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黎洲

民國22年初，十九路軍駐閩，李黎洲被派往廈門市政府任參事。 民國28年，李黎洲被推選為國民參政員，數度前往重慶開會。 民國33年，李黎洲接任福建省立師範專科學校校長，民國34年調任福建省教育廳長。

附敵，寡不敵眾，討袁遂告失敗。他輾轉至廣州，進廣東高等師範學校聽課，專攻史地。民國9年，又與何遂等人密返福州，策劃倒李，事機泄密，被嚴令通緝，脫險後赴粵避難。
民國10年，南渡爪哇，先在萬隆中學任教，後任《泗濱日報》國際新聞及副刊主編。目擊日本對南洋的經濟侵略，他經常著文鼓勵華僑抵制日貨。荷蘭殖民政府屈服於日本的壓力，勒令該報停刊。民國14年李黎洲任三寶壠《中國日報》總編。此期間，上海發生“五卅慘案”。為支援工人鬥爭，他與報社同仁發起捐款運動，半月內匯交上海工人後援會荷幣40餘萬盾。
民國15年秋，國共合作誓師北伐，李黎洲接廣州革命政府海外部電召回國，由該部部長彭澤民介紹，他認識了周恩來並接受其教導。時北伐軍在武漢告捷，東路軍攻克閩浙。李黎洲被派回閩參加籌建國民黨福建省黨部，任組織部長兼《福建日報》主編，與負責宣傳工作的馬子谷和負責工運的李培桐等共產黨人，共同支持孫中山的三大政策，與右派孫文主義分子展開激烈鬥爭。“四·一二”反革命政變時，他被列為清黨對象，幸得友人暗中通知，才逃離福州赴上海。抵滬後，經吳石介紹在26軍任參議，北上討伐張宗昌。民國17年，轉赴漳州，在49軍張貞部任秘書、參議兼嵩嶼建港籌備主任，準備建設孫中山所計畫的東南新港及漳龍鐵路。但這時蔣介石變本加厲推行其獨裁政策，李黎洲痛感國事日非，遂於民國19年東渡日本。先後在明治、慶應兩所大學研習農業經濟學，致力於農村土地問題研究，寫成《中國農地制度的研究》一書，主張土地國有。
民國22年初，十九路軍駐閩，李黎洲被派往廈門市政府任參事。11月，十九路軍反蔣，成立中華共和國人民政府，但瞬告失敗。隨後國民黨中央派張貞、戴愧生等回閩整理黨務，李黎洲被邀任國民黨福建省黨部籌備委員，後又當選為執行委員。
民國25年“西安事變”後，李黎洲更加關注時局變化，接受國共合作主張。民國26年，“七·七”抗戰爆發，福建成立抗敵後援會，推李黎洲為委員兼秘書主任。他與陳培、史家麟等人發動各界人士為救亡捐銀元200萬元，並募集大量寒衣等慰勞品送往前線，還組織救護隊搶救被敵機轟炸的受傷百姓。民國28年，李黎洲被推選為國民參政員，數度前往重慶開會。目睹日軍日漸深入，蔣介石政權日趨腐敗，他提出懲辦貪污、刷新吏治的建議。民國32年，李黎洲任福建憲政促進分會主任委員，發表文章介紹各國有關憲政的理論，希望國民黨當局效法美、英等國，實行資產階級民主，又創立生力學社，出版《生力旬刊》，傳播進步的思想。
民國33年，李黎洲接任福建省立師範專科學校校長，民國34年調任福建省教育廳長。八年抗戰期間，福建省的文化教育備受摧殘，他不辭勞瘁，艱苦維持，使教育、文化、科研單位得到恢復。民國35年6月，蔣介石發動內戰，李黎洲對蔣政權深惡痛絕。他在《都門書感》詩中寫道：“百劫枯棋絕處生，鴻溝何竟又寒盟?鉤心朋黨違公論，側耳郊原有哭聲。”翌年，福州青年學生掀起“反內戰、反飢餓、反迫害”運動，省保全司令部奉當局密令實行鎮壓。李黎洲暗示被列入黑名單的師生迅速規避，還設法保釋被捕的學生。學潮過後，他辭卻教育廳長之職，避往上海。
民國37年，李黎洲看到《新民主主義論》和《土地法大綱》，加深了對中國共產黨政策的了解，決心參加革命統一戰線，由吳石等人介紹加入三民主義同志聯誼會(簡稱民聯)。從此他與陳銘樞等人利用各種社會關係進行反蔣活動。他返閩競選，當選為監察院委員，支持民聯成員劉通當選為立法委員。並接受中共福州地下組織的任務，盡力設法保護機關檔案、財產，策動國民黨駐閩部隊起義。民國38年，李黎洲的反蔣活動為敵特偵悉，蔣介石爪牙責令軍警逮捕。他得訊後徑飛香港，即與鄧紹蔭等11人聯合通電反蔣，並通電向在長沙起義的程潛、陳明仁致敬。後又在中共華南局的指導下，函促民聯成員、時任福建省銀行總經理的許顯時赴港，將香港分行財產悉數移交中共中南局，完成分行在港起義工作。國民黨當局為此下令通緝，並將他開除出黨。
是年“8·17”福州解放，李黎洲自港乘輪赴天津轉北京，接受民革(時民聯、民革已合併)中央負責人的委派，返榕籌建福建民革。1952年，李黎洲任民革福建省委委員兼《福建省民革》主編。翌年，任福建省政協委員兼對台工作組副組長，為省政協撰寫大量文史資料，還與陳遵統、薩兆寅共同編寫《福建編年史》。
1957年，李黎洲被錯劃為右派，翌年又被誣為反革命送往江西珠湖農場勞動改造。1966年刑滿留場就業。1970年，林彪反黨事發，中央特偵組將他從江西調回福州寫揭發陳伯達的材料。1971年，他由省軍管會安排回家，於1977年2月在家中病逝，終年79歲。1983年10月，李黎洲生前的冤案得到平反昭雪，恢復政治名譽，骨灰移置福州文林山革命公墓。
李黎洲的《羲廬殘稿》和《帝國主義與滿洲》等遺稿今尚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