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
張璁正德年間，山西崞縣李福達宣傳“彌勒佛空降，當主世界”。李福達家族世代傳習白蓮教，他的父祖和子孫在明代白蓮教活動史上，都有著重要的地位。他的祖父“以幻術從劉千斤、石和尚作亂成化間”。他本人正德初年與王良、李鉞謀反，事發，戍山丹衛。逃還後，改名李午，為清軍御史所勾，再戍山海衛，再度脫逃，寓洛川縣，倡彌勒教。
李鉞是李福達的叔父，李福達的徒弟惠慶、邵進祿等起來造反，攻陷洛川城。邵進祿戰死後，惠慶又攻宜川、白水等地。李福達實際是這次事件的指揮者和操縱者，但他又逃脫了，並改名為張寅，繼續活-動。他和他的兒子大仁、大義、大禮，皆以黃白術得到武定侯郭勛的信任。李福達持有《太上元天垂文秘書》，並自稱“我有天分”，可見他頗有野心。
嘉靖時，四川白蓮教首蔡伯貫起義，蔡伯貫的師父名李同，是李福達的孫子，李大禮之子。李氏家族的宗教活動，自成化年間李福達的祖父開始，至此已延續五代，近百年之久。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浙江烏程有名馬祖師者，曾起兵，《罪惟錄》稱他“傳正德中妖賊李福達之術”。李福達的影響自華北至西南，並傳及江浙，可謂廣大。而他本人不僅活動於民間，而且周鏇於社會之上層，甚至得到皇親國戚郭勛的信賴和庇護。由於他和郭勛的關係，結果導引了嘉靖時朝廷有名的一場黨爭——李福達案，直到隆慶時，才平息下來。
疑點
李福達智慧過人、行蹤不定、姓名多變、身世不詳等特點，也有不少人懷疑張寅是否是李福達，紛紛上疏分析此案的疑點，表明對此案的態度。這些人提出的疑點大致有五個：一、李福達有硃砂痣、龍虎文身，但張寅沒有。
二、山西五台縣一戶戶主為張子真的人家中，有張寅的名冊，而張寅幼時走失，不知生死。
三、到崞縣調查時，發現了李福達的墳地。
四、原告薛良品行不端，在鄉里不務正業遊手好閒，是個無賴，因此有誣告的可能。
五、通過對證人們調查詢問，發現他們都是張寅的仇人，因此不排除有作偽證的可能。
事件過程
起因
李福達更換姓名稱張寅，利用捐獻糧食得官，被授為太原衛指揮使。兒子大仁、大義、大禮皆冒充京師工匠戶籍。利用煉丹術迷惑武定侯郭勛，深受郭勛信用。李福達仇人薛良向山西巡按御史馬錄檢舉李福達冒名事。遂將李福達逮捕，經審問如實交待，又交洛川百姓共同辨認，證實不誤。郭勛獲知後，向馬錄寫信，要求放過李福達。馬錄不同意，與山西巡撫江潮一起聯名上奏此案事實經過，並彈劾郭勛包庇壞人，違犯國法。都察院在覆核案件時也同意馬錄意見，上奏郭勛有阿附叛逆罪。於是判決李福達父子死刑，妻女充作官婢，家產沒收，對郭勛進行審查。郭勛見此十分害怕，因出面為李福達辯護，皇帝一時難辨真假，只得擱置不問。
發展
給事中王科、鄭一鵬，御史程啟充，南京御史姚鳴鳳，評事杜鸞，刑部郎中劉仕，主事唐樞等二十餘人接連上奏彈劾郭勛，認為郭勛是李福達後台，要一併處罰。郭勛也屢次為自己辯護，並稱自己是因為贊同為皇帝親生父母親上尊號而觸犯了大家，這話打動了皇帝。因為嘉靖皇帝是由藩王過繼大宗的名義登基的，他想為自己親生母親加封尊號時曾遭到許多大臣的反對。郭勛又乞求大學士張璁、桂萼幫自己說話。兩人也因為贊同為嘉靖皇帝親生父母上尊號而遭到大臣的攻擊，就想藉此來宣洩積怨，於是上奏說朝廷大臣內外勾結，是尋找藉口陷害郭勛，以後許多贊同為皇帝親生父母上尊號的人也會逐漸遭到陷害。皇帝信以為真，而外面的大臣不知道，反倒更起勁地上奏要處理郭勛，更加引起了皇帝的懷疑。於是命令把李福達押解到京城，由刑部、都察院、大理寺三個法律機構共同審訊，但供詞沒有變化。皇帝又命令會集文武大臣再次審訊，結論還是一樣。皇帝大怒，要親自審訊，為大學士楊一清勸阻，仍交給司法機關審訊。尚書顏頤壽等不敢堅持自己的意見，改判李福達為妖言罪問斬。皇帝仍然不解恨，命司法機關官員都戴罪上班，將功補過。派遣官員去押解馬錄、江潮及參加審訊李福達的官員布政使李璋、按察使李珏、僉事章綸、都指揮馬豸等，把他們都送進監獄審訊。原來判決的案子完全翻過來，將薛良定為誣告罪。因為判案沒有追究馬錄的責任，皇帝十分不滿，命令張璁、桂萼、方獻夫分別主持刑部、都察院、大理寺的事務，把刑部尚書顏頤壽，侍郎劉玉、王啟，都察院左都御史聶賢、副都御史劉文莊，僉都御史張潤，大理卿湯沐，少卿徐文華、顧?，寺丞汪淵逮捕，嚴刑審問。在搜查馬錄檔案櫃時發現大學士賈泳、都御史張仲賢、工部侍郎閔楷、御史張英及大理寺丞汪淵的私人來往信件。賈泳引咎辭職，張仲賢等均被逮捕。桂萼又上奏給事中王科同曾連名彈劾郭勛，相互結黨逞私，恣意驕橫，請加以懲處，於是曾彈劾過郭勛的人都被逮捕，收押在南京刑部監獄。在朝廷大臣會審李福達時，太僕卿汪元錫、光祿少卿余才曾私下交談說：“這案子不是已經審問清楚了嗎？怎么又重新審呢？”為人檢舉告發，兩人也被收捕審問。
桂萼等嚴刑逼供，馬錄屈打成招，只得承認自己以前是有意陷害別人。桂萼等據此結案，稱張寅與李福達是兩個人，馬錄等因懷恨郭勛，有意製造冤獄，桂萼等嚴刑逼供，馬錄屈打成招 並將涉案的各位大臣名單列上。皇帝全部採納了桂萼的意見，將此定為誣告陷害罪。
結果
原告薛良判處死刑，為他作證的證人全部戍邊，張寅官復原職。馬錄陷人死罪但未得逞，判處徒刑。其他涉及此案被處理的各級官員有四十餘人。謫戍邊疆，終生不赦的五人：前山西布政使李璋、按察使李珏、僉事章綸、都指揮馬豸、前山西副使改任大理少卿的文華；謫戍邊境衛所的七人：給事中劉琦、張逵、常泰，御史盧瓊、程啟充，刑部郎中劉仕及知州胡偉。削職為民的十一人：左都御史聶賢，給事中王科、鄭一鵬、秦?、沈漢、程輅，御史高世魁、任淳，南京御史姚鳴鳳，郎中司馬相，評事杜鸞。革職賦閒的十七人：刑部尚書顏頤壽，侍郎劉玉、王啟，山西巡撫江潮，副都御史劉文莊，大理卿湯沐，大理少卿顧?，大理寺丞汪淵，太僕卿汪元錫，光祿少卿余才，工部侍郎閔楷，都御史張仲賢、僉都御史張潤，御史張英，南京御史潘杜、戚雄，由大理寺丞改任僉都御史的毛伯溫。其他交給巡按審問革職的還有副使周宣等五人。桂萼以審案平反有功，皇帝親自在文華殿慰勞，賞賜二品官的俸祿、服飾等。並編輯《欽明大獄錄》頒布天下。平反
李福達案發生在嘉靖六年（公元1527年），雖然當時朝廷大臣知道被貶謫的人都是冤枉的，但沒有人敢出頭為他們說話，加之張寅、李福達姓名不一，也有人心中存疑。一直到嘉靖四十五年，四川捕獲了大盜蔡伯貫，供述曾在山西李同那裡學習過妖術。於是在山西把李同逮捕審問。李同供述自己是李午的孫子、李大禮的兒子，世世代代執掌白蓮教，假稱唐朝後裔，迷惑民眾，密謀叛亂。所交代的與《大獄錄》姓名完全一致，李同後來被判處死刑。至此，李福達的案子才真相大白。直到穆宗時，才為被貶謫的大臣平反覆職。評價
永嘉、安仁是舉也，果為平亭冤獄乎哉？亦黨武定，讎諸台諫爾。當其議大禮時，禮官嘗要勛同疏攻永嘉，勛後竊語永嘉曰：“吾嘗謂汪俊，此事關係甚大，宜折中不可偏執。俊與吾力辨，至大詬而止。竟署吾名疏中，非吾意也。”永嘉信之，收其語於《大典》中，且曰“勛竟以是構怒於眾”雲。及後再議考獻皇帝，徐文華等與璁力辨，勛遽曰：“祖訓如是，古禮如是，璁等言當，更何議！”於是璁等與勛同上議當考獻皇，伯孝宗，而勛益見悅於永嘉矣。游言一唱，鼓簧宸聰，則帝亦以勛為心膂臣矣。及福達獄起，而台諫諸臣乃力攻勛，必欲置之連坐。此其所以反覆追讞，必翻釋而後已也。永嘉等主之，必永嘉等成之。非為福達，為武定耳。武定獲伸，則諸臣之竄削有弗恤矣。甚哉！永嘉之舉也。然則台諫豈盡無過乎？夫武定之主福達罪，固有在，而必欲連坐，則甚矣。當福達判亂時，武定豈與其謀耶？及福達以方術見勛，亦以方術遇之耳，而豈知前日之為叛賊也。迨其事露，特不宜與之請囑耳。而嗾使陳白，則未知其果有與否也。故待福達獄定之後，治其請囑之罪，亦足矣，而何故必欲其連坐哉？況“知情藏匿故縱”之律，本與勛事不相似，而必引此繩之，欲置重典，此其所以激成翻釋之紛紛也。
福達之獄，前已奉命監決矣。使當時諸臣稍存寬緩，待福達伏誅之後群攻武定，則勛亦百口莫解，雖欲再鞫福達以自為地，何可得耶？惜乎諸臣慮不及此，而使法司大臣、藩臬諸司俱罹其禍也。悲哉！
史籍記載
世宗嘉靖五年秋七月，妖人李福達坐死。福達，山西代州崞縣人，一名午。初以妖賊王良謀反，事發，戍山丹衛。逃還，改名五，竄居陝西洛川縣。與季父越同倡白社妖術，為彌勒佛教，誘愚民。嘯聚數千人，大掠鄜州、洛川諸處，殺掠亡算。己而官兵追剿，捕得越及其黨何蠻漢等誅之。福達跳去，占籍徐溝縣。變姓名為張寅，賄縣中大姓以為同宗，編立宗譜，塗人耳目。已，又挾重貲入京，竄入匠籍，輸粟為山西太原衛指揮。其子大仁、大義、大禮俱補匠役。以燒煉術往來武定侯郭勛。後仍往同戈鎮，其仇薛良首發之。福達懼，逸入京。官司捕其二子按系之，福達窘，乃自詣獄置對。先後鞫訊者，代州知州杜蕙、胡偉，證之者李景全等。具獄上布政司李璋、按察司徐文華等，復上巡按御史張英，皆如訊。獨巡撫畢昭謂：“福達果張寅，為仇家誣所致。”反其獄，以居民戚廣等為證，坐良罪。獄未竟，昭乞侍養去。會御史馬錄按山西，復窮治之，傳爰書如前訊。勛為遺書囑免，錄不從，擬福達謀反，妻子緣坐。飛章劾勛黨逆賊，並上其手書。帝下之都察院，席書亦助勛為福達地。大理寺評事杜鸞上言劾勛及書，乞將二人先正國法，徐命多官集議福達之罪。不報。都察院覆奏李福達罪狀，宜行山西撫、按官移獄三司會鞫。先是，御史馬錄咨於徐溝鄉紳給事中常泰，泰言：“寅為福達不疑。”又咨於讞獄郎中劉仕。仕，鄜人也，其言如泰。錄復檄取鄜、洛父老識福達者辨之，俱以為真福達也。乃檄布政使李璋、按察使李珏、僉事章綸、都指揮使馬豸雜鞫之，福達對簿無異辭。遂附爰書上錄，錄乃會巡撫、都御史江潮上言：“福達聚眾數千，殺人巨萬，雖潛蹤匿形而罪跡漸露，變易姓氏而惡貌仍前，論以極刑，尚有餘辜。武定侯勛納結匪人，請囑無忌。雖妖賊反狀未必明知，而術客私乾，不為避拒，亦宜抵法，薄示懲艾。”章復下都察院。
冬十一月，左都御史聶賢等覆奏：“李福達逆跡昭灼，律應磔死。”帝從之，錮獄待決。因詰責郭勛，令自輸罪。勛懼乞恩，因為福達代辨。帝置不問。勛又令福達子大仁具奏，求雪父冤。章下，聶賢與原訊御史高世魁知為勛指，奏寢其議。勛謂大仁曰：“苟弗解，爾曹姑亡命，勿蹈叢戮也。”於是給事中劉琦、程輅、王科、沈漢、秦佑、鄭自璧，御史高世魁、鄭一鵬，南京御史姚鳴鳳、潘壯、戚雄各劾勛“交通逆賊，明受賄賂。福達既應伏誅，勛無可赦之理”。給事中常泰亦上言：“勛以輸罪為名，實代福達求理，論以知情何辭？勛為福達居間，畫令大仁等事急亡命，論以故縱何辭？”給事中張逵等亦上言：“凡謀反大逆，宜服上刑。知情故縱，亦從重典。今勛移書謝托，黨護叛逆，不宜輕貸。”聶賢亦奏勛當連坐。帝不從。勛亦累自訴，具以議禮觸眾怒為言。帝信之。尋命錦衣千戶載偉移取福達獄詞及囚佐，下鎮撫司羈候會鞫。給事中常泰、秦佑，御史任孚、邵豳，郎中劉仕復交章劾勛。江潮、馬錄仍會疏極言“福達不枉，乞問如律”。勛乃與張總、桂萼等合謀為蜚語，謂“廷臣內外，交結，借事陷勛，漸及議禮諸臣，逞志自快”。帝深信其說，而外廷不知也。
帝命速取福達至京鞫問，刑部尚書顏頤壽，侍郎王啟、劉玉，左都御史聶賢，副都御史張閏、劉文莊，大理寺卿湯沐，少卿徐文華、顧佖，寺丞毛伯溫、汪淵及錦衣衛、鎮撫司各官會鞫福達於京畿道，對簿無異辭，奏請論磔。帝不從，命會九卿大臣鞫於闕廷。時告者薛良、眾證李景全等共指福達，福達語塞。畢昭引證薛良之誣者，戚廣也。訊之，復云：“我曩未就吏訊，安得此言！”頤壽等以其詞上，上心益疑，命：“俟齋祀畢，朕親臨鞫問。”大學士楊一清上言：“庶獄無足煩聖慮者，乞仍屬諸勘官會訊。”刑部主事唐樞言：“福達罪狀甚明，擬死不枉。”上怒，黜為民。頤壽等懼，乃雜引前後讞詞，指為疑獄。帝切責頤壽等。
六年夏四月，遣錦衣官劉泰等逮馬錄赴京，下鎮撫司獄待鞫，仍取原勘各官李璋、李珏、章綸、馬豸詣京即訊。顏頤壽上言：“福達反狀甚明，法難輕縱。況彼以神奸妖術蠱惑人心，臣等若不能執，一或縱舍，異時復有洛川之禍。臣雖伏斧質，何抵欺罔之罪！”帝怒，謂：“頤壽職司邦刑，朋奸肆誣，令戴罪辦事。”顏頤壽等復請會訊，從之。乃出錄與福達對鞫，情無反異。頤壽等復以上請。帝謂頤壽等“朋比罔上”。乃逮系頤壽及侍郎劉玉、王啟，左都御史聶賢，副都御史劉文莊，大理寺卿湯沐，少卿徐文華、顧佖於詔獄。其原鞫郎中、御史、寺正等官，俱逮系待罪。
八月，帝命桂萼攝刑部事，張璁攝都察院，方獻夫攝大理寺雜治之。太僕卿汪玄錫與光祿少卿余才忽偶語曰：“福達獄已得情，何更多事乃爾？”詗者有白璁等，奏聞，帝命逮系玄錫、才於詔獄，並掠之。大學士賈詠與馬錄俱河南人，錄被逮，詠遺書慰之，鎮撫司以聞。復搜得都御史張仲賢、工部侍郎閔楷、大理寺丞汪淵、御史張英私書，上責狀，詠引罪，得致仕去，而逮仲賢等。
九月，張璁、桂萼、方獻夫逢合帝意，復鞫錄等於闕廷，榜掠備至。錄不勝五毒，乃誣服“挾私故入人罪”。璁等以聞，遂釋福達。帝怒錄，欲坐以死。璁營解之，得免，乃論戍，編伍南丹衛，子孫世及焉。帝以群臣皆抗疏劾勛，朋奸陷正，命逮系給事中劉琦、常泰、張逵、程輅、王科、沈漢、秦佑、鄭一鵬等，御史姚鳴鳳、潘壯、高世魁、戚雄等，刑部郎中劉仕，大理評事杜鸞等詔獄，死棰楚狴犴者十餘人，余戍邊、削籍，流毒至四十餘人。謫大理少卿徐文華、顧佖戍邊。
初，顏頤壽等既逮治，備嘗五毒，聞者慘之。己而皆奪官罷歸，獨文華、佖論戍邊，二人皆與璁等廷爭大禮者。江潮、李璋、李珏、章綸、馬豸等俱奪官，韓良相及其左證俱論遣。璁等自謂平反有功，請編《欽明大獄錄》，頒示內外諸臣，以明頤壽等之欺罔。從之。
四十五年，四川妖寇蔡伯貫反。己而就擒，鞫得以山西李同為師。四川撫、按官移文山西，捕同下獄。自吐為李午孫，大禮之子，世習白社妖教。假稱唐裔當出馭世，惑民倡亂，與《大獄錄》姓名無異。撫、按官論同坐斬，奉旨誅之。都御史龐尚鵬上言：“據李同之獄，福達之罪益彰。而當時流毒縉紳至四十餘人，衣冠之禍，可謂烈矣。郭勛世受國恩，乃黨逆寇，陷縉紳。而樞要之人，悉頤指氣使，一至於是。萬一陰蓄異謀，人人聽命，為禍可忍言哉！乞將勛等官爵追奪，以垂鑑戒；馬錄等特加優異，以伸忠良之氣。”穆宗從之，見當時死事、謫戍者，皆得敘錄，是獄始明。
明史紀事本末
《李福達之獄》內容來源於《明史紀事本末》第五十六卷，《明史紀事本末》大約成書於清朝順治十五年（1658年），為清人谷應泰(1620～1690)所撰。此書較後來的《明史》早了八十多年出版。順治十七年（1660年），谷應泰遭到御史黃文驥彈劾，指斥書中有違礙之處。經朝廷查閱，書中尚無不妥之處，後選入《四庫全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