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
唐憲宗末年,以牛僧孺和李德裕為首的大臣之間的朋黨之爭亦越演越烈,使宦官更加得勢。牛黨、李黨相繼執政,史稱“牛李黨爭”。
唐文宗在太和九年(835年)與李訓和鄭注等發動甘露之變,密謀誅殺宦官失敗。甘露之變而後,宦官團結一致;群臣唯有借藩鎮兵力對抗宦官權力,埋下殘唐時藩鎮和宦官的直接衝突。武宗在宦官仇士良的擁立下,經過派系鬥爭而繼位。由於擁立武宗的宦官仇士良鑒於朝廷派系林立,不得已給武宗親自處理朝政,武宗重用李黨首領李德裕,削減仇士良的權力。武宗一連串振興朝廷的政績,史稱會昌中興。
經濟
禁止官吏經營質庫業,不準與民爭利,以改善政府機關在人民心目中的形象,會昌五年赦文:“古代享受俸祿的家庭,僅僅實用俸祿就好,不和別人爭奪就業的機會,這樣大家都可以獲利,每一戶人家都可以自足。如果知道有人既做官有做商人放置高利貸,與老百姓爭奪利益。今後將會被禁止。仍委御史台察訪上奏。”當然,官吏私營高利貸業,影響了政府的高利貸收入,很有可能是武宗下敕斷禁的主要原因,但此舉至少在客觀上有廉潔官僚隊伍的作用,會昌年間,唐代的戶口比安史之亂期間增加了一倍多,人口也逐漸出現了恢復的趨勢。
外交
公元841年(會昌元年)七月,敕:“歸國新羅官、前入新羅宣慰副使、前充兗州都督府司馬、賜緋魚袋金雲卿,可淄州長史。”[3]
公元842年(會昌二年)九月,契丹酋屈戍始復內附,拜雲麾將軍、守右武衛將軍。於是幽州節度使張仲武為易回鶻所與舊印,賜唐新印,曰“奉國契丹之印”。
同年,吐蕃贊普卒,十二月,遣論贊等來告哀,武宗詔以將作少監李璟弔祭之。南詔遣使來朝貢。
公元844年(會昌四年)二月,黠戛斯遣將軍諦德伊斯難珠等人入貢,言欲徙居回紇牙帳,請發兵日期和集會之地。武宗賜黠戛斯可汗詔書,喻意如今秋可汗擊回紇、黑車子時,朝廷當令幽州、河東、振武、天德四鎮出兵要路,邀擊其逃亡之眾。然後,即依回紇舊例,冊命可汗。[3]
公元846年(會昌六年)正月,南詔、契丹、室韋、渤海、牂牁、昆明等國遣使入朝。十七日,武宗於麟德殿接見各國使者。廿三日,渤海王子大之萼入朝至長安。[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