個人簡介
1945年中山大學教育心理學系本科畢業後進入清華大學，1946年畢業於清華大學研究院心理學系後任北大助教，1948年受胡適和梅貽琦推薦到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深造，1952年獲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心理學博士學位，並受杜威向當時哥倫比亞大學校長艾森豪（Eisenhower）將軍推薦從事博士後的研究。於1954年回到祖國。是國務院學位委員會教育與心理學學科評議組成員兼召集人之一、上海市心理學會理事長、《國際學校心理學》編委、華東師範大學博士生導師、澳大利亞新南威爾斯大學、哈佛大學、賓夕法尼亞大學以及華盛頓大學等院校客座教授。專於實驗心理學發展理論和漢字心理學的研究。
| 中文名： | 曾性初 | 出生日期： | 1923年5月15日 |
| 曾用名： | 鄭興楚 | 畢業院校： | 中山大學（本科）、清華大學（碩士）、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博士） |
| 國籍： | 中華人民共和國 | 代表作品： | 《漢字好學好用證》 |
| 出生地： | 湖南寶慶 | 主要研究領域： | 漢字心理學、兒童發展理論與實踐的探究等 |
生平履歷
1935年至1937年就讀於湖南一師，主要研究的實驗心理學教育心理學。由於種種原因，僅在一師讀了一年半便肄業。
1938年至1942年就讀於中山大學教育心理學系，這期間由於抗日戰爭的爆發而逃難到貴州師範學院寄讀一年。
1943年至1946年就讀於清華大學研究院心理學系，師從於中國著名的實驗心理學家周先庚先生，主要從事實驗心理學的研究。
1946年至1948年，在北京大學任助教，這期間，除了教授心理學的課程外，還和陳友松教授合開“教育與心理的英文名著選讀”的課程。
曾性初教授與斯金納1948年8月，受胡適和梅貽琦的推薦公費前往哥倫比亞大學深造，師從著名的心理學家伯爾赫斯·弗雷德里克·斯金納（Burrhus Frederic Skinner）。
1952年，獲得哥倫比亞大學心理學博士學位，並受著名的實用主義哲學家、教育家和心理學家約翰·杜威向當時哥倫比亞大學校長艾森豪（Eisenhower）將軍推薦從事博士後的研究。
1952年至1954年，在美國著名的MINESOTA兒童研究所做研究員。
1954年，應新中國的號召回到祖國，參與新中國的建設。
1954年至1957年，在河北師範學院任教，但由於其所學和所教不符合當時中國所推崇的蘇聯教育，所以受到排擠，幾乎是一個閒置人員，隨後便“罷工”而離開河北師範學院。
1957年到華東師範大學心理學系任教。
曾性初教授出席科協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1980年3月，出席中國科學技術協會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同年10月，應澳大利亞新南威爾斯大學之邀，前往澳大利亞講學。隨後又應美國華盛頓大學、賓夕法尼亞大學及哈佛大學等院校之邀並前往講學。
1983年，發表《漢字好學好用證》一文，在心理學、教育學、語言文字學、中文信息編碼等領城產生廣泛而深遠的影響。
1983年7月，曾教授應邀出席了在香港召開的“中國語文國際討論會” ， 宣讀了《方塊字與字母文字之比較》的論文， 受到了來自日本、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台灣、香港等國家和地區的代表好評。
1987年，由美國科學院院長郝伯特·西蒙（Harberta-Simen）簽署邀請為美中交流學者，是中國心理學界第一位獲此殊榮的心理學家（郝伯特·西蒙是197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
主要作品
《漢語的信息分析》
《漢字好學好用證》
《情志與情商》
《兒童全面學習錄像光碟》
《方塊字與字母文字之比較》
《漢字各種筆畫的頻率估計》
《迷信與外氣的心理學解釋》
研究成果
曾性初教授首先運用資訊理論與實驗心理學的方法來研究中文與漢字，香港大學心理系主任高尚仁教授對他的《漢字各種筆畫的頻率估計》、《漢語的信息分析》等論文曾這樣評價：“這個分析的成果對漢字的信息處理的研究以及筆畫為單位的漢字鍵盤的設計具有重要的價值。” 曾教授根據漢字筆畫的冗餘信息所提出的筆畫碼（特別是輪廓碼）的構想，已為多種中文信息編碼方案所採納。
1983年，曾教授發表《漢字好學好用證》一文，在教育學、語言文字學、中文信息編碼等領城產生廣泛而深遠的影響。日本電視台特地邀請有關專家就此文舉行了漢字改革的專題討論。與會者認為不論贊成與反對文字改革的人士都可以從中吸取教益。著名的文字改革專家周有光先生說：“ 曾文打破了長期以來對漢字的一言堂的局面。” 所謂一言堂的觀點，就是“ 漢字筆畫繁、字數多，難學、難認、難記、難讀、難寫、難用”。而曾教授卻認為筆畫多的字，雖然書寫時多費一點時間，但是因為線索（冗餘信息）多反而較易辨認。就詞而論，各種文字的詞數大致相等。牛津大詞典收詞60萬，漢詞也不過此數。根據實驗結果，因為漢字的冗餘信息高，它英文、日文假名與漢語拼音都較易學、易懂、易寫，它所占的篇幅少，經濟實用。因此漢字是悠久、優美的文字，紀錄與傳遞了光輝燦爛的中國文化，是中華民族的傳家寶。
曾性初教授運用資訊理論開創了一門“漢字漢語心理學”。關於這項研究的性質和成果，在楊桂欣（《中國教育報》1995年11月22日第二版）的紀念廖一帆的文章中做了評估：“表揚他貫徹執行黨的‘雙百’方針，為辦好《教育研究》而努力工作。1982年下半年，刊物收到自發來稿《漢字好學好用證》，稿子長達兩萬餘字，即用豐富的科學實驗材料，又同多種拼音文字進行認真的比較，非常充分地認證了‘漢字是歷史悠久、字型優美、易學、易寫、經濟有效的文字’，根本不應當廢除它而走什麼拼音化道路。事關重大，作者曾性初曾被錯劃為右派，怎么辦？發表還是不發表？編輯們把這篇稿子交給一帆同志，他認真閱讀之後，毫不猶豫地予以簽發，並立即向編輯們布置任務：多方面組織爭鳴稿件，尤其要組織文改工作和語言文字專家們的稿件，認真討論一番。1983年伊始，《教育研究》分兩期連載了《漢字好學好用證》，引起國內外的強烈反響，說是“轟動效應”也不為過分。後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鄭重決定將國家文字改革委員會更名為語言文字工作委員會，不再提漢字走拼音化道路了，這同《教育研究》發表曾性初《漢字好學好用證》，有著重要的關係。”
1983年7月，曾教授應邀出席了在香港召開的“中國語文國際討論會”，宣讀了《方塊字與字母文字之比較》的論文，受到了來自日本、美國、加拿大等國家的代表好評。
曾性初教授在80年代做了兒童早期識字的實驗。運用程式設計與操作條件反射的方法教授不到周歲，尚不會說話的嬰兒辨認漢字（利用指辯、用圖或實物配字、或用字配圖和實物，、聽音指字、中英文對照比較學習、動作表字以及口說等方法），不僅使兒童認識了漢字，也在認識漢字的過程當中學到了相關的英語單詞，同時還使兒童具備了利用漢字來識別未見過的圖畫的能力。實驗表明，嬰兒在未說話前可學會辨認百來個漢字。一般智力中上，2到4歲的兒童，每天以兩節（15到20分時間），可以學會二三千個漢字。曾教授對尚未說話的嬰兒教學識字的方法，已被美國聖路易斯聾啞研究所採納，用來教聾啞人識字與閱讀。
曾性初教授在教小孩學算術同時，曾性初教授還做了兒童早期算數的實驗。首先教會兒童數的自加、自減、自乘、自除這樣的特殊情況，利用數的乘或除連教（讓孩子明白乘是連加，除是連減）。兒童會數數但不一定又數的概念，所以必須提供多種多樣的實物，如算盤、積木、硬幣。糖果……使兒童對形狀、大小不一的東西有基數（表示事物個數的數）的概念，這樣能夠幫助兒童理解從數（ shǔ ）到數（ shù ）的意義。曾性初教授利用特製的又縱橫兩根直角相交的游尺的方格板，利用操作法來教兒童同時學加減乘除法，教會兒童從動作算到看算、由看算到口算、最後過渡到心算，關鍵是要求兒童學會多位數的加減乘除的進位和退位。從具體算術情境到抽象的算術情境，再回到實際的套用，以遊戲（學鋼琴、練習字畫）的方式創設情境使小孩子更容易掌握四則運算，在這樣的學習情境之下，不出現皮亞傑發展階段。
曾性初與加德納教授哈弗大學加德納教授1980年在《今日心理學》上撰文大意如下：我多次與華東師範大學曾性初教授在上海和波士頓交談討論，並觀看了他的《學習與發展》的錄像帶，發現他用巧妙的方法（結合操作條件反射和訊息分析學認漢字、英文字詞、詩詞）研究的結果和瑞士的皮亞傑教授所說的發展階段（守衡、感知活動、低級運轉與高級操作等）有所不同，後三個階段提前很多，三四歲左右的兒童可以用筆算或心算做複雜的加減乘除運算，這意味著三四歲的兒童便已經具有抽象運算能力，在一定程度上顛倒了先說話後認字和以圖識字的順序，兒童可以用以學過的字來認識未見過的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