塔西佗普布里烏斯·克奈里烏斯·塔西佗(PubliusCorneliusTacitus)(約A.D.55～120年)是古代羅馬最偉大的歷史學家，他繼承並發展了李維的史學傳統和成就，在羅馬史學上的地位猶如修昔底德在希臘史學上的地位。他十分重視歷史的道德垂訓作用，在史學史上塔西佗是以“道德史家”著稱的。他認為歷史的最高職能就在賞善罰惡，不要讓任何一項嘉言懿行湮沒不彰，而把千秋萬世的唾罵，懸為對奸言逆行的一種懲戒。塔西佗站在羅馬貴族共和派的立場上，讚美羅馬帝國之前的共和制度，批判暴政，揭露和鞭撻暴君，批判專制制度。他的歷史著作被後人稱為“懲罰暴君們的鞭子”。但在史學思想上，塔西佗仍主張史學家記事載言，須“不懷怨毒之情，不存偏私之見，超然物外，摒棄所有那一類的不良動機”。故此，雖然塔西佗記事載言和評價歷史不無偏頗，但他著作的大部分內容仍是客觀的實錄。
主要著作
塔西佗的著作，保存下來的有5種，其中3種是完整的短篇作品，2種是已經殘缺的長篇歷史著作。按它們的寫作時間列舉如下：
A．《演說家對話錄》(DialogusdeOratoribus)
B．《阿格里可拉傳》(DeVitaIuliiAgricolae)
C．《日耳曼尼亞志》(Germania)
D．《歷史》(Historiae，亦譯作《羅馬史》)
E．《編年史》(亦譯作《羅馬編年史》，Annuls)
塔西佗最早的作品是寫於公元81年的《演說家對話錄》。在這部著作里，他著重探討了西塞羅之後羅馬講演術衰落的原因。他認為：共和國時代的生活豐富多彩、政治變更激烈，因而爭辯演講之風盛行。而帝國時代，天下定為一尊，生活安逸平穩，演說術無用武之地。因此，社會生活的變更導致了演講術的衰落。
公元98年，他又寫了兩部作品，一部是《阿古利可拉傳》，是給他的岳父阿古利可拉寫的一部傳記。他岳父是羅馬征服不列顛的將領之一，該書敘述了其岳父的生平，同時記述了早期不列顛的歷史。另一部是《日爾曼尼亞志》記述了日爾曼部落的生活習俗和社會制度，是最早的一部全面記載古代日爾曼人的文獻。
隨後，塔西佗最傑出的兩部作品出現了，一部是《編年史》，《編年史》記載了14年-66年的歷史，保存下來的只有1-4卷、12-15卷，其餘各卷僅存殘片。《歷史》是《編年史》的續篇，《歷史》敘述了69年-96年的歷史，現存前4卷和第5卷的一部分。兩書對一世紀的羅馬史進行了首尾一貫的記述。
史學創作風格和貢獻
古代羅馬軍隊提出這種治史原則的前提，是對歷史真實的執著追求。塔西佗之前的西方古典史學家，尤其是古希臘史學家，已經成功地從具體的感性實踐中抽象地概括出了歷史學家應當秉持的最一般原則，即"求真求實"的原則；也歸納出史學的基本目標，即真實地記載歷史的經驗和過去的事實。這些古典史學家很少涉及歷史的理論問題，即使討論到某些理論問題，也都集中於探討實現“歷史真實”的具體方法、特別是有關如何處理直接史料和間接史料的問題上。他們中的有些人也發現了一些涉及史家本身的、妨礙再現歷史真實的問題，但是往往只局限於從史學家個人的知識面的狹隘或者修養不足上去尋找答案，始終未能從中概括出造成史家記述失實的一般內在原因。
塔西佗生活在一個文網日密、但時張時弛的政治環境裡，共和與專制、求實與實用的思想因素此消彼長重要時期。這個時期政治制度發展的總趨勢是對社會進行全面徹底的控制，實用史學隨之得以迅速發展。塔西佗親身經歷了弗拉維王朝諸君主的暴政，切實感受到了思想專政的恐怖，親眼目睹了當代羅馬史學的腐敗(即一味地為當朝元首唱讚歌)。作為共和制度的擁護者和古典史學傳統的繼承者，他對專制統治和歪曲歷史真實的行為表現出強烈的不滿，同時他也發現：以往羅馬史學中之所以存在著“失真”現象，其主要關鍵就在於史學家的主觀情感(如個人的愛憎好惡以及偏私之見等等)。因而他認為，史學家如果要想為子孫後代負責，那就應該摒棄個人情感、始終保持超然中立的客觀立場。另外還要指出的一點就是：當塔西佗開始撰寫歷史著作、並提出這些客觀主義治史原則的時候，恰逢政治環境變得相對寬鬆的時期，用他自己的話說，那就是“我們在這一時期里可以按照願望去想、按照心裡想的去說了。”因此，這種外界環境也使得他有可能對以往的史學經驗和教訓進行反思和總結。
塔西佗的客觀主義治史原則，在其《歷史》和《編年史》的前言中，幾乎是以完全相同的方式提出來的。他在《歷史》的一開頭就直截了當地指出了以往的帝國時期的史學中所存在的弊端：當專制統治確立之後，史學家們在治史過程中應有的坦率與真誠不見了，真正的歷史學家消失了，而造成這種結果的原因首先就在於“人們似乎認為政治與自己無關而對政治一無所知；其次是因為他們熱衷於獻媚逢迎，或者因為他們憤恨自己的主人。他們由於在對這批人奴顏婢膝和對那批人切齒憎恨之間搖擺不定，後代子孫便被棄之不顧了……”。隨後他就自我表白道：“就我本人而言，我並不熟悉加爾巴、狄托、維泰利烏斯(均為帝國早期的元首)，與他們毫無恩怨可言。我不否認我的政治生涯系因韋斯巴薌而開始的，後來得到提圖斯的提攜，多米提安又幫了我的忙。但是凡自稱始終不渝堅持真理的人，在寫任何人時都必須去除愛憎之情。”
塔西佗的《編年史》2．塔西佗十分重視歷史的教育垂訓功能。
但是他與李維一樣，並沒有強調歷史研究直接服務於現實政治的功用(即為治國方略提供借鑑)，而主要是從道德教育的角度出發，強調歷史著作的立意應當有所褒貶、以此來促進個人和公共道德水平的提高。他明確地寫道：“我認為，歷史之最高職能就在於賞善罰惡，不要讓任何一項嘉言懿行湮沒不彰，而把千秋萬世的唾罵，作為對奸言逆行的一種懲戒”。講究歷史學對於後世的垂訓教育意義，注重歷史的經世致用，這是古今歷史學發展過程中延續不斷的傳統。在繼承和發展這個傳統的歷史長河中，塔西佗的著作和思想是匯成這條大河的重要支流，尤其他以道德家的尺度來衡量歷史的做法，對後來的西方史學發展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塔西佗是想通過對羅馬帝國建立以來的專制統治及其造成的惡果的揭露和批判，來引起人們的深思，希望人們從他的著作中明辨善惡、擇善而從。
從塔西佗的經歷來看，他實際上是個專制政治的既得利益者。按照一般的常理，他應該對前朝的統治者感恩戴德才是，至少為了維護自己的既得利益的合法性，也不能對前朝的統治持否定、批判的態度。然而，在政治傾向上，塔西佗卻是留戀共和制、反對帝制的。這一方面是因為他親眼目睹了歷代帝王的腐敗與殘暴，親身經歷了在專制統治下人格被嚴重扭曲、心靈長期處於被壓抑的痛苦狀態；另一方面，也是他個人的道德良知在起作用。他認為：共和制度下的羅馬公民享有高度的自由，因此他們忠勇愛國、崇尚道義，羅馬才得以發展壯大；而到了帝制時期，專制統治日益加強，公民的自由受到壓抑，因此人們變得唯唯諾諾、因循苟且，昔日羅馬的立國精神逐漸亡喪、世風日下。他追慕羅馬歷史上那些建立功勳的英雄人物，痛恨那些專制君主以及宮中一群奴顏婢膝、阿諛奉承的佞臣。因此他在自己的著作中，無情地揭露了專制政體的罪惡，譴責了專制君主的專斷、昏庸和殘暴，揭露了宮廷陰謀的卑鄙和無恥；也揭露了元老院的元老們在帝王面前搖尾乞憐、百般諂媚、極盡虛偽吹捧之能事、以求在專制統治機構中謀得一席之地的卑怯行為；同時他還論述了帝制所導致的社會風氣衰敗的具體表現和過程。
塔西佗的著作所記載的內容，絕大多數是他所生活的時代的事情，即當代史。這也是由他的著史目的-發揮史學的道德垂訓功能所決定的。他認為：當代史是對照現實的一面最好的鏡子，了解它，就可以更好地理解現在行預見未來；同時，對於當代所發生的事情，人們往往還都記憶猶新，因而更能激發起人們的思想和感情，也就便於更好地發揮史學啟迪後人的功用。
3．塔西佗的著作寫作技巧高超，文字風格獨特。
塔西佗的《歷史》塔西佗很擅長塑造個性人物，他筆下所描繪的歷史人物無不惟妙惟肖、入木三分。他把帝國初期的幾個帝王描寫得栩栩如生，使人讀後如見其人、如聞其聲。我們可以從他的著作中看到提比略的陰鬱、克勞狄的懦弱、尼祿的荒誕、加爾巴的昏庸。塔西佗的這種描述效果，甚至打動了以文筆優美而著稱的近代英國史學家麥考萊，他的評價是：“在刻畫人物性格這方面，塔西佗是古今無匹的”。另外，塔西佗在描述歷史人物的形象時，還特別注重對歷史人物的個人心理動機進行猜測和描寫。他在記述了必要的事實之後，往往都要附上自己的看法和解釋，做種種心理分析。他似乎並不熱衷於去抽象地揭示歷史事件和人物行為的主要原因，而比較熱衷於揣摩歷史人物的心理動機，並對其進行細緻的描寫。
在塔西佗的時代，由修昔底德所開創的、在歷史著作中穿插大段演說辭的做法，已經成為希臘羅馬史學的傳統，演說辭已經成為歷史著作的一個組成部分。在塔西佗的歷史著作中，也有大量的長篇演說辭。它們既是一篇篇的藝術作品，又與整體敘述有機地聯繫在一起：通過演說人(往往都是重要的歷史人物)之口，表達了塔西佗自己的思想感情和對這些重大歷史事件的態度。
4．反對暴君統治、懷念共和制度，這是塔西佗歷史研究的最大主題。
他的著作意在鞭撻、意在揭露、意在發泄一個懷念共和制度的人對專制制度蓄之已久的憤怒情緒。這種著述動機和著述內容，使得塔西佗在著述過程中十分自然地流露出強烈的個人愛憎。《歷史》和《編年史》這2部歷史著作，就是在這種憎愛分明的對比之中展開的：書中既充滿了作者對戰爭、內訌、陷害、背叛、賄賂等社會惡習的厭惡，同時也表現出作者對忠誠、友愛、堅貞、勇敢等崇高道德規範的讚揚。在塔西佗的筆下，羅馬帝國上層統治者們的腐敗和醜惡、人君大臣們被服儒雅而行若狗彘的偽善面目，都遭到了無情的揭露和批判。就塔西佗揭露批判暴君專制的深刻程度而言，在西方史學史上可以說是前不見古人、後少有來者的。普希金曾把塔西佗的著作稱作為“懲罰暴君們的鞭子”，伏爾泰、孟德斯鳩等人都把塔西佗當作反對專制制度和暴君的楷模，因而在法國大革命時期塔西佗的著作倍受推崇。然而，如果按照塔西佗自己提出的所謂“去除愛憎之情”的客觀主義治史原則，這種感情洋溢的現象是絕對不應該發生的。塔西佗卻沒有能夠做到這一點。與他那超越情感、追求純粹客觀的理念相比，他對專制制度和專制君主的憎惡始終占據著上風。這是因為：他在專制君主的統治下所遭受到的心理壓抑和痛苦太深、太重了，以致於他難以超脫情感的驅動、使得他陷入情感的波瀾之中卻不能自知和自拔。
在塔西佗身上所表現出來的這種認識與實踐、理性與情感之間的矛盾，充分說明了人的情感所擁有的巨大力量，反映出客觀主義治史原則在實踐上的難度。即使歷史學家本身有絕對真誠的客觀中立的主觀願望，但是在具體實踐過程中卻總是不可避免地、或多或少地受到情感的干擾，甚至淪為情感的奴隸。人，畢竟是理性與情感合二而一的動物，情感不可能被理性完全排斥。儘管如此，塔西佗提出來的客觀主義治史原則，仍不失為一切嚴肅正直的歷史學家追求的理想境界。
作品特點
希羅多德相關詞條
參考文獻
2．http://courseware.ecnudec.com/zsb/zls/zls03/zls032/zls03202/zls03202j.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