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
是一部全景式記錄中國的戰爭受害者對日索賠訴訟的電視紀錄片。
背景
攝製組採訪侵華老兵家屬2001年7月12日，山東農民劉連仁在日本東京地方法院狀告日本政府案一審勝訴，山東電影電視劇製作中心編劇趙冬苓想以此為題材創作一部電視劇，於是就和往常一樣，開始收集資料並對相關人員進行採訪。在採訪的過程中，趙冬苓走近了以前從來沒有關心過的一個群體、一個領域，她沒有想到，推動對日索賠訴訟這件事情的最主要的力量，不是中國、不是中國的知識界和民眾，而是日本社會中的左翼勢力：那些有人類良知的律師、記者、作家、學者和社會各界。支持著這幾十起耗費巨大的官司花銷的，沒有來自中國的一分錢，也全部來自這些日本人。趙冬苓坐不住了，她認為拍攝一部電視劇不如拍攝一部全面反應中國戰爭受害者對日索賠訴訟的紀錄片更有現實意義。她希望用這種方式，加入這場艱苦的、曠日持久的鬥爭，引起越來越多的中國人的關注和加入，使這場鬥爭中能響亮地聽到中國知識界、文化界和民眾的聲音，並使這種聲音成為反對日本軍國主義勢力復活的有力武器。於是，憑著少得可憐的一點資金，趙冬苓和她的夥伴們艱難起步了。 第一手材料最抓人
攝製組經歷了十八個月時間，輾轉國內十四省市，五次到美國、日本、韓國等地進行採訪和資料收集，拿到了大量鮮活的第一手材料。該片對最初的花岡暴動倖存者訴鹿島企業案，到劉連仁訴日本政府案、到後來的平頂山大屠殺倖存者案、七三一細菌部隊案、在華受害勞工案、無差別爆炸案、山西和海南慰安婦案等十幾件訴訟案都做了客觀公正的記錄，對當時的歷史背景也有詳盡的闡述。採訪人員超過二百人，拍攝素材12000分鐘，從各方收集購買歷史資料10000分鐘。趙冬苓說："我們拍攝《未被審判》的目的不是重翻歷史，激化民族矛盾，我們是站在人類全局的角度加深人們對歷史的思考和對戰爭的控訴，從而在新的時代潮流中努力把握整個事件，發掘民族精神，發展民族新的境界，為中日之間的友好夯實這一塊陳年的不平之基。"
吳小莉主持鳳凰台的《萬家訴訟》
從8月4日開始，鳳凰衛視中文台在每天下午18：25分到19：25分用一個小時的時間播出該片，並且根據自身的媒體特點把片名《未來之訟》替換為《萬家訴訟》，而且將最後一集特意安排在8月15日日本政府宣布無條件投降那一天播出。鳳凰衛視中文台台長王紀言說："這是一部非常好的片子，它具有非常的現實意義，在鳳凰播出僅僅兩天時就產生了很大影響，如果你們允許，我們想在鳳凰資訊台再播出一次。"王紀言還頗為自信地說，"鳳凰就是要通過這樣的作品傳達華人的聲音，傳達我們對戰爭受害者爭取合法權益的支持"。值得一提的是，鳳凰決策層從看到《未被審判》樣帶到正式簽署協定只用了一周時間，隨後，鳳凰衛視招回正在國外休假的吳小莉作為該片的串場主持，並於播出一周時把該片的理性思索部分製作成由吳小莉主持的特別節目《一盤沒有下完的棋》，予以隆重推出。由於收視反饋良好，鳳凰衛視與山東影視中心聯繫，擬定在鳳凰資訊台重播該片。
評價
央視：讚揚之聲一邊倒 此前，《未被審判》在北京梅地亞舉行了一次看片會，獲得了高度評價。中央電視台社教中心副主任尹力認為，"這幾年，拍攝二戰遺留問題的作品不少，基本都是個案，這是我見到的這類題材片子中最好的一部，它好看，它沒有那些大而空的論述，它都關係著人的命運，一天的時間看下來，被它吸引著，一點不覺得累。這類的紀錄片就應該這樣做。"中國電視藝術委員會副主任、中央電視台社教中心主任高峰則表態："這部作品是主動性的，時間是運動的，人物是運動的，事件是不斷變化發展的，看下來讓你熱血澎湃。拍攝的事件大部分人們都是知道的，但創作者找到了新的角度，挖掘出了大量細節和別人不知道的東西。"
主要事件
1、神秘的外務省報告書
在所有的勞工訴訟中，外務省報告書成為日本政府無法逃避的鐵證。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的橫濱審判，驚動了當時的日本政府和各加害企業，為了應付戰勝國的檢查，日本外務省要求使用中國勞工的各企業向政府寫出報告書，外務省又根據各企業的報告書寫成了總的報告書，這就是外務省報告書的由來。
但報告書剛寫成，形勢發生了變化：新中國成立，為了扼制共產主義，美國調整了自己的遠東戰略，由打擊日本改為扶植日本。
日本政府就悄悄地銷毀了這份外務省報告書。
然而，當時的日本政府內幾位閣員悄悄地把這份報告書的副本保存下來，並交給了日本東京華僑總會，為歷史留下了一份鐵證。
2、花岡暴動
1945年6月30日，在日本秋田花岡從事奴隸勞動的700名中國勞工，因不堪忍受鹿島組的迫害和奴役發動暴動，遭到日本警察和監工的殘酷鎮壓，一百多名暴動勞工在鎮壓中犧牲了生命———這就是震驚世界的花岡事件。
花岡事件，是二戰期間發生在日本本土的唯一一件由外國人發動的暴動，也是唯一一件在戰後戰犯法庭上被審判和被定罪的強制勞工事件。
50年後，花岡暴動的倖存者在代表耿諄的帶領下走上了日本東京地方法庭，對當年的加害責任者鹿島組提出了索賠訴訟，成為中國戰爭受害者戰後索賠訴訟的第一案。在世人的普遍關注和抗議之聲中，花岡訴訟經過長達5年的訴訟，終於等來了它的一審判決。法庭的不公判決，震驚了世界，激起一片抗議之聲。3、山東農民劉連仁
在花岡受害者提起訴訟近一年後，另一位中國農民走上了日本法庭，他的名字叫劉連仁，而坐在被告席上的，這一回是強大的日本政府。
劉連仁，中國山東高密縣草坡鄉一位普通農民。1944年春遭日軍抓捕，被強行運往日本北海道做奴隸勞工，後逃跑。1957年被一名上山打獵的日本獵人發現，此間他在北海道山林已藏匿了整整13年。在小野寺利孝律師的幫助下，1996年3月，劉連仁正式向東京地方法院提出起訴。
2000年9月，劉連仁病逝。
2001年7月12日，東京地方法院一審判決，法庭對劉連仁的受害事實進行了充分的認定，初審勝訴。日本政府提出抗訴。2003年6月，東京高等法院做出了最後的判決。
4、福岡勝訴
60年前，還是孩子的張五奎和杜宗仁被從家中拖走，胳膊上繫著繩子，飄洋過海來到了日本，到了福岡這個地方。奴役他們的企業，名字叫三井。這個企業當年生產的優質煤主要是用來生產化學武器。
2000年以來由於外務省報告書的面世，中日一些人士開始尋找這被埋藏的罪惡。2000年5月，張寶恆、張五奎等15名中國河北農民作為原告，向福岡地方法院提出起訴，狀告日本政府和三井所屬三池礦山。
2002年4月26日，福岡地方法院正式開庭。在戰後中國戰爭受害者對日索賠訴訟中，這是自中國山東農民劉連仁2001年7月勝訴後的第二次勝訴，同時也是中國強制勞工集體訴訟中的第一次勝訴。
更有意義的是，日本法庭首次認定了中國戰爭受害者有對日本加害行為的個人請求權。三井公司對此做出了三不的決定，即：不謝罪、不賠償、不和解。可以預料，在二審中，原告方和日本政府以及三井礦山的鬥爭將更加激烈。
5、石井四郎和“七三一”部隊
這是一樁消失在黑暗中的罪惡，這是一件被有意隱瞞了60年的秘密。
日軍細菌戰元兇、臭名昭著的日軍七三一部隊部隊長石井四郎，是一個日本天皇制度下由狂熱的軍國主義思想培育出來的怪胎。1932年，石井四郎來到中國，在背蔭河建立了日軍第一支細菌部隊。1936年8月，細菌研究所接到了天皇的命令，成為正式部隊，這就是今天被世人共知的日軍“七三一”部隊，石井四郎是這支部隊的創建者和第一任部隊長。
在被捉去進行活體實驗的遇難者中，王亦兵的父親王耀軒和敬藍芝的丈夫朱志盈就是少數留下名字的兩位遇難者。1995年8月，王亦兵和敬藍芝向東京地方法院提出起訴???筧氈菊???轎?捌呷?弧輩慷傭運?欠趕碌淖鐨行蛔鎩⒌狼覆⒆齔鼉?門獬ァ?
1999年9月22日，此案一審宣布原告敗訴。此案正在東京高等法院二審的審理過程中。6、王選和細菌戰訴訟
1997年8月11日，又一樁備受世界關注的訴訟案在東京地方法院提起。這就是由180名來自浙江和湖南的受害者為原告的日軍細菌戰訴訟。
浙江女子王選是這個原告團的總代表。在長達5年的訴訟過程中，王選和日本律師一起，多次到中國、美國調查取證。訴訟的過程，是把細菌戰事實逐步公之於世的過程，也是中日兩個民族的人民互相理解化解仇恨的過程。
2002年8月27日，在經歷了5年的訴訟、28次開庭以後，舉世矚目的細菌戰終於迎來了它的一審判決。判決全面認定了日軍細菌戰的事實，認定這種不法侵害至今還存在，但仍以國家無答責、個人沒有請求的權利等為理由駁回了原告的全部訴訟請求。
為了最後的勝利，王選和她的同伴們還在繼續努力下去。
7、戰爭中的性奴隸
故事要從一個不幸的朝鮮女人談起。
1944年，家鄉淪為日本殖民地的裴鳳基，成了專門為駐島日軍提供性服務的慰安婦。日本女作家川田文子以沉痛的筆觸，記載了裴鳳基的悲慘一生。韓國慰安婦問題首先引起了世人的關注。
1991年12月，金學順和其他3位慰安婦受害者赴日本向東京地方法院起訴日本政府，這是歷史上第一起慰安婦要求賠償訴訟案。
日軍慰安婦制度，這一人類文明史上的恥辱，是和侵略戰爭相伴相生的。1932年“一·二八”事變後，日軍到達上海，幾天內發生多起強姦事件，引起中國和各國輿論的強烈譴責。
瘋狂的強姦和縱慾，造成了日軍中性病大流行，戰鬥力急劇下降。日軍上海派遣軍副參謀長岡村寧次在司令白川義則的首肯之下，電請長崎縣知事，迅速組織慰安婦團，到上海日軍占領區建立慰安所，日軍在侵華部隊中建立慰安所由此開始。
1992年4月，中國大陸4名慰安婦受害者和3名原慰安婦遺屬表明了自己或者他們親人的慰安婦身份。接著，中國台灣地區、菲律賓、馬來西亞、朝鮮都先後有慰安婦受害者站出來，要求日本政府謝罪賠償。
1993年8月3日，日本政府發言人兼日本自民黨主席河野洋平發表正式聲明，第一次公開承認，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日本軍隊確實採取高壓和欺騙手段，徵召亞洲婦女做從軍慰安婦。經過亞洲婦女長達數年的鬥爭，日軍慰安婦制度這一歷史罪惡在被隱瞞了半個世紀以後，終於露出了它最醜惡、最黑暗的一面。
8、平頂山慘案
平頂山慘案3000多人死亡，只有31人幸免於難，8歲的莫德勝是倖存者之一。在這場屠殺中，還隱藏著一個日本軍人井上清一和其新婚妻子千代子的故事。
井上清一先是被當成了激勵日本青年投身侵略戰爭的工具，後來又被當成了平頂山事件的替罪羊。1971年日本作家本多勝一的《中國之旅》問世，其中重點介紹了平頂山慘案、南京大屠殺等事件，在日本社會引起極大震驚和轟動。1996年8月，莫德勝等3位平頂山慘案的倖存者向東京地方法院提出起訴。
2002年6月28日，東京地方法院做出了一審判決，第一次從司法角度承認了日軍在平頂山的屠殺事實，但還是以“國家無答責”為由駁回了3人的損害賠償請求。
一審判決後，3位原告立刻向東京高等法院提出了抗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