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述
1959年，馬斯格雷夫在《財政學原理》中再一次指出，有益品是指對消費者有益但由於消費者的無知而消費不足的物品。教育是一種有益品，國家必須促進有益品的消費。因為個人或家庭可能忽視教育的福利，或不理解教育的價值，或難以預見教育投資決策的意義，因而不願意投資教育。但政府比個人或家庭擁有更多的信息，比個人更能理解教育投資的意義，因此更能洞察未來，在投資教育上的決策也就更明智。
1989年，在《財政理論與實踐》(第五版)中，馬斯格雷夫列舉了政府採取行動糾正個人選擇過程中的錯誤的一些情形，如對兒童或智障者的選擇進行指導，提供教育服務，根據多數原則制定預算決策，以干預少數人的偏好。對有益品進行政府干預可能會對傳統意義上的個人選擇產生某些限制，因此，必須謹慎定義有益品(和有害品)，因為它們可能成為集權主義的媒介。
馬斯格雷夫早期對有益品的定義“干預個人偏好”和主流經濟學所認同的個人效用最大化之間存在矛盾。但最近十多年來，有益品概念有了新的發展，一些學者通過研究人們對私人物品的支付意願(消費決策)和表達的對於公共物品支付的意願，結合偏好和支付意願對有益品進行了重新定義，認為有益品是政府通過制定干預個人“支付意願”的政策而應該供給的物品。這個定義更清楚，因為“偏好”的意思有時是模糊的，有學者甚至認為在進行經濟學研究時應關注“支付意願”(或“選擇”)而不是“偏好”。
有益品理論與信息不對稱
在有益品理論討論的早期，經濟學家認為，錯誤的或遺漏的信息是政府供給有益品的理由。在馬斯格雷夫的時代，政府在父愛主義的指導下提供有益品，主要是由於老百姓缺乏相關的信息。Head(1969)特別提出信息不對稱，以證明政府供給有益品是合理的。他認為，消費者可能缺少對有益品進行正確選擇的基本信息。但信息悖論告訴我們，一個人為了作出正確的選擇而收集足夠多的信息是不可能的。為了排除政府對有益品的干預，個人應收集多少必需的信息? 人們在進行消費決策時並不一定能了解相關的信息，國家就一定能了解嗎?只有國家確信比大多數人更了解相關的信息，才有實現帕累托改善的機會。有學者認為，政府政策對有益品的干預使消費者損失了自由。因此，在信息不對稱條件下，國家應該提供足夠的信息而不是供給有益品，提供信息的成本必然低於由公共部門來提供有益品。對有益品來說，信息不對稱確實是由國家供給的一個原因，但供給信息更便宜。而且，提供有益品的信息對自由的傷害比提供有益品本身要小。同時，我們應考慮到，即使對不屬於有益品的私人物品來說，有效地交流信息也是相當困難的，因為在競爭激烈的私人物品市場，生產私人物品的公司有可能會隱瞞消費者所消費的產品和服務的信息。
有益品理論與功利主義
有益品是否與功利主義的個人偏好優先這一基本經濟原則一致?它與功利主義是兼容的嗎?如果能夠證明有益品的提供獨立於消費者需求會提高個人的效用，那么，有益品概念就能進入主流財政學或公共經濟學的視野。
Mann(2006)認為，理論界應進行這一嘗試，因為主流經濟學理論基於功利主義而拒絕國家做出與提供有益品相關的政策干預，這種理念與實證結論之間存在差距。以教育政策為例，對學校提供補貼，甚至提供義務教育，並不在基於功利主義的古典福利經濟學框架內。目前的公共經濟學理論帶來的邏輯結論使我們難以提出是父母而不是孩子們自己應該為孩子們接受教育承擔責任，因此也不能證明國家的干預是合理的。另一方面，我們知道政府對教育，尤其是對基礎教育的投資促進了經濟成長。義務教育提高了社會的整體福利，這方面的證據比比皆是，以至於入學率常常被用來作為教育政策成功的一個獨立變數。
根據古典的單一效用框架，只有當一個人可能推斷個人的選擇反映了其最優的偏好時才符合效率標準，但如果一個人出現了兩個或更多競爭性的偏好函式時，就難以實現效率。Brennan和Lomasky(1983)認為，有益品的供給和功利主義方法論並不矛盾，因為一個人可能有一個以上的偏好順序。Brennan和Lomasky為了解決有益品和功利主義之間的矛盾，引入了分開的偏好結構(partedpreference structures)框架。
有益品與三種偏好順序
有益品與三種偏好順序——市場偏好、反映偏好與政治偏好
Brennan和Lomasky認為，單一效用框架不足以解釋真實世界的人們進行選擇時的真實行為，並提出所有人都有三種偏好順序且三者之間是一致的觀點，這三種偏好順序可以歸納為：市場偏好，反映偏好和政治偏好。市場偏好一般這樣表達：“我要……”；反映偏好一般是：“我想……”；政治偏好是：“社會應該……”。
市場偏好是主流經濟學關注的唯一偏好。非常明顯，市場需求能夠反映市場偏好。市場偏好可以根據觀察到的支付意願(也就是消費模式)很好地衡量。
反映偏好反映了人們內心的想法，在交談或訪談中他們可能會說出來。市場偏好在現實中會有直接的結果，但反映偏好不會。例如我們常說的“精神信仰”(moral beliefs)或“倫理偏好”(ethical preferences)。
第三類偏好是政治偏好，它們通過投票行為、黨籍或其他政治活動表達出來。從長期來看，投票結果反映了政治偏好。但我們不太清楚(也很少研究) 市場偏好多大程度上反映了政治偏好，以及政治偏好多大程度上影響了市場偏好。Brerman和Eomasky以及後來的學者通過一種簡單的計算得出結論，認為在某些情況下，投票支持反映偏好而不是市場偏好可能是理性的，這將導致政府提供那些在市場上不“流行”但人們“想要”的物品，即有益品。所以，政府提供與消費者的反映偏好或政治偏好一致的物品並沒有妨礙功利主義的方法論範式。這些學者進一步指出，功利主義的有益品和父愛主義有益品之間的差別是：父愛主義的有益品是國家在沒有政治支持時提供的，而在政治上得到支持提供的有益品是功利主義有益品。
Mann(2003)研究了德國有機食品的偏好，他將德國的有機食品分為市場偏好、反映偏好和政治偏好來分析。 穀物是德國最重要的有機產品，其次是土豆、蔬菜、水果和牛奶。德國有機食品市場在1990年代開始穩定增長，2001年後政府干預對有機農業的推動導致其加速增長。德國政治對消費者在傳統食品和有機食品的選擇上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地方政府根據面積大小對有機農場主的土地提供補貼，而聯邦政府通過與食品零售和消費者協會的合作來創造和分配有機農業的配額促進有機食品的行銷。如果政府不支持有機農業，德國有機食品的市場偏好有可能比其本身該有的更少。
從反映偏好來看，90％的消費者要求政府補貼有機食品的生產。有機農業對消費者的吸引力主要是在食品生產中禁止化學肥料和大多數殺蟲劑的使用，消費者十分贊同這種對農業本質的回歸。調查顯示，從非常不重要(“1”)到非常重要(“7”)，新鮮、自然肥料、沒有化學物質、沒有基因技術和質量上乘的得分均在“6”以上。有機食品的這些“正面形象”是反映偏好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由於有機食品讓人覺得生活是高質量的，由反映偏好所顯示的需求要遠遠高於其市場偏好。
相對市場偏好和反映偏好，學術界對德國有機食品的政治偏好的注意力要少。2001年1月，社會民主黨的農業部要員Karl-Heinz Funke被綠色政治家Re-nate Kitnast取而代之。在農業轉向政策的指導下，Kunast給予有機農業一系列的財政支持，如向準備轉向有機農業的農民給予補貼，提高對有機農業的農場主每公頃用地的補貼，引人生產有機農業產品的執照，這些政策推動了有機產品價格的下降，使其價格低於自由市場的均衡價格。此政策僅僅實行100天后，一個研究機構發布的數據表明，新政府的支持率達到了65％。一年後，歐盟農業共同政策的支持率在德國人口中所占的比例達到前所未有的55％。口頭調查顯示，當問消費者是否支持國家補貼有機農業和如何評價這一政策時，大部分人認同對有機農業的政策支持，因為有機食品質量好，尤其是有利於健康。農業經濟學家的傳統觀點是對有機農業的政治支持是有利於環境的。但對德國的消費者來說，有機農業有利於環境的觀點並不那么重要，支持有機產品的最重要的原因是它比傳統食品更健康，這不僅說明消費者想要更健康的飲食因而支持政府對有機農業進行補貼，也說明有益於健康的食品應該由政府補貼的觀點已深入人心，健康已成為了某些有益品的重要內容。
從德國的案例來看，對有機農業的補貼說明市場偏好(觀察到的支付意願低)難以反映政治偏好，但反映偏好對政治偏好有強烈的影響。Mann從以上的分析中得出結論，認為德國人對有機食品的反映偏好說明他們很喜歡有機食品，但是，他們對低價格食品的市場偏好仍然抑制了有機食品的市場份額。在市場上，消費者對有機食品的消費顯示出非常低的支付意願，其支付意願與他們所顯示出來的反映偏好是不一致的，消費者覺察到了這種矛盾，他們通過贊同補貼有機食品的政府政策來解決這個問題。
一旦我們認識到個人的政治偏好就像市場偏好一樣有效時，有益品的概念就不僅僅只對理解實際的選擇有幫助了，可以說，導致社會整體福利水平上升的政府干預政策都是有效的。德國的有機食品僅僅是一個例子，在食品部門內外我們還可以發現其他例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