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述
明清代商人資本
merchant capital in the Ming dynasty
明代商品經濟有較大發展，因而商業資本較前代發達,出現了許多地方性的商人資本集團,如山西商人、徽州商人、關陝商人、洞庭商人、江西商人、閩浙海商、龍游商人、武安商人等。這些商人資本集團十分活躍，足跡遍及南北和邊陲、海外，不避間關險阻，鱗次輻輳於各地市場，所貿易者包括田畝之獲，布帛之需，各種器具珍玩，山海寶藏。這些商人集團都積累有相當的資本，如徽州商人資本有至百萬者，擁有二三十萬者只能稱為中賈。嘉靖年間有號稱天下十七家首富者，其中商人占七家。
封建性
明代商業資本基本上是封建性的。它獨立於生產之外，依靠封建特權獨占商業利益以增殖其資本。明代各主要商業資本集團所經營的行業，多屬政府專賣或與封建政治有所聯繫的商品。徽州商人和山陝商人是明代南北兩支最大的商人資本集團，主要是以鹽發家致富，浙江商人所經營的絲綢、珠玉，亦多與官僚有所聯繫。這樣就使商業資本與封建政治結下不解之緣，經常成為國家財政的尾閭。中國的商業資本假如不是託庇於官僚政治之下，便很難獲得超額利潤，在這種社會條件下，本來與政治無直接利害關係的商人，或捐納入仕，或課子讀書，在從事商業活動的同時，極力躋身於官僚階梯，使商業資本披上了封建官僚的外衣。
營運形式
明代商業資本在營運上主要是居間取得厚利，以牙行為中心，榨取直接生產者。明代商品生產雖有較大發展，但生產缺乏集中，城市大多是小商品生產者，而鄉村農民遭受地主殘酷剝削，為負擔高額佃租及其他剝削，必須從事副業生產，因而長期保持農業和手工業的結合，許多流通市場的商品就是這種家庭農業和手工業結合的產物。明代各地出現星羅棋布的鄉村集市，也更助長了農業與手工業的結合，適應於分散的商品生產。在這種場合下，商人要蒐集大量的商品和物資，可以不必自己去直接控制生產機構，以加工的形式出賣商品，而可以利用無數的大小墟場組織，來達到集中商品的目的。這樣，明代的絕大部分商品流通都是通過牙行進行的，許多著名的工商城市如揚州、蘇州、臨清等，各種牙行有數十家甚至數百家。明代的商人們便是通過這種牙行，進行不等價的交換，榨取直接生產者。
與高利貸和土地所有權相結合
明代商業資本的一個特點，是與高利貸和土地所有權相結合。如徽州商人在其經濟活動中，典當業占有重要地位，是僅次於鹽的一種主要行業，他們經營的質庫、當鋪，遍布各地，並以此盤剝重息，累積財富。明代商人還將高利貸資本直接地深入到手工業和農業生產中去。如粵商經營糖房業，春以糖本分與蔗農,冬收其利。河南、江蘇各地農村,商人春出母錢貸下戶，秋倍收子錢。江西、浙江的商人更是將高利貸的觸角，伸向雲南、四川等邊疆鄉村。他們普遍通過高利貸手段以及其他各種辦法掠奪土地。如山陝商人，多以開中積穀，墾闢邊疆起家，有藏粟數百萬石者。江西商人在湖廣地區憑藉其雄厚的財力，圍波築堤，捍水為田，占有肥沃的土地。嘉靖年間號稱天下巨富的無錫鄒望、安國二家,既是大商人,又是大地主。徽商吳榮諒買田於桐廬，20年間而致巨萬。至於一般的小商人,因其多來自農村,稍有積蓄,便相率歸里養老,將商業累積起來的資金投放到土地上去，以地租、利息、商業諸方面的結合，直接榨取農村生產者。商業資本與商利貸資本和土地所有權相結合，顯然阻礙了商業資本的進一步發展。
作用
商業資本畢竟是和自然經濟相對立的，明代商業資本的發展，也有促進小商品生產的作用，有走向和產業相結合的端倪。如徽州有些商人投資於東南某些山區的礦冶業，組織了較大規模的生產，動逾千人。江西以及其他地方商人在景德鎮經營窯瓷的生產，其民繁富，甲於一省。其他如造紙、絲織等行業，也都有商人投資。這都說明了明代商業資本在其發展道路上出現了新的因素。不過，在封建勢力的壓抑下以及其自身的弱點的作用下，這種因素的出現是十分緩慢而又脆弱的。
局限性
明代中國由於封建專制加強，限制了商人資本的轉型，而作為商人資本自身也沒有擺脫封建束縛主動實現轉型；明代的商人資本往往是與封建政權和土地結合在一起的，通過三者的緊密結合，才能獲取利潤最大化；明代商人資本沒有形成一種獨立的政治力量，他們是與封建國家鄉紳力量相互信賴而生存的，其商業資本不可能轉化成工業資本或產業資本，也不可能推動技術創新，最終使中國在明代喪失了工業革命的大好時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