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一葦[小說家散文家]

朱一葦[小說家散文家]

朱一葦(1909-1987),當代哲學家、小說家、散文家,1909年1月出生,江蘇漣水縣人。在南京金陵大學附中、上海立達學園、同文書院學習過,最後畢業於上海藝術大學。1931年參加反帝大同盟。1932年參加"左翼劇聯",1932年8月考進上海英商公共汽車公司當售票員,不久加入中國共產黨。1933年因參加工人罷工被捕判刑,1935年經人保釋出獄,到馬來西亞,參加馬來西亞共產黨活動,被官方獲悉,迫令出境。解放後,歷任湖南革命大學副校長,省文教廳廳長、省委宣傳部長、湖南大學校長等職。1987年1月8日,朱先生在長沙病逝,享年79歲。

基本信息

朱一葦作品

朱一葦尼烏斯出生於瑞典烏普薩拉附近的威克,從小就喜歡數學,8歲進入教會學校,充分表現出在數學和物理上的天賦。在南京金陵大學附中、上海立達學園上過學,後考人上海同文書院學習日語,最後畢業於上海藝術大學。1931年參加反帝大同盟。在吉隆坡客孔學校教書。後返上海從事寫作和翻譯。抗戰後參加新四軍,在部隊和地方做文教工作和行政工作。解放後歷任湖南革命大學副校長、省文教廳長、省委宣傳部長、湖南大學校長等職。1983年離休。《一面》是作者1936年為紀念魯迅逝世而作,最初發表於黎烈文主編的《中流》半月刊後,被編入中國小語文課本。

阿累,真名朱凡,原名朱一葦,1909年1月生,江蘇漣水縣人。畢業於上海藝術大學。1932年8月考進上海英商公共汽車公司當售票員,不久加入中國共產黨。作者寫作本文的原因:1936年10月19日魯迅在上海逝世,舉國上下,人們用各種方式表達沉痛的悼念。阿累和魯迅僅見過“一面”,但魯迅的外貌和言行給他留下了深刻印象,於是能從小見大,表現出魯迅熱愛勞動人民和關懷進步青年的高尚品格,而阿累作為青年一代,期望踏著魯迅的足印繼續前進。
魯迅先生的一生寫了大量的著作,無情地揭露了國民黨反動派的罪惡和舊中國的黑暗。反動派非常害怕魯迅的文章,不許他發表,而且要逮捕他,但他始終與敵人做著不屈不撓的鬥爭。從《我的伯父魯迅先生》一文“談碰壁”中,我們感受到他救國救民,不顧個人安危、不怕碰壁的頑強鬥爭精神,我們也仿佛看到了他“橫眉冷對千夫指”的英雄形象。
阿累作品1936年為紀念魯迅逝世,阿累寫了回憶性的文章《一面》,最初發表於黎烈文主編的《中流》半月周刊,後被編入中國小語文課本。

人物生平

早期經歷

阿累是他的筆名,原名朱宗仁,又名朱凡榕、朱一葦、朱凡。1909年1月7日出生於江蘇省漣水縣王集鄉的一個書香門第。祖父朱同壽,光緒丙子科舉人,選授靖江縣訓導。父親朱際雲,清廩貢生,對地方教育事業有很大建樹。
阿累從縣立國小畢業後,先後求學於金陵大學附屬中學、上海立達學園、同文書院,1930年7月畢業於上海藝術大學。

革命生涯

1931年“九一八”後,參加反帝大同盟。次年,參加“左翼劇聯”。8月,受中共派遣考進上海英商公共汽車公司當售票員。9月,加入中國共產黨。這年秋天的一個中午,阿累在內山書店偶然遇見魯迅先生,這“一面”成了他一生中永恆的瞬間。這時他的名字是朱凡榕,在報刊上發表文章時,多用朱一葦,有時用凡榕、阿累。
1933年,阿累因參加和領導賣票工人罷工而被捕,解往南京,判刑15年,與黨失去聯繫。1935年,由鄉賢鄭賓出面,請同鄉、國民黨要人顧祝同將阿累保釋。後來阿累赴馬來西亞,在吉隆坡尊孔學校教書,又因參加和支持學生愛國運動被驅逐出境。1936年8月,在陶行知的幫助下,阿累回到上海,與張天翼、陳白塵、蔣牧良等從事左翼文藝活動,同歐陽山主編《小說家》,和艾思奇辦《大家看》、《少年叢書》,為徐邁進選編國內外短篇小說20餘冊。
1936年10月,文壇巨匠魯迅逝世,阿累與巴金、靳以、黃源、陳白塵、以群等組成治喪辦事處,參加籌備葬儀。他以“阿累”筆名,深情地寫下紀念魯迅的文章《一面》,又翻譯了史沫特萊的《魯迅是一把劍》。
1937年“八一三”事變後,阿累重新入黨,由上海“文總”指派,潛入陳誠軍隊中。又參加上海“文救”工作,率領一批年輕文藝工作者組成戰地服務團。上海淪陷後,他率團到皖南找到新四軍,在陳毅領導下進行抗日統一戰線工作。後又由周恩來介紹到大別山工作。
皖南事變後,阿累到津浦路新四軍二師所在地參加抗日民主根據地工作,後調任蘇北新四軍政治部宣傳科長、《江淮日報》主編,不久,調任淮海行署秘書長。1943年3月,調任漣水縣縣長,兼任敵工部長和漣水中學(當時叫淮海第一中學)校長。這時,他叫朱一葦。1945年5月,他南渡浙西,任天北專署專員。不久,他又回到蘇南。
阿累親自寫了淮海第一中學校歌:“淮海平原上,繁榮的村莊。年輕的淮海中學,屹立在敵人的臥榻之旁。為了抗戰,為了勝利,我們把課堂作戰場。培育青年一代,鍛鍊、成長;抗戰,農工,明天,我們是新中國的榜樣。六塘河畔,沃野坦蕩。年輕的淮海中學,生活在戰士勞農之間。為了抗戰,為了勝利,青紗帳里,柳岸河旁是我們的課堂。努力學習,堅持鬥爭;勞動,民主,紀律,我們是新青年的榜樣。”這歌聲激勵許多學子參加漣水保衛戰、孟良崮戰役,走上革命道路。
1945年9月,阿累隨軍北撤山東,任第三野戰軍敵工委宣傳部長。1948年在豫西寶豐參與創辦中原大學。次年5月隨軍進入武漢,以軍代表身份接管武漢大學。8月,湖南和平解放,他先後任湖南省文教廳廳長、省委宣傳部長等職。從1953—1982年間,曾一次代理、三次出任湖南大學校長。這時,他用名朱凡。

人物特寫

他熟練掌握英語、日語,精通文學、歷史、哲學。他是作家、革命家、教育家。不平凡的革命經歷,練就了他的詼諧與樂觀。
他的一隻眼睛天生有些斜視,結髮妻子後來離他而去,他樂呵呵地調侃道:“我看她比我眼力還差,看不出我今後要當官,她能享福。其實像我這樣的眼睛,一點兒也不妨礙當官兒。”“文革”中,他頂著“叛徒”的帽子,遭受殘酷的鬥爭和審查,他也總是樂呵呵的。
當人們問起阿累那兩本應該成為文物的書———魯迅贈給的《毀滅》和《鐵流》時,他就會慢騰騰地說:“一本丟了。”然後,喝一口茶,又喝一口茶,又是慢騰騰地說:“另一本也丟了。”讓人忍俊不禁,也讓人想起魯迅《秋夜》中的那兩株棗樹。
1986年10月,為紀念魯迅逝世50周年,阿累以病重之軀寫下文章《回憶與紀念》。1987年1月8日,他走完78歲的人生歷程,在長沙病逝。

一面文

魯迅魯迅
1936年為紀念魯迅逝世,阿累於10月寫了回憶性的文章《一面》,最初發表於黎烈文主編的《中流》半月周刊,後被編入蘇教版初一下學期、人教版六年級上學期的語文課本第19課中和七年級下學期的語文課本第二課中。
阿累畢業於上海藝術大學。1932年8月考進上海英商公共汽車公司當售票員,不久加入中國共產黨。作者寫作本文的原因:1936年10月19日魯迅在上海逝世,舉國上下,人們用各種方式表達沉痛的悼念。阿累和魯迅僅見過“一面”,但魯迅的外貌和言行給他留下了深刻印象,於是能從小見大,表現出魯迅熱愛勞動人民和關懷進步青年的高尚品格,而阿累作為青年一代,期望踏著魯迅的足印繼續前進。

作品原文

一九三二年秋天,我在上海英商汽車公司當賣票的。
一天中午,我趕到虹口公園去接班,天空正飛著牛毛細雨,六路車早班的最後一趟還沒回來——還要等半個鐘頭的樣子。心裡想:到內山書店去吧,在那裡躲一會兒雨,順便歇歇也好。因為接連一個禮拜的夜班,每天都要在車上搖晃十一個鐘頭,已經使我困軟得象一團棉花了。店裡空蕩蕩沒有一個顧客,只有店後面長台子旁邊有兩個人用日本話在談笑。他們說得很快,聽不清說些什麼。有時忽然一陣大笑,像孩子一樣的天真。那笑聲里,仿佛帶著一點“非日本”的什麼東西;我向裡面望了一下——陰天,暗得很,只能模糊辨出坐在南首的是一個瘦瘦的,五十上下的中國人,穿一件牙黃的長衫,嘴裡咬著一枝菸嘴,跟著那火光的一亮一亮,騰起一陣一陣煙霧。我把帆布袋,夾剪,票板放在一個角落的地板上,開始翻南面一排社會科學雜書。翻了一會兒,覺得沒有什麼適意的,就踱到北面。門外,細雨煙似的被秋風扭著卷著,不分方向地亂飛。店裡冷得像地窖一樣,冷氣從褲管里向上鑽。忽然,我看見架上橫排著一列中文的《毀滅》。《毀滅》?我記得一本什麼雜誌上介紹過,說是一本好書。看一下那書脊,赫然印著“魯迅譯”三個字,我便像得到了保證似的,立刻從書架上抽下一本。我先看那後記(我讀魯迅先生的書一向是這么古怪地讀法),但是看完第一面就翻不開了:書沒有切邊。一個結實而矮的日本中年人——內山老闆走了過來。“先生這本書多少錢?”對於同情中國的內山老闆,我總是帶著敬愛和感激,叫先生的,雖然並沒有什麼根據。
他殷勤地點頭,接過書翻了翻底頁:
“一塊四。”
一杯冒著熱氣的茶放在我左手的桌角上了。象我,穿著一身黃卡嘰布的工人制服,嵌著“ConductorXX”藍磁牌的制帽歪戴在後腦勺上,平素看慣了西裝同胞的嘴臉,現在忽然受著這樣的優遇,簡直有點窘了起來。
我不好意思地笑一下,鞠了一個“半躬”,摸摸里衫上的袋袋——袋裡只剩一塊多錢,那是我和一個同住的失業工友那幾天的飯費。我有些懊悔自己的莽撞了。於是我紅著臉說:
“貴了。”
他沒有注意到我的窘相,依舊揚著眉毛,一半正經一半好像故意逗人笑似地用他那肥厚的手掌在書上拍一拍,又用粗短的手指哧啦哧啦捻那張灰綠色厚布紋紙的封面:“哪裡貴?你看這紙……”厚實的紙張,清晰的字跡,相當厚的一大本書。摸在手裡,有一種怪舒服的感覺。“你買一本吧,這書是很好的。”我真躊躇起來了;飯是不能不吃的,然而書也太好了,買一本放在床頭,交班回來,帶著那種軟綿綿的疲倦躺著看這么幾十頁,該多好!我摩挲著那本書,捨不得丟開,也不說買,也不說不買。內山老闆大概這時看出點什麼苗頭,就笑著回頭對裡面說了一句日本話,原先和內山說話的那個老人咬著菸嘴走了出來。他的面孔是黃裡帶白,瘦得教人擔心,好像大病新愈的人,但是精神很好,沒有一點頹唐的樣子。頭髮約莫一寸長,原是瓦片頭,顯然好久沒剪了,卻一根一根精神抖擻地直豎著。鬍鬚很打眼,好像濃墨寫的隸體“一”字。“你要買這本書?”他看了我一眼。那種正直而慈祥的眼光,使我立刻感到身上受了父親的撫摩,嚴肅和慈愛交織著的撫摩似的。“是的。”我低低地說。
他從架上扳下一本書來,版式紙張和《毀滅》一模一樣,只是厚一點點,封面上印著兩個八分體的字:鐵流。
他用竹枝似的手指遞給我,小袖管緊包在腕子上:“你買這本書吧——這本比那一本好。”
他是誰?對我這樣一個平日被人輕視的工人下那樣誠懇的勸告?我一進門的時候本來就有點疑惑,現在更加疑惑了;雖然猜不出是誰,但自己斷定:一定是一個不平常的人。
我一翻那定價:一元八角!
“先生,我買不起,我的錢不夠……”我的話低得自己都聽不見了,我不知道怎樣才好。
我低了頭,頭腦里轟隆轟隆的。我不敢看他的臉。我只聽見一個聲音在問我:
“一塊錢你有沒有?一塊錢!”
“有!”我抬起頭,頓時恢復了勇氣。
“我賣給你,兩本,一塊錢。”
“什麼?”我很驚異地望著他:黃裡帶白的臉,瘦得教人擔心。頭上直豎著寸把長的頭髮。牙黃羽紗的長衫。隸體“一”字似的鬍鬚。左手裡捏著一枝黃色菸嘴,安煙的一頭已經燻黑了。這時,我忽然記起哪本雜誌上的一段訪問記——
“喔!您,您就是——”
我結結巴巴的,歡喜得快要跳起來了。一定是他!不會錯,一定是他!那個名字在我的心裡亂蹦,我向四周望了一望,可沒有蹦出來。
他微笑,默認地點了點頭,好像我心裡想就要說的,他已經統統知道了一樣。
這一來不會錯了,正是他!站在前進行列最前面的我們的同志,朋友,父親和師傅!憎惡黑暗有如魔鬼,把一生的時光完全交給了我們,越老越頑強的戰士!我又仔細地看他的臉——瘦!我們這位寶貴的戰士的健康,差不多已完全給沒有休息的艱苦工作毀壞了。他帶著獎勵似的微笑,指著《鐵流》對我說明:“這書本來可以不要錢的,但是是曹先生的書,現在只收你一塊錢本錢;我那一本,是送你的。”我費力地從里衫的袋裡(公司為防止我們“揩油”,衣衫上一隻袋都沒有縫)掏出那塊帶著體溫的銀元,放到他的手裡——他的手多瘦啊!我鼻子裡陡然一陣酸,像要哭出來。我恭敬地鞠了一躬,把書塞進帆布袋,背起便走出書店的門。
這事到現在已經隔了四年;在這四年里,我歷盡艱苦,受盡了非人的虐待,我咬緊了牙,哼都不哼一聲。就是在我被人隨意辱罵、踢打……的時候,我總是昂著頭。我對自己說:“魯迅先生是同我們一起的!”這樣我就更加堅強起來。現在,先生是死了!我們不願恣情地悲痛,這還不是我們恣情悲痛的時候;我們也不願計算我們的損失,這是難於計算的;前面是一條路,先生沒有走完就倒下了,我們只有踏著他的血的足印,繼續前進。

課文簡說

這篇課文講述了1932年秋天,“我”在上海內山書店見到魯迅先生一面的事,表現了魯迅先生熱愛勞動人民和關懷進步青年的高尚品格,抒發了對魯迅先生真摯而又深厚的愛戴之情。
課文分兩部分,先回憶“我”同魯迅先生的一面之交,後講述“一面”對我的影響和激勵。回憶同魯迅先生的一面之交是課文重點展開敘述的。先寫作者與魯迅先生這一面之交的原因:再寫內山先生的熱情接待和作者買書缺錢的困窘,為魯迅先生的出場作鋪墊。接著重點記敘作者與魯迅的會面,這裡既有對先生的外貌描寫,又有對先生推薦書、送書的語言、動作的描寫。
課文在描寫人物外貌、語言、動作以及“我”的感受時,不惜濃墨重彩,細緻入微。特別是六次外貌描寫,(三次詳寫)由遠及近,由粗到細,逼真傳神,給人一種“一面”勝似數面之感。
第一次是在遠處,在暗中,“我”是在無意中“望了一下”,因而人物形象“模糊”,從整體上勾勒出人物的身材、年齡。
第二次是在近處,在明里有意識地進行觀察,刻畫比較具體、細緻,重點描寫人物的面容和精神,由形入神、形神兼備地寫出了人物的氣質。
第三次更近了,作者面對面地“驚異”地望著魯迅,觀察更細緻,連菸嘴是“黃色”的、安煙的一頭已經“燻黑”也看清了,使形象更加完整清晰。這三次外貌描寫,都抓住了魯迅“瘦”的特點,連同另外三處寫“瘦”,給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選編這篇課文,一是讓學生感受魯迅先生關懷進步青年的高尚品格;二是引導學生揣摩抓住外貌描寫刻畫人物的方法。
【段意】第一部分:1—29段,講了我與魯迅先生在內山書店見面的過程以及發生的事情。
第二部分:30—31段,講了與魯迅先生見了一面對我的鼓舞和影響。

創作背景

1936年魯迅先生逝世,阿累正在上海從事寫作和翻譯工作。阿累雖然崇敬魯迅先生,也愛讀他的文章,但和魯迅先生卻無往來,僅在四年前(1932年),他當售票員時,因在內山書店購書,和魯迅先生有過一次偶然的相遇。就是那次魯迅的熱心幫助,使阿累深受感動,並永遠銘刻在他的心頭,永遠激勵著他前進。於是,當《中流》半月刊要出紀念魯迅先生逝世的專號向阿累約稿時,他便以《一面》為題,於1936年10月寫了這篇紀念魯迅先生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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