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簡介
1966年中國掀起“文化大革命”，學校停課，城鎮中學生先“鬧革命”當紅衛兵，後被下放到農村去。據統計，1968至1980年間的下鄉人數，大約有1700萬。這場有組織的大規模人口遷移，是一場徹底的政治運動，名為“上山下鄉運動”，在世界或在中國來看，都是史無前例的。這場運動對整整這一代城鎮青年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不僅打亂了他們的生活秩序，使他們失去了受教育的機會，而且影響他們的家庭，以及整個城市社會，甚至農村社會。這整一代人可以被稱作“失落的一代”。
本書揭示了發起這場運動的領導人公開或隱蔽的動機，與他們為達到目的所使用的手法，同時分析了他們的這些決定在整個社會上所引致的後果。本書也探討了下鄉運動進行了20多年(包括“文化大革命”前小規模的運動)，為何會在1980年突然壽終正寢，並且研究了這場運動在中國社會、政治及經濟上留下了什麼印記，以及它在中國當代歷史上應該占一個什麼位置。
作者簡介
潘鳴嘯潘鳴嘯(MichelBonnin)，法國漢學家，在巴黎獲哲學學士、中國語言與文化學碩士及歷史學博士學位，現於法國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教授中國當代史。主要研究範圍為當代中國社會的各種問題：民主運動、就業、民工等，並對中國政治制度進行探討。早在20世紀70年代，即開始進行有關中國知青上山下鄉運動的研究，在多種法文或中文刊物上發表論文。20世紀90年代初，出任在香港成立並由法國政府資助的法國當代中國研究中心主任，創辦雜誌《神州展望》法語版及英語版。
目錄
引言
幾個詞語的詮釋
運動提出的幾個問題
研究的資料來源
直接的資料來源
間接的資料來源
第一部分 動機
第一章 意識形態動機
培養革命接班人
對知識青年進行再教育
縮小“三大差別”
第二章 政治動機
降伏紅衛兵
加強毛澤東的“魅力領袖”式威權
第三章 社會經濟動機
積極的動機：發展農村及邊疆地區
消極的動機：解決城市就業及人口過剩的問題
第二部分 上山下鄉運動的始與終：下放知青政策的演變
第四章 掌管實務的領導與意識形態領袖：前奏(1955～1966)與插曲(1966～1968)
低調的開端
“大躍進”失敗後的加速進行
制度化及長期計畫化
矛盾及保留態度
“文化大革命”：下鄉中斷與自發回城潮
第五章 大規模的民眾運動：1968～1976
浩浩蕩蕩的上山下鄉大軍出發了：1968～1969
大潮中的低潮：1970～1972
運動的重整及重新發動：1973～1976
第六章 末日的必然來臨：1977～1980
1977：華國鋒無能為力的繼承願望
1978：從猶豫不定到有限的再確定
1978年底～1979年底：民眾的抵制與政府的堅持
1980：運動終結
1979～1980：回城及就業問題
恢復聯考：部分知青的救命稻草
第七章 上山下鄉運動陰影下的20世紀80年代
知青辦銷聲匿跡與經費清理問題
將“留在沙灘上的小蝦”安頓在當地
再來一次下鄉運動？
如何計算插隊知青的工齡
第三部分 上山下鄉生活實錄
第八章 沉重的啟程
動員工作
選擇下鄉地點
載歌載舞伴以哭天抹淚的啟程
第九章 物質困難及精神困頓
難以適應農村生活條件
難以融入農村社會
群組的社會身份及認同問題
個人的發展與前途問題
第四部分社會上的抵制
第十章 社會控制制度
第十一章 消極抵制及其結果
異端言行，違法亂紀及另類文化
各自逃命及其後果
第十二章 公開抵抗
一個時代終結帶來的震盪
1978～1979：當權者與社會的較量
第五部分總結：歷史上的“運動”
失落的一代第十三章 社會經濟方面的總結
減輕城市壓力問題
農村的發展，縮小城鄉差別
第十四章 政治及意識形態方面的總結
作為政治賭注的下鄉運動
意識形態上準備達到的目的
結論
經濟發展計畫的一部分還是一場政治運動？
國際間的追隨者及同行者
上山下鄉運動與魅力權威的局限性
烏托邦思想的告終，社會力量的再生
參考文獻
文摘
上山下鄉1969年春，絕大多數“老三屆”畢業生的安置工作完成。嚴格意義上的文化革命也結束了，因為九大的任務是建立新秩序及重組新的全心效忠（至少表面上是）偉大領袖的領導班子。5月，《人民日報》欣喜地宣稱：在中國的每個公社和每個農場都有知識分子在進行自我改造。然而不久，安置1969年屆畢業生下鄉的動員工作大張旗鼓地展開了。1968年，有一部分學生還能受益於“四個面向”的政策，倖免下鄉的厄運，可是1969年畢業的就很少能避免得了。那時，很多地方的辦事原則是“一片紅”政策，就是說除了少數應徵入伍的可享有特權，其餘的畢業生全部都無例外地必須下鄉。“四個面向”的政策到安置1970年屆畢業生時，才又再奏效[多次訪談記錄。《上海經濟1949-1982》，頁87。]。
正像我們下面談到的，“老三屆”[“老三屆”有時也稱作“老六屆”，因為國中、高中各有三屆學生，見《青年一代》，1984年6月，頁36。]畢業生過去現在都有強烈的歸屬感。知青中只有他們享有一個特殊的稱號。其實，他們是新下鄉運動的參加者，也是文化革命前最後一批接受了比較完整的中學教育的學生。照毛的說法，那是“修正主義”教育，儘管如此，比起隨後的12年，這種教育達到的水平還是相當高的。P.104這些“老三屆”們在農村有時跟與他們同年畢業的大學“畢業生”相聚，他們的遭遇相似，多年間在一起同甘苦共命運。以毛的觀點來看，大學生比初高中學生還“臭”，因為他們念的書多。不過，通常不把他們列入“老三屆”。有關知青的統計數字一般不包括他們。事實上，他們的身份是不太一樣。儘管毛再不願意將他們直接分配到幹部的職位上去，但不管他們在什麼地方，依然有幸可以享有國家發給的固定工資。特別是，比起真正的知青，他們有更多機會在幾年之後被調往城鎮的工作崗位而成為幹部。這些年青人有另外一個不太為人熟悉的稱號：“老五屆”，因為他們是最後一批在1965年進入大學的，而在1966-1970年間被宣布“畢業了”[他們的學習期限通常是三四年，但由於文化革命期間停了課，所以推遲了畢業。雖然他們的命運沒有“老三屆”那么悲慘，不過他們一般也都經歷過混亂時期，走過曲折困難的道路。——（失落的一代 下鄉的和留城的）
評論
它解封了那段塵封多年的歷史往事，儘管現在我們可能會從大人那裡聽到一些零星回憶，這段歷史所摻雜的厚重的時代色彩。——噹噹讀書
在這本書無所不在的對具體的人、具體的事的細節講述當中，讀者一定可以體會得到：如果不是字裡行間那種深切的人文關懷，還有什麼會成為支撐一個人花去生命中最具充沛精力的三十多年時間，持續地去研究地球另一端和自己切身利益毫不相關的一群人的命運的理由呢？——噹噹讀書
