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件導語
導語
隨著當代科學技術的迅猛發展，對科學與社會的關係的認識越來越被人類所重視。特定的歷史條件、政治背景和意識形態等非科學因素對科學家或科學共同體的行為所造成的制約和影響有時候是不容忽視的。簡介
李森科（T．D．Lysenko，1898—1976）出生於烏克蘭一個農民家庭，1925年畢業於基輔農學院後，在一個育種站工作。烏克蘭和亞塞拜然雖然地處較偏南方，但是冬季農作物也偶爾會受到霜凍天氣的威脅。1929年，李的父親偶然發現在雪地里過冬的小麥種子，在春天播種可以提早在霜降前成熟。春化處理
李森科事件否定基因
李森科出於政治與其他方面的考慮，堅持生物進化中的獲得性遺傳觀念，否定基因的存在性，用拉馬克（Lamarck，1744-1829）和米丘林(I．V．Michurin)的遺傳學抵制主流的孟德爾—摩爾根(G．Mendel-T．H．Morgan)遺傳學，並把西方遺傳學家稱為蘇維埃人民的敵人。李森科最初面臨的主要反對者是來自美國遺傳學家、誘發突變的發現者穆勒，後者認為經典的孟德爾遺傳學完全符合辯證唯物主義。蘇聯農業科學研究院前任院長N·I·瓦維洛夫支持穆勒的觀點並成為李森科的頭號對手。借力政治
李森科從1920年代後期繞開學術藉助政治手段把批評者打倒。1935年2月14日，李森科利用史達林參加全蘇第二次集體農莊突擊隊員代表大會的機會，在會上做了“春化處理是增產措施”的發言。李森科在他的演說中談到，生物學的爭論就像對“集體化”的爭論，是在和企圖阻撓蘇聯發展的階級敵人作鬥爭。他聲稱反對春化法的科學家：“不管他是在學術界，還是不在學術界，一個階級敵人總是一個階級敵人……”。李森科用自我否定的檢討，來改頭換面地對學術界知識分子進行攻擊，這一手段得到了史達林的首肯，李森科把學術問題上升為政治問題。儘管在烏克蘭50多個地點進行了5年(1931—1936)的連續實驗，表明經春化處理的小麥並沒有提高產量，但這動搖不了李森科已經取得的勝利。科學家的悲劇
李森科的反對者開始面臨噩運。穆勒逃脫了秘密警察的追捕，而瓦維洛夫則於1940年被捕，先是被判極刑，後又改判為20年監禁，1943年因營養不良在監獄中死去。1935年，李森科獲得烏克蘭科學院院士、全蘇列寧農業科學院院士的稱號，並當上了敖德薩植物遺傳育種研究所所長。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由於對國防做出了巨大貢獻，蘇聯科學家的影響大為增加。有人因此希望戰後放鬆對科學家的控制。在1946—1947年，這種改進似乎有所出現。1947年蘇聯生物學家錫馬爾豪森在蘇聯主要哲學刊物上，發表了明確批判李森科主義的文章。1948年，當時在中央委員會主管科學的官員尤里·日丹諾夫（史達林的主要助手之一安德烈·日丹諾夫的兒子、史達林的女婿）接受了包括耶弗羅意蒙孫（V．P．Efroimson）、留比曉夫(A．A．Liubishchev)在內的蘇聯生物學家向中央委員會的控訴，認為李森科否定孟德爾遺傳學是錯誤的。日丹諾夫在隨後的一次報告中對李森科進行了批判。
八月會議
然而，由於李森科尋求史達林的支持再次獲得成功。1948年8月，蘇聯召開了千餘人參加的全蘇列寧農業科學院會議(又稱“八月會議”)。李森科在大會上作了《論生物科學現狀》的報告。他把自己全部的“新理論”、“新見解”，概括為幾個方面，作為“米丘林生物學”的主要內容，聲稱“米丘林生物學”是“社會主義的”、“進步的”、“唯物主義的”、“無產階級的”；而孟德爾——摩爾根遺傳學則是“反動的”、“唯心主義的”、“形上學的”、“資產階級的”。經史達林批准，蘇聯正統的遺傳學被取締了。李森科在大會上宣布，這次會議“把孟德爾—摩爾根—魏斯曼主義從科學上消滅掉，是對摩爾根主義的完全勝利，具有歷史意義的里程碑，是偉大的節日”。“八月會議”使蘇聯的遺傳學遭到浩劫。在高等學校禁止講授摩爾根遺傳學；科研機構中停止了一切非李森科主義方向的研究計畫；一大批研究機構、實驗室被關閉、撤銷或改組；有資料說，全蘇聯有3000多名遺傳學家失去了在大學、科研機構中的本職工作，受到不同程度的迫害。“八月會議”的惡劣影響，波及到包括中國在內的眾多社會主義陣營國家。“八月會議”使李森科達到了“事業”的巔峰。李森科的個人勝利，無疑是科學的悲劇。
真理的較量
真理的聲音依然沒有因此而銷聲匿跡。由蘇卡切夫院士主編的蘇聯《植物學雜誌》於1952年底起衝破阻力，再次發出了與李森科不同的聲音，揭開了蘇聯關於物種和物種形成問題的大論戰的序幕。之後，該刊發表大量文章，揭露李森科及其追隨者弄虛作假的事實和不道德的行為。1953年3月5日史達林死後，蘇聯的文化生活出現了一次解凍。1955年底，300多名蘇聯著名科學家聯名寫信給蘇聯最高當局，要求撤銷李森科的全蘇列寧農業科學院院長職務。1956年2月，蘇共第20次代表大會後，對於史達林的個人崇拜受到批判，李森科迫於形勢提出辭職，並得到蘇聯部長會議的批准。但是，由於赫魯雪夫重蹈史達林的覆轍，再度以政治力量干預學術論爭，使得李森科依然得以繼續他的反科學事業。1958年12月14日，《真理報》發表了題為《論農業生物學兼評〈植物學雜誌〉的錯誤立場》的社論，指責《植物學雜誌》發起的那場論戰，錯誤地否定了李森科。蘇卡切夫院士被解除了《植物學雜誌》的主編職務，一大批反對李森科物種和物種形成“新見解”的科學家被撤職，一批實驗室被關閉。1961年李森科被重新任命為全蘇列寧農業科學院院長。事件結局
1964年10月，赫魯雪夫下台。李森科主義在蘇維埃科學院被投票否決。至此，李森科喪失了在蘇聯生物學界的壟斷地位。李森科主義沒有實現蘇聯人“麵包會有的”的理想，反而使他們的分子生物學和遺傳工程學遭到了不可救藥的落伍，蘇聯失去了兩代現代生物學家。歷史教訓
歷史的教訓在於給人類以教益。科學完全走出政治強權的陰影，完全走出李森科之流的陰影，這在今天仍然是人類的一項艱巨的任務。控制論的創立者諾伯特·維納的話提供了這一事件的反思：“科學是一種生活方式，它只在人們具有信仰自由的時候才能繁榮起來。基於外界的命令而被迫去遵從的信仰並不是什麼信仰，基於這種假信仰而建立起來的社會必然會由於癱瘓而導致滅亡，因為在這樣的社會裡，科學沒有健康生長的基礎。”事件主角
李森科簡介
李森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