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是貴州歷史上真正意義上的第一次開發期。在開發的進程中，明代貴州社會的發展顯示出許多矛盾，有快速進步，也有停滯不前；有鮮花和讚歌，也有仇殺和哭泣。這些矛盾的出現，在開發的心理準備上可以找到答案。明代中央政府、開發貴州的外來移民、貴州本地居民在心理上都有著未曾解開的心結。
在明代以前，貴州大部分地區屬於“化外之區”，生產基本上停留在“刀耕火種”，“但為畲田，每歲一易”的階段，生活上仍處在“汲流以飲，層樹為巢”的狀態，文化上大多數還是“俗無文字，刻木為契”，民族分布結構明顯的是“夷多漢少”。在這樣一種物質準備和組織準備都很不充分的條件下，明朝初年對貴州啟動了大規模的開發。作為中央政府，不可能對開發中可能會出現的問題全部都有應對預案；作為從中原輸入的開發大軍，他們對中央的意圖、貴州當地的現狀、將來的開發前景一無所知；作為貴州本地居民，完全是被動地驟然接受中央王朝的開發決策，表現得張惶無措。
明代貴州社會開發的進程完全是由中央政府啟動的。從開國皇帝朱元璋下達開發命令，派駐數十萬衛所軍隊及其家屬駐屯貴州之日起，中央政府在開發貴州的問題上始終存在著兩個沒能解開的心結。
在開發貴州的動機上，明朝中央政府的心理存在著矛盾：看到了貴州在軍事上的戰略地位很重要，必須加強管理，納入直接統治，但是又感到貴州太偏遠、太落後，擔心大量的投入之後很難保證有最基本的利益回報。
現在留存的大量文獻資料可以證明，中央政府啟動貴州開發工程，既不是貴州社會發展到相當高的水平，也不是貴州為爭取中央政府支持而作出了極大努力，完全是最高權力當局從軍事戰略角度考慮，通過穩定貴州來控制雲南。明太祖曾不止一次地告誡征南將士務必占領貴州，否則，“雖有雲南，不能守也。”在貴州將元代的站赤進一步擴展，在橫貫貴州東西的驛道派駐重兵，其目的也非常明確：“開一線以通雲南。”
由此不難發現，中央政府開發貴州有一種矛盾心理：貴州雖不對中央集權的安全直接構成威脅，但對控扼其周邊省區的局勢卻能發揮重大作用；貴州在以農業立國的封建時代沒有明顯的發展前景，但在鞏固西南邊防上有著不能忽視的戰略價值。基於這樣的心理，中央政府對貴州的開發力度不是從貴州出發，而是由雲南、四川和廣西等周邊地區的社會局勢來決定；對貴州的開發內容不是滿足貴州人民的根本需求，而是立足於明王朝的西南政局，主要側重於與軍事有關的交通、農業諸方面。
在今天，研究貴州歷史的學者可以找到許多理由充分論證貴州地位的重要性，證明貴州是一個應該開發、值得開發、要大力開發的地區。但是，任何開發都是要計算成本和追求回報的。一方面，貴州在地理區位上遙懸西南內陸，不會製造邊疆危機，不會把戰火燃燒到皇城腳下，即使發生不測，周邊省區可包圍解決。後來貴州出現的幾次動盪，無一不是用此對策。從這一點而言，貴州不會對中央政府的局勢直接形成威脅，因此在中央的財力還不充盈的時候也斷然不會對貴州有很大的投入。另一方問，貴州在地質地貌上是高山深澗，土地貧瘠，在那個時代，看不出發展農業的廣闊前景。從中央政府以農業立國的執政原則來看，貴州的經濟地位不可能超過周邊省區，中央對貴州開發的投入，主要是為了解決當地駐軍的生活問題，而沒指望貴州來充實國庫，更不是以此探索一條新型的農業發展之路。然而，從明朝開發貴州的事實中可以揭示出一個道理：周邊地區發展了，它們在中央政府的地位提高了，也相應地會抬升貴州在執政者那裡的關注度；周邊地區實力增強了，它們對貴州的“協濟”就能更多更準時的提供，緩解中央在貴州開發上的財政困難。周邊地區富庶安定，不僅在物質上能給予貴州支持，而且無形中刺激著、促進著貴州前進。指望中央政府對貴州特殊的關照是不現實的，指望周邊地區在自己的經濟不景氣，或者社會不安定的時候仍然慷慨地支援貴州也是不現實的。
既然要對貴州實行開發，就不可迴避對以少數民族為主體的貴州人民的態度。在這個問題上，明代中央政府同樣表現出矛盾心理：竭力體現其華夏一體的胸懷，又總是不自覺地流露出大漢族主義思想。
明王朝統治的理論基礎是程朱理學。它在民族關係上表現出兩大特點：一是大同思想，對各民族施行懷柔政策，使天下歸心，形成四海一家的氣象；二是等級觀念，在四海一家中，牢固地樹立漢族正統地位，“明華夏之別”、“謹夷漢之防”。
基於程朱理學而形成的以上兩大特點，在明代中央政府開發貴州的問題上，具體體現為對貴州本地的各族人民一方面竭力作出寬厚仁愛的姿態，另一方面又心存傲慢，高度警惕。在洪武初年，明太祖親自接見了進京朝貢的思南宣慰使田仁智，向他闡明了中央政府的德化主張和四海一家思想，認為“天下守土之臣皆為朝廷使吏，人民皆朝廷赤子”，“夫禮莫大於敬上，德莫盛於愛下，能敬能愛，人臣之道也”。後來普定的土官者額入朝獻禮，太祖在他臨走時再次重申：“王者以天下為家，聲教所暨無間遠邇。”明成祖反覆告誡駐黔指揮官顧成：“蠻夷仇殺，自昔而然，必務殺之，則非柔遠之道。雖其獷戾難比，然鳥獸之性，亦有可馴，姑盡扶綏。蓋天道好生，人情惡死，體天之道，念人之情，則中心惻隱，自有不能已者，卿其慎之。”宣宗囑咐貴州總兵官肖授：“蠻夷當寬以撫之，但得其安則已，不足深究也。”憲宗曾經對貴州官員清楚表明態度：“蠻夷滑(猾)夏，自古有之，要在邊將羈縻得宜，使不敢越境為亂而已，曷嘗以殄滅為快!”其他執政者或多直接表達過貴州少數民族得寬容、安撫思想，或用減免租賦、賞賜物鈔、宥罪減刑等行動體現其皇恩浩蕩。這樣的聖訓和事實在《明實錄》中還能找出許多。
但是，浩蕩皇恩，宅心仁厚卻掩蓋不了其高高在上的等級觀念，流露出對包括貴州在內的少數民族蔑視和偏見。從洪武年間軍隊開赴貴州之日起，太祖就提醒將士：“行師用兵，須晝夜防，慎毋輕視蠻人。深入其地，雖來降者，亦須審查，慎毋輕信。”“群蠻雖稱歸順，內實狙詐”，“我軍當愈加嚴謹，不可托以心腹。”以後歷代統治者，他們懷柔、綏撫、羈縻、訓導貴州少數民族，其目的只有一個：“必使蠻夷懷恩服義，安生樂也。”換句話說，就是使他們“知君臣父子之道，禮樂教化之事”，“變其土俗同於中國”，實現“王者以天下為家”的政治理想。
明代中央王朝在開發貴州問題上的這種心態，如果放在當時的歷史環境中考察，便沒有必要大加指責。當初起兵反元，他們樹立的旗幟就是將蒙古等族統治者趕出皇廷，就是要重新確立漢族的正統地位。一個剛剛找回漢族自尊並且以儒家思想為理論基礎的王朝，其等級觀念不可能消除，其蠻夷與華夏界限不可能完全衝破。
把貴州納入中華大家庭，在貴州推行“王化”政策，結果是使貴州走向中原式地主經濟的康莊，沐浴了以儒家為主體的文化思想，人員更加頻繁的交流來往，增進了解，擴大共識，“衣冠服飾蓋同華風”，“表祭禮樂不殊中土”，“漸革言語，稍如華夏”，“通漢人文字”。正因為把貴州視為中華大家庭的一員，所以，即使在政治混亂、經濟困難的時候，中央王朝也沒有拋棄貴州。景泰年間有關貴州的一段討論，否定了拋棄貴州的錯誤主張，就是以這種思想作指導基礎的。
對貴州存在偏見和歧視，必然導致中央政府對貴州重視不夠，尤其是對貴州的人文精神、發展前景認識不足，妨礙了開發貴州的激情。也由此導致在處理貴州問題上作風武斷，遇有動亂之時慣常採用武力鎮壓，夷漢之間發生矛盾則往往偏袒一方。但也要承認這種心理對開發貴州有積極的一面。例如：貴州土司向中央朝貢，幾乎每次都能得到豐厚的賞賜；即使供品數量不足或者朝覲延期，通常是不予處罰。這種偏見之中包含著體恤與原諒，貴州土司反而獲得實惠和榮寵。貴州不能按時足額繳納賦稅和供役，統治者有時候沒有像對待中原地區那樣進行強征，以為“蠻夷之人，其性無常，不可以中國治之，但羈縻之足矣，其供賦之負者悉免徵。”這種偏見在客觀上給貧困的貴州人民減輕了經濟負擔。朝廷官員犯罪、中原百姓違法，政府將他們貶謫到貴州以示懲處，這種偏見卻能給貴州輸入文化傳播者、生產勞動者。貴州城鎮興起後，出現貿易，產生市場，很多官員建議貴州通行錢鈔交易”，奏請“禁止民間以布、帛、米、麥交易，朝廷竟斥之為“俗吏之言”，允許當地人民“持貨交易”。這種偏見實際上尊重了貴州少數民族的習慣，給予了他們活動的自由空間。
明代開發貴州的主體力量不是千百年來就生活於斯的少數民族，而是以中原各地遷徙而至的外來移民。這是客觀歷史事實。其二，土著少數民族長期封閉在貴州，他們的視野和知識積累決定了其自身不可能在短期內推動社會全方位地發生快速變革。一直處於停滯狀態的社會發生劇烈變革，突飛猛進，必須有外力發揮推動作用。其二，明代貴州的人口雖然不能說移民已經占據主體，但是數十萬戶軍人、源源不斷涌人的普通移民在文化知識上、在生活技能上都比貴州土著人強得多。其三，貴州社會變化後的特徵表明，它是中原封建文化和生產共同作用的結果，貴州土著人在促成這場變化中只是充當著配角，主要是向中原先進文化和生產方式學習。
中原各種移民作為開發貴州的主體，他們在心理上存在兩個矛盾。
第一個矛盾：到貴州求生存謀發展而又疏離貴州，生活在貴州卻又有著強烈的故鄉情結。
明代先後人黔的外地移民，概括起來，主要有五種：一是“奉教南征”的衛所軍人；二是“調北填南”的普通百姓，即“移民就寬鄉”的農村勞動者；三是因觸犯刑律而貶謫、流放的罪人；四是政府派往此地做官的流寓之人；五是貿易的商人、做工的技藝之人。這五種人，前四種都屬於國家政策性的強制移民，占大多數；第五種是隨意性移民，他們一般生活在前四種人之中，不可能獨立其外。無論“奉教南征”還是“調北填南”，亦或貿易、手藝，他們的根本目的都是為了生存，拓展發展空間，其本身地位不高，但是，或因受中央政府派遣而擁有了一個可以炫耀的政治身份，或因來自發達的中原地區而戴上了一個可以陶醉的文化光環。他們有的憑藉武力去侵占土著人的利益，有的依靠汗水和技能開闢一塊生活天地，有的玩弄奸計騙取他人一份資產。他們移居貴州，要么是王命在身，勢不得已；要么是生計所迫，情不得已。總之，沒有誰是對貴州心嚮往之，踏著輕快的腳步走向移民的征程。貴州有可供開墾的土地，有勤勞樸實的人民，有豐富的物產資源，不僅能夠安身立命，而且有圖謀發展的前景，所以他們到貴州後大多能停留下來，會在貴州較長時間、甚至永久地定居下來。一旦定居下來後，就不忍拋下這份自己創立的產業。更何況，移民通常是結群而來，聚族而居，在四周被少數民族包圍著的生活區內生活習慣相同、語言相近、心理相同，在移民區內完全能感受到故鄉的原有文化氛圍，因此，流落異地的移民也能得到某種程度的心靈慰藉。另一方面，貴州的歷史文化、現實生活環境畢竟與中原差距很大，在客觀事實的對比中形成巨大的心理落差，激發出大漢族主義情結，滋生出對貴州的排斥態度。於是，他們用高牆重門把自己包圍在裡面，將當地少數民族阻隔在其外，他們一般不與少數民族通婚，血脈只在本團體中延續；他們在家譜中巨細不漏，甚至旁搜側尋、編造故事，記錄下一段光彩輝煌地祖先業績。在今天的安順市大溪橋鎮和平壩縣的天龍鎮等地，當年的許多漢族移民至今服飾不改，生活習俗依舊，還在門前的庭院用高亢的江西弋陽腔演唱著六百年前的軍儺，收藏著修纂了多少次的家譜族牒，講述著他們想像中的祖籍和祖先的美麗圖景。歷史在現實激盪下生成的這一幅幅畫面，分明還在傾訴著先輩到貴州建立基業的心聲，那是一種對家鄉親人和故土的深深眷戀，是與當地少數民族疏離而產生的心靈孤獨。
開發者對貴州的疏離，最直接的悲劇是造成雙方之間多次發生不應該出現的情感摩擦和文化碰撞，曾不止一時爆發過少數民族攻城堡、殺漢人的慘禍，也曾不止一處發生過漢人欺凌當地土著的事件，血淚、仇恨、戰火一次次破壞著開發的成果。
如果換一個角度來考察，外來開發者對漢文化的鐘愛、對故土的眷戀、對貴州的疏離也不儘是消積作用。他們在這種心理影響下，為顯示自己文明的優勢和生產的先進，努力傳播漢文化，從而推動著貴州封建化轉變。他們不論來自何地，不論來黔的時間先後，都因為對文化的認同而聚集在一起，用集體的智慧和力量戰勝困難。他們在鍾愛自己的文化和嚮往自己的故鄉情節支配下，保存了文化血脈。他們執拗的漢文化情結和故土觀念在某種程度上妨礙了與土著人的平等交往，卻又堅定地將中原封建文化深植於黔中大地，沒有重蹈以往漢族移民被“夷化”的覆轍。貴州少數民族不斷受到開發者的文化浸染，學習開發者的生活方式、語言、生產技能等，提高了征服自然和社會交際的能力。
第二個矛盾：依託貴州而又有傲慢之態，與貴州少數民族相依相偎而又心存排斥。
開發者從來到貴州之日起，他們都深知自己已成為貴州的一員。即使擁有武力並且聚集在一地的衛所軍人，他們也清楚自己正處在苗蠻淵藪，“地雜百夷，環城百里皆諸夷窠穴，”交往勢不可免，決不可能獨立存在。他們的土地來源於貴州，開市場、設集鎮需要同土著人交換產品，只要離開衛所城鎮就必須與當地人交往，雙方在事實上屬於共生關係。但是這種共生關係始終顯得不平等、不和諧，主要問題在於開發者心態傲慢，對貴州土著人民缺乏應有的尊重。統治階層也知道“邊將及有司剝削侵凌，激其為變。”正統年間的兵部尚書王驥在一份奏摺中指出：“貴州地方，諸種蠻夷所居，各衛所官軍欺其蠢愚，占種田地，侵占妻女，遂至不能聊生，往往嘯聚為盜賊。”明初洪武三十年，太祖在遣官祭告山嶽海瀆之神的祭祀文中也說：“西南戍守將臣不能宣布恩威，虐人肥己，致言諸西苗民困窘怨怒，合攻屯戊，擾我善良。”每次土著少數民族的被迫反抗。都無一例外地都被武力鎮壓。武力平息動盪之後，雙方的隔閡更深，埋下新的仇怨種子。
開發者的根本目的只是為了自我發展，而不是貴州地區的整體進步，當他們得到中央政府保護時。更多地考慮著自我目標實現，很少有人會體察當地少數民族的情感。土質肥沃、灌溉便利的地方相繼被開發者占領；交通要道、軍事重鎮都有官兵駐守；少數民族被趕出了他們世代居住的家園，一步步退撤到生存環境惡劣的山地。曾經出生入死、轉戰南北的衛所官員覺得在烽火餘生中擁有一塊土地是理所當然，跋涉千里的中原百姓到貴州開闢一塊土地認為是離鄉別井的回報，至於這塊土地以前屬於誰，這不是他們關心的問題。當這些開發者被中央政府淡忘，被上層剝削階級壓迫時，不得不放棄發展自我的目標，退而求其次即重歸故里，保全性命，爭取生存權。然而，關卡林立，朝廷布設重兵鉤捕逃軍，回歸故鄉的希望渺茫，潛遁深山密林便成為無可奈何的選擇。因此，在他們陷入困頓之際，開始與當地人發生比較平等的交流，把鬥爭的矛頭一齊指向統治階級。徐問《議處地方疏略》說：“漢人與土人每每結親往來及通彼處苗人耕種，”建議“鄰近土官，今後不許與衛所官兵往來結親、耕種、買賣。引起釁端，鞫問是實，依走透訊息於外境律論以斬罪，其土官各從重參處。”萬曆年間貴州巡撫郭子章慨嘆：“近自征苗以來，糧餉欠缺，軍兵困苦，兼以征播，各兵不能歸籍者竄人各寨潛為勾引。往年間一出沒，今則無日不出劫，且一日而劫數起矣。”從當時兩位官員的奏章中一方面反映出政府向來禁止苗漢往來，苗漢之間在過去也不往來，另一方面又說明，在明朝中後期，開發者的政治地位下降，其高傲的心態也開始喪失。開發者因經濟生活困窘和政治身份降低，其命運越來越與當地人民接近，其立場轉變到了統治階級的對立面。廣大開發者與當地人民在共同對敵鬥爭和生產勞動中，彼此的了解加深，友誼增進，在許多侗寨苗村出現了民族融合。
貴州既是被開發的對象，又參與了開發活動。因為千百年來貴州一直處於自我生存發展的狀態下，是中央王朝不大重視的一塊地方，所以在明代中央政府啟動開發計畫之前，貴州不曾指望，也未曾一料想會被突然大規模的開發。而當開發活動出現以後，貴州面對史無前例的大變局，其心理也同樣表現出矛盾。
矛盾的一方面是歡迎中央政府的開發決策，積極配合來自中原各地的開發者，投身於開發活動，改變貴州落後面貌，並改變著自身。從上層土司而言，他們頻繁地入京朝覲，向中央政府表達忠悃，願意接受中央政府的管理。在朱元璋尚未正式建號稱帝之前，貴州東部的思州、西南兩大土司就主動向其靠攏。明朝建立之初，朱元璋的大軍尚未開赴貴州，彝族貴族統治下的貴州宣慰司、楊氏貴族統治下的播州宣慰司以及黔中的金築安撫司等大小土司都主動交出元朝的印綬，願意接受明朝的號令。貴州在歷史上從未建立過與中央王朝抗衡的割據政權，此前也沒有發生過與中原漢族的大規模流血衝突，曾經出現的羅殿國、自杞國等地方政權只是保境安民，從兩漢到宋元的鎮壓民族起義只是偶爾的、局部範圍的。所以，貴州與中央、土著與漢族不存在難以消解的積怨。而且貴州是雲南東出的通道，東與湖廣相鄰，北與巴蜀往來密切，南邊的雒越各支不斷從廣西進入貴州，比較開放的地理區位和來源不同的各民族鑄造了貴州的多元文化面貌和熱心向外學習的民族性格。在貴州被納入中央王朝管理序列的整個進程中，沒有任何阻力，沒有發生流血事件。
中央行政管理體系在貴州建立以後，土司在自己的領地建立學校，輸入儒家為主體的封建文化和禮儀，並將自己的子弟送往京師國子監研習漢文化。無論是征討雲南的元朝殘餘勢力、平定麓川的反叛，還是鎮壓貴州的上層動亂和下層起義，土司都竭誠派出士兵，輸納糧草，供應馬匹。有明一代，貴州土司在總體上能與中央政府保持一致，為捍衛主權和維持地方穩定作出了貢獻。有的土司還主動交出屬地，接受州縣管理。特別是明初水西的奢香，忍辱負重，深明大義，不僅避免了一場中央與地方的爭端，而且帶領當地人民開山鑿道，用自己的勞動改變家鄉面貌。
從下層的普通民眾而言，他們長期承受著土司的壓迫，改變苦難的生存現狀無疑是他們最迫切的需求。浩蕩而來的開發者搶占的土地是貴州上層領主的，中央政府推行衛所制和府州縣管理的流官制，要限制或剝奪的權力也是上層領主的，他們原本就沒有獨立的經濟和自由的政治，故而在開發政策層面上不會觸及到他們的利益，他們沒有理由排斥。況且，他們的身份、地位和識力已經決定了他們沒有資格和能力對開發政策發表意見。如果從開發的效果層面來看，新的農作物引進、生產技術的提高、糧食產量增加，他們的物質生活改善了；隨著統治他們的土司權力下降，因此，政治壓迫減輕。對開發持接納的態度。許多史料證明，貴州土著各民族紛紛學習中原的耕作方式，改穿漢裝，改說漢語，改從漢俗。這些外在表現無一不是貴州人民歡迎開發的心理的物化形態。
明王朝有“苗蠻亦吾赤子”的情懷，存在著用開發貴州的政策來改善當地人民生活的心理，這是一個方面。而另一個方面，其根本目的則是為了鞏固並加強中央集權。因此，在開發過程中，不可避免地存在著與貴州上層勢力爭奪權利、土地和人民的矛盾。在這塊“未經王化”的地方，土司一直擁有著生殺予奪的權力，他們誰也不會心甘情願地放棄自己的既得利益，其向中央政府臣服納貢都是情勢所迫。在強大的中央權力面前，在能夠保全最大既得利益的前提下，他們至少在表面上聽從指示。明太祖深察貴州土司之心，保持著高度警惕。平定雲南的將士經過黔西北時，他提醒部隊一定要“愈加嚴慎，不可托以心腹，”隨時設防，“觀靄翠動靜。”對於黔北的播州土司，他曾含蓄地告誡其首領楊鏗“志不可驕，欲不可縱，志驕則失眾，欲縱則滅身”。後來又派遣使臣帶著敕書去指責其對朝廷偵伺觀望：“爾鏗世守播州，作朕藩屏，然輕聽浮言，易生疑貳，故積愆日深。”黔東的思州、思南兩大土司歸順明朝最早，而在內心也有反叛意識，否則，明太祖就不會對播州土司楊鏗說：“爾與田弘正皆世守思、播，而爾之忠勛視弘正為多。”
明代貴州的歷史也證明，當中央政府有魄力，而且貴州土司既得利益有保障時，雙方關係則保持正常。一旦中央政府權力削弱，政局混亂，或者土司的權利被侵犯，則往往會出現武力對抗。永樂年間，思州和思南兩大土司就是為了爭奪水銀沙坑而公然置中央政府的勸阻於不顧；弘治之時，普安土官隆暢死後，他的兩個小妾烏適、米魯為爭奪繼嗣而攪起軒然大波，殺朝廷派來調停的命官，不惜與中央的軍隊拼殺；水西土司安貴榮在明武宗荒淫統治期間，萌生反叛的邪念，是王陽明幾封書信曉以利害才放棄張狂行動；播州土司楊應龍在明萬曆皇帝昏庸的時候，悍然舉兵謀反，導致十幾年兵戎相見，血流成河；熹宗即位之初，明朝已走向衰頹，水西安邦彥與四川的奢崇明乘機而出，四處剽掠，導致生靈塗炭，省城貴陽也變成一片廢墟。所有這一切，都充分表明貴州上層貴族主動接受中央政府的開發是情勢所迫，他們接受開發完全是為了自我的私利，並且為了私利而不惜破壞開發。
下層民眾也參與了對抗中央政府，攻打衛所屯堡、劫殺普通漢人的行動。固然有時是被土司要挾、蠱惑、煽動而參與的，帶有被迫色彩或盲目性，但有很多時候是自發的、積極主動的。不可否認，彼此之間存在文化衝突、民族情緒，但最根本的原因則是漢族為主體的廣大開發者過多的追求自我利益的實現，忽視、掠奪當地人民的利益，甚至蔑視其最基本的生存權力。政府強行徵收賦稅、軍人貪功冒殺、官吏霸占民人妻女、普通漢人勒索敲詐，在在有之。他們對開發者的仇怨是在開發過程中出現的，他們的反抗對開發造成的破壞，責任不應由他們承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