無援、得不到認同的情況下，沙比提大毛拉仍沉浸在“東突國”幻想中，他們在喀什與和田發行了“東突厥斯坦伊斯蘭共和國”銀行鈔票，還出版了《東突厥斯坦周報》、《獨立》月刊等刊物，宣揚分裂，鼓吹“聖戰”。為了實現夢想，沙比提大毛拉擴軍備戰，四處搜刮，處處勞役。更甚一層的是強行推行伊斯蘭教法，設立宗教法庭，濫施肉刑。
滅亡
受盛世才和蘇聯紅軍聯合追擊的自阿克蘇退往喀什的馬仲英部馬福元先頭部隊，與堅守疏勒（喀什噶爾漢城）的馬占倉、馬紹武部會合，目標直指東突厥斯坦伊斯蘭共和國，沙比提大毛拉、和加尼牙孜聞訊後出逃。1934年2月6日，馬福元等人兵不血刃地占領了喀什回城。據英國駐喀什總領事湯姆森·格洛費報稱：馬仲英部進軍喀什，幾乎沒遇到什麼抵抗，“大約800名東乾（指回族）士兵和1200名新兵（指馬福元部）就迫使10000人的叛軍逃離喀什”，東突厥斯坦伊斯蘭共和國正式宣告滅亡。對蘇關係
由於蘇聯對新疆近現代歷史發展上的重要影響，及“東突厥斯坦伊斯蘭共和國”迅速崩潰的主要原因之一是蘇聯出兵新疆，所以有必要先對這一時期蘇聯對新疆的政策進行一些探討。1917年，位於歐洲大陸最東部邊緣地區的俄國相繼爆發了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蘇俄將新疆軍閥統治定性為殖民統治，一些蘇俄共產黨的領導和軍事將領出於世界革命的信條，開始將中國新疆內地看成是輸出革命、擴大世界革命浪潮的重要地區。他們認為：在革命席捲了俄羅斯的中心地區和俄屬中亞地區之後，新疆很有可能成為下一個社會主義革命的舞台。之所以如此，是因為新疆是蘇俄通往英國最大的殖民地——印度——的最短的途徑之一，而考慮到印度被壓迫人民與英殖民者的鬥爭，印度完全可以被視為世界東方革命運動的中心之一。蘇俄共產黨領導人托洛茨基在1919年8月提出了遠征阿富汗和印度，點燃“世界革命火焰”的構想。由此推論，為消滅英國殖民主義，必須先幫助印度爭取獨立，並使之布爾什維克化。印度的革命工作，又須通過阿富汗和波斯進行；而進入到阿富汗，首先應在新疆積蓄經驗。1921年6月4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了由俄共（布）中央中亞局主席Я·Э·魯祖塔夫提出的“關於建立喀什和準噶爾共和國的建議”。建議的緣起是“新疆的一些革命團體和組織嚮往擺脫軍閥壓迫，提出了建立獨立的喀什和準噶爾共和國的構想”。在政治局會議上，Г·В·契切林堅決反對這個建議，包括列寧在內的少數政治局委員支持契切林的反對意見，否定了這項建議。然而以共產國際為主的一些工作人員卻試圖將這項建議付諸實現，因受到外交和外貿部門的抵制，最終未得逞。在外交與外貿雙方的聯合專門委員會報告中指出：“喀什的居民極其蒙昧，並仇視與‘異教徒’有關的一切，他們還處於宗法氏族階段，剛剛出現西方意義上的社會政治分層的苗頭。因此對眾所周知的‘階級意識’格格不入，無需成為先知就可預言，泛突厥主義者民族革命浪潮衝擊得不僅是漢人，還會衝擊到我們”。聯合專門委員會報告的結論是：“目前我們不應傾向於喀什的穆斯林民眾，而應傾向於其奴役者漢人。我們應在一段時間裡停止任何形式的使喀什人發動革命的嘗試，我們的行為在中國人看來應是最大程度上奉公守法的”。
此後蘇俄在新疆“輸出革命”的工作，大致如駐伊寧商務代表巴爾夏克所擬定的：在新疆的革命宣傳應以“不致引起在伊犁地區的中國政權立即倒台”為限，而宣傳的手段，主要是通過在中亞居住的維吾爾人。據當時估計，在中亞的維吾爾人將近50萬，他們中的許多人在俄國國內戰爭期間在紅軍中服役，並參加了俄共（布）。在阿拉木圖俄共（布）市委，活躍著一個維吾爾共產黨員的小組，1922年9月曾在此召開第一屆維吾爾族共產黨員州代表大會和第二屆“維吾爾”革命聯盟州代表大會。僅在七河地區就有50個各種相關的革命組織和共產黨小組，其中維吾爾黨員達1500人之多。此外，還有幾十名來自新疆的各民族學生在蘇俄一些高等院校學習，共產國際試圖通過這些留學生與新疆取得聯繫，在那裡建立地下革命組織，然後創建共產黨。1923年，俄共（布）中央中亞局撥款5萬盧布，資助召開“中國新疆省革命者代表大會”，後因有反對意見而取消了會議。1927年2月17日，聯共（布）中央政治局就在新疆開展革命工作形成決議，標誌著反對在新疆進行革命冒進的觀點在長期爭論中最終確立。決議全文共5條，內容如下：“1未經候選人個人與聯共（布）中央中亞局的商定，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東方部不得派遣維吾爾族工作人員；2建議聯合國家政治事務管理局採取措施禁止採購武器和武裝的維吾爾人經我邊境進入新疆；3為禁止參與新疆維吾爾運動的人介入工作，建議中亞局和哈薩克邊區局重新審查維吾爾人支部的組織人員的成分；4委託貿易人民委員部吸納中亞的機構擬定措施，旨在活躍和加強蘇聯與新疆的經濟聯繫；5任何旨在使新疆或該省的一部分脫離中國的活動或宣傳是完全有害和嚴禁的。”
對於蘇聯政府來說，1931年開始爆發的反對金樹仁統治的起義，並非完全出乎意料。此前蘇聯通過派駐新疆各機構提供的分析報告，已基本掌握了新疆社會經濟矛盾十分激化、有可能發生暴動起義的形勢。新疆一些重要的地方官員，也暗中與蘇聯進行了接觸，指望依靠蘇聯的支持，在混亂中奪權。如喀什行政長官馬紹武曾通過蘇聯駐喀什領事館要求蘇聯為擬議中旨在奪取新疆省大權的軍事政變提供武器和軍隊的支持，作為報答，馬紹武允諾“屆時你們將在這裡得到日本在滿洲地區所擁有的一切”。甚至在南疆起義隊伍的首領中，也有蘇聯派遣的革命者。與鐵木爾並肩發動和領導庫車農民起義的艾合買提，即曾在蘇聯生活，並在東方共產主義勞動者大學學習，其後加入維吾爾地下組織，接受任務返回新疆南部。
面對新疆的起義形勢，一些蘇聯上層，特別是與新疆為鄰的蘇聯中亞共和國的一些黨和軍隊的領導人及共產國際的領導人員都認為新疆的革命時機已經到來，那裡的民族解放起義將成為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他們進行頻繁的交流，以確定新疆起義暴動的性質和將其發展成為社會主義革命的可能性。1931年9月，聯共（布）中亞局書記鮑曼提出：新疆的起義和暴動已具有“民族解放運動”的性質，因此我們應當提供幫助，應在新疆開始積極的革命工作。部分“軍事工作者和國家政治保衛局的工作人員”也認為：新疆的“民族運動”是革命性的。而同期共產國際東方秘書處甚至在給共產國際政治委員會的報告中建議：中國西北應建立革命政黨，“提出在新疆和甘肅省開展革命工作並建立依靠農民和城市勞動者的人民黨是適時的”。然而，最終蘇聯外交人民委員部的意見仍占據了主導地位。在外交人民委員部副委員Л·М·加拉罕簽署的致外交人民委員部駐烏茲別克斯坦全權代表的檔案中，確立了蘇聯對20世紀30年代初新疆起義的政策：“鑒於目前存在的軍事危險，為執行必須鞏固我們的東方接壤國的原料產地的命令，應考慮到：（1）新疆是我國工業的最重要的原料市場之一（羊毛、皮革、棉花、勞動力等）；（2）新疆與我國有著綿延的邊界，並經過一些很難防守的地區，而目前那裡的形勢足夠緊張；（3）由於外部政治原因（阿富汗———印度和中國的因素）排除了我們積極參與新疆事務的可能性；（4）馬仲英之類的人物目前階段的行為實質上是爭權奪利的上層鬥爭，並不能改變新疆的社會制度，這種行為……可能會引起新疆內部激烈的民族仇殺並在很長一段時間完全破壞新疆與我交界地區的相對的穩定狀態，在新疆‘維持現狀’更符合我們的利益……。”
但是蘇聯和共產國際方面仍堅持認為應援助新疆起義暴動，並為此向聯共（布）中央遞交了專門報告。內稱：雖然穆斯林人民運動的首領中有封建主，“但卻不能改變其民族解放運動的性質”。“藉助於我們的武器及隨之而來的血腥恐怖壓制維吾爾和其他民族的民族解放運動，不能不給整個的民族解放運動造成傷害，並促使反革命勢力的更大的聯合和擴大新疆的反蘇基礎。因此，我們認為在這種情況下援助新疆政府鎮壓維吾爾人起義是不適宜的”。
然而，新疆起義暴動中有一點是蘇聯所未能預料到的，這就是由於外來勢力的插手，起義者，特別是南疆暴動者日益明顯的反蘇傾向。蘇方在報告中列出了以下各種情況：（1）在南疆起義民眾隊伍中有大量與蘇境內居民有親屬和其他關係的移民及中亞反蘇分子，其中喀什境內有6萬名蘇聯吉爾吉斯移民；（2）英國插手南疆起義，並有在南疆建立獨立於中國之外的穆斯林國家的意向；（3）蘇聯國內的“泛伊斯蘭主義”和反蘇勢力頭目已在喀什展開活動，他們有可能組織力量從中國喀什方面對蘇領土進行偷襲。
同時，蘇聯方面認為：解決與新疆穆斯林居民起義有關問題，對蘇聯來說意味著解決與這一地區接壤的至關重要的蘇聯內政問題。在這種形勢下其內部認識趨於統一：支持新疆地方政權，維持新疆的統一及為此而鎮壓暴動成為這一時期蘇聯對新疆的政策。1931年8月5日，聯共（布）中央政治局會議決定採納外交人民委員部向新疆金樹仁政權出售軍用飛機和派遣飛行員的建議；繼而政治局會議又確認了進一步向金樹仁政權提供空投炸彈、大炮及汽油等戰備物資；同時決定不給新疆起義暴動者方面以任何幫助。[2]1933年“四·一二”政變後，軍閥盛世才上台，在他明確表示了親蘇立場後，1933年8月3日由聯共（布）中央政治局正式下達了“對新疆工作的指示”，主要內容是：（1）支持新疆同中國分離的口號和政策是不可取的；（2）給以盛世才為首的新疆地方政府以支持，在現時和現有的條件下，支持旨在完全脫離新疆地方政府的運動是不適宜的，然而可以在英國或日本特務的活動不可能取得成效的地區，對組織較為廣泛的地方自治持友好的立場；（3）首先必須給新疆地方政府以積極的支持，以粉碎馬仲英和其他回人的隊伍；（4）利用歸化軍（由加入中國籍的白俄組成）支持新疆地方政府的穩定和對其進行可能的監督是可行的，同時應採取一切必要的措施對歸化軍進行防範和監督。
“東突厥斯坦伊斯蘭共和國”出籠後，其在南疆的猖狂分裂行徑及其與國際法西斯勢力的勾結，更引起了蘇聯方面的警惕。從戰略上考慮，蘇方認為未來德國和日本將對其領土的西部和東部懷有不可告人的目的，並將構成某種威脅，所以不能容忍法西斯軍國主義勢力染指蘇聯的“軟腹部”中亞及周邊地區。針對南疆的失控局勢，蘇聯方面曾直言不諱地告誡中國政府：“倘若中國管理新疆，我們不去過問，但如果你們聽任其成為第二個滿洲國的話，那我們必定採取行動，保護自己”。同期的塔什乾蘇聯報紙則公開指出：如果日本控制新疆得逞的話，巴庫的油田就會置於日本轟炸機的航程之內。這也正是在後來盛世才求助時，蘇聯決定出兵支援新疆省政府的重要原因之一。而此前在阿克蘇，蘇聯方面與南疆分裂政權的名義“首腦”和加尼亞孜進行了接觸和談判，甚至向其提供了有限的武器裝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