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書簡介
《曾在天涯》在遙遠的北美異國，高力偉走過了一段難忘的人生旅程，靈魂的漂泊比軀體的漂泊更令他刻骨銘心。《滄浪之水》的作者閻真以他特有的相關素細膩的文筆，逼真地描寫了一代留學生的內心痛苦和窘撻處境。無論你倆有沒有那樣的經歷，《曾在天涯》的故事都會使你感到震撼，或許還能從中看到自己的影子。
作者簡介
閻真，1957年生，湖南長沙人。1984年畢業於北京大學中文系，1988年獲湖南師範大學文學碩士學位。現為中南大學文學院教授。著有長篇小說《滄浪之水》、《曾在天涯》、理論著作《百年文學與後現代主義》和數十篇文藝理論學術論文以及隨筆《精神的重疊》、《無人見證的犧牲》等。他的長篇小說《曾在天涯》（海外版名《白雪紅塵》和《滄浪之水》以深刻的思想內涵和細緻的藝術風格深受廣大讀者的喜愛。
性格特徵
閻真關於本書的感慨：
悠悠一晃，我從加拿大回國，已經11年了。
我1988年去加拿大，待了四年，1992年回國。我是放棄了綠卡回國的。對這一舉動，很多朋友不理解。有人說：“哪怕是坐移民監，再坐兩年，你就可以入籍了。”我說：“要我效忠英國女皇(加拿大是大英國協國家)，我抬不起手。”有人說：“你就不怕你子孫後代的根在加拿大斷了？”我說：“我最怕的是自己的根在中國斷了。”見我執意要回國，朋友勸不住我，就說：“老閻，你是愛國主義者。”我拱手作揖道：“千萬別給我戴這么高的帽子，我可沒那么偉大。”
愛國情懷
在異國無眠的夜晚，我深刻地體會到對祖國的依戀，對母土文化的依戀。那種沉甸甸的憂鬱的情感，迫使我放棄綠卡回國。我只有生活在這種文化背景中，才有由衷的快樂，才有生活的自信和自尊。這就是人的文化生存。要說好，加拿大的確是好，空氣好，水質好，資源豐富，人口稀少。有人說加拿大是世界上最適宜生存的國家，這個我相信，但這個結論不一定適合於每一個人，至少不適宜我。有朋友勸我：“一張綠卡值幾十萬人民幣，你就這么丟了？”我笑而不語。如果這張綠卡不能帶給我幸福感，於我何用？
文化差異
文化生存說起來有點玄，其實很具體，你是黃種人，你的語言不如人，你的文化感覺與主流社會有差異，這就決定了你的邊緣狀態。有一個博士朋友，下了決心要融入主流社會，跟白人同學一塊兒去看冰球，吃比薩，堅持了一段時間，就放棄了。問他為什麼，他說：“說不清楚。他們覺得有意思的事你索然寡味，一點不可笑的事他們卻哈哈大笑。”這不是語言的問題，而是文化背景的問題。很多香港人台灣人在大公司工作，與白人共事幾十年，也只是點頭之交，根本無法深入地交流。再舒適的工作環境，對於他們而言，很少具有快樂可言。快樂是物質的，但更是心靈的。
這種文化上的邊緣狀態很難改變。華人在海外不能擰成一股繩，大陸人台灣人香港人各有各的文化圈子，形不成政治勢力。我在多倫多幾年，那裡有30萬華人，占總人口的十分之一，可連一個市議員都選不出來。大家處於各自謀生的狀態，一盤散沙。
黑人都比我們做得好。黑人還有加勒比海黑人節，定期舉行幾十萬人的盛大遊行，展示自己的實力，表達自己的政治訴求，而華人只能活在文化的邊緣、政治的邊緣。
這種邊緣狀態對人的自尊和自信是有毀滅性打擊的。你在大學教書，在研究所搞科研，人家把你當成一種工具，核心的圈子卻對你是封閉的。比如在研究所，一個中國人，除非你是特殊天才，像楊振寧、丁肇中那樣，否則你很難獨立主持一個項目。眼看著自己的心血成果為他人所享，自己的創意署上別人的名字，去品品你心裡的滋味吧。於是只好不談理想，賺錢過好自己的日子。
心靈感應
前不久，一個江蘇籍的新加坡國立大學的教授，他在美國耶魯大學啃了七年書本拿了博士學位，在海外看了我寫留學生生活的長篇小說《曾在天涯》，回國考察時特地來看我。他說：“我可是真的羨慕你呢。”我調侃道：“我收入還不到你的十分之一。”他說：“你寫了東西，有人關注有人評論，我在海外出了書寫了論文，動靜都沒有，混飯吃罷了。久而久之，心磨平了，就如同行屍走肉啊！”他把“行屍走肉”幾個字說了好幾遍，說得我心跳。那種看不到事業成就的失落感，得不到社會承認的心情，我非常理解。人的心靈需要呼吸，但他的呼吸很大程度上被文化的隔膜窒息了。他的這番話，讓我頗多感嘆，更覺得放棄綠卡是正確的了。
加拿大的綠卡是黃色的，有時候我也會拿出來看看，回憶生命中的一段歲月。但是，雙腳踏在自己國度里的那種感覺，才是真實的，也是幸福的。
內容簡介
小說的主人公高力偉出身於歷史專業的研究生，這種出身很容易成為一個本土文化傳統的守護者，但高力偉畢竟是在文化開放的80年代所受的教育，對以科技文明為基礎的西方文化在理念上具有無可置疑的理解與信賴。對於任何一個飄泊在異域他鄉的天涯遊子而言，尤其是當生存這一最基本的低級關懷也得不到實現時，他的文化理念與文化根性之間就往往會發生撕裂，西方文化雖然可信卻不可親，自己所神往的加拿大以一種一成不變的冷漠應對著那些黃皮膚的朝拜者，而東方文化雖不足信卻令人親近，因為畢竟是自己的和著血液的文化根性。所以，高力偉既不把加拿大讚美成天堂，也不像有的失敗者那樣將加拿大說成是人間地獄。他從內心裡清楚加拿大無論是風景還是人情都是美好的，“不承認也不會這么幾萬里跑過來”，但這“好”“好來好去還是個人家好，又沒我多少戲”。從世俗的意義上看，高力偉在加拿大的生計不能說是失敗的，短短的三年時間他已積攢了將近5萬加元，但他最終還是離加回國，不僅金錢而且愛情也無法挽留，主要是他內心中積壓著一種強烈的文化屈辱感。確實，科學技術是沒有民族性與國家界線的，但人文精神與文化傳統卻是與民族的血緣與根性息息相關的，在自己的祖國，高力偉可以說屬於文化精英階層，但在異域文化環境中，高力偉引為自詡的文化知識百無一用，所以，高力偉絕望於加拿大的不是自己沒有掙錢的機會，而是絕望於自己的文化尊嚴在加拿大喪失殆盡。正因此，即使躋身於多倫多這樣的豪華大都市，高力偉總感到懸浮無根:“這座巨大的城市離我非常遙遠，對它我感到疏遠，我無法擺脫那種飄泊旅人的感覺。我深深感到哪怕在這裡再呆更長的時間，也仍然找不到心靈的歸宿，哪怕有朝一日真的發了財，我不會感到幸福。”“加拿大，這是一個好地方，卻不是我心靈的故鄉。”
高力偉終於啟程回國了，懷裡揣著一張人人羨慕的“綠卡”。周圍的朋友打賭說他即使為了那張綠卡也還會再回來，只有和他一起在中西文化的緊張對話中煎熬過的林思文深知他不會再回來了，因為她知道“根”對於一個具有文化自尊感的人文知識分子來說是多么地重要。
主導思想
小說中也用大量的筆墨描寫了高力偉與林思文為了家庭生活主導權的爭吵，林思文處處顯示出女人的能幹與固執，處處要為高力偉的前途與生計作出安排，這不僅因為她在潛意識中覺得是自己將高力偉帶到了這個令人嚮往的地方，是她用自己的獎學金支付著這個家庭的費用，而且因為她覺得自己對加拿大的異域文化與環境十分熟悉，理所當然地對這個家庭的生活安排具有最後的發言權。高力偉拚命地去掙錢，與眾不同地故意放棄攻讀學位的機會，在一些家庭瑣事上一味地堅持自己的主張，看起來好象是在堅守一個男子漢的人格，但實質上所抗爭的恰恰就是這種家庭中的文化優越感。
本土文化
中國的本土文化傳統是植根於宗法家族制度的，夫唱婦隨，夫為妻綱，這是典型的儒家文化觀念。所以，高力偉對男子漢人格的堅守未必不就是對自己本土文化的堅守的一種表現形式。從這個意義上看，我們有必要將這部已負盛名的留學生小說置放在整個20世紀中國文學的留學生母題中來考察，以便真正把握到這部小說所顯示的種種歷史與文化的信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